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称神木富豪排长队注销户口房子是导致两极分化重要原因

据称神木富豪排长队注销户口 房子是导致两极分化重要原因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3-02-26

陕西房姐事件续：据称神木富豪排长队注销户口

本刊记者神木探秘

龚爱爱与中国式房腐

神木，这个陕北小城，在2013年初春又一次扬名天下。可是此次扬名，并不是因为它是宋代“杨家将”故里、“陕北民歌”源头、陕西第一经济强县，而是因为一个女子——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龚爱爱。

据北京警方证实，龚爱爱有4个户口，在京拥有41套房产(共9666.6平方米)。仅凭在京的房产和租金，她已是亿万身家，公众因此称她为“房姐”。其实，这只是龚爱爱全部“身家”的冰山一角，在神木、在西安，她也分别拥有两处房产，她还利用虚假身份注册了数家公司，在各地投资项目……

如今，人们关注的已不仅仅是龚爱爱和神木了，全国各地又出现了不少“房叔”、“房婶”，甚至“房爷”，一个中国式房腐的命题正在引起国人的关注。

窑洞里走出的“房姐”

大年初四，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从北京出发，一路向西，穿越平原和山脉，几经辗转，于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之时，来到陕北高原上四面环山的神木县城。

城里灯火通明，高楼林立，周围山坡上也点缀着一盏盏彩灯。穿行在县城繁华的东兴街，随处可见各种高档的酒店、会所、夜总会等娱乐场所。惠民路和滨河大道上，宾馆鳞次栉比，与普通的内陆县城相比，这里有着一种显露无遗的气质——富。

“路虎太多了，丰田霸道就更稀松平常了。”出租车司机向记者介绍，神木豪车很多，宾利、保时捷、法拉利、奔驰、宝马、凯迪拉克 ……世界名车这里几乎都有。“煤老板中，一家买路虎的，一般有五六辆，每辆车都不下百万元。”“不过，现在神木出现了经济危机，路上的豪车得减少2/3。”

采访中，虽然不少人一再强调神木实体经济很强，但不可否认的是，神木过去1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一场围绕煤炭的造富神话。正是在这样一座创造财富神话的县城，才催生了龚爱爱式的人物，而她的倒下，在神木人眼里，也仅仅是神木富豪群体中“不走运”、“被立为靶子”的样本。记者奔赴陕北，试图揭开龚爱爱的人生轨迹和财富之谜。

“她本来也是苦命的娃”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于“房姐”龚爱爱的评价，神木人自然也极为复杂。

在金融系统工作的白文远(化名)是龚爱爱的高中同学。他告诉记者，上学的时候，龚爱爱并没什么特殊，和同学们的关系也很好。高中毕业后，即便是暴富之后，为人也挺豪爽、随和。“这个人能力和事业心很强，当时在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的前身)干得也很出色。”白文远说，所不同的是龚爱爱真的是有钱了。

龚爱爱在信用社工作的时候，神木的煤炭还处于“没人买”的阶段，她做的存取款业务多是和农民打交道，不少人对她的印象是“爱帮助别人，热心，能说会道”，口碑不错。

“龚爱爱这个女人，确实有本事、有能力，她是一个女强人，很早就和丈夫离婚了，带着两个孩子，单打独斗，积累这么多财富，确实很不简单。这个人有能耐，背景、关系网在神木也是很复杂的，她舅舅是我们神木县的前公安局局长，她表哥是一家集团公司的副总。人家在神木是有势力的，能活动开。”从事煤炭深加工的企业老板张鹏如此告诉记者。

但龚爱爱老家的村民在谈到她时，有了不同的说法。“小时候脑袋瓜子就活，不过后来有钱之后挺霸道的。”神木县城往南20公里外的解家堡乡双卜树村，是龚爱爱的老家，她1964年出生于此，并在这里度过了16年时光。

2月15日，大年初六，记者沿着崎岖的山路，一路打听来到了双卜树村。风从山坡上掠过，卷起一层黄土打在记者脸上。这是一个差不多和十几年前一样贫穷的村落，简陋的窑洞、破旧的瓦房藏在深山之中。村子周围虽有植被，但冬季还是一望无际的土色，显得一片荒凉。全村有20户人家，分布在山坳间，有的户与户之间，需要翻山越岭，有好几里远。与神木北边村镇相比，这里没有矿山，没有煤炭资源，只能靠天吃饭，可谓一个神木，南北两个世界。

“我们村现在没有多少人家了，留在村里的多是60岁上下的人，靠在荒山上一年种一季的大豆、玉米、高粱维持生活，一户年收入万元左右。年轻力壮的人都出去打工了。”一位村民介绍说。记者发现，神木人虽将大年初六称为“小年”，但本应热闹的村庄，依旧寂静得有点让人害怕。

记者走下一个山坡，看到一户在窑洞外晒玉米的人家，经打听，这正是龚爱爱家的老邻居。户主龚先生比龚爱爱小6岁，在他的引领下，记者来到龚爱爱家的老房前。龚先生说，20多年前，龚爱爱全家搬到了县城，这里便成了荒废的窑洞院落。记者上前细看，发现木门紧闭，杂草丛生，院里共有3间窑洞和2个羊圈。

龚先生告诉记者，龚爱爱父母都是农民，有兄弟姐妹8人，5男3女，其中一个男娃过继给了她的五叔。龚爱爱排行老五，两个姐姐，一个失明，一个失聪，“她本来也是苦命的娃”。他说龚爱爱小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唯一特别的是她舅舅当时是县公安局的官，家里有点门路。“只知道后来龚爱爱家有了钱，不知道有这么多的钱。”龚先生说，“龚爱爱有钱之后，给兄弟姐妹每人置办了房产，还每人送一辆丰田霸道的车。”

