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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尼系数高冲 以权谋私泛滥 房叔房嫂房妹多如狼毛 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3-01-19

 

马建堂:基尼系数高 收入差距较大

  2003年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首次公布,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得益惠民措施基尼系数有所回落

  【名词解释】

  基尼系数

  用于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数值越大,说明收入差距越大。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新京报讯(记者 蒋彦鑫)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昨日在发布会上,首次公布了10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马建堂表示,这一数据“反映出收入差距还是比较大”。

  自2008年起逐年回落

  这也是统计局首次公布这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用于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数值越大,说明收入差距越大。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公布的数据显示,除2004年出现下降外,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基尼系数一路走高,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此后中国的基尼系数开始逐年下降。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全球基尼系数平均为0.44。

  昨日,在发布会上,马建堂表示,数据说明了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的紧迫性,“因为0.47到0.49之间的基尼系数不算低。”在答记者问环节,马建堂再次表示,“0.49-0.47的基尼系数,反映出收入差距还是比较大。”

  马建堂也指出,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随着各级政府采取了惠民生的若干强有力的措施,中国的基尼系数逐步有所回落。

  行业间差距超4倍

  马建堂表示,“城乡差距大概有3倍。按照城镇工资统计,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大概有4倍以上的差距。按照我提供给大家的数据,大家可以算出来,居民收入五等份的收入差距还是不算小。”

  同时,马建堂强调说,要科学地、客观地、理性地分析中国的收入差距。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科学的、理性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与民间统计差距大

  此前,西南财经大学公布的一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

  对于数据为何存在差异,马建堂解释说,无论官方统计还是民间调查,都需要建立科学的统计制度,规范的抽样方法,适量的、妥当的样本数目,以及严谨的发布态度。

  马建堂表示,世界银行计算的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与统计局的数据接近,后者数据还略高一些。他举例说,世界银行测算的中国基尼系数2008年是0.474。而昨日马建堂公布的中国2008年基尼系数为0.491。

  ■ 现场

  数据公布准备了两年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统计局曾于2000年公布中国基尼系数为0.412,之后未见官方数据发布。

  昨日马建堂表示,“经过近两年的准备,中国对原有的城乡分开的住户调查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从去年12月1日开始,全国40万户居民已经按照全国统一的城乡可比的统计标准、指标体系进行记账。根据这个新的全国统一城乡可比的统计标准分类口径,我们对历史的分城乡的老口径的住户基础资料,特别是收入资料,进行了整理、计算,然后得出2003年到2011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

  同时,马建堂还指出,2003年到2011年基尼系数,是按照新标准、新口径、老资料计算出来的,不排除2013年会按照新标准取得的新数据,对这些历史数据进行适当修订。不过,是否修订,目前还没有定论。

  ■ 分析

  “公布样本可信度会更高”

  如何看待此次统计局发布的基尼系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表示,必须要看抽样调查的方法、原始数据、测算方法。只有这些都一致的情况下,相互对比才有意义。

  刘元春表示,统计局在公布数字的同时,如果能公布样本和原始数据,会显得更有可信度和科学性。

  对于统计局与西南财大公布数据的不一致,刘元春认为,可能西南财大的样本要少一些,“如果大样本抽1000户,假如这里面有一个亿万富翁,一下子就把基尼系数拉高了。”

  刘元春介绍,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2左右,一些非洲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5左右,甚至达到0.6。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还不到0.5,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收入差距较大,同时也说明政府采取的一些民生和扶贫措施,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人口】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下降

  昨日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首次出现下降,绝对数减少了345万人。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发布会上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并建议媒体关注此数据。

  人口红利消失?

  数据显示,到去年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13.5404亿人,其中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亿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上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

  马建堂表示,这是相当长时期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要高度重视”。他补充说,人口和劳动力的供给波动变化是非常长期的,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至少在2030年以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应该是稳步地、逐步地有所减少。

  对于是否对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感到忧虑,马建堂表示“不否认”。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这样一个变化,是不是意味着多少年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应该说有争论。”马建堂说,“尽管在稳步下降,但是总量依然很大,总量依然有9亿多的劳动力,这仍然是中国最大的一个资源优势。”

  根据新形势研究人口政策

  对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马建堂表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用30年左右时间,少生了一两亿人,对推动中国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经过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以后,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供应格局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也是一个初步的。根据这个变化,我们要在坚持计划生育政策这个国策的同时,根据新形势的变化,研究适当的科学的人口政策也是很必要的。”马建堂说。

  从城乡结构看,在去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后,今年城镇人口继续增多。

  数据显示,城镇人口7.1182亿人,比上年末增加210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2.57%。人户分离人口达2.79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36亿人,比上年末增加669万人。

  【收入】 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跑赢”GDP

  昨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6%,增速比上年加快1.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917元,扣除价格因素实增10.7%,比上年回落0.7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双双跑赢GDP,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第三年超过了城镇居民。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元春此前表示,按照十八大提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未来几年居民收入的名义增速应该保持在10%以上,才可以保证实际收入实现10年倍增。

  2008年至2011年,中国GDP分别为9.6%、9.2%、10.4%、9.2%,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为8.4%、9.8%、7.8%、8.4%,呈现反向增长。

  数据显示,2012年前11月全国财政收入累计10.89万亿元,同比增11.9%,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4.9个百分点。

    [新京报]

经济学家评统计局基尼系数:童话都不敢这么写

  国家统计局发布2012年“国家年报”

  多项经济数据下滑

  祖国放慢脚步,在等她的人民

  中国官方昨天直面基尼系数,一口气公布了过去10年数据,并就诸多相关问题给出回答。

  不过,对于这份迟到多年的官方数据,民间似乎并不买账。数据称2008年以来中国基尼系数逐年回落,引来微博上一片哗然,知名经济学家许小年也感慨:连童话都不敢这么写。

  国家统计局为何一口气发布十年基尼系数?中国贫富差距现状究竟如何?为什么官方数据与民间感受会有落差?收入分配改革制度究竟何时出台?

  GDP

  “保8”到“破8” 经济快车降速

  2012年GDP总量近52万亿元 同比增长7.8% 增幅创13年来新低

  “十二五”中国不再“保8”,也是为了等一等你我:希望收入年年跑赢GDP

  劳动力

  减少345万人 总量首次下降

  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消失?

  统计局建议研究科学的人口政策,也是为了等一等你我:20年后会怎样?

  统计局:2008年以来基尼系数持续回落 民间吐槽——

  连童话都不敢这么写

  基尼系数10年不公开,今朝全发布

  可能是为收入分配改革造势,也是为了等一等你我:何时钱袋子能更鼓?

