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中纪委通报国内豪宅抛售风潮 回应:报道不实
中广网北京1月25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近日有媒体称中纪委曾向中央“通报”去年11月中旬以来，中国45个大中城市出现抛售豪宅、别墅的一股风潮，12月以来抛售规模扩大，且部分业主为国家公职人员和国企高层。事实是否如此?
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媒体和网上都在传说中纪委曾经向中央汇报了去年11月中旬以来有抛售豪宅别墅的风潮，就这一问题记者专门致电中央纪委有关部门进行了求证，中央纪委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的回应是，这个报道是不实的。
首先根本没有过中纪委向中央通报房产有关问题的通报。其次负责人表示，这个消息有很多的措词，包括消息源都是不可靠的：如消息使用了中纪委向中央通报这样的词语，在现有体制下，中纪委作为中央的办事机构，它向中央领导高层是不能用通报这样的形式的，只能是汇报或者是报告。而且在整个文章中频繁使用了据接近中纪委的人士透露，这个消息来源不清。
另外接近中纪委人士这种提法在正规的新闻报道中也是不允许使用的，因为它没有明确的主称。而且接近到什么程度，是中纪委内部工作人员还是中纪委亲属，因此从这种种迹象来看，报道的消息源确实值得怀疑。
同时，中纪委工作人员也解释说，文中所提到的中纪委掌握中国45个大中城市出现抛售豪宅别墅的现象，根据我国有关规定，中纪委仅仅掌握官员自行申报的房产状况，2010年7月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颁布实施，其中对县处级副职以上级别的干部和大型国企领导班子成员，需要报告本人的婚姻变化、配偶、子女以及境外从业等事项，包括家庭收入、房产投资等事项，并且规定每年的1月31日前集中报告一次上一年度的事项，而对于他们在市场上房产交易，因为这是一种市场行为，中纪委无权也不可能掌握的。
[中广网]
媒体称北京公务员抛售房产系谣言
爆料人被调岗
住建部即将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管理的通知》
住建部将开始考虑逐步扩大个人住房信息联网的覆盖范围，最终将覆盖到500个地级城市
昨日，一则《北京“公务员房”抛售：随身带房本午夜签合同》新闻引起公众关注。但业内人士指出，从整体市场情况来看，无法证明官员大量抛售房产的情况，而记者实地采访中，也并未发现豪宅抛售情况。
8套“公务员房”正在抛售
22日，记者根据网上线索，以看房名义暗访麦田房产紫金长安店。
此前，麦田房产去年12月份在网站上发布的“8套市场难寻单位，户主统一放盘，政府优质资源”之中最后一套。该8处房源是位于北京海淀五棵松附近紫金长安小区，单价近7万元/平方米，每套售价都在千万以上。其中一套“急甩”房源面积为199平方米的四居豪宅，售价为1380万，单价为每平方米69346元。
在会议室内，两位“高级房产顾问”热情地向记者详细介绍了紫金长安小区的3套在售房源。据其介绍，该小区毗邻市建委，房产部分是山西等地生意人购买，部分是政府官员房产，其中一位业务人员向记者极力推荐一套257平方米的四居。
当记者特别问及有无200平方米左右、“急甩”的四居房源时，对方表示，该小区的房源极少，很长时间才出一套，当前并没有特别急卖的房源。随后，记者又以买家身份在紫金长安小区周边的链家地产、中原地产、我爱我家等房产中介打听房源信息，均未能听到所谓“8套政府优质资源”信息。
“连甩8套实在不可能！这几个月交易的都没有这么多，我们很清楚。”中原地产紫金长安店经理告诉记者。
不过，昨日网传一则《北京“公务员房”抛售：随身带房本午夜签合同》的新闻。报道中称，甩卖豪宅的“政府高官”“随身带产权证，随时签合同”。而消息中，业务人员所讲述的交易的房产，正是本报记者所调查的紫金长安小区的在售房源。
抛售怎么可能还涨价呢
“不符合情理。”北京中原地产研究部总监张大伟对记者表示。有过多年房产交易一线经验的张大伟对豪宅抛售的传闻提出了质疑：“一是抛售，抛售的特点是着急卖房，价格起码不会涨。但文中的房主还一直要求定金，并且要涨价，假如我是一个官员，贪污了一套房产，纪委要查我，本来1000万可以卖，我还非得1100万才卖出去？”张大伟说。
“二是官员本人深夜12点签约——无论你在什么时间签约，房产的名字都是你的，隐匿是没有用的。并不是说你卖了，以后就不知道是你的了。”张大伟继续分析。
张大伟认为疑点最大的地方，在于房产交易的数目。“紫金长安的一套房产就上千万，8套就得上亿，一个有这么多房产的官员级别肯定不会太低，一定不会亲自出面，而是会委托别人交易，没必要自己冒这个风险。本来想扔炸弹，结果把自己引爆了，没有这样的。除非这些官员抛售房产后移民，否则现金转移都很难。”
从房产交易的业务角度，张大伟也表示“不可理解”：“大家都知道，如果是市场价格100万的房子，有人要80万卖，我会向客户解释一下其中的原因，但是紫金长安的这套房产是在坐地涨价，我为什么要说它是一个‘公务员房’呢？如果我是业务员，跟您这么说，您敢买吗？因为你买到的不是一个便宜货，何必非要买高价的‘赃物’呢？”
“特别是对于买上千万房产的人，这种有问题的房产肯定不会轻易去碰的，交易过程中被冻结了怎么办？”张大伟说，“另外，所有的故事都是从一个业务员的口中讲出，疑点很多。”
贪官卖房，谁敢大张旗鼓地说呢
此前22日，记者就曾与在网上发布“公务员房”信息的柳姓员工联系时，该员工手机还能正常通话。