龚爱爱是村里的名人，但这个名人却没有给予村里丝毫的改变。据村里人爆料，当初山村修路，拨款150万元，龚爱爱的弟弟龚子胜通过她的关系承包了工程，修路花了三四十万，剩下的都进了自己的腰包。如今山路走起来还是一路颠簸。

2008年，龚家在村里买地，修建了陵墓，两亩地大，有4座墓穴，葬着龚家先人。记者看到，龚家陵墓用铁丝网围起，大理石牌坊上刻着“千秋永盛龚氏”的鎏金大字。据说修陵墓龚家就花了几十万元。当初村民们来帮工，不给一分钱，中午饭也不管。“霸道。”龚先生至今还有些抱怨，当初他也参与了陵墓修建。

“龚行长”的财富密码

1980年起，龚爱爱离开农村，寄住在舅舅家，在神木中学上高中。

2013年2月16日下午，记者来到这所建于1939年，被称为“煤海明珠，塞上名校”的中学。校办公室李主任比龚爱爱晚几届，据他称，龚上学时“只是个普通孩子”，并没有留下太多的故事在校园，因为年代久远，教过她的老师都已退休。

当公安局长的舅舅是龚爱爱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白文远说，高中毕业后，舅舅就给龚爱爱办了“农转非”，成了城里人，之后又安排她到神木县农村信用联社大柳塔分社工作，当上了信贷员。

在信用社这个圈子里，由于“自身业务发展得好”，龚爱爱开始平步青云，被调到县信用社任稽核科长。2004年，神木县信用社改为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并开设分行，龚爱爱被任命为兴城支行行长。

在兴城支行当行长的6年，是龚爱爱最风光的时候。

“神木其他什么也没有，就是有煤。”龚爱爱当兴城支行行长的时候，正是神木煤价逐步上涨的时期。起初煤老板们缺钱，而龚爱爱拥有极大的放贷权力。白文远告诉记者，龚爱爱就是煤老板的“财神爷”，因为当时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正处在上市阶段，管得比较严，对贷款条件要求较高，农商行则门槛比较低，只需要信用抵押，有担保人就行。因此，很多人求着“龚行长”借贷，得到帮助的煤矿老板自然会给予不菲的回报，比如入股煤矿，也有可能送以“干股”等。

后经查，龚爱爱不仅入股了煤矿，而且还操控煤矿、炒矿。龚爱爱在兴城支行任行长的时间，与其弟弟龚子胜开始斥巨资控股神木大砭窑煤矿的时间一致。2004年11月，原是国有的神木县神木镇黑石岩村的大砭窑煤矿，被改制为股份制企业。这个事情至今还在当地充满争议，不少职工还在举报。在企业老板张鹏的眼里，这完全是龚爱爱及当时神木有关领导暗箱操作所致，煤矿“私有化”让巨额国有资产就这样流失了。“当时县里的一些领导、干部也在这个煤矿入过股。”

据当地一位熟悉龚爱爱的煤老板爆料，龚爱爱还在大柳塔的贾家畔、店塔的圪针崖等煤矿参股，投资煤矿延伸到榆林市榆阳区、横山县等地，还操控“明盘”(露天煤矿开挖)等，她在神木还涉足娱乐项目。

2010年，龚爱爱调任神木县农商行副行长的时候，又开始踏入了民间借贷的浪潮。由于人脉广，许多人愿意将资金交予她打理。她开始将主要精力和积累的财富用于房地产、融资投资项目，在西安、北京等地购置高档房产。

据白文远分析，龚爱爱集资数额肯定很大，在神木估计有15至20亿元的融资额，都是拿有钱人的钱，主要是圈子里领导干部和煤老板的钱，散户不多。“神木搞房地产炒买炒卖的，其实就是以龚爱爱为代表的几十个女人，这里面的女人有官太太，也有大煤老板的老婆。”

在神木这片土地上，生意场上的成功，往往是攫取政治资本的利器。2010年起，龚爱爱当选榆林市第三届人大代表；2010年和2011年，又分别被评为陕西省“三八红旗手”和全国“三大红旗手”称号。

白文远向记者道出了龚爱爱的财富公关路径——“爱用女性”。“上帝想让你灭亡，必先让你疯狂。龚爱爱有钱的时候，呼风唤雨，手下很多单身女人围着她转，给她当马仔，帮她跑生意，一度做得风风火火。”

但资产泡沫没维持太久就开始破灭了。2012年下半年，近邻鄂尔多斯民间借贷崩盘冲击波来了，加之神木煤炭价格的急剧下滑，以及受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陕北融资市场的恐慌气氛阴云密布。“搞民间借贷的很多人都漏了底，老百姓投进去的钱都要不回来。”被骗的马先生如是说。

而此时，龚爱爱也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她在西安、北京投资的地产项目因诸多问题难以启动；投资的煤矿，因为煤价下跌以及开采量缩减而被套牢；卷进一些“集资案”中的巨款也无法解套，这一切令龚爱爱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白文远说，一度神木人传言龚爱爱企图自杀。

“龚爱爱”身份变幻之谜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清代戏曲大家孔尚任《桃花扇》中的这段唱词，放在龚爱爱身上再恰当不过。

2013年1月16日，网上热传这样的帖子，称陕西神木县农商行副行长龚爱爱在京有20多套房产，总价值近10亿元，且龚氏还有另一个名为“龚仙霞”的身份证。到1月31日，据北京警方通报，龚爱爱在京共拥有41套房产，其中用违法办理的北京户口及身份证所买的10套房产及奥迪车被查封。2月5日，神木警方发布消息称，龚爱爱涉嫌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已于2月4日被刑拘。“房姐”的倒下，仅用了17天的时间。

