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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催动"正能量"--中共新领导集体履新一百天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3-02-25

 

"中国梦"催动"正能量"--中共新领导集体履新一百天

  新华网北京2月21日电(记者 孟娜 李斌 吴晶)中国人习惯用“百日”来标记新生命的重要成长阶段。对于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而言,这一百天非比寻常。

  2012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大闭幕后第一天,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他的6位政治局常委搭档首次出现在中外记者面前。全世界都在揣度:这个新的团队将把一个有着82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和13亿多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发展中国家领向何方?

  至今,人们仍对习近平的“就职宣言”津津乐道。这位当过“大队支书”的中共领导者在与中外记者见面时,近20次提到“人民”、10多次谈到“责任”,特别强调了“打铁还需自身硬”,并承诺,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新政

  百日以来,习总书记和他的同事们给外界的印象是格外忙碌,为兑现承诺、做好“答卷”,马不停蹄。他们轻车简从频频深入基层访贫问苦,坐在农民炕头了解真实情况;他们多次召开高效务实、新风扑面的决策会议,连续出台直指要害、广受好评的政策措施;他们通俗朴实的新鲜话语也被老百姓口口相传。

  这一系列举动,被海内外一些媒体称为“新政”,或评论为听到了“中国再出发的动员令”。

  十八大顺利实现了中共领导机构的平稳过渡,完成了权力交接,在理论建设、政治路线、战略部署和人事安排上,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作出了周密谋划。会议结束后,确保党代会的大政方针得到落实成为首要政治任务。

  三个多月里,习近平主持了四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在三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上发表讲话。履新15天时,七常委一起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就中华民族复兴作了引起海内外广泛热议的阐述。

  从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中纪委全会到与党外人士共迎新春,从与外国专家座谈到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从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到视察武警部队,通过各种场合,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等各方面的工作作出部署,向海内外“透明”地展示其执政理念和思路。

  新领导集体在加强与民众的“血肉联系”方面身体力行。习近平三次离京到外地考察,第一次即到改革开放前沿广东,一路力呼推进改革;然后分别到河北和甘肃的贫困地区。河北省阜平县龙泉关镇骆驼湾村是年人均纯收入不足千元的特困村。村支书顾润金回忆去年12月30日习近平考察的情形时说:“他随机走进村子里的人家看望,从他问的问题看,他十分关注民生。”

  在这次中外瞩目的考察中,习近平提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外界认为,这是中共领导人对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宣示。

  从探访艾滋病患者,到看望出租车司机和清洁工;从到农户家庭访问,到走访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中共领导人认真体察民情和深入调查国情的作风给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艾滋病患者小杨说:“总书记主动向我伸出手,问我服药有没有副作用,还鼓励我要坚持下去。”网络上还出现了关注领导人的众多“粉丝”,他们随时注目和热议自己“偶像”的一举一动。

  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外事活动也分外频繁。习近平先后会见了美国、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国以及联合国、非盟委员会等国际组织的客人。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秦刚认为,新一届领导集体在一百天里“扎实开局”,从道路方向、精神状态、谋略布局,从内政外交的方方面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了全方位部署。

  变化

  一百天里,既有实在的措施,也有明显的变化。

  201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稳中求进、开拓创新的方针,并对实现经济发展目标作了具体安排。这给关心未来中国经济走向的人们吃了“定心丸”。三个多月里,中国诸多经济指标呈现积极走势。

  中央还订立“约法八章”以改变作风,并首先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习近平首次离京考察,全程不封路、不清场、不铺红毯,饭菜和住宿简单,李克强、刘云山、王岐山等常委纷纷在座谈会等场合要求不念稿子,要讲实在话、说话要简短。

  习近平还带头推动反铺张浪费行动。抵制“舌尖上的浪费”成为中国“热词”,吃饭打包、杜绝剩饭的“光盘行动”在官民中渐然成风。蛇年春节成为了最节俭的春节之一。

  新闻报道也在发生变化。新华社的特写详细介绍了领导人的个人和家庭情况,被境外媒体称为“政治透明”的一大步。媒体首次通过微博“直播”领导人的考察活动。短实新的新闻多了。寻常百姓故事上了新闻联播和头版头条。

  在这期间,一批涉及腐败的官员被依法查办,有的官至副部级。英国《卫报》评论,中共此次反腐决心很大。

  一百天来,不少人记住了领导人那些个性鲜明、含义深刻而易懂好记的“警言”,“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积累正能量”等。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认为,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一百天来,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新政策、新提法和新做法,在策略和战略上有新部署。归纳起来,最核心的是,他们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身体力行推进改革,把亲民、务实、自律落到实处,是实干兴邦的表率。

