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一大步——“同票同权”后的全国人大代表首次登上国家政治舞台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日电（记者季明、顾瑞珍、崔清新）１日中午１２点半，刚刚吃过午饭的周振波匆匆赶往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培训中心的会议室，接受最后一次全国人大代表任前培训。再过一天，他就将赶赴北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会合，在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履行职责。
现为上海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变压器生产车间主任的周振波是一位来自河北的农民工。十年前从海军部队转业的他经战友介绍来到上海，从学徒工干起一步步地做到车间负责人。回想起一个多月前得知自己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情景，他在电话中告诉记者：“我曾经想过当劳模、当先进，但能成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走进人民大会堂开会，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
和周振波一样，在２９８７名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还有多位过去未曾想过能当上全国人大代表的农民工。５年前，胡小燕、朱雪芹、康厚明成为首批农民工身份的全国人大代表而备受瞩目。今年，仅广东一省就选出３名农民工代表，重庆、山东、上海等地都出现了农民工代表，使得农民工这个人数超过２.６亿的群体在最高国家议事殿堂中有了更多的“代言人”。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万宾指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的最大特点是首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农民工代表数量的明显增加，反映了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同票同权”时代所发生的积极变化。
从１９５３年我国第一部选举法公布实施起到１９９５年之前，我国农村与城镇每一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为８:１。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选举法，平均每24万城市人口和每96万农村人口各选出1名全国人大代表，即城乡选举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调整为４:１。２０１０年通过的选举法修正案明确了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一重要原则，人们常说的“同票同权”在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选举中得以实现。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代表名额分配中，不论城市还是农村，城乡均按约每６７万人分配１名。
在这次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实行“同票同权”的过程中，京津沪渝四大直辖市及部分城市化程度较高的沿海省份的代表名额有一定程度的减少，而贵甘豫等农业人口较多省份的代表名额则有增多。
变化不仅于此，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来自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延续了上一届的“升势”，达到４０１名，占代表总数的１３.４％，比上届增长５％；而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则进一步降低了近７个百分点。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基层代表有着丰富的基层经历，对改革发展、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有着最直接、最真实的体会和感受，他们将成为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问题的重要力量。
为了准备好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的发言，周振波已经多次到农民工聚居的地区调研，流着泪听完工友们的酸甜苦辣。这次他将聚焦农民工居住环境以及子女就学等问题，“其他的问题我还不是太熟悉，我就先从我们这个群体的切身利益开始说起。”
“‘同票同权’闪烁着公平与民主的光辉，是我国政治制度改革行进中的重要标度。”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院长冯俊说，人们期待这些了解实情、掌握民意、能更直接敏锐地反映人民利益和诉求的基层代表们，能带去更多“沾着露水和青草味儿的议案和建议”。
多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郭凤莲对“同票同权”也是举双手赞成，“现在城乡统筹了，城乡选民的政治权利也应该平等。”虽然已是老代表，但６６岁的郭凤莲在准备全国“两会”时仍然拿出了当年“铁姑娘”的那股认真劲，准备反映留守儿童、农民教育培训等问题。
“各种身份的代表都应符合他的身份结构，工农比例是由我国国情所决定的，在‘同票同权’的条件下，今后应当进一步增加。”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
不过，对“同票同权”的理解不应简单停留在城市和农村代表的比例上。这次选举过程中，部分户口在农村的民营企业家也是以农民身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
对此，辛鸣认为，在政治运行中，并不一定是农民代表人数越多，越能代表农民的权利，不要苛求代表身份的问题。
“不仅要保障农民形式上的平等权，更要保障实质上的平等权。这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农民代表数额的增加，更要靠执政党自觉保障农民的权利。”他说。
[新华网]
人大与政协有何区别？
“两会”会期同步性质不同；人大代表通过投票行使监督权，政协委员通过提案参政议政
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两会”已成为一个固定词组。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指的是：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两会”虽然同步举行，但使命和职责并不相同。历史上，“两会”曾有渊源，1954年之后，逐渐“分道扬镳”，不过，经常“形影相随”。