关于龚爱爱被举报的原因，记者听到3个版本：第一种是因借贷无法追回，“下线”愤怒之下举报了她，尤其是那些煤老板，给龚爱爱投了不少钱；第二种是她的司机告发了她，只有身边人才会知道她在北京工体附近的具体房号，有多少户口，龚爱爱与司机为何闹僵还不得而知；第三种是龚在北京的房产曾租给一家公司做KTV，KTV装修好之后房顶漏水，租户要求赔偿75万元未果，最终成了诉讼案件，龚爱爱被“牵”了出来。

后经查，龚爱爱共有4个户口，4个身份证，两个名字。

“要那么多户口干什么？”记者问。

“你说干啥？隐藏资产呗，这样她觉得安全，遇到一些限购政策，可以多买房产呀！”白文远笑着说。

据警方调查，龚爱爱有一个叫“龚仙霞”的户口，是2006年9月在山西省临县克虎派出所上户的，上户理由是户口补录。半年后，“龚仙霞”户口由山西临县迁到陕西神木，迁入理由是“投靠亲属”。另一个用本名“龚爱爱”的户口，是同样以户口补录的理由在山西吕梁兴县魏家滩派出所上的，时间是2008年11月。一个月后，该“龚爱爱”迁回到神木。而龚爱爱在北京朝阳区的那个户口，则是由北京房山区迁入的，具体上户日期不详。目前，这3个户口都已经注销，相关的涉案人员也已被刑拘和停职。

据接近龚爱爱的人透露，她企图以“龚仙霞”的身份建立起自己的隐形商业帝国。龚爱爱曾以“龚仙霞”为法定代表人，分别在北京、西安、神木三地，注册过西安江东企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中烁同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神木正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神木爱丽莎购物广场有限公司，注册资金总额超过5000万元……

“在神木，不光龚爱爱一个人有几个户口，好多有钱的人都存在这种情况，最近去公安局主动销户的人每天要排长队。”白文远说。

“龚爱爱事件”发生后，抛售房产的广告信息充斥神木大街小巷。在神木的东山路，记者注意到，在一处铝制的大展板上密密麻麻地贴着紧急出售房源的广告信息，有粮食局小区的、人民小区的、锦惠园小区的等，这些都是神木每平方米售价过万的房源。

“‘龚爱爱事件’就是一面镜子，既照了自己，也给别人借鉴，对神木来说，也是一件好事。”一位接受采访的神木人这样评价。

“房姐”今何在

据接近警方人士透露的消息，龚爱爱在北京被抓后，由神木警方派车押解回榆林，目前关押在榆林市靖边县看守所。见过龚爱爱的人说，“她跟原来比，就像是两个人，憔悴得不行”。

2月17日，记者从神木出发，向西南穿过榆林市区，跑了500里，来到另一个油城——靖边县。靖边看守所位于县城东南榆林炼油厂西高坡上，这是陕北地区最大的看守所，也是全国标兵看守所。紧挨着看守所驻守着靖边武警中队，武警官兵们正在操练。

当天是周日，本属于规定的探视日，但记者看到不少来探视的人因被拒，最终只能哭着离开。记者以“采访”的理由提出探视，被告以“没有此人”。看守所占地约上百亩，外墙涂着黄漆，监墙高约10米，四周围着较粗的铁丝网。在看守所的外墙上，贴着在押人员春节伙食表，从腊月二十七到正月初七，早餐、中餐、晚餐都很丰盛，腊月二十九的早餐是炸油饼和榨菜肉丝汤，中餐是馒头和烩羊肉，晚餐是米饭和猪肉大烩菜。

看守所附近有家烟酒超市，店主告诉记者，十几天前就听说龚爱爱关在这里，但看守所方面始终没有透出风声，“不过，最近原本的探视日也不让进了，很多大老远赶来的探视者又哭又闹，但也没有用。”

采访期间，记者也曾联系过神木有关方面，但多以“龚爱爱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取证，不便多说”为由婉拒。不过，记者能真切地感受到，“龚爱爱冲击波”还是非常强的，从神木人的眼神里，也许能读出他们正在思考的一个问题：神木的财富神话还能延续吗？难道真的让“龚爱爱”毁了？

挖煤、放贷、炒房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 王晶晶

黄河之水天上来，在神木县境内流了98公里。流经神木县县城的这一段黄河支流，叫做窟野河。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神木时，就落脚在窟野河东岸滨河大道上的一家旅馆里。

除了宾馆，街道两旁的商铺几乎都关着门。宽广的河道内，全然不见河水，间或有几缕白色冰条懒懒地趴在河床上，看起来凄凉又萧索。视线往上抬，感受却全然不同。河对岸的二郎山上张灯结彩，数千米长的山头都装了灯，一到夜里，熠熠地放着光亮，装点出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神木自然有财力打造这样的“童话世界”。它是陕西省第一经济强县、2012年中国百强县第二十六名、2010年中国民营经济最具潜力县，在低保、养老等社会福利政策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其它县市的前头。一直以来，在人们心目中，神木是富有的、关注民生的，但“房姐”事件发生后，人们突然发现，随着财富的迅速聚集，多重户籍、炒房炒矿等早已成为神木无法回避的问题。

曾是“要饭吃”的穷县

据清道光年间的《神木县志》记载，神木古称麟州，相传城外东南有3株唐代传下来的古松，需两三个人才能合抱，人称神木。北宋时，杨继业等杨家儿郎曾在此地据守边关，抗击蛮夷。元代起，麟州设县，至明代，县名改为神木。

据当地居民回忆，上世纪80年代，神木县城以目前县城南部的钟楼为中心，南北向、东西向各一条街，都只有三四百米，住着区区一二百户人家，绕县城走一圈也不过20分钟。到2001年，县城面积已有6.81平方公里。