  官方数据

  基尼系数2008年最高,之后持续回落

  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然后逐步回落,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

  这一数据在昨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由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发布。

  官方基尼系数数据说明了什么?马建堂表达了两点看法。第一,0.47到0.49之间的基尼系数反映收入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说明了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的紧迫性;第二,从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后,随着各级政府采取惠民生的若干强有力措施,中国基尼系数逐步有所回落。

  民间数据为何落差大

  “民间发布数据需要严谨”

  西南财经大学不久前发布的一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

  民间数据为何与统计局掌握的数据有这么大的差距?

  马建堂称,规范的民间调查,应该是官方统计的重要的、有益的补充。“但无论是官方统计还是民间调查,我们都需要建立一个科学的统计制度,都需要一个规范的抽样方法,都需要一个适量的、妥当的样本数目,都需要一个严谨的发布态度。”

  中国贫富差距现状

  表面账

  人均收入差5倍

  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565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917元,前者是后者的3.1倍。按五等份收入分组,城镇最高收入组人均为51456元,最低收入组人均为10354元,前者是后者的近5倍。

  隐性收入

  80%财富为

  20%富人所有

  为何官方数据与民间数据、民间感受相距甚远?有分析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存在隐性收入。

  有统计显示,2008年中国隐性收入是9.3万亿元,其中80%为最高收入人群的20%所有。这部分财富是否能进入官方视野,会直接影响统计结果。

  微言堂

  @许小年(知名经济学家):记者来电,要我评论今天发布的宏观经济数据。假数真评,我有病?那个基尼系数用郑渊洁的话说,“连童话都不敢这么写”。

  @上海老顽童吴德余(注册经济管理师):基尼系数2000年就超过了0.4的警戒线,一度还曾逼近0.6。今天,改革呼声日见高涨,但分配改革制度迟迟不见,这个时间点上,基尼系数被低估,倒颇耐人玩味。

  @新京报评论:国家统计局终于公布了近年来中国基尼系数,2012年为0.474,已超0.4的国际标准警戒线。但有专家称我国可以打国情折扣,0.45也算安全,因为“农村居民对城乡差异、收入分配不公的承受能力较强”。这是什么逻辑?何况即便打折也超标了,统计部门又怎样解释?

  @李剑宏(知名学者):这个数据匪夷所思。计算标准是什么?如果是以理论上的工资收入为依据,却不能将隐性收入列入参考,不将中国特权腐败阶层计算在内,基尼系数为0.1,又能说明什么?贫富分化在中国更多地体现于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和挥霍公款上。

    [新浪网-大河网]

中国基尼系数十年超警戒线 远低民间数据遭质疑

  多年来饱受多方关注和争议的官方全国基尼系数,昨日终于揭开神秘面纱。

  在18日上午举行的201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一口气公布了从2003年到2012年的基尼系数。其中,2012年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74。过去10年,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最高值0.4910,随后开始逐步回落。10年间,基尼系数全部高于0.4。

  所谓基尼系数,是用于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数值在0和1之间,基尼系数越大,说明居民收入差距越大。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即0.4是国际公认警戒线。

  “0.47到0.49之间的基尼系数不算低。”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昨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坦言。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昨日公布的基尼系数是按照新标准、新口径、老资料计算出来的,因此国家统计局表示,不排除2013年会按照新标准取得的新数据,对这些历史数据进行适当修订。

  “但是,到底修订不修订,修订多少,我现在还没法说,因为2013年的收入数据要到明年这个时候才能有。”马建堂表示。

  制作细节尚不清晰

  公开资料显示,2000年国家统计局曾发布过迄今为止仅有的一个全国基尼系数——0.412。但由于这一数据根据城乡居民住户调查收支分组资料估算得出,因此有观点认为昨日才是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基尼系数。

  国家统计局此前则公开承认,其仅公布农村居民纯收入基尼系数,2011年该系数为0.3897。事实上,在2012年“两会”上,关于国家统计局为何不公布全国基尼系数的质疑曾一度达到高潮,而当时马建堂对此也给出了解释:缺乏全国统一的城乡可比的住户调查制度。

  “基尼系数的计算,需要知道全国居民的收入是多少,分等份的收入是多少。过去城乡分开的住户调查,只有分城乡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没有全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可比的同样指标的城乡居民的收入。”马建堂昨日再次提及这一点。

  不过,从去年12月1日开始,全国统一的城乡可比的住户调查制度开始实行,40万户居民已经按照全国统一的城乡可比的统计标准、指标体系进行记账。由此,基尼系数得以正式出炉。

  国家统计局称,根据新的全国统一城乡可比的统计标准分类口径,对历史的分城乡的老口径的住户基础资料,特别是收入资料,进行了整理、计算,然后得出2003年到2011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

  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是0.479,2004年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然后逐步回落,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

  不过,国家统计局昨日并没有对“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可比的同样指标的城乡居民的收入”等核心指标给出解释。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指标解释,所谓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指被调查的城镇居民家庭在支付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及其他经常性转移支出后所余下的实际收入。而所谓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是指农村常住居民家庭总收入中,扣除从事生产和非生产经营费用支出、缴纳税款和上交承包集体任务金额以后剩余的,可直接用于进行生产性、非生产性建设投资、生活消费和积蓄的那一部分收入。

  不过,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中可能同时包含财产性收入。公开资料显示,马建堂曾在2012年3月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小组讨论中提到,过去用手机衡量收入水平,现在手机变得很普通。“现在最好是用住宅数据来调整、修正收入数据。”

  明显低于民间基尼系数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一公布,当场便再次引起了质疑——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477,远低于去年12月9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0.61。

  对此,马建堂昨日回应称,“无论官方统计还是民间调查,都应该是统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规范的民间调查是官方统计的重要的、有益的补充。无论是官方统计,还是民间调查,我们都需要建立一个科学的统计制度,都需要一个规范的抽样方法,都需要一个适量的、妥当的样本数目,都需要一个严谨的发布态度。至于中国基尼系数哪个高、哪个低,哪个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不想做具体的评论。可以举几个国家的例子,大家自己比一比、看一看。”

  马建堂称,2009年,阿根廷0.46、巴西0.55、俄罗斯0.40,墨西哥2008年的基尼系数是0.48、印度2005年的基尼系数是0.33,世界银行测算的中国基尼系数2008年是0.474。

  马建堂随后指出“研究中国的收入差异,有两个基本的事实,想在这里强调一下。”一是中国农民是一个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和土地占有情况?基本上是一个以承包制为基础的土地占有相对比较平均的农业生产方式,都有自己的承包地,但不多。在这种基础上,农村居民的收入一定会和土地制度有关系。即中国农民的土地占有差异不大。另一个是,中国城镇就业人口大数是3.7亿,很多在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里的收入差距不能说很大。

