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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27
山西沁和能源董事长被39人举报侵吞国资800亿
“国有资产安全”研讨会今日在北京召开，会上山西39名党员干部提交了一篇题为《沁水县39名党员干部关于吕中楼“官煤勾结”侵吞巨额国有资产》的举报材料。材料称，山西沁水县“沁和能源集团”的董事长吕中楼将沁水县8座国有、集体煤矿800亿元资产装入个人囊中”。
举报信显示，吕中楼是山西省沁水县人，曾就读中国人民大学的西方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又考取国家科委公务员，负责“星火计划”的投资工作。后因经济问题被开除，于1996年返乡。
材料所指煤矿是沁水县嘉丰镇南凹寺村在1976年创办的一座乡镇集体煤矿。该矿拥有2.87平方公里的开采面积，地质储量1800万吨，可采量1260万吨，年设计生成能力15万吨，服务年限84年。资产总值65亿元(含采矿权和土地使用权)。每年可向嘉丰镇2万人民提供8000万元的回报，如今正值“风华正茂”年代，总资产达65亿元、年利润2000万元。
1998年，吕中楼以207万元的价格从镇政府手里买下南凹寺煤矿的所有权。至此，吕中楼挖到了第一桶金。
“三矿一站(永红、永安、侯村和嘉丰煤炭集运站)是沁水县的国有骨干企业，其资产占全县国有资产总额的80%，经济收入占全县财政总收入的70%，资产总价值(含探矿权、采矿权、土地使用权)800亿元。”原山西人大代表潘新建说，首先，截止2001年12月，三矿一站的账面资产总值有5.2亿元，而吕中楼从北京请来评估公司，评估时未将侯村煤矿部分资产列入评估项目中，仅这一故意漏估部分资产总值就高达6200万元。
其二，永安矿接替井当时主井、副井、通风井均已完工，仅该项技改投资总额高达2300多万元，也被漏估。沁和能源有限公司挂牌成立后，在“三矿一站”广大干部群众的质疑下，吕中楼迫不得已才给国有净资产增加了500万元，至今这500万元是否入账不得而知。
其三，山西省政府历年来以拨改贷形式返还给“三矿一站”的煤炭发展基金，至2001年底，累计高达4600万元。然而，在吕中楼与当地政府签订的《合作协议》中，不仅没有把这部分资金转增国家股本金，反而把这部分资金称之为“政策性贷款”，从“三矿一站”的总资产中予以扣减。这样一反一正，国有资产不仅没有增加4600万元，反而减少了4600万元，让9200万元的国拨资金化为泡影。
其四，“三矿一站”的资产评估，对采矿权、探矿权、土地使用权均未列入资产评估范围。
沁水县委宣传部一名工作人员回应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沁水县要有800个亿，20万沁水人就什么也别干了，坐这儿吃吧。”800亿，是沁水县2008年财政总收入的56倍。
那么，800亿元的国有资产数额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沁水县煤炭局一位干部对媒体表示，“当时周边地区村办煤矿对外发包价格为每年600万~1200万元”，“到1998年时，该矿可采量为1260万吨，总资产达65亿元”，所以吕中楼是“以超低承包价每年60万元取得该矿永久经营权”。65亿元，除以1260万吨储量，每吨煤炭是510元。按照公开资料，这正是晋城去年7月无烟煤的含税价。
“哪能这么算账呢？2006年山西出台的煤炭有偿使用方案，一吨无烟煤是3.3元”，煤炭局该干部称。网帖称的最大一笔国有资产流失是“吕中楼侵吞三矿一站国有资产数百亿元”，所谓数百亿元，依然存在着“每吨煤炭储量3
.3元和510元的算法之别”。
《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指出，此次改制并非如当地干部所言毫无瑕疵。该报道称，对“三矿一站”改制中存在“空手套白狼”，由吕中楼参与成立的沁和公司接管三矿一站时，“并没有一分钱注资，外来公司按照出资比例在一年内分三次付清转让费，直到2002年12月所谓的3750万元实物购置资金才到位；这一年时间里，煤矿利润大增，这3750万元极有可能是从沁和煤业拿出一部分利润来支付的”。除此之外，在改制过程中除实物资产外，沁和没有对采矿权和土地使用权以及无形资产进行评估作价，收回价款，原国有企业享有的资源被沁和无偿占用。
[中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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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重刑率持续提高
人民网北京2月27日电（记者
李婧）“2007年以来，人民法院对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案件判处的重刑率持续提高，此类案件的非监禁刑率持续降低”，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贪污贿赂渎职案件的重刑率逐年提高，体现了人民法院对该罪行的严厉打击。
对贪污贿赂进行严厉打击
今天上午十点，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关情况。发布会上，最高法新闻发言人孙军工介绍2007年以来，人民法院对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案件判处的重刑率持续提高，非监禁刑率持续降低。据悉，重刑是指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至死刑的刑罚，非监禁刑是指免予刑事处罚或判处管制、罚金、剥夺政治权利等刑罚，或者依法适用缓刑、假释等刑事处理措施。
根据最高法提供的数据，2007年，全国法院判处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的重刑率为17.58%，2008年为17.90%，2009年为20.82%，2010年为21.20%，2011年为21.78%，2012年为22.91%。同时，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的非监禁刑率从2007年48.75%下降到2012的38.08%。
故意杀人罪重刑率高达82.02%
孙军工在发布会上介绍，2008年至2012年5年间，人民法院对故意杀人罪、绑架罪、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犯罪、强奸罪、爆炸罪、抢劫罪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等严重犯罪判处的重刑率始终处于高位。其中，2008年至2012年，故意杀人罪的重刑率高达82.02%，绑架罪的重刑率高达79.33%，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重刑率为44%。强奸罪、爆炸罪、强奸罪和涉毒罪的重刑率也在30%以上。
死刑只适用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犯罪分子
孙军工同时强调，要准确理解和严格执行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政策，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孙军工表示，在对严重刑事犯罪从严惩处的同时，对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或者积极赔偿、被害方存在过错等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在量刑上从宽。据悉，近年来，最高法不核准死刑案件中，依据政策和法律不核准的始终占有一定比例，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法律规定要求。
据悉，2007年至2012年，非监禁刑使用率从28.76%提高至33.37%，判处非监禁刑的人数从268516人增加至391757人。
[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