神木是陕西省面积最大的县，土地面积7635平方公里。长城将全县一分为二，南部是贫瘠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很难种庄稼；北部则像草原，最多能发展些畜牧业，整个神木没有像样的工业。再加上毛乌素沙漠黄沙的侵扰，当地经济一直难以发展。从1950年至1986年，国家共提供财政补贴1.67亿元，为本县同期财政收入的4倍还多。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神木还没能完全脱贫，完全是“要饭吃”的穷县。

唐勇是那段岁月的见证者。今年50岁的他，在成为企业家之前，曾在县政府部门工作多年。上世纪80年代，他每月工资不足10元，还经常几个月都拖欠着发不出来。整个政府只有一辆车，去榆林才100多公里，却要走一整天。“改革开放后，政府号召发展经济，大伙儿都在想神木有什么可以发展的。想来想去，除了传统的畜牧业，就只有煤了。”

实际上，神木夹在陕西、内蒙古、山西三省中间，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煤矿“金三角”。1981年，陕西185煤田地质勘探队开赴神木，揭开了神木煤炭开发的序幕。如今，神木已探明精煤储量为500多亿吨。如此规模，不仅在全国堪称第一，在世界范围内都极为少见。

因为煤层稳定，埋藏浅，易开采，早年间，每当神木的地表出现裂缝，总会有大量煤“涌”出地面。一到发洪水时，当地人都会去河边捞煤：“一年下来，一家子能捞一二十吨，过冬、平时生火做饭都指望这个了。”有当地人回忆说。

跟着煤炭价格“起飞”

煤炭是上天赐予神木的厚礼，但如何开发，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却成了难题。很快，当时中央的一位“大人物”给神木送来了发展机会。

“这个人叫李智盛，就是我们神木石角塔村人。”唐勇介绍说，李智盛曾给毛泽东当过多年秘书，1981年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1982年，李智盛回到阔别数十年的家乡，看到乡亲们依然住着旧窑洞，吃着酸菜和小米饭，非常揪心。但当他得知神木拥有中国最好的煤炭资源，又立刻振奋起来，对当时的神木县委书记说了一句话：“我们不是‘真穷’，是‘假穷’，只要我们抓住煤，很快就能强县富民！”

一回京，李智盛就将神木的煤田开发思路写成报告提交给中央。因为国家正为能源问题发愁，而煤炭是核心能源之一，中央对这个报告极其重视，第二天便批了下来。

在李智盛的奔走、呼吁下，神木的煤炭开发准备工作陆续完成。1985年6月，胡耀邦来神木视察并题字：“把地上的绿色宝库建起来，把地里的黑色宝库挖出来。”同月，神华集团的前身华能精煤公司成立。神木的煤炭开发正式开始。

“但神华主要是自产自销，能消化的煤毕竟有限，对带动地方经济的作用并不大。”唐勇说。

为打开局面，上世纪90年代初，神木县政府花大力气建起玻璃厂、硅铁厂和铁厂，并投资20万元进行原煤再加工实验。一系列的努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神木的煤炭优势变得更为突出。

很快，煤炭价格也开始暴涨。1985年，国家给1吨煤的定价仅为20多元钱。“十五”、“十一五”期间，随着工业化的全面推进和国家大规模的基建，煤炭价格从每吨60余元上涨至近520元。

煤有了，价高了，但只有运出去，才能收回真金白银。据有关媒体报道，在煤炭外运的过程中，包神、神朔、神延等运煤铁路相继开通，一批高速公路项目也立项上马。交通条件的改善，让当地煤炭产业的利润大幅提高。

就这样，神木起飞了，神木人的荷包也渐渐鼓了起来。

要让钱再生钱

钱多了怎么花？多年来，神木县城及当地煤老板们的富裕程度和生活细节，一直是媒体及公众关注的话题。

据2011年天津高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所推出的《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显示，神木县资产过亿的富豪超过2000人。当记者就此数据向从事煤炭生意的左钢求证时，得到的回复是：在神木，真正的亿万富翁其实很少。“神木人做生意是金字塔式的。一家有一个能人，就是塔尖，能吸引很多亲戚、朋友参与。比如我自己，单从法人角度来看，我的身家的确过亿，可公司实际上有二三十个大大小小的股东，公司的钱大部分都不是我自己的。”

当地人都说，如今的神木是“三富三不富”：北边富南边不富，财政富百姓不富，少数人富多数人不富。记者在神木走访时也发现，县城南边的一片老街区几乎家家平房。一位本地人说：“神木有身家十几亿的富豪，也有穷得过不了年的人，两极分化太厉害，没多少钱的普通人还是大多数。”

不过，相对于西部大部分县城，神木的富有却又直白地显露在各个方面。

据记者从神木统计局拿到的数据显示：2010年，神木的国民生产人均值为13.27万元，远高于陕西省的2.68万元和全国的2.97万元。

走在神木街头，至今仍能听到各种当地有钱人“耍阔”的各种传闻：某矿主卖完煤，拖着几十万元的现金去商场消费；某大款给接待他的宾馆女服务员送礼物，出手便是一辆20万的车……

当地几大娱乐场所个个不凡。东兴街上的“白宫国际”总投资8000万元，门口6根大柱子闪耀着银光，屋顶则金光闪闪。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将于2月下旬开业，虽然消费价目表尚未确定，“但肯定是神木乃至榆林最高的”。还有人民路小区内的“铂金汉宫”，据县委物价局备案价目表显示，其皇家1号包厢价格为每晚18888元，最便宜的商务单间也要918元。

高消费之外，更多神木人喜欢将钱用于再投资。除了少量的实业，民间的钱主要投在了炒房、炒矿和放贷上。

据了解神木煤矿行业运作内情的人士透露，控股煤矿并通过扩股增资炒矿套现曾是神木煤老板的暴富手段。一位企业老板告诉记者，当地一些有钱人打通关系，通过暗箱操作先将国企变成民营，第二步再卖，第三步它们就被极少数人掌握在手里。