  对于官方和民间基尼系数之争,早报记者昨日采访的学者则另有一番看法。

  在谈到为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与民间机构调查的数据存在显著差距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而与民间的一些调查统计不同的是,官方的统计数据有相当程度的遗漏:一是样本的遗漏,高收入居民的一部分收入可能没有如实地反映在调查数据里,这部分主要涉及的就是高收入居民的灰色收入。如果能够把这部分灰色收入考虑进来,实际的居民收入差距还会比官方调查的数据更大。”

  而根据王小鲁在2010年发布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报告,2008年,中国居民的“隐性收入”为9.3万亿元,其中“灰色收入”为5.4万亿元。

    [东方网-央视网]

基尼系数“严峻”,下一步该怎么办

  当前,基尼系数已经出来了,能不能明确提出2020年基尼系数下降到0.4以下的目标?

  昨天(1月18日),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了我国2003至2012年基尼系数,无疑是个进步。基尼系数是衡量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介于0和1,数值越高,收入分配越不平等。过去10年来,我国在基尼系数上缺乏权威数据,这带来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政府不公布基尼系数,容易被人误认为是要回避收入分配差距的现实;另一方面,政府不公布,研究机构会公布,造成数据的混乱。

  从数据看,2012年0.474的基尼系数,表明收入分配差距巨大;从趋势看,从2003到2008年,基尼系数逐年提高;而2009-2012年,则有所下降。尽管在数据质量上受到一些专家质疑,但至少可以有两个方面的效果:第一,可以对收入分配现状有一个量化的指标,进而对收入分配作出更清晰的判断;第二,公布基尼系数,也是直面问题的一个开始,各方讨论收入分配改革就有一个共同的起点,有助于形成收入分配的改革共识。

  在收入分配差距最后的面纱被揭开后,下一步的重点就是如何尽快破题收入分配改革。正如统计局马建堂局长答记者问时提到的,“一手抓科学发展,把我们的蛋糕做得更大,另一手狠抓收入分配,把我们的蛋糕分得更好”。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关键是要在以下几个基本问题上取得突破:

  第一,明确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目标。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城乡人均收入倍增的目标,这是一个平均量的目标,需要进一步明确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

  当前,基尼系数已经出来了,能不能明确提出2020年基尼系数下降到0.4以下的目标?如果这个目标有困难,至少下降到0.42左右;这意味着基尼系数每年要下降0.01-0.006,比2009-2012年每年下降0.004速度要快很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如果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实现无水分倍增,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到0.4,那才是真正惠及全民的小康。

  第二,明确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任务。比如,首先,尽快建立以官员财产公开为重点的收入分配改革的基础制度,先把10万亿元级别的灰色收入规范化,使建立有效的收入分配秩序成为可能。其次,建立起有效的工资协调谈判机制,使劳动力随着关系的变化,能够更加充分地享受到增长的好处;再者,总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相当多的研究表明,当前再分配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没有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而且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这个格局需要尽快改变。

  第三,明确收入分配改革的攻坚点。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对现有利益的调整,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有没有胆量和决心触动既得利益,有没有政治智慧打破现有利益格局,决定了收入分配改革能否取得突破。

  基尼系数公布,不回避而直面问题,是解决问题的重要一步,但更重要的在于采取扎扎实实的措施,尽快取得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使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民。

    [新京报]

基尼系数铺路收入分配改革“收入改革方案近期难出台”

  早报记者 陈月石

  中国终于给出了官方基尼系数。那么,国家统计局为何选在此时给出官方基尼系数?

  对此,昨日多位接受早报记者采访的专家都认为,官方此时公布数据既有调查方法成熟的原因,但另一方面,从已经公布的基尼系数看,中国收入差距问题相当严峻,官方公布数据反映出国家正对收入分配问题更加重视,可能是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做铺垫。

  或为铺路收入分配改革

  “公布数据反映出国家现在对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更加重视。因为无论要怎么解决,首先都需要搞清情况、面对问题。现在公布出来比不公布好。”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昨日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在昨日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官方基尼系数的推出可能是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做铺垫。

  事实上,新华社昨日的一篇稿件也提及了类似观点。

  根据新华社提供的资料, “中央高度重视收入分配改革,并且在近年来采取了连续提高最低工资和企业养老金标准、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和起征点、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等措施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例如,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最近三年来有所缩小。”

  而马建堂昨日也透露,“国家统计局将根据十八大精神,对小康监测指标进行完善,增加包括基尼系数在内的一些民生指标。”

  “不要挤压企业的利益”

  不过,虽然能够感受到决策层面对于收入分配的重视,但收入分配格局调整进度与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差距显而易见,收入分配改革的总体方案一直未能出台。而早报记者昨日则从一位知情人士处了解到,“从各方渠道了解,近期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还出不来。”

  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已经多次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提及。“明显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是“十二五”规划纲要勾勒出的针对不同群体收入分配关系调整的政策取向。

  不过,前述人士表示,目前“提低”很困难。“企业本身给出的工资是市场决定的,最近几年随着劳动合同法实施,社保的逐步完善和落实,劳动力的成本不断提高,再加上实体经济不景气、出口疲软,企业的生存已经很困难了,‘提低’没法进行。”

  “除非通过财政政策对企业进行减税,留出空间让企业提高工资;或是政府直接减少个人所得税,提升起征点。”

  同时,目前比较现实能做的就是“限高”,但是又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既得利益集团,比如说国企,通过种种证据证明他们的收入是合理的。”

  那么,该如何解决收入分配不均难题?