  中央率先垂范,各地各部门积极跟进,也纷纷出台措施,直指沉疴顽疾。各行各业的许多变化令人耳目一新,获得民众和舆论正面回应。

  三峡集团向家坝工程建设部厂坝项目部副主任高鹏说:“以前迎来送往严重挤压了工作时间,现在中央推出‘八项规定’,负担一下减轻了,真希望新风延续下去。”

  《求是》杂志社研究员黄苇町说:“新班子新风气、新变化、新起点,新一届领导集体开局开得非常好。”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心中有数,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切入点抓得很准。”

  施政“关键词”

  解析百天履职“路线图”,可以梳理出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施政理念和思路的“关键词”。

  ——“责任”。新一届领导集体肩上的重大责任,就是对民族、对人民、对党的“三个责任”。

  ——“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道路决定命运”。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三个自信”。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要靠实干。要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从严治党”。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全党要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和平发展”。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

  ——“强军梦”。听党指挥是强军之魂,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强军之基。

  ……

  曾陪同邓小平南巡、又陪同习近平在深圳向邓小平铜像献花篮的七旬老人陈开枝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招招中的,给人民以希望,不断积累正能量,‘中国梦’充满美好前景。”

  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发表文章评论说,习近平强调了继续执行邓小平首创的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性。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中国具备了立志在确定的时间阶段内实现“中国梦”的能力。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表示,习近平在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话中用很大篇幅阐述中国为什么要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并特别提到中国的“战略定力”,即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心是不会动摇的,是一个全面的外交战略,不会为一时一事而改变。

  考验与期待

  人们也看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伊始就面对严峻挑战。1月份的数据显示,去年工业企业利润增长指标为近年最低。进口石油依存度创下新高。经济结构不合理成为妨碍中国继续成长的突出难题。中国部分地区还遭遇了严重大气污染。民众对贫富差距、机会不公、滥用公权力、食品安全、贪腐、“房奴”、“拼爹”等现象仍多有抱怨。国际上,最近的钓鱼岛问题、朝鲜核试验、中美关系等,也都是对中国外交智慧的考验。

  这一切时刻都在提醒中共执政者“三个没有变”: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辛鸣希望,新领导集体今后的一切施政都要从这样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出发。

  黄苇町提醒,现在民众对未来有很高期望和很大期待。但是也要注意,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一些沉疴,要一步步来,要有长期作战准备。

  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公共政策学者汪铮说,中国还应当致力帮助外部世界了解究竟什么是“中国梦”。只有这样,“中国梦”才能得到中国的邻国和国际社会的理解和祝福。

  3月份即将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把十八大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意志,并选举产生新一届国家领导机构。全世界都在期待,2013年将成为中国释放“正能量”的一个新起点。

    [新华网]

 

 

相关报道

“中国梦”与实现路径

■只有在把握好集体与个体、集权与民主、封闭与开放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也才会有坚实的支撑。

2012年11月,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向世人宣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最伟大的中国梦。一时间,这个“中国梦”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早在新千年之初,江泽民就讲到,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胡锦涛也曾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讲话中,提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个“坚定不移”;而习近平则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联系在一起。

较之目标和任务,“梦”更有画面感,更能激起人内心的憧憬和行动。与许多国家用宗教信仰去营造另一个世界的“梦境”不同,中国人对“彼岸世界”考虑不多,更多关注现实的“此岸世界”,诉诸现实世界去寻找活着的意义。这就需要用一个梦想去整合不同国人的共同价值观。一个好的梦想总是可以凝神聚力,特别是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用一个梦去最大限度地表达国民的共同认同,对国家、对个人都有积极意义。

从积极进取的角度看,讨论“中国梦”要比讨论“中国模式”有价值。且不论有没有所谓“中国模式”,相对于“中国模式”对过去成就的沾沾自喜和对外输出发展模式的骄傲自满,“中国梦”至少是面向未来的,意味着完善、改进和提高。而这种不被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虚荣所迷惑的心态,对国人保持清醒、实干兴邦更有价值。

“中国梦”的现实意义

“梦”因人而异,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符合所有人要求的“中国梦”。但不管怎样,多数国人认同的“中国梦”,既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同时,既不应该太具象,也不能虚无缥缈。更为重要的是,既然是“中国梦”,就应该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和心理结构。而中华民族复兴这个“中国梦”,从中国的传统和现实角度看均具有积极意义。原因有三:

其一,民族复兴源于中国历史中很强的文化共同体传统。中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总体上保持了大一统格局,由此也强化了国家和天下的观念。而塑造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核心资源,主要来自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强调入世,追求超越自身的狭隘利益以实现群体共同利益。宋明理学所崇尚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足点在内,着眼点在外,其衡量历史地位的标准还是看为共同体作出的贡献。而宋儒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为国为民情结。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将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强盛作为个体的奋斗目标,对很多中国人而言,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二,民族复兴是近代中华民族在共同抵御外敌中形成的宝贵精神之自然延伸。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陷入空前的危机,在抵御列强入侵以及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格局得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我们从根本上实现了国家的独立,但过去外敌入侵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心理创痛依然存在。从这一意义上讲,民族复兴是民族图存、民族独立、民族自强之后的一种延续。这种延续因为与中华民族近代悲情的历史联系在一起,自然生发出一种力量。

其三,民族主义是当下能整合各方力量的一种思潮。虽然各种思潮在国家发展的方向问题上各执一词,但在对外捍卫国家利益上,还是很容易达成一致。此外,与其他思潮的大不同之处在于,民族主义不依赖繁琐的理论,更多的是一种情绪,因此容易得到各阶层的认同。

虽然基于民族主义生长出的梦想有极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但我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解却绝不能片面,特别是不能用极端民族主义的东西来曲解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笔者认为,只有在把握好集体与个体、集权与民主、封闭与开放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也才会有坚实的支撑。

基于人权保障的民族复兴

在中国,集体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集体主义有自身的优势,但绝对不能滥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和国人基本权利的保障联系起来,“中国梦”才能与每个中国人的“梦”相一致。梁启超曾经有言,“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胡适也讲过,“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我们在强调集体主义的同时,绝对不能漠视个人的权利。历史上,中国的人权观念就比较薄弱;在近代,中国没有经历过西方国家那样大规模、长时间的人权斗争,在强大的集体主义面前,个人主义显得弱小。所以,更需要我们在民族复兴的过程中重视人权保障。而基于人权保障的民族复兴,既需要掌握权力的执政者充分地尊重人权,也需要每一个公民和社会组织依据宪法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

在处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关系时,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应该如何对待?要准确划分集体和个人的界限本身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可以大致明确的是,多数人都不希望看到钳制一切个人自由的集体主义,同时,也不会一味地赞同无政府主义。在集体和个人之间,应该有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值得国人为之共同奋斗;但“中国梦”不能成为一把尺子,被当作一个法律标准去衡量个体行为。因为从法律层面讲,每个中国人有做“中国梦”的权利,也有不做“中国梦”的权利。同时,“中国梦”也不能成为一根棍子,让别有用心者举着“中国梦”和“爱国主义”的大棒肆意侵犯公民的权利。笔者认为,“中国梦”只能通过感召来唤起更多国人的行动;也只有不强加于人的“中国梦”才是真正让更多中国人心甘情愿去拥抱的梦想。

基于民主的民族复兴

民族和民主本身并不是二律背反的。但在“五四”时期,民族和民主孰先孰后却引起过较大争议,即究竟民族优先,还是民主优先。这样一个理论选择的问题在现实中的演化是,当民族救亡成为主旋律,民主问题就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民主反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毛泽东1945年在与黄炎培交流“兴亡周期”时谈到,“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打出的民主大旗,争取到了各方面力量的支持,成为最终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民主制度一度遭到很大破坏,使得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遭受到重大挫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就在报告中专门强调,“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随后执政党开始在推动党内民主以及基层民主等方面进行一些积极的尝试。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又进一步明确地将民主同富强、文明、和谐等一起,列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这意味着,民主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很好地兼容。可以想见,伴随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中国人当家做主的主人翁责任感会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将成为更多中国人的共同追求。

基于开放的民族复兴

“中国梦”应该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封闭的心态容易催生极端民族主义,进而制造一种盲目排外的情绪。这种情绪对内容易营造狂热的民族主义氛围,造成社会的动荡;对外容易引起中国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剧烈对抗,使自己陷入四面受敌的不利境地。这无疑对民族复兴是有害的。

从字面上看,“中国梦”强调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是汉族或某个民族的复兴,这本身体现的就是一种兼容并蓄的民族态度。中华民族由56个不同民族组成,其间的民族融合从未中断。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这个体系不仅仅囊括海内外的每个中国人,甚至也可以容纳每一个认同中华新文化的外国人。

从历史经验看,唐朝可以说是中国封建朝代的高峰,开放的气度和胸襟为唐朝的强盛注入了勃勃生机。以史为鉴,我们今天的“中国梦”同样需要基于开放的自强和基于包容的自信。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个绚丽的“中国梦”,给这个“中国梦”插上人权、民主、开放的翅膀,这个梦想才能飞得很高、很远。(曾博伟

    [中国青年报]

城镇化:不是“建设”而是“改革”

■“城镇化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发展潜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层不断提及和反复强调的观点和理念,也预示着下一个阶段中国的发展重点和方向。