“但随着资源的逐步集中，加上许多小矿因为生产过程中的安全、污染等问题被取缔，开矿采煤虽然利润很高，却已变得不再容易。买房、放贷于是成了很多神木有钱人新的选择。”在银行从业多年的钱斌告诉记者。

大街上，小额贷款公司、投资理财公司随处可见。钱斌说：“神木有13家有正规手续的贷款公司，至于那些打着投资公司牌子放贷的公司则有上千家。”

至于买房，记者看到，神木的二手房动辄就卖到上万元每平方米。当地人对此并不感到稀奇：“这已经是下跌后的价格。房价最高时，县城高档小区的售价能超过2万元每平方米。”县委房管局的一位官员却告诉记者：“我不知道神木房价高的说法是怎么来的。据我所知，即使现在有每平方米上万元的房子，也是有价无市的。”

在钱斌看来，神木44万人口，30万都挤来县城，就那么点地方，供不应求，房价攀升再正常不过。另一些人则认为，当地房价干脆是自己人炒起来的。一些神木人在致富后纷纷将手中的钱变成房产，神木的房价“一天一个价，有的人上午买了房，下午就能赚十几万”。

至于去外地炒房，钱斌说，除了北京、西安、榆林和陕北各县城，内蒙古的鄂尔多斯、乌海、包头、呼和浩特和山西也是神木人买房的集中地。“这种消费往往也是金字塔式的。一个人买了，其亲戚、朋友也跟着来。到最后，一个单元甚至整栋楼都被神木人‘包圆’了。”

与财富伴生的“病症”

在迅速实现致富神话的同时，神木也染上了暴富带来的“病”。多重户籍便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

“近年来，很多地方买房都送户口。神木买家一方面希望孩子能在北京、西安等条件更好的地方上学，一方面又舍不得放弃当地优厚的社会福利。”当地居民林强说，因为神木相继实现了12年免费教育、全民免费医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等制度，而拥有当地户口是享受各种福利的前提条件，“神木户口因此比其他城市的户口珍贵许多，这也是很多人拥有‘双户口’的最主要原因”。

林强告诉记者，在神木，有钱人一人拥有多个户口的现象很普遍。有媒体报道，前几年，“花几万元钱托关系，轻易就能从邻省办下户口再转回神木，走的是真手续。”“最难办的是神木户口，基本上只能靠嫁过来。”小林向记者提供的“结婚迁入落户须知”上，就对“被投靠人年满30周岁，且结婚满5年的配偶”，及“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18周岁以下未成年子女”申请迁入时须提交的各项材料做出了明确规定。

户口之外，受质疑更多的，是更深层次的“基层大环境”。“这些户口怎么能办下来？”经营煤炭生意的李刚告诉记者：“以前逢年过节，我都得准备一堆购物卡、礼物打点管理部门，还要费尽心思请人吃饭、喝酒，因为人家一抬手，对我可能就是几十万的事。为扩建厂房，我要从农民那里拿地，前后花了800万，但真正补偿农民的花费只有50万。”在他看来，正是基于这种大环境，一些煤矿主才有可能“邀龚爱爱入股”。

在龚爱爱被专案组抓获后，人们对“房姐”及神木的好奇并未停止。2013年2月，网络上接连出现数个对神木地方公职人员的举报帖，引发广泛关注，但截至记者发稿时，并没有官方机构对这些举报做出正面回应。(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出现的被访者均为化名。)

“房地产的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的食物链就有多长”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 黄滢

房价的飙升，让房产本身具有了较大的经济价值和升值空间，也让许多人不惜使用违法、违规手段获取房产。长期以来，我国房地产领域普遍存在权力深度介入、权力寻租现象，建设部原部长汪光焘曾直言不讳地指出，“房地产领域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问题相当严重”。也有专家直言，当“房”和“腐”挂上钩，中国人的买房情结将成为一场巨大的劫难。

“房结”根深蒂固

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奋斗一辈子的最重要主题就是买房。从古至今，概莫能外。从公元760年，杜甫借《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到如今年轻人将父母的老本、自己的家底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中国房地产事业，中国人的买房热情从未降温。

经济学家吴晓波曾撰文《中国人的买房情结》，提到自己多年前到安徽农村搞田野调查时，看到无数高檐大宅时的所思所想：那些曾在淮扬一带声名赫赫的盐商、茶商为何不将钱拿去扩大再生产，偏要回到偏僻的老家，盖这些中看不中用的大宅子，或是买一大块产出效率很低的红壤地？吴晓波并不赞同从“叶落归根”、“显耀乡里”的角度作出解释，反而认为“商人是没国界的，只要有钱赚，连国家都未必认，何况乡里了”。

“司马迁把‘富裕’分成3种，本富、末富和奸富，本富就是靠农田致富，末富就是以工商致富……他说，‘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跑到商海中尽情扑腾，大把赚钱，再回头去买房子和田地，用房子和田地把赚来的钱牢牢守住。”吴晓波认为，中国的治国者是全世界智商最高的人，他们最早明白工商业比农业更能敛聚财富，早早便将这些产业收归国有。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些在工商业中赚了钱便转身购买土地、房产的人，为的就是“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他由此提出，“在千年中国，土地其实不是由泥巴构成的，它是一种‘类货币’，是资产阶层逃避政府力量的一个避险性工具”。而这应该就是中国人偏爱土地和房产的传统社会文化因素。

时至今日，中国房价之所以日见攀高，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工商业资本汹涌进入房地产业，靠炒房迅速实现资本增值，更多人又在投机及从众心理的影响下，对投资房产趋之若鹜。另一方面，随着物价不断攀升，老百姓开始考虑，如何才能确保自己口袋里的钱不贬值。在高房价的带动下，买房成了老百姓资本保值的首选方式。