【历史】
政协曾行使人大职能
今年召开的“两会”同是第十二届，不过，全国政协的“会龄”要比全国人大长5岁。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在全国人大召开之前，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大的职权。
这次会议上，还选举产生了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即现在常说的“全国政协委员”。
“此时的政协是权力机构。”武汉大学宪法学教授秦前红介绍，它行使属于人大对大政方针的决定权，还有自身的咨询权。
情形在1954年发生改变。秦前红介绍，1952年，刘少奇率代表团访问苏联，斯大林提出，中国应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时间提前。刘少奇向毛泽东汇报后，中央决定召开人大。1954年，全国人大选举产生，成为中国最高权力机关。
秦前红查阅史料发现，全国人大成立后，梁漱溟等人询问毛泽东，政协任务完成了，还要不要存在？毛泽东认为还有必要存在，一是“养士”，二是“咨询”，三是“统战”，政协不仅要存在，还要长期存在。
后来，因为反右，政协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又提出这个问题。毛泽东通过当时的统战部长李维汉表示，不仅要存在，还要互相监督。
【职权】
人大监督“一府两院”
现行宪法在序言中认为政协“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政协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这让政协与其他政治组织有了明显区别。
各级政协会议，也都和人大会议同步进行。但在职权上，人大和政协不同。一些词汇在使用时也有严格区分，比如：人大对报告提出意见，叫“审议”，而政协叫“讨论”。
方工是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之前，他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从人大代表转任政协委员，方工感受两个身份不同：人大代表是选举产生的，政协委员是通过协商产生的。“统战部门找到我，问愿不愿意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我同意了”。
第一次参加政协会议，方工发现会议内容与人大会议差别很大。人大主要是监督“一府两院”、人大常委会工作，行使选举权和决定权，政协虽然也对“一府两院”工作发表意见，但主要是建言献策，不决定“一府两院”的具体事项。
“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列席全国人大会议，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和“两院”工作报告。此时，人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一层就座，政协委员在二楼。
相比之下，作为政协委员听报告时，身上压力没那么重。方工说，任代表时要仔细研读，以决定是投赞成票还是反对票，很少离场。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可以对重大问题以书面形式提出意见，不同的是，人大的称“议案”，政协的称“提案”。
方工发现，“‘一府两院’很多部门对议案和提案的态度都很重视。但在一些尖锐问题上，议案和提案的效果确实不同。”方工说，法律规定，议案必须有法律后果，否则可以询问甚至质询，但是提案的办理不一定要有结果。
【建言】
代表发言不受法律追究
政协按界别分组讨论，而人大则一般以行政区域为单位开会。
方工是社科界政协委员，该界别云集社科领域的专家学者。“谈问题比较深入，也更专业。”方工说，人大更强调代表性，没有刻意集中专门人才。
“界别”和“区域”的划分，带来一个直接后果，选自北京市的全国人大代表一般不出北京，只在本区域内视察调研。
转任全国政协委员后，方工的足迹遍布全国，调研不再受地域限制。方工还感受到，政协的发言相对比较大胆，环境更宽松。
钟南山以敢言著称。2008年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之前，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他坦承，确实有当政协委员比当人大代表敢说话、敢说真话的现象。
与“委员更敢言”形成对比的是，按法律规定，人大代表在会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在“人身特殊保护”方面，按法律规定，如果要拘留或逮捕人大代表，需要报人大常委会许可；人大开会期间，需报主席团许可。
长期在检察院工作的方工说，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检察院在逮捕政协委员身份的嫌疑人时，一般也是要走这个程序。
□新京报记者 宋识径
[新京报]
全国人大代表团是如何划分的？
代表团多按地域划分；领导人多按出生地和履历参加代表团，基层代表发言受重视
今天，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外地代表开始陆续抵京。
代表们不是单独成行，而是先到所在省（区）的省会（首府）集结，然后“组团”到北京参会。
从这一天开始，人大代表们开会、审议都将以代表团为单位。新京报记者
宋识径
35个代表团如何划分的？
每年全国人大开会，通常只举行4次全体会议（换届年除外），近3000名代表济济一堂。这4次会议分别是开幕式（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两院工作报告和闭幕式。
除此之外，代表们都是在各自的代表团开会。例如北京选出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北京团审议、开会，一般不到其他代表团去发表意见。
全国人大代表由各省（区、市）、香港、澳门，以及解放军选举产生，并分别组成代表团。目前，全国人大代表的代表团，共有35个。
代表团成立之后，要举行全体会议，推选团长和副团长。按照惯例，团长一般由各省、区、市党委书记或人大常委会主任担任，副团长一般由人大常委会主任或副主任担任，他们也都是人大代表。团长要负责召集和主持全团会议，副团长协助工作。
即将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人数最多的是山东团，为175人，人数上百的代表团还有河北、河南、广东、江苏、四川、辽宁、安徽、湖北、湖南及解放军代表团。人数在30人以下的代表团有海南、宁夏、西藏、青海、澳门和台湾。
人数较多的代表团在审议时，还会分成若干代表小组，小组一般按省内地区划分。
武汉大学宪法学教授秦前红表示，按地域划分代表团，便于组织代表活动。
在全国人大的全体会议上，代表一般没有发言机会。这个机会，主要在代表团全体会议和小组会上。