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发展阶段

城镇化是经济要素空间集聚的过程,有着巨大的发展带动效应。城镇化的主要表现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但从本质上看,城镇化实际上是经济要素的空间集聚,其基点是产业的空间集聚,是由产业空间集聚带动人口空间集聚,进而带动资金、技术、信息等一系列要素在地域上集中的过程。具体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城镇化可以更直观地理解为经济要素在城镇与乡村之间的空间配置过程。

基于集聚的城镇化进程能够产生资金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交流外部性、资源外部性等一系列发展带动效应,具体的实现形式表现在:一是城镇化是引发消费的重要途径。城镇化进程中转移农民的市民化,以及由农民转移引发的农村地区的规模化经营带来的留守农民生活水平的上升,是消费需求扩大的重要源泉。二是城镇化是刺激投资的重要渠道。城镇不仅是工业化发展的空间载体,而且城镇化进程中与城镇发展本身密切相关的城镇基础设施投资,以及与城镇居民和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的生产生活需要紧密相连的诸如房地产等方面的投资,都将产生极大的投资和投资带动效应。不仅如此,城镇化的作用还表现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发展,推动城镇文明的传播、带动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等。

正因为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人口持续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向城镇转移的城镇化过程,和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变的工业化过程,是伴随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可见,基于集聚的城镇化是具有极大发展效应的经济规律,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发展阶段。

政府“无为而治”与“适时而动”

基于集聚的城镇化进程是市场和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其顺利推进及发展带动效应的充分发挥,需要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

一是要有灵敏的感知者,即完备充分的微观决策主体。基于集聚的城镇化主要表现在微观主体的集中布局,而城镇化进程中集聚效应的发挥,也是通过微观主体的行为来实现的。可以说,基于集聚的城镇化本来就是微观主体在市场作用下进行的资源配置在空间上的反映和表现。

这就要求,一方面,微观主体应该具有充分的经济理性,并且其行为具有“经济人”的特征。作为个人来讲,就是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作为企业来讲,就是要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微观主体要有实现其自由决策的条件,即能够让微观主体在自由宽松的条件下,进行利益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决策和选择。

二是要有顺畅的传导者,即统一高效的要素市场体系。资源及相关经济要素进行最佳区位选择的一种重要基础性条件,就是要有统一高效的要素市场作为载体。这就意味着:第一,结构的完整性,即需要建立包含所有要素的市场体系;第二,联系的有机性。对于整个市场来讲,应该是一个联系紧密、合理互补、高度组织的一体化有机整体,尤其对于各类市场来讲,相互之间应该具有高度的关联性,显然,各自为政的“诸侯经济”是实现这个要求的大敌;第三,层次的多元性。有形的要素市场的作用(包括其集聚力和辐射力)是有宽度和广度的,克服这一限制的重要途径就是构建多层次的要素市场体系,尽可能地扩大其作用范围,增强城镇集聚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联系和依存。

三是要有科学的引导者,即定位合理的政府扶持机制。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其实也离不开具有合理定位的政府的支持作用。在基于集聚的城镇形成发展过程中,政府支持市场作用良性发挥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这个过程的顺利完成将大大提升城镇集聚的吸引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基于集聚的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各种微观主体决策机制下形成的经济组织与良好的城镇基础设施条件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结合互动发展的过程。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蓬勃发展的工业园区就是政府引导下基础设施的强力投入,在市场作用下引发集聚及城镇发展的典型案例。

实际上,前两个条件可以视为政府的“无为而治”,后一个条件可以视为政府的“适时而动”。可见,基于集聚的城镇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对政府作用定位有着严格的限制和要求。

改革不利于城镇化的政府行为

城镇化无疑是未来中国重要的发展口号,但更是不可回避的经济规律。这要求政府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充分把握城镇化发展的本质,以科学合理的角色定位顺应城镇化的经济规律。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实际,新中国成立初期,城镇化发展更多地考虑政治、国家安全等非经济因素,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计划导控型的城镇化。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限制外来人口(主要表现为农民工)的偏见、大力发展小城镇(主要表现为盲目的农村城镇化)的情结以及对城乡差距的“盲目悲观”心态等主观上的错误认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同样并不顺利。显然,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的作用不仅没有能够成为城镇化发展机遇,反而一定程度上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阻碍。

笔者认为,未来中国政府推进城镇化的重点不能是“建设”,而应该是“改革”,是改革过去政府行为中阻碍城镇化顺利推进及其作用发挥的内容,要以市场为基础,通过营造人口自由、合理、科学流动的体制机制、构建大中小城市及城镇协调有序推进的城镇体系、处理好集聚和城镇发展中非集聚地区以及非城镇的郊区和农村地区的边缘化发展问题等手段,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使得政府作用能够真正顺应城镇化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城镇化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李华)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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