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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有腐必惩 保持高压态势 成功反腐与否将决定执政党的命运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3-02-01

 

坚持有腐必惩 保持高压态势

新华网北京1月31日电(记者赵超、周英峰)统计数据表明,与2011年相比,2012年纪检监察机关初步核实违纪线索件数增长10.6%,立案件数增长12.5%,处分人数增长12.5%,移送司法机关人数增长38.4%。党的十八大以后,李春城、雷政富等官员在反腐的高压态势下纷纷落马。

近日召开的中纪委二次全会提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专家指出,数字的变化说明我们党反腐的力度在持续增强,仅去年一年,中央纪委监察部就严肃查处了薄熙来、刘志军、黄胜、田学仁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反腐败斗争过程中,做到了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只有保持高压才能威慑不绝。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薛庆超说:“从党的历史看,早在1926年,我们党就指出对腐化分子混入党内的现象必须高度警惕。新中国成立初期,查处了刘青山、张子善腐化堕落案件。今天,从实名举报到网络反腐,纪检监察机关的反腐手段越来越丰富,对腐败分子施加的高压有增无减,让他们无所遁形。”

保持对腐败的高压态势离不开群众基础。近来,正是由于网民进行的网络曝光,有关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办了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番禺分局原政委蔡彬等案件。

中央纪委秘书长崔少鹏表示,纪检监察机关欢迎广大人民群众通过来信、来访以及中央纪委监察部举报网站、举报电话等渠道,检举、控告党员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支持和参与反腐倡廉工作。他介绍说,2012年立案的案件中,案件线索来源于信访举报的占41.8%。

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保持高压态势、坚持有腐必惩,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必须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纪律要求自己。中纪委二次全会公报指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严格执行各项纪律,自觉接受党组织、人民群众和新闻舆论的监督,建设一支忠诚可靠、服务人民、刚正不阿、秉公执纪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上海市纪委书记杨晓渡说:“全党在反腐败斗争中有自上而下的强大动力,有老百姓的坚决拥护,加上我们建立了一系列反腐败机制,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办法,这些进一步坚定了纪检监察机关反腐必胜的信心。”

天津市纪委书记臧献甫表示,要对重大案件深入剖析,认真查找制度、机制、管理等方面存在的漏洞,提出源头预防和治理的措施,查处一起案件、教育一批干部、完善一套制度、治理一方环境。

保持这种高压态势,法律和制度不能缺位,正如全会所指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江利红认为,虽然我国的反腐败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但仅仅具备了基本框架,相关的法律制度仍然不够完备,需要进一步提升法律法规的整体性和配套性水平。

江利红表示,我国目前有许多领域尤其是国家公务活动领域还缺少规范国家工作人员行为的相关法律,政务公开法等法律尚未制定,需要尽快纳入国家立法议程。同时,有些法律可操作性不强,必然会影响到反腐败的效果。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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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保持党的最大政治优势

  章传家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履职伊始,就作出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再次强调狠抓改进工作作风,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顺民意、贴民心的开局发出了强烈信号:永远保持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最大政治优势,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可动摇的信念和意志。每个党员干部,都应从中受到教育、启迪和激励。

  一、立于不败之地的最大政治优势

  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是影响和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性力量。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密切联系群众都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最大政治优势。

  密切联系群众生成和支撑着我们党的科学决策力。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其经验和智慧契合着社会发展规律,其愿望和诉求反映着社会前进脉搏。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我们党就能从根本上牢牢居于决策制高点,确保出台的路线方针政策合乎规律性、体现时代性、富于创造性,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密切联系群众生成和支撑着我们党的非凡动员力。人民群众是改造世界、开创事业的决定性力量。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觉为群众殚精竭虑、谋利造福,我们党就能形成一呼百应的巨大感召力和影响力,以雷霆万钧之力和排山倒海之势动员起亿万人民群众。正是靠着这种非凡的动员力,在革命战争年代就能带领人民战胜艰难困苦,打赢大仗、恶仗和硬仗,在和平建设时期就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的优势,办成大事、要事和难事,始终做到勇往直前、稳操胜券。

  密切联系群众生成和支撑着我们党的强大凝聚力。凝聚壮阵势,凝聚增威力。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我们党就能凝聚起人民的力量,真正形成理想信念一致的命运共同体、精神追求一致的价值共同体、奋斗目标一致的利益共同体,就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坚若磐石、稳如泰山,既经得住任何风浪考验,又在事业上无往而不胜。

  密切联系群众生成和支撑着我们党的卓越领导力。自觉当好人民群众政治上的领路人和主心骨,是我们党的使命所系、职责所在。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我们党就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度信赖、真诚拥护和倾力支持,就能在全局上有效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朝着美好愿景,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从根本上说,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最大政治优势,维系着我们党的生命和事业。长期以来,正是倚重于它、践行着它,我们党才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胜利。今后,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同样有赖于它。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发展中的矛盾困难不可怕,外部势力的遏制干扰不可怕,前进路上的风险挑战也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脱离群众、失去民心。