虽然同为投资对象，在过去6年里，中国的楼市与股市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走势。自2007年后，中国股市从6124.04点一路下滑，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沪指最高点数仅为2478.34点。反观楼市，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商品房均价为每平方米3864元，虽然在2008年出现不足2%的下滑，却在股市最惨淡的2009年实现了23.18%的涨幅，达到每平方米4681元，接下来3年更是一路上扬至每平方米5791元。仅以北京为例，二环边每平方米的房价已由2007年的约1万元上涨至四五万元，也就是说，如果你有50万元，扔到股市里，可能瞬间蒸发，拿来买房却能翻好几倍。

对比当下大热的艺术品投资、玉石投资等，房产投资的含金量也很高。虽然艺术品与玉石的稀缺性及不可再生性使其保值功能不俗，可投资者鉴别能力及变现能力的缺失，却可能使投资回报大打折扣。相比而言，炒房不需要具备什么专业素养，也不愁卖不出去。

涉房腐败形式多样

2009年12月，时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作为副部级官员，如果仅靠工资，自己也买不起房。3年后，有记者再次问起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仍然买不起！”话虽如此，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却是，房地产领域确实已成为官员腐败的重灾区。一名长期从事反腐工作的办案人员说，“房地产的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的食物链就有多长”，而龚爱爱事件的曝光，则让涉房腐败利益链条逐渐显露。

从全国各地已披露的案例中不难发现，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正成为官员和房产商进行权钱交易的集散地。

在已“盖棺论定”的落马官员中，和炒房关联最密切的当属上海市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因为长期掌握土地交易大权，康慧军被称为“炒房区长”。2007年，上海市纪委在对局级以上公职人员住房情况进行普查时发现，康慧军所住的陆家嘴“仁恒滨江园”一套320多平方米的住房，市场售价近千万元，康的申报价格却只有270多万元。纪委进一步调查后得知，早在康慧军担任陆家嘴集团总经理时，就曾多次利用职务便利，为上海仁恒房地产有限公司获取浦东世纪大道多个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提供帮助。官员想要房产，自然就会有开发商投其所好。作为“回报”，仁恒公司将一套144平方米的房子以1999年每平方米8300元的价钱卖给康慧军，总价仅需119万元。随着房价迅速攀升，康慧军又看中了该公司新开发的一套320多平方米的精装样板房，公司方面又仅以1999年的同样价格(8300元每平方米)卖给了他。就这样，康慧军以270余万元的总价拿下市价近千万元的豪宅。类似的交易，对康慧军来说显然是家常便饭，截至案发时，他和妻儿名下的房产多达14处。最终，康慧军因受贿罪及巨额财产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青岛远洋运输有限公司前副总经理宋军的“手段”与康慧军又不相同。2006年10月至2008年6月间，他利用职务便利贪污人民币4620万元，并用其中3500多万元在北京、天津、青岛等地购买了37套房产。这其中的大部分，是价值数百万元的高档住宅。他甚至还在北京石景山的某写字楼项目一次购买了25套房。

在一些二、三线城市，公务员和公职人员通过拆迁先低价得房，再高价卖出获利，也已是公开的秘密。

2009年曝光的温州官员低价购房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标本。2004年至2005年间，温州市实行大规模旧城改建，旧城改建指挥部未经审批，以“暂定价”的形式，将拆迁安置后多余的房源销售给一批干部及其他人。指挥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说：好房留给官员，“就是为了开绿灯，这是潜规则”，因为如此一来，工程才会在各方面得到方便。

另一种涉房腐败模式叫“直改名”。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二手房交易，需要在房产证上改名字，但对于房产证都没办下来的新房，就不需要改房产证了，只要与开发商、房管部门关系好，简单办办手续就行。”这位中介说，“假如你有亲戚在房产公司工作，就可以通过内部渠道将新房通过合同约定的形式预留给你。你只需在房产证办理前找到买家，向他收取一定的费用，再注销原来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将房转到新的买家名下即可。”一位长期从事二手房买卖的中介告诉记者，这样一进一出，有时“就能赚几十万元”。那些想通过房子获取私利的公职人员，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空子”。2010年12月12日，浙江台州市纪委就曾披露，台州至少有800多套房源存在“直改名”问题，有40多名党政干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涉嫌参与“直改名”。那位业内人士说，台州现在的情况“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只是更多地以亲友的名义拿房源转卖，更隐蔽了”。

还有一些城市，比如榆林、鄂尔多斯等，靠资源起家，以炒房闻名。为了炒房，一些人想方设法要办理多重户口，相关部门的公职人员也就成了他们的公关对象。王楠(化名)祖籍鄂尔多斯，现在北京工作。他告诉记者，家乡人买房“有团购的喜好，一个人买了，就喜欢带许多朋友去买”。限购政策出来之后，一个人办理多个户口在当地“蔚然成风”。王楠说，很多鄂尔多斯老板只要花上几百、几千元钱，就能弄到一个当地的户口。

龚爱爱事件被曝光之后，一系列被查实有房产问题的问题官员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广东省番禺区城管分局政委、被称为“房叔”的蔡彬被查拥有22套房产，随后，蔡彬被停职、“双规”；广东省佛山市一街道原党工委书记郑年胜有7处房产，其中在顺德的5处房产均属当地高档楼盘；原山西蒲县煤炭局长郝鹏俊，在北京、海南等地有房产35处……随着官员房产问题的曝光，多地“官员抛售房产”的消息也不断传出。

制度设计须完善

涉房腐败频发，相关部门也早就意识到其严重性。2010年1月，中共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公报就指出，要认真落实并抓紧完善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但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主任程文浩看来，距离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龚爱爱事件的爆发，就再次说明了涉房腐败的严重性，也表明“我国在社会管理、身份管理体系上还存在较大漏洞，容易为人所乘”。