  前述人士建议,首先要弄清楚一个误区。“最近有一种观点是,财政收入的增长超过了GDP的增长,居民收入的增长也超过了GDP增速,是一个‘双赢’的现象,但这是一个误区,三者是互相博弈的关系,最终挤压到的是企业的利益。”

  “劳动收入还是基本要由劳动力市场来决定,收入的提高关键要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加强培训、增加竞争特别是企业的竞争等都是有效的途径,而过度的政府干预实际上把人家的饭碗给端走了。”

  马建堂昨日也描绘了下一步的收入分配蓝图。“正确处理市场与效率、发展与分配的关系,一手抓科学发展,把我们的蛋糕做得更大,另一手狠抓收入分配,把我们的蛋糕分得更好,从而使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候,不只是我们居民人均收入和GDP翻了一番,而且我们的分配要分得更好,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力争要增加得更多一些。”马建堂称。

    [东方网-东方早报]

媒体称多地官员紧急抛售房产 去年国庆714人外逃

1月17日,受安徽某市有关部门所托,刚刚帮助其开设了个人住房信息系统科研课题的一位大学教授表示,个人住房信息系统的录入工作是个“高危”工种,有关部门“政治觉悟”较高的官员都不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

对于一个把数据、文字和图片信息录入到电脑的简单任务,为什么会不接呢?该教授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委婉地说:“所以最优化的解决方案就是委托高校帮忙做个课题报上去,拨点经费下来,找些勤工俭学的学生去干活。这样一来,又有科研成果,又有工作成果,自己也不用担泄密的风险了。”

2012年12月25日,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年度工作会上传出消息,经国务院同意,住建部即将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管理的通知》。2013年,住建部将继续推进城镇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编制和实施好住房发展和建设规划,并开始考虑逐步扩大个人住房信息联网的覆盖范围,最终将联网覆盖到约500个内地地级城市。

个人住房信息系统是指住房建设一直在推进的一个住房信息联网工程,通过这一系统,可以查询到公民名下拥有的住房数量、地址、面积等信息。但实际上,这个系统早在纪检工作方面被推广,只不过对象是有级别的官员。

与此同时,从去年底开始,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房产抛售现象。如北京某房产中介发布的二手房挂牌信息中,位于北京海淀五棵松附近某小区的8套单价近7万元/平方米的豪宅一起挂牌出售,每套售价达1000多万元,房源标题为“8套市场难寻单位,户主统一放盘,政府优质资源”。该经纪人同时表示,这批房源的装修特别豪华,业主单位是附近某政府机关,由于某些原因不愿意公布房源装修情况的具体照片。

一位中介机构负责人表示,从去年11月开始,各地官员急于抛售房产的现象增多,这些房产往往是豪宅,一些一线城市的房产市价动辄千万。中介手中的房源仅仅是一部分,出于各种原因,一些房源还会委托给国有机构或者有熟人认识的机构,甚至委托专业代理人来全盘操作,自己自始至终都不会出面。

北京住建委网站的网签数据统计,2013年1月上半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总量为7940套,与去年1月同期的网签量相比大幅上涨了360%。据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统计,2013年1月份,北京二手房市场新增房源与2012年12月平均水平相比,上涨11%,其中成交单价在3.5万元/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占比达到了31%。

抛 售

有消息称,不久前,中纪委向中央通报“反腐败斗争工作的新动向”。并称去年11月中旬以来,大陆45个大中城市出现一股抛售豪华住宅、别墅等新动向,12月以来,抛售豪华住宅、别墅等情况继续扩大,更改物业业主情况数以百倍上升,状况空前,且部分业主为国家公职人员和国有企业高层。

这一说法得到接近中纪委人士证实,该人士直言,中纪委是向中央通报了中国的腐败局势,并根据中央部署进行来年的工作计划。

根据通报显示,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监察部统计,在抛售豪华住宅、别墅新动向中,出现若干极不正常情况:抛售住宅业主中60%持匿名、假名或以公司挂名;业主物业大多数空置或出租给亲属、朋友,没有租住合约;业主物业出售都要求出现现金交易,不经金融机构;业主物业出手都委托律师全权处理,业务在交易过程中不露面。

根据出售物业情况,匿名、假名物业业主均要求以现金交易及隐瞒其真实身份。经核查当年原始记录、账户资金往来、住宅地点等,出售物业的业主有一部分属于国家公职人员、国有企业高级管理层。

此外,通报还列出北京、天津、江苏、山东、上海、浙江、广东、福建、湖北9个省、直辖市党政、国家机关、部门高中级公职人员及家属提取外币的情况。其中最高为广东17.92亿元,最低为3.7亿元。

而在本报记者获取的部分通报显示,全国有11个地市抛售最严重,分别为南京、上海、杭州天津、沈阳、厦门、南京、福州、济南、广州、深圳、成都,其中官员抛售豪华住宅最厉害的是广州和上海,分别为4880套和4755套,福州和济南以1240套和1210套居末位。而别墅则以杭州412栋居首,天津112栋垫底。

而就上述通报,本报记者专门发函向中纪委方面求证,中纪委办公厅相关人士对此表示不予置评。他透露,1月19日召开第十八届中央纪律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该会议将总结2012年的中纪委工作以及安排2013年的反腐工作。

联 网

为什么各大城市会同时突然出现房产抛售的情况呢?

就在几个月前,广州“房叔”拥有21处房产的消息在网上疯传。事件主角广州番禺区纪委番禺分局政委蔡彬为正处级官员,月薪1万元,其与家人名下拥有21处房产,估值约4000万(经广州市纪委查实实际是22处)。“房叔”房产信息的泄露,导致具体经办住房信息系统登记查询业务的有关部门如坐针毡。广州房地产档案馆随后即称,“房叔”事件中泄露房产信息责任人已被撤离岗位并给予行政记过。

根据广州市纪委调查,信息是广州番禺区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的一名编外人员“受人所托,没有经过任何审批,违规查询房产信息,最后被别有用心的人在网络上发布”。

事件发生后,广州市房地产档案馆立即对系统及现行查询制度、流程进行分析,从加强人员管理教育、提升技术防控手段两方面入手进行整改,开展了警示教育和相关保密培训,且对个人住房信息系统进行升级改造,设置了严密的技术路径,只有在系统读取到权利人身份证信息后、或者由不同权限的复核人员在系统中逐级审批后才能启动个人住房信息查询。

住建部推进40个城市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立已有数年,该系统的设立初衷是联网后住建部可以对各城市的房地产交易、个人住房产权信息变更等进行实时监控,系统实时更新数据,同时在市场出现异动的情况下能够为制定和出台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提供依据。

然而,该系统的联网时间从2011年底改到2012年6月底,至今住建部仍未公布40座联网城市名单。记者了解到,目前仍有部分城市未全面完成住房信息历史档案数据的补录工作。

之所以进展缓慢,除了数据录入工作繁杂之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此期间遭遇了各地的无形阻力。在当时,公众关于系统反腐的呼声就不绝于耳。为了保障工作的顺利推进,上级政府不断向下级政府做各种许愿承诺。如广东承诺,住房信息数据只做数据统计、分析和汇总,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设置查询服务权限,要求各地“消除顾虑,积极主动按要求完成数据集中”。