  二、保持最大政治优势所面临的现实考验

  “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我们党来自群众,服务群众,这是党生存发展的前提。任何时候,只要是忘记了这个前提,就会失去根基、濒临险境。在当代历史条件下,保持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最大政治优势,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关乎兴衰成败的重大现实考验。这种考验,由于同诸多社会因素相联系,显得格外复杂和严峻。

  在相对和平条件下,一些党员干部对脱离群众的巨大危害性缺乏切身感受,思想上容易懈怠和麻痹。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斗争环境复杂险恶,党除了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休戚与共,别无发展壮大的可能。和平建设时期,这种生存压力不太明显,脱离群众导致的命运之忧、前途之惧也不会立即显现。这就可能使一些党员干部对密切联系群众缺乏清醒认识,甚至陷入麻木。

  在党执政条件下,各级党员干部行使着公共权力,若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不到位,加之权力行使者缺乏自省、自律、自警意识,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脱离群众、腐败变质的危险性。同一般人相比,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更容易成为“香风毒雾”侵蚀的对象、“酒绿灯红”染指的对象、“糖衣炮弹”袭击的对象、金钱美色引诱的对象。一旦丧失党性原则的严格约束,就有可能掉入以权谋私、自绝于人民的污潭。特别在网络时代,少数党员干部不法不端行为给党群关系带来的伤害性影响,较之以往传播得更为迅速更为广泛,甚至可能呈放大效应。党员干部如果不能做到清正廉洁,不注意事事处处检点自己,那就随时都有可能给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形象和威望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普遍增强,对党员干部防止特殊化、保持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特别是对领导干部在特定范围内享有的某些待遇,过去认为合理的,现在就可能感到不太合理;过去认为正常的,现在就可能感到不很正常。对此,如果党员干部“选择性盲视”,不能采取实际举措积极回应,就可能引发或激化群众的不满情绪。

  在社会转型条件下,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增多和凸显,容易给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带来负面影响。事实上,与全面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相伴随的诸多利益矛盾,尽管其出现是难以避免的,但它们往往都以各种方式折射到执政党与不同利益群体的相互关系中来,使之受到波及甚至冲击。

  由此可见,能不能继续保持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最大政治优势,在当前面临着严峻的现实考验。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实际上都聚焦于保持最大政治优势这种考验;党面临的“四种危险”,至为要害的是丢失最大政治优势即脱离群众的危险。所以,在保持最大政治优势这种考验面前,全党上下都要增强忧患意识,自觉做到警钟长鸣。

  三、始终保持和发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

  保持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最大政治优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永恒课题,任何时候都要紧抓不放。新形势下,要以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政治局“八项规定”为契机,把保持最大政治优势作为系统工程来运筹,多管齐下抓好落实。

  着力解决好密切联系群众的根本立场问题。这里讲的根本立场,就是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只有站牢了这个立场,党员干部才会有尊重群众、贴近群众、植根群众的高度自觉;才会有常怀爱民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修为政之德的高度清醒;才会有急群众所难、帮群众所需、解群众所忧的高度牵挂。因此,要大力加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使党员干部从“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高度把密切联系群众的根本立场夯实。

  着力解决好密切联系群众的鲜明导向问题。导向不明,正道难行。要使党员干部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必须把强化鲜明导向突出出来。要更加注重宣传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的先进典型和新鲜经验,形成鲜明舆论导向;更加注重鼓励自觉走在密切联系群众前列的党员干部,形成鲜明政策导向;更加注重提拔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并创造优异政绩的领导骨干,形成鲜明用人导向。

  着力解决好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保障问题。制度管长远,具有根本性。保持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关键要靠增创制度优势。不仅要健全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工作制度,而且要针对伤害党群关系的消极腐败问题,把执政为民要求体现到制度建设方方面面,包括提高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制度安排中的分量,以更好发挥制度对密切联系群众的保障作用。

  着力解决好密切联系群众的实际能力问题。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既要具备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做到把人民的事情越办越好,把人民的福祉越谋越好,以不负重托的业绩赢得群众信任;又要具备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善于把握群众脉搏,善于同群众广交朋友,善于用百姓话语与群众交流。每个党员干部都要注重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努力实现密切联系群众能力的跃升。

  (作者系国防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领导小组副组长)

    [人民网-光明日报]

推进财产公示,须重视国际经验

  财产申报:打苍蝇,震老虎

  房宁(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现在中国的财产申报制度在舆论界已经形成了一定氛围,中国是否以及如何实行这一制度的重要前提是吸取国际经验,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对于国际上,包括发达国家、转型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实行这种制度的基本情况以及实施效果,这对于中国实行相关制度具有重要参考和借鉴意义。近年来,我们在做政治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中,对这一问题有所了解,今天课题组的成员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周方冶(中国社科院亚太全球战略研究院学者):泰国的财产申报从1997年开始,主要针对泰国的政治家。效果怎么样?现在的基本看法是:打苍蝇是够了,打老虎的问题比较大。比如2001年他信在申报财产过程当中出了点问题,当时为了他是不是还能够担任总理的事,争吵了很长时间,直到宪法法院判决前,最终因为他信民意高,各方保他信过关。当然这个制度是有震慑作用的,不然2001年,他信在申报之前,就不会急急忙忙地把财产分割了。