“杜绝涉房腐败，当务之急是进行全国房产登记信息联网，消除因地域分割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提高发现违规行为的几率。”程文浩认为，由于全国住房信息尚未联网，个人在外地的房产无法在本地系统上查询到，这就为个别官员隐瞒财产提供了可乘之机。同时，龚爱爱之所以能办理多个户口并规避限购政策，也是因为住房登记信息未与公安系统的信息联网，若能将银行、财政、税务、公安等系统的信息统一到一个平台上，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对中国住房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普查，将开发商、土地、房产、交易等各方面的信息都告知公众，不仅能大大改善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情况，像“房叔”、“房姐”这样刺激大家神经的事也会大幅减少。

住建部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2010年6月，住建部推进城市个人住房信息系统的建设，希望能借此对联网城市的房地产交易、个人住房产权信息变更等进行实时监控，并要求全国40个重点城市在2012年6月底之前与之联网，但期限过后便无下文。住房信息联网一再推迟，继续推进265个地级市联网也只是一个规划，短期内还没有一个确定的落地完成时间。

还有不少人担心，住房信息的联网会导致个人隐私的泄露。针对这一问题，日前，福建漳州、江苏盐城等地已经加紧出台了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对输入人名查询名下有多少套房的“以人查房”方式作出专门约束。不少媒体和网友质疑，这一措施的出台，无疑是“将涉房腐败塞进保护伞”，“让‘房姐’、‘房叔’吃下定心丸”。考虑双方意见，程文浩提出，本地的房产信息可首先对纪委等监督部门公开，接受查询，待条件成熟后再考虑官员房产公示等问题。

制度设计的完善，对杜绝涉房腐败而言更为重要。程文浩提出，龚爱爱事件中，户口的迁出、迁入之所以能如此容易，显然是因为公安部门对基层派出所使用准迁证缺乏监督和控制。制度设计不严密、运作者素质不过关、监管把关者彼此缺乏监管等因素，让户籍制度形同虚设。此外，个人征信系统贷款记录相对滞后，为骗贷者提供了1至3个月的真空期；条例中有关家庭成员的界定也不够细化，容易被“房姐”、“房叔”利用。

正如一些媒体评论的，官员名下的房产，是一张测试其廉洁与否的“试纸”。如何才能真正遏制涉房腐败，不让它一再刺激公众的神经，或许是我们需要持续思索的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 王延辉

[腾讯网-南京日报]

中央党校教授:房子是导致两极分化重要原因

　　作者：《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张婷、记者芦垚

　　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在时隔12年后发布了基尼系数，引起舆论热议。2013年2月5日，《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发布。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一度传闻在年底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再次与人们失约。至此，始于2004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进入了第10个年头。

　　同往年一样，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再次成为过去一年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一。舆论对此亦是不厌其烦。从规范公务员津贴和工作收入，到整治垄断企业，再到减税方案，各路人士各抒己见。多位专家曾在谈及这一改革时不禁感叹：“难”。这也成为各方人士少有的共识。

　　收入分配改革为何如此之难，其成因何在，出路何在？就此，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接受了《瞭瞭望东方周刊》的专访。

　　结构失衡是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原因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中国收入差距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周天勇：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复杂，最大的收入差距是城乡差距。城乡差距主要是农村的低收入人口太多，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6977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979元，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倍多。

　　在农村，全国大约36%的劳动力创造了10%的国民生产总值，这是一个天然的差距。这个差距不是体制造成的，也不是分配不公造成的，而是城市化滞后造成的。

　　城乡结构导致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的方式不同。创造财富就是分配财富。在农业生产中，种粮食、分配粮食就是一种收入分配，你创造了10%的GDP，想分配20%、30%，肯定行不通。

　　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大部分在40岁以下，40岁以上的进入城市的不多。而留在农村的妇女、留守儿童、老人，天然是低收入人口。这其实是一个历史问题：解放以后，控制农村人口转移，导致农村人口过多，这是解放后的户籍管理制度造成的。像日本、台湾地区、韩国等，战后就让人口自由流动，台湾地区现在农村人口下降到5%了，韩国也只剩5%了，中国大陆还有将近一半。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实际上是结构失衡的结果？

　　周天勇：结构失衡是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原因。

　　除了城乡结构失衡，还存在企业结构失衡。越大的企业，资本有机构成越高，同样资本所容纳的就业人数就越少；而企业越小，资本有机构成越低，相对的就业比例就越高。小私企越多，劳动力需求就越大，失业率就越低，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就越少。

　　台湾、韩国基尼系数之所以比较低，就是因为他们中小企业多，创业的人多，这样中等收入的人就多。日本虽然经济不景气，但是失业率才4%多一点。台湾地区、韩国的失业率更低，再加上他们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95%，即便5%的农村人口只创造1%的国民生产总值，也无所谓，因为他们是少数人。

　　现在，我们的中小企业还太少。中国必须大力发展小微企业，收入分配才能公平。看收入分配一定要看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看表层的东西是没有用的。

　　《瞭望东方周刊》：造成这两个结构失衡的原因是什么？

　　周天勇：因为三个体制问题。

　　一是体制对农民存在不公。以台湾地区为例，台湾的土地、宅基地都是私有，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买卖。买卖以后，政府征收增值税。比如说土地增值了100%，政府收40%的税；土地增值了200%，政府收50%的税；土地增值了300%，政府收60%的税，征税后剩余的部分，农民可以创办小企业，可以到城里购房。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政策。我们的土地征用，给农民的补偿非常少，甚至农民想再买一套房子，这些钱都不够。这说明我国的土地制度导致了在整个国家的收入分配中，财富向城市流动，农民没有钱去创业，没有钱到城里购房，这样农民就成了低收入者，收入差距就拉大了。