而住建部部长姜伟新更曾向各地长官发愿,“只有市委书记、市长和住建部门负责人都同意,同时输入,才能把某一个人的住房信息调出来”;副部长齐骥曾提出,“部、省(区)集中的信息数据只做数据统计、分析和汇总,不提供查询服务,查询服务仍按现有的规定实行属地查询。各市县主管部门要消除顾虑,积极主动按要求上报数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副司长姜万荣也曾表示个人住房信息系统数据采集要“坚持安全第一”,要建立健全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实行信息系统使用、运行维护和管理人员实名制度,加强工作人员信息安全、保密责任的培训,加强信息系统用户身份认证和权限控制管理制度,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确保信息安全。

尽管如此,仍无法消除各地地方政府官员的焦虑,住建部官员被他们频繁问到“这个系统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这样的问题。

据了解,目前该信息系统早已实现从住建部查询各地已联网城市住房信息情况,但原则上只能由上级政府查询下级政府辖区信息,且不允许跨区查询。

触 雷

联网城市的不断扩大无疑给各地官员造成了一定的恐慌情绪,致使各地抛售房产的现象持续出现。“抛售说明了什么?他们听到了风声和信号。”接近中纪委人士直言,财产公示也是当下中央高层考虑的一个方案,在现阶段社会矛盾激烈尖锐的情况下,此方案可以适当缓和社会的不满。

而接受本报采访的多名地方纪委干部表示,上述住房信息系统全国联网这块,早在纪检工作方面已经铺开,国家纪检机关针对副省级干部住房、财产方面早就有全套联网资料,只是并没有对外公布,且在纪检系统内部还曾就此问题进行过探讨,后因涉及面甚广作罢。

北京市纪检监察学会人士表示,中纪委除北京外,其余地市均是对于副省级干部进行监督,此次住建系统全国联网后,也将进一步推动官员财产公示的步伐。

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表示,能真正做到公示的力度是值得支持的,但这其中也要注意保护社会群众的信息资料安全,不能外泄,也可以震慑那些腐败的官员。

事实上,早在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办发 [2010]16号)《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的通知,《规定》针对当前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规范了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制度。

接近中纪委人士表示,虽然在2000年时,中纪委办公厅曾就省部领导和地厅级干部子女、配偶从业问题下过中纪发[2000]4号文件和中纪发 [2000]14号文件进行摸底和清理,但效果甚微。“国家三令五申不允许领导子女、配偶经商和企业任职,但中国的事情都是存在变通的。”上述人士坦言,两份文件虽然对省部、地厅干部的子女、配偶在经商和外企就业等情况进行约束,但实际上假名、匿名的情况仍屡禁不绝。

此外,该人士还透露,仅2012年中秋和十一期间出境的公职人员有1100多人没有按时返回,其中714人确定为外逃。

长期以来,在中共的内部,只有官居副省级后,才能算为党内的高级干部,列为优秀候补人才序列。而国家监察部和中纪委以及中组部等对于副省级干部一直都有着完整资料和长期监督。

接近国家预防和腐败局人士称,每年1月31日,都要求省部、地厅干部根据规定对其家庭状况、身体状况、子女配偶从业收入等方面进行严格申报,并有相关部门进行核实。即便是辞职或卸任都还是要按要求进行申报。

“中央管的向中组部汇报,地方管的有地方人事组织部门进行审签转交。纪检机关和组织部门在干部监督和任用上,按干部管理权限,经一把手批准后才能调阅这个资料。”上述人士透露。

争 论

在中纪委内部存有两种争论,进行政改路线反腐还是推动官员财产公示。较前者而言,改革面太大,且容易影响稳定。而后者又牵涉利益面太广,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一直争论不休。

“中国制度反腐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权力结构改革的成功与否。”中纪委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此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现在处于惩防结合的制度反腐逐步探索阶段,必须要走政改特区路线,否则30多年的成果将功亏一篑。

“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为何不选一个比较适中的方案。”一位中纪委人士表示,相对比较尖锐的政改特区,内部还是倾向于官员财产公示,这样接受的范围和程度面都大。

一位全国人大官员表示,在人大内部也曾经讨论过相关议题,但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他还证实,中纪委、中办、中组部至12月中已经召见120多名现任高官打招呼,对话内容均为要求其家属停止抛售住宅、注销假名、匿名账号等。

据悉,中办和国办也曾就此下发过文件清理,国办发〔2012〕37号《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要求即封存假名、匿名、假冒公司企业账户,待有关部门验查。立即关闭、停业金融机构隶属的各类“地下钱庄”经营活动。

经济学者王小鲁、商务部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部副主任金柏松则认为高房价与“灰色收入”关系甚大。王小鲁此前发表的调查报告《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称,2008年全国“灰色收入”有5.4万亿元,而“其中2/3集中在10%的城镇最富裕家庭”。

此外,中纪委、监察部12月14日也下达通知:严令各地纪委、监察部、印监委及公安部门要按规定政策把好关,严惩以假名、匿名、假公司、企业进行非法、违法物业转售、出售等。严惩违规、违法提取各种货币、套汇及洗钱外流等活动。

上述中纪委的通报称,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大陆非法资金外流是4120亿美元,2011年达到6000亿美元,2012年估计已突破10000亿美元。2013年的非法资金外流规模将达到15000亿美元。(经济观察报)

    [腾讯网-南京报业网]

“房妹”是怎样“炼成”的

  2012年12月26日晚有微博爆料,一个户口在上海的20岁女孩是郑州市房管局领导的直系亲属,并在郑州有十余套经适房。

  28日,郑州市房管局辟谣称,该女孩并非与该局领导无任何关系,名下房产多为商铺,均非经适房。

  当时,我负责跟这个新闻。12月30日,我接到一个知情人士的深夜来电。

  对方称女孩是二七区房管局前局长的女儿,名下房产多是商铺。他讲述了翟振锋的各种事迹,包括实际操纵房地产公司开发多个经适房项目,获利数千万外加数十套房产;向十余位官员行贿,以获得项目;挪用3000万公款投资黄河公路大桥,事发后归还公款换得平安无事等。

  在挂电话前,这位知情人说:“记者同志,你们应该去好好调查一下,作为领导干部,翟振锋为什么会这样毫无顾忌地以权谋私?”