  许利平(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2012年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就是历史上首次把首席大法官弹劾了,罪名是“财产申报不实”。首席大法官科罗纳向有关机关申报他的资产是350万比索,但查出其银行资产是1.85亿比索,相差太大。此举使总统支持率迅速升高,甚至菲律宾2012年GDP超预期增长达6.6%,都被认为得益于阿基诺三世的反腐政绩,使民众对国家前景抱有信心,刺激了纳税和消费。

  周少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新加坡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并不公开,但是要到法院公证,一旦社会举报或上级需要时就查。惩罚是很严厉的,凡是查到你,你的财产超过你家庭的收入,无法说明来源,就视为贪污。比如你已经为政府干了20年,退休金本来可以拿到30万、50万元,但因为一个腐败问题就给你全部取消,这比中国的“双开”厉害多了,是把国家给你的养老金全部撤回,损失特别大。

  张磊(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学术助理):英国议会对议员有一个行为规范,议员需要登记的内容有十二大类,非常复杂,每一项都解释得特别细。比如,你接受别人赠送的礼物或出国费用超过了年薪的1%就需要登记。这种申报以年度来进行公布,但议员们通常在一年内会登记很多次,否则容易忘记。

  财产申报都是逼出来的

  周石丹(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学者):日本财产公开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先有行动,后有法律。上世纪80年代在大阪府发生市议员贪污腐败事件,当时就是由菅直人发起连署运动,把这个人弄下去的。之后,从地方自治体的层面上开始有第一部地方法规,叫政治伦理规则,模仿的是美国政治道德法案。现在,日本一般老百姓对公示财产不关心,因为议员很多有家族企业,都是老板,公示后觉得意义不大。他们更关注的是政治家在选举当中拿了多少钱。

  王晓玲(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1993年韩国总统金泳三上台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金融实名制,所有银行户头都必须是实名的。有了金融实名制,财产登记和公开才有意义。这直接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每到选举需要大笔钱(政治资金)时,韩国爆出来的都是现金贪污。比如LG就是用送冷冻食品的大货车拉了一车韩币到某政党党部,被当场逮住。三星更有办法,把现金支票做成特别漂亮的画册,送你一本画册,打开全是钱。不管怎么样,财产公开制度加大了腐败的难度。

  陈承新(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学者):美国出台官员财务申报公示规定也有其背景。上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当政时,有个幕僚长收了商人送他的一条毯子和一件外套,被曝光后就觉得是个丑闻,于是1958年美国政府通过了“政府服务伦理规定”。到了上世纪60年代,发现这个规定不顶事,政府丑闻还是大量曝光。1987年又爆出众议长靠卖书拿到贿金的事,之后美国才增加了对公职人员财产登记的规定,包括官员卸任后也要在一定年限内财产公示等。

  财产公示要做得好才有用

  樊鹏(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学者):发展中国家搞财产公开其实非常多,蒙古国大约有4.3万公务员需要公开财产,肯尼亚达67万人。印尼、阿根廷、乌干达是全部公务员公开财产,但它们基本搞了两年就完了,因为没有这个能力,最后搞成政府的一摊烂泥巴。相比之下,德国申报财产人员不足500人,而且全部不公开,西班牙2008年只有409人申报财产,美国有25万公务人员需要申报,但只有10%的信息向社会公布。所以财产公开可能存在制度陷阱和制度悖论。

  郭静(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比较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新加坡是知名的清廉国家,但它自己没有将原因归结为财产申报制度,而是归结为四项:一是一部好的法律,即《预防腐败法》;二是好的反腐败机构,反腐败调查局;三是高效的司法;四是比较高效的行政管理系统。在法律这块,其他国家也在借鉴新加坡的做法,比如反腐败调查局授权非常大,对腐败的定义比较严,严格禁止赠与,规定很重的罚金等。此外,新加坡重视好的行政管理流程,通过把每个职位设计得很合理,减少腐败机会。还有一项经验是,要给予公务人员合适的报酬。

  徐海燕(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从财产公开制度没法解释俄罗斯为什么是非常腐败的国家。1992年叶利钦签署总统令,规定总理、副总理、联邦部长都要税务机关申报财产。俄罗斯也实行过高薪养廉政策,2008年普京第二任任期时,他就大幅度提高公务员工资,但收效甚微。

  田改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有的媒体和学者在批评中国不实行财产申报制度时,实际上他对中国情况并不了解。首先要知道我们是有这个制度的,早在1995年我们就实行了党政机关县处级领导干部收入申报制度。但是缺点在哪?一是公示,你没公示就没监督,没有公示就等于自己玩了。二是没有追究机制和经常性的核查机制,这样的申报制度起的作用就不是很大,包括干部对它的敬畏心也不会很大。其实,财产申报充其量是反腐的最后一道防线,把反腐的希望寄托在财产申报上,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想法。中国实行财产申报一定要符合中国国情,关键要加强、完善监督追查机制,没必要追风。▲(本文内容摘自1月30日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举办的“国外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和公开制度”研讨会,由房宁主持)

    [环球网-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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