　　二是我国现行的土地出让金制度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化。土地开始的时候比较便宜，国家一次性收取70年的出让金，10年前很少，但是现在地价越来越高。比如说，10年前买的房子，当时的房价1平米2000元，现在房价变为1平米4万元。前面买房子的人和后面买房子的人，财富差距非常大，前者财富越来越多，后者被剥夺，因而导致两极分化。房子问题，我认为是导致我国两极分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三是垄断。如电信、石油、烟草、银行等行业，这些垄断行业导致行业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

　　三大体制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现在人们只是注重行业的收入差距，没有注意到前两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强制征用农民土地，剥夺了农民的利益；房子的土地出让金制度，让已经积累了财富的变得更富，而且还不交财产税。在城市中形成有房产者和无房产者，以及房东和租房客两个阶层。想缩小收入差距，只解决垄断行业高工资等表层问题，是不行的，必须解决土地征用、土地出让金，以及创业和小企业发展等深层次的问题。

　　除了以上原因，国家福利体系建设不足也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一个原因。教育、养老、医疗等体系不完善，导致低收入人群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提低、扩中、控高”有现实困难

　　《瞭望东方周刊》：依靠福利体系建设，通过二次分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比如个税改革，有舆论建议学习发达国家的做法，个税按照家庭征收？

　　周天勇：我国的个税问题比较复杂，按照家庭征收还是按照个人征收，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是两个人养活一个孩子，那么按照个人征收合适；如果一家有5个人，两个人工作养5个人，按照家庭征收合适。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就是结合家庭的收入水平，每户征税，这个实际很难操作，我估计将来还是按照工资征税。

　　现在有些人呼吁要把个税起征点提高到1万元，我认为这个提法是错误的。如果个税起征点提到1万元，就没有几个人交税了，个税就失去了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中等收入者、高收入者交税可以反哺农民，如果中等收入者都不交税，他们反哺给农民的就更少了，农民的收入相对就更低了。所以说，中等收入者不交税，本质上对农民更加不公平。如果起征点提到1万元，中国的基尼系数会扩大，而不是缩小，这样与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标是相反的，但很多人都被这个观点迷惑了。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要实现“提低、扩中、控高”的目标还存在诸多的现实困难。

　　周天勇：“提低、扩中、控高”这种提法，过于抽象和笼统，问题在于怎样“提低”、“扩中”、“控高”。

　　现在有30%的财政用于社会保障，如果财政资金越多，教育、医疗、养老等补贴得就越多，因为社会保障是普惠制，低收入者也可以享受到政策优惠。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大的问题，这么多人，国家财政能不能负担得起？我国2011年的人均GDP在全世界排第89位，全世界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我国的人均GDP只有世界人均GDP的一半多，还是不太富裕。那么多的福利，国家财政能不能承受得了，最后会不会走向希腊那样的结局？而且，我国现在养老缺口很大，国家到底怎么办？

　　因此，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第一，财政到底能拿出多少钱。第二，收入翻一番，谁应该翻番。如果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翻番，收入差距会更大；如果私营企业翻番，大量的人在私营企业工作，增加他们的工资、社保，那私营企业就可能死掉了，这些人不仅收入没有了，连就业也没有了。“提低、扩中、控高”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在经济运行中难度比较大。

　　建立积极的公平而非消极的公平

　　《瞭望东方周刊》：那该如何解决？

　　周天勇：我认为狭义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没有效果的，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应该这样考虑：

　　第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城镇化。55岁以上的老人不能从农村出来，只能通过自然规律使这部分低收入人口减少；0~18岁的人口，通过上学走出农村，在城市就业，收入自然提高。这样使老人不断减少，年轻人不断进入城市，通过时间逐步推进城镇化，不能操之过急。

　　第二，建立两项制度。一是建立教育公平的制度。要加大教育的投入，把义务教育从9年扩大到12年，要给每个人公平的、同等的能力，不能因为是穷人上不起高中、大学，而富人能上得起，导致富人的能力比穷人强，这样贫富差距就会在代际之间进行转移、继承。国家必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比如农民的儿子成绩很好，可能上别的学校收费很高，但是可以上军校、师范、农业院校、矿业院校，国家在这方面应加大资助。这是建立一种公平社会的一项最重要的制度。

　　二是要建立一种底层人士向上流动的制度。这个制度环境主要指创业的准入条件、监管、税费等等。比如大学生毕业一、两年以后想创办企业，如果政府设置的准入条件特别高，税费特别多，那么底层人士就失去了向上流动的通道。因此，政府应该使这个通道顺畅，才能产生更多的中小企业和中产阶层。

　　第三，进行体制改革。首先，打破垄断，对一些自然垄断的企业进行限制，如限制垄断企业的工资、高管的薪酬等。央企要给国家分红，提高分红的标准，垄断企业使用的石油等这些资源，要收取合适的资源税。其次，改革土地制度，要给农民提高土地增值的分配比例，要平等地交易土地，政府对增值土地征税。最后，要把土地出让金改为房产税，抑制高收入人群的财富，减轻刚要买房子的人的负担，缩小财富差距。

　　第四，政府要建立适合财力、适合国情的养老、医疗、转移支付、低收入保障等社会福利制度。养老、医疗是普遍的，失业保障对失业人群，住房保障对极少数人，不能人太多，否则财政负担不起。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改革不能脱离现实。

　　周天勇：在积极推动上述的改革以及建立公平制度的情况下，国家的福利要跟上，最大的前提就是与财力相适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不能养懒人，不能因为这个制度导致社会没有效率。

　　正如前面提到的教育公平制度和底层人士向上流动的制度，这两种制度都是积极、公平的制度，如果不建立这种制度，给低收入者房子、低收入者保障，失业了给他们提供必要的保障，就不是积极的公平。

　　原标题：周天勇：用“积极的公平”改善收入分配

[新浪网-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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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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