  放下电话,我就确定去郑州,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靠房吃房”的家族

  翟振锋在房管局8年,他的家人,不少成了“房叔、房婶、房哥、房嫂、房姐、房妹”。翟振锋是这个“经适房家族”的核心力量,妻子李淑萍是这个家族的实际“实权派”。

  借助这位知情人士帮助,我接触了多位和翟振锋有过商业合作的人士,和他公司里部分敢言的员工。从这些人讲述和提供的材料中,我慢慢勾勒出这个“靠房吃房”的“经适房家族”的轮廓。

  翟振锋是这个“经适房家族”的核心力量,他通过提交虚假报告等多种手段,将三个经适房项目纳入囊中。在具体的开发过程中,他不满足于“垂帘听政”,而是亲力亲为,参与计划制定,监督工程进展。以至于有不知情的员工最初还觉得二七区房管局局长“很敬业”,“对区里的经适房项目很关心”。

  翟振锋的妻子李淑萍是这个家族的“实权派”,2004年开发的“兰亭名苑”项目中,这位老板娘虽无“名分”,但经常坐镇公司,员工都十分惧怕她的“嚣张跋扈”,总经理和财务经理也听她差遣。等到2009年的南溪苑项目,她成为公司大股东及法人,全权掌控公司运营。

  翟振锋的儿子翟政宏则为父亲提供资金流转渠道,据多位知情人称,他名下的公司为兰亭名苑等多个项目赚到的资金走账。同时,翟政宏和他妹妹翟家慧还帮他们的父母分担了房产,他们名下各有十几套房产。

  翟振锋的妹夫和妻弟则分别担任过兰亭公司和一通公司的法人,但都是名义上的法人,公司的实际操控权仍在翟振锋及其妻手中。但二人也从项目中落得不少好处,包括部分房产。

  翟振锋的弟弟们另有公司,他们主要向翟振锋的数个经适房项目提供门、窗等各种设备。在做兰亭名苑项目时,因为提供的设备质量不达标,翟弟还曾一度被负责技术的工程师取消供货资格。

  虽然2011年郑州市纪委在调查翟振锋时曾得出结论称,翟振锋家庭自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一直经商(先后经营煤矿、造纸厂、房地产开发等),不能证实其拥有的多套房产购房资金来源违纪违法。

  但熟悉翟振锋的人都说,翟振锋做生意一直不顺,曾被人骗去不少钱,打了多年官司,而造纸厂一年曾赔了50万元,第二年就关了。翟振锋的亲属也并不富裕,是随着翟振锋做项目而发达起来。

  一位郑州市房产系统公务员说,翟振锋在房管局8年,他的家人,不少成了“房叔、房婶、房哥、房嫂、房姐、房妹”。

  “稳赚不赔”的生意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二七区房管局办公室主任,她直接告诉我,“二七区房管局啥职能也没有”,“翟局长当年工作很好,看不出有啥问题。”如果房管局没有任何职能,翟局长又如何操控这么多的经适房项目?

  整个采访并不顺利。在我四处采访碰壁时,网上关于《人民日报》记者连打民政部15次电话无果的帖子被热转,但民政部比起郑州市的政府机关,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郑州市的采访过程,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座中部省会城市政府某些部门对信息的封闭。无论是市房管局、市规划局、国土局、检察院还是二七区房管局、纪委、检察院,所有和翟振锋可能沾边的部门,只要去问,回答都是“我们不清楚情况”“领导不在”。

  郑州市很大,坐出租车一家一家跑完这些单位要足足两天,但到了这些单位,大部分时间是在办公室里一直等到对方说“我们下班了”。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二七区房管局办公室主任,她直接告诉我,“二七区房管局啥职能也没有”,“翟局长当年工作很好,看不出有啥问题。”

  我实在忍不住反问,如果房管局没有任何职能,翟局长又如何操控这么多的经适房项目?

  对方无言以对。

  事发之后,还竭力粉饰太平,隐瞒信息,更遑论事发之前了,媒体和公众根本无从得知更多的信息,又怎么谈得上监督?

  在翟振锋多个生意伙伴看来,翟振锋并不是个合格的生意人:他缺乏基本的契约精神,和合作协调的能力。

  一位生意伙伴抱怨说,翟总是对工程自作主张,不听工程师的意见,也不考虑别的大股东的意见。“他决定了,就下命令,搞得工程一团糟。”

  而另一位合作伙伴则看不惯翟克扣工程款和压缩原料成本的行为。“靠克扣工人工资和使用便宜的劣质材料是舍本逐末的行为,会给工程带来大麻烦,一个眼光稍微长远的开发商都不会这么做。”

  翟振锋对利益的追求到了很多人不理解的程度,他开发房产可以赚数千万,但还要倒卖经适房,每套赚取3万-5万元的中介费。尽管签订了合同,但他总是找理由从自己的合作伙伴那里索要更多的利益。尽管他资金充裕,但对施工的工程队的工程款总是能拖就拖,能赖就赖。

  但这些抨击翟振锋没有商业素质的人,却乐于和他合作,只因为,翟振锋“手里拿的项目稳赚不赔”。这令追求低风险,高利润的生意人趋之若鹜。

  这些项目就是“经适房项目”。

  “锦衣夜行”的权力

  我的一位公务员同学专程打电话询问我,如何才能获得利益,又避免像翟振锋一样落得被法律追究的下场。我说,你可以比翟振锋做得更隐蔽,更巧妙,但没人可以保证永远不会暴露。

  虽然翟振锋不是合格的生意人,但翟的合作伙伴都认为他在从政方面“有一套”。“翟振锋打通了区里、市里各方面的关系,拿项目办手续一路绿灯。”对于政府主导的经适房项目,大家都不认为这是商业项目,而将其看作“权力项目”。

  翟振锋的权力公开在外只是一个房管局局长,担负二七区住房制度改革、廉租住房审批管理、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等多项职责。但在暗处,翟振锋运用他的权力经营着复杂的关系网。

  也正是由于上下保护伞的遮风挡雨,令翟振锋多年来从事违法违纪的行为,毫无顾忌。他还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二胎,为一家四口办了双户口。

  这暗处夜行的权力,带给翟振锋一家财富和地位,而免受法律的制约和制裁。以至于去年11月媒体曝光翟振锋倒卖经适房后,相关部门仍没有对其进行任何调查。

  甚至在今年1月初,诸多媒体介入报道此事后,郑州市成立了专案组,市检察院一位工作人员还私下向记者们抱怨说,郑州市并不想再查此事,因为牵扯的人太多,一查就得罪人。

  这似乎可以回答最初那个知情人的疑问,为何翟振锋如此毫无顾忌地以权谋私。

  采访中和翟的熟人聊起翟去职之后的变化。其中一个说,翟去职后非但没有低调行事,还做了很多大家无法理解的事情。比如把跟随自己多年的亲信开除。以及拒绝支付工程款,工程经理要钱时,直接告诉对方“去告状吧,告也不怕”。