不过，“公务员房抛售”的消息昨天从网上传出后，柳姓员工的手机就始终关机，再也无法联系。据其同事介绍，该员工现并不在紫金长安店工作，已经于数日前调离。
昨日，记者以买家的名义再度与麦田房产紫金长安店的业务人员询问“公务员房”甩卖的实情。
“网上报道我也看了，是一个记者来看房，瞎聊的！”该中介员工说，“今天电话接了老鼻子去了，都问这套房产的情况。纯属忽悠，谁能信啊，整个小区统共没有几套房子，哪有8套！？”他笑着说。
而针对网传另一条“政府高官甩资金，长安中心位置楼王，199平方米四居室，奢华装修带车位，超价1400万”的信息，麦田房产紫金长安店员工明确告诉记者：这套房的业主“是影视公司做生意的”。据该员工介绍，这名房主有两套房，一套是紫金长安199平方米的四居室，另一套是同样五棵松附近的今日家园。
“当时房主是卖哪套都行，后来今日家园的房产先出手了，所以这套紫金长安的房子就可卖可不卖。我们死命和房主说，你卖了吧，我们帮你卖个高价，最后房主才答应出售，所以是这种情况下，才发了这个信息。”该业务员说了实情。
对于为何要“攒”这么一个局，该业务员对记者说了实话：“多少套房都是炒作的，这不国家反腐败查这么严嘛，这玩意儿谁敢大张旗鼓地说呢？”对于紫金长安这套房产是否仍然在售，业务员表示“现在已经不卖了，过了年再说”。
甩卖豪宅，不等于不打自招吗
22日，下午3时，太阳宫。
裘马都，一处标有“私人寓所”的高档楼盘前，两名中介公司员工在寒雾中围着三排广告架转悠，等待着询价的买房人。
据房产中介小尚介绍，太阳宫地区豪宅扎堆，包括裘马都、凤凰城、红玺台以及太阳公元等，目前均价5万多元，最近挂牌出售的比较多，一共有38套房源，价格最高的是一套800平方米的房产，价格5800万元，其余的从3000多万到1000多万不等。
中介小尚告诉记者，虽然近一两个月挂牌出售的比较多，但并未听说多套房产挂牌甩卖的情形，卖主似乎并不急于出手，且价格也不低。“例如5800万的那一套，房主称打算移民，因为装修非常豪华，均价到了7万多元一平方米，所以谈不上抛售，挂牌一个多月，看得人并不多。其余几套，价格比较低的是没有装修的毛坯房，房主买了以后一直闲置空着，还有一个房主最近委托他们卖两套上千万的房子，据称人不在北京一直没有露面，但挂牌1个多月没有卖出去，房主表示，卖不出去先不卖了。”小尚对记者说。
“甩卖豪宅，这不是不打自招吗？”他问。
此后，记者采访的5名不同房产中介经纪人都表示：没有感受到有人在低价抛售，房源增加并不明显。“急于出手的客户不多，尤其是市中心的高档住宅，成交比普通民宅低很多，例如东直门NAGA上院，目前8套房子出售，从4850万元到2000多万元不等，挂了几个月都没有成交，房主也并没有降价。”一位业务员告诉记者。
贪官会把房产都挂在自己名下？
针对媒体网传政府高官甩卖豪宅一事，一位业内人士笑称：“要么是业务员把记者忽悠了，要么是媒体忽悠了大众。”
北京中原地产研究部总监张大伟表示，从整体市场情况来看，无法证明官员大量抛售房产的情况。“因为如果是抛售，急于出手肯定会降价，尤其是如媒体所说，几千套房产集中入市，肯定会对价格造成影响，但实际情况是最近房价还一直在涨，没有出现下降的趋势；而一月份二手房成交量比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主要原因是去年1月正值春节，大家忙于过节买房的人很少，而今年春节在2月，2月肯定会出现成交大幅下降的情况，这个统计数字无法证明抛售的存在；而且，一个人同时出售多套房子的情况也很少见，即使是贪官，一般也不会把房产都挂在自己的名下。”
北京链家市场研究部张旭也证实，目前从上报的统计数据来看，北京目前没有出现大规模抛售的情况。“虽然二手房成交量有所上涨，链家目前的房源还是比较紧张，近期房源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他表示，由于官员财产公示而出售房产的情况可能个别存在，但没有对市场造成什么大的影响。
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房产业内人士对记者称：大多数官员不会这样急于抛售房产。“这基本和自首无异，不卖没准还一时查不到自己，一卖反而暴露了。”该人士指出，占有多套房产的官员更倾向于选择其他做法，例如过户给亲戚，或者加名字，这些都是隐匿资产的方法，比抛售要稳妥很多。
记者采访多位业内人士均指出：无论是公证方式赠与、转到亲戚名下，还是委托律师全权办理出售，都不可能完全抹去原有房主的交易记录。因此，对于北京出现大规模抛售公务员豪宅房产的媒体报道，可能属于炒作。
[北京晚报]
专家：纪委抽查官员个人事项结果应向社会公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1月21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分析了当前反腐倡廉形势，研究部署了2013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要“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 全会释放的这一信息备受关注。此前，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是单向的，只停留在“报告”阶段，并没有“反向”的抽查核实制度。 