  这个熟人说,最初觉得不可思议,但大家讨论后觉得也有原因。翟振锋多年当一把手,说一不二,无论是二七区房管局的公务员还是合作的商人都对他毕恭毕敬。而失去权力后,许多人对他态度大变,而他还习惯于权力在手时的做派,仍要别人敬他怕他,矛盾之下,反而“变本加厉”。

  “权力真是麻醉剂。”这个熟人感慨道。

  1月12日,郑州市主要领导对此事作出“一查到底”的批示,1月13日,翟振锋被检察机关依法决定逮捕,并公布了初步调查结果。翟振锋事件告一段落。

  我的一位公务员同学看到新闻,专程打电话询问翟振锋的发家秘诀和出事原因。他问我,如何才能获得利益,又避免像翟振锋一样落得被法律追究的下场。

  我想了很久说,你可以比翟振锋做得更隐蔽,更巧妙,但没人可以保证永远不会暴露。

  □孔璞(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刊发“房妹”系列报道)

    [新京报]

应追查“双户口”背后的“户籍腐败”

  对于“双户口”问题,必须进行倒查,看看背后是否隐藏“户籍腐败”。同时,还应举一反三,对可能隐藏而未暴露“双户口”,展开进一步筛查。

  1月16日,原安徽省凤阳县公安局局长陶勇受贿、伪造居民身份证一案,在法院开庭审理。除了收受回扣和受贿,身为局长的陶勇竟然利用职权为自己伪造身份证,以方便“拿回扣”和隐匿财产。检察机关指控称,2011年2月,陶勇为了开设银行账户、收受回扣和将来隐匿房产的需要,提供其本人照片,并伪造自己的姓名、出生年龄等户籍信息,指使凤阳县公安局西泉派出所有关人员,以“章伟”的名字,帮助其办理了一张居民身份证。(《市场星报》1月18日)

  涉案官员及其亲属拥有“双户口”现象,已经屡见不鲜。拥有11套经适房的郑州“房妹”,一家人都是双户口。刚刚被披露的陕西神木“房姐”、该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龚爱爱,就拥有双户籍、双身份证。“双户口”的存在,使一些人成为特权公民,让他们在买房、贷款、交税、计生、社会福利等方面享受“双公民”待遇,并为一些官员逃避监管、违法乱纪,甚至出逃境外提供了方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6条,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因此,“双户口”的存在,是违法的,一旦发现,公安机关应当注销其一。实践中的“双户口”现象,有的是微机化管理之前的历史遗留问题,有的是由户籍管理中的疏漏或错讹造成的。对此,在历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公安部均部署开展户籍整顿工作,要求按照户口登记项目,逐人逐户逐项核对,一旦发现双重户口等问题,及时更正。

  而一些涉案官员及其亲属的“双户口”,显然是人为造成的,背后隐藏的是“户籍腐败”。根据公安部的《办理户口、居民身份证工作规范》,公安机关办理入户和签发身份证件,手续是相当严格的,而且人口管理已实现全国联网,普通人想弄虚作假几无可能。一些人之所以能办成,是因为公安机关出了“内鬼”,有人知法犯法,为这些人指点门路、打通关节。而凤阳公安局局长陶勇的例子,更显示出户口管理难以摆脱不正常的权力干预。

  因此,对于发现和暴露的“双户口”问题,决不能仅销户了事,必须进行倒查,看看背后是否隐藏“户籍腐败”。户口管理事关重大,即使是因工作疏忽造成失误,也应追究失职责任;如果是收人钱财、故意造假,则应追究受贿及伪造证件的法律责任。同时,还应举一反三,对可能隐藏未暴露“双户口”,展开进一步筛查。

  □毛立新(学者)

    [新京报]

“房姐”在京20多套房都从哪来的

毛建国

近日,有关陕西神木“房姐”的帖子在网上热传。帖文称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龚爱爱在京有20多套房产,总价值近10亿元;她还有另一个名为龚仙霞的身份证。记者调查发现,龚爱爱与龚仙霞确为一人。(1月18日《京华时报》)

神木“房姐”在京竟然有20多套房产,总价值近10亿元,这让诸多买不上房子的人情何以堪。

房多不是问题,来路正不正才是问题。“房姐”虽然出身官员,但也属于工薪阶层,按照正常逻辑,拥有几十套住房明显有问题。相关方面应该着重查明,“房姐”到底有多少套房,这些房到底是怎么来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

“房姐”的另一看点是户口多。神木“房姐”和郑州“房妹”一样,也拥有“双户口”。一个公民只能有一个户口,个别人为什么拥有“双户口”?1月18日有消息称,安徽凤阳县公安局原局长陶勇,竟然利用职权为自己伪造身份证,以方便“拿回扣”和隐匿财产。现实中,更多是因为腐败查出了“双户口”,换一个思路,能不能根据“双户口”,逆向追查腐败问题?相关方面既要查清,“房姐”“双户口”是怎么办来的,也要查清,办“双户口”的目的是什么。

根据已有的经验判断,“房姐”在北京拥有这么多房产,而且拥有“双户口”,肯定不正常。监管的一个目的,就是解析不正常,并且把不正常变成正常。既然事出反常,而且媒体已经查证了部分事实,那么相关方面就应该闻风而动、跟进调查,廓清“房姐”身上的浮云。

    [新华网]

住房资源分配不公 房产税及早亮剑

国家税务总局官员日前表示,税务总局、财政部等部门正在积极研究房产税扩大试点范围的方案,但目前要提出一个完善的方案还有难度。房地产业内人士认为,从长远来看,房产税势在必行,应该在基础性环节完成后再扩大试点范围。

近段时间,“房妹”、“房嫂”、“房婶”、“房叔”等标志性符号不断出现,说明住房资源的分配不公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不满。住房资源分配不公,有投资客通过市场手段投机获利,也有贪腐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谋求不当利益。不管是哪种情况,住房分配不公和大量闲置,都是社会资源的浪费。这种情况下,房产税需要及时亮剑。

占有房产越多,交税也应该越多,不仅符合房产税征税原则,也应该是房地产市场调控发力的方向。住房空置率过高,通过对拥有多套住房的人征收高额房产税,使得这部分住房资源能够释放和利用起来,对整个社会而言将意味着福利的增加。

例如有建议提到,“对所有权人自住的第一套住房全额免征以切实保障自住;对存量或增量的第二套住房拟征一定的房产税,对存量或增量的三套及以上住房课以重税并实行累进税率”。这样的建议从总体上看是积极可行的。