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反腐问题专家何增科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这是中国完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的实质性举措，既有利于快速发现一些虚假申报，提高惩治腐败的效率；也利于及早发现，适时挽救一批干部。 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缺乏核查机制 2010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与此同时，1995年发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6年发布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同时废止。 这份文件共23条，《规定》明确领导干部的范围是“县处级副职以上”级别的干部和大型国企领导班子成员，报告内容包括本人婚姻变化，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等事项，也包括家庭收入、房产、投资等事项，并规定每年1月31日前集中报告一次上一年度的事项。 根据《规定》第8条，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事项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相应的组织（人事）部门负责受理。如果没有按时报告，也是由组织（人事）部门督促。 尽管《规定》要求，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但缺乏具体明确的操作方式。 何增科表示，领导干部有关个人事项申报制度缺乏一个核查机制，否则，无从知道他们申报的财产是不是属实。 《规定》第10条提及，上述部门接到有关举报，或者在干部考核考察、巡视等工作中群众对领导干部涉及个人有关事项的问题反映突出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经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对有关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材料进行调查核实。 实际情况常常是，“对涉嫌腐败的领导干部经常是出了问题后才查，但为时已晚，往往已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接受采访时表示，过去官员财产申报的规定出来后没下文，并没有要求抽查。 警惕抽查以领导个人意志为转移 汪玉凯认为，官员财产申报是当前社会呼声最强的领域，抽查能对党政领导干部起到威慑作用，每个人都可能被抽查到，这能让领导干部不抱侥幸心理，如实申报财产。 而在何增科看来，抽查核实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应该加入公众参与的环节。 “如果纪委部门核查充分，再由公众提供一些信息以证实或证伪，这两方叠加起来，会解决反腐问题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何增科说，“中纪委现在提出要对重大事项的申报进行抽查，如果能有制度保证实施，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制度反腐专家、湖南商学院副校长王明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抽查核实有一定的积极价值，但要防止在实践中的抽查核实被领导的个人意志左右。 “怎么抽查，抽查谁，为什么抽查，这些问题恐怕还需要细化。”王明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在这些方面缺乏制度性的规定，那么抽查核实的效果不一定好。 王明高担心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因素会影响执行效果。比如，查谁不查谁是由某个领导说了算，党性不强、挟私报复的个别官员就可能因为某个人跟自己关系不亲近就启动抽查程序。 “这样随意的启动程序就会让执纪的效果大打折扣。”王明高说。 经过核实之后，纪检监察部门可能发现这个干部没问题，也可能发现他有问题。但是，对不同地区不同级别的干部来说，怎么界定这个问题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王明高打了个比方，一个干部的孩子买了1万元的股票，结果发现他没有申报，可能上海和新疆就会对这个事情是否严重产生不同认识。 “抽查核实的结果是否公开，也会影响执行效果。”王明高说，是向社会全部公开，还是在有限范围内部分公开，或者说仅仅向查办案件机构公开，都是在下一步工作中需要考虑的。 王明高认为，无论是启动抽查还是核实结果，都无法杜绝执行行为中的“随意”因素。这种方式做不到全方位覆盖，如果不能制度化、公开化，恐怕就不够科学。 汪玉凯表示，抽查结果要向社会公开，“让老百姓知道一些细节，到底是真实还是虚假，如果不真实误差有多大，主要反映在哪些方面”。 对社会公众来说，他们有权利去报领导干部的一些个人事项可能违法违纪，但没权利启动查处程序，必须要借助反腐败机构。何增科表示，财产申报、公示制度的安排，可以解决反腐败机构、官员、和公众三方的良性互动。 本报北京1月24日电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