与此同时,房产税征税对象涉及千家万户,如果在方案设计和征收环节上考虑不周,则容易使房产税走样,不仅难以保证其应有功能的实现,而且可能引发新的社会不公。例如上述建议中对于第一套房和第二套房的认定,尚存在操作细节上的不确定性。住房面积有大小之分,位置有好坏之别,这在事实上形成了不同住房之间的巨大差异。如果简单征收,就容易引发社会不公。比如,张家在某市市中心有一套200平米的房子,每平米市价5万元,但因为是唯一住房,所以不用交税;李家在郊区有两套房子,各80平米,每平米1万元,则需要交税。与此同时,对于拥有多套住房的家庭来说,哪个是第一套,哪个是第二套、第三套,都需要合理的认定,否则就会引发各种争议,甚至显失公平。

西方国家征收房产税,一般采取价值评估的办法,根据地段、使用年限等多个因素确定房屋的价值,作为征税的基数。我国家庭数量众多,住房千差万别,一户一户地核实、评估,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成为房产税征缴的一项艰难挑战。

房产税能否打压房价?房产税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抑制房地产领域的奢侈性消费,在抑制房价方面恐难发挥更大作用。供求关系是决定房价高低的关键。我国一些大城市人口过于集中,住房刚性需求很大,同时宽松货币政策也容易放大住房需求。如果供求关系严重失衡,住房市场成为卖方市场,房产税负担很容易转嫁到买房人或租房人身上。假如这样的情况成为现实,则房产税的征缴将会加大社会不公。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我国是土地资源稀缺的国家,必须合理使用,不能在住房面积上相互攀比。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有利于引导购房者理性地选择居住面积适当的住房,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同时对于以往住房资源明显分配不公的现象进行必要的纠偏。因此,房产税在试点过程中需要尽快形成适合我国国情、具有可操作性的经验,同时避免由于设计和操作不当而产生新的社会不公。 (曾 涛

    [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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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南遇霾伏再达重度污染 周末降雪将降低雾霾浓度 防毒面具成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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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早上7点40分,市气象局发出“大雾黄色预警”,预警显示,城区南部个别地区能见度仅不到500米。环保专家介绍,京城雾霾散去后气温上升,前天本市的最高气温普遍上升到了2℃-3℃,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升到了3℃,为2013年最高气温的最高值,这样的天气形势下,大气环境稳定,不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因此市区空气质量在走下坡路,夜间京城雾霾愈加浓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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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霾在今天仍旧不会散去。昨天,市环保监测中心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的细颗粒物为255—275微克/立方米,而污染重的东南部地区则为270—290微克/立方米,仍为严重污染。预报显示,双休日京城将有降雪和小风,雾霾浓度会减轻,而下周则将有两次三四级北风,在大风的驱动下,京城空气质量将彻底好转。(记者王硕)

    [京华时报]

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官员不作为危害不比贪腐小

  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为了几张选票,为了不出事、不担责,甘当“太平官”,遇到矛盾绕着走,不愿得罪人,不敢去碰硬。从某种角度上说,这种不作为,对事业造成的危害不比贪污腐败小,是影响我们工作和事业的一大顽症。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就是要达到武装头脑、指导发展、鼓舞干劲的效果,为各项工作注入创新创造的源泉,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我们要高扬解放思想的大旗,在观念突围中开辟发展新境界;要坚定改革开放的决心,在制度创新中构筑发展新优势;要砥砺攻坚克难的勇气,在真抓实干中创造发展新业绩。

  要统筹协调各方利益,跳出局部利益的“小天地”,在大局下推进改革,着力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切实做到公平公正,更好地增进共识、减少改革阻力。改革既要敢于“破”,更要善于“立”,着力用创新的举措打通关键环节的制度障碍,尤其要围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大力推进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重点领域的制度创新,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和社会各方面的创造活力,不断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

  改革是发展的最大红利,是推动工作的最大动力,是我们的责任所系。安徽是改革开放的发源地,要以更大的气魄深化改革。也要看到,改革走到今天,跟过去大不一样了,过去搞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现在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触及的都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综合性越来越强,牵扯面越来越广。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既需要大刀阔斧的政治勇气,也需要统筹兼顾的政治智慧。我们要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加强制度层面的整体谋划,加快由单兵突击向全面系统转变,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制度体系。

  当前,随着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加之贫富差距拉大造成社会不满情绪增多,引发矛盾的触点多、燃点低。我们要善于做群众工作,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积极性,提高凝聚力量的本领,在团结奋进中增添发展新动力。我们要不断完善直接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制度,加强制度执行和落实,真正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要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最大追求,在群众企盼中把握工作重点,从群众意愿中权衡政策利弊,真正做到有利于群众的就干,不利于群众的坚决不干。尤其当政府行为和群众利益发生冲突时,一定要以群众利益为重,绝不能随意地以符合大多数群众利益为借口损害部分群众的具体利益。

  ——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日前在省委中心组理论学习会上说

  (记者 刘 杰 何 聪整理)

    [人民网-人民日报]

公款不是唐僧肉 中饱私囊必严惩

  新华网北京1月19日专电 题:公款不是唐僧肉 中饱私囊必严惩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 刘文昭

  “大闸蟹门”日前终于有了结果,浙江省公证处主任等三名干部因为滥用公款远赴阳澄湖吃大闸蟹,违规发放福利等问题被免职,同时违规发放的福利、补贴也被收回。

  把公款当做唐僧肉,胡吃海喝、中饱私囊可谓官场顽疾,很多官员抱着反正不是自己的钱,花多少都不心疼的心态,饭桌上是山珍海味无所不有,饭桌下尽享奢华之极,吃成了酒囊饭袋,留下了一身“职业病”。记者觉得一些官员这样做,无非是觉得行贿受贿违法,而吃吃喝喝,享受一下却无伤大雅,况且孝敬的对象常常是上级,下级向上级表“敬意”,领导也不会和自己过不去。

  但是,即使领导那里可以过得去,网友的眼里可揉不得沙子,桐乡市三位深通“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之精要的败德官员就被网友揪了出来,为了吃上正宗的大闸蟹,他们竟然远赴阳澄湖,且违规发放福利,把公家的钱笑纳进自己的“私囊”,落得个免职的下场也在意料之中。然而,三位官员落马,并不能打消记者心中的疑问,在黑暗中,还有多少硕鼠隐藏?

  要想遏制住把公款当做唐僧肉,大肆挥霍的现象,不能仅靠网友爆料,因为爆料再猛,总会有阳光照不到的角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记者觉得,相关部门如果能把公款大吃大喝等官场陋习尽早纳入法治进程,让财政支出更加透明,便于监督,让惩治滥用公款有法可依,无良官员对公款这份“唐僧肉”的垂涎肯定会有所收敛。若如此,滥用公款陋习的终结或许不远!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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