秦前红是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他介绍说，代表团举行全团会议，一般会事先确定发言顺序，安排好发言角度。小组会是自由发言，容易产生辩论。
领导人参加哪个代表团？
十八大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部当选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其中，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七位常委分别在上海、山东、浙江、湖北、内蒙古、北京、天津当选。
秦前红解读说，领导人在哪个省份当选，参加哪个代表团，大多与其出生地和任职履历有关。
习近平曾任职上海市委书记，张德江、俞正声曾分别担任浙江、湖北省委书记。1993年以前的近30年中，刘云山一直在内蒙古。王岐山曾任北京市长、张高丽曾任天津市委书记。
十一届全国人大期间，胡锦涛在江苏当选代表。胡锦涛的出生地是江苏泰州，他在这里读了小学和中学。温家宝在甘肃省当选，他曾于1968年至1982年在甘肃工作。
秦前红说，全国人大有专门机构负责领导人在哪个省份当选，参加哪个代表团。“这个过程会请示领导人的意见。”
常委参加代表团活动，主持人有时会紧张。去年3月5日，胡锦涛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9位代表发言后，会议主持人说，代表发言结束，请胡锦涛总书记讲话。胡锦涛笑着纠正说：“代表发言还没有结束，我作为一名人大代表也作一个发言。”
但是在会议期间，政治局常委不会每天都参加本代表团活动，而是分别前往其他代表团，全面听取意见。
中直机关的官员不能都在北京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而要分散在各个省份。秦前红说，除考虑
出生地和任职履历，还会遵循均衡原则，确保每个省份都有一些重要的党政领导干部。
十一届全国人大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湖北代表团。秦前红分析，曹建明并非出生于此，而且主要任职履历也与湖北无关。本届全国人大，曹建明在辽宁当选。
代表团里怎么发言？
举行全团会议时，会场的座次一般做如下安排，在会场背景板前，座位被摆放成“口”字形，本行政区的主要官员在正位就座，级别最高的官员居中。其他官员按行政级别分别坐在主要领导的两侧和对面。其他代表会被排在主要官员对面和两侧后面的座位上。
不少主持会议的当地官员会在开场时告诉代表们，不要唱赞歌，要多提意见；还要注意发言时间，不要超时。一些党政领导还鼓励代表“抢话筒”。
在安排代表团全体会议发言时，组织者也会着重安排基层代表发言。
2009年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温家宝来到内蒙古代表团。种粮大户顾双燕发言有点紧张，温家宝鼓励她：“基层代表意见最宝贵，你放开讲。”
已故宪法学者蔡定剑表示，小组会议的优势在于让更多代表有充分的时间发言，应避免变成工作汇报会和动员会。
代表团会议，也是一些代表为自己的议案寻找支持者的时机。一个议案，在会场内转一圈征求意见，就达到了需30人联名的要求。
秦前红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代表团讨论问题多关注本地。他告诉记者，有些省份常在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给代表开会，有组织地让他们提议案和建议，而这些问题多跟本地的发展相关。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党政领导干部比上届降低6.93%,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比上届高了5.18%，基层代表将有更多发言机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公布了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改进会风的规定，要求改进会议简报编写发送方式；把更多的版面和时段留给基层代表。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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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两会”开创一个新的“议政时代”
两会揭幕前夕，新京报“京报调查”结果新鲜出炉，公众对今年两会最关注的焦点，集中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住房、教育等民生权益，以及反腐倡廉、司法公正、生态环境等重大议题，该调查结果并不出人意料。
民众所关注的一些两会热点并非始于今日，而是近年来两会始终纠结不去的“老大难”，最近几年的人民网相关民意调查结果也并无大的变化，足以佐证。这样的局面，固然折射了转型期中国式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也意味着，两会的议政资源能否转化为实质的政治成果，存在着极大的改善空间。
一年一度的“春天的故事”，应当演进成助推国家改革、社会进步和民生权益的坚实足印。
今年全国两会适逢换届，新一届议政者能否更好地推动民意诉求上升为国家意志，使两会进一步成为解决现实问题、满足社会期待的制度平台，并由此开创一个新的议政时代，既是其历史使命，也是亿万国民的殷殷期望。
“民众诉求”期待“议政实效”
应当深度构建社会化的两会政治效果评价机制，通过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监督议政过程和成果兑现，以使民意持续、长久地介入两会政治，最大限度地实现和放大“两会效应”。
综观历年来两会的议政景观，各类议案、提案、建议数量惊人，其中不乏契合民意的高质量建言献策，但也掺杂着不少跟风动议、口水建言，乃至饱受舆论质疑的“雷语雷案”。而议政主题的过于分散和庞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议政质量，一些国民所关注的重大议题，缺乏深入的审议讨论和充分的意见博弈。
参与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超五千之众，这体现了两会政治广泛的代表性，但有限的议政时间与多元的表达欲望也必然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在议政人数、会期、流程等一时难以作出重大调整的现实下，两会议政实践需要首先突破自身瓶颈，合理平衡议政民主与议政效率，在保障议政自由的同时，集中议政资源，直面民意诉求，致力于制度性、全局性事务，尽量避免泛泛而谈、纠缠琐碎的清议。
有鉴于此，建议人大、政协在其职权范围内采取积极措施，顺应国民关切和改革发展所需，通过对议题的合理筛选、提炼和引导，使两会注意力集中于最为紧迫的国计民生领域，以提升议政效率，防止议事“跑题”。
尤其是，目前人大按代表团、政协按界别划分的分组会议，承担了主要的议政功能，这固然便于发挥议政者的自身优势，但也容易使议题拘泥于本地区、本行业。与分组讨论相比，大会发言显然更易集中议题，并促进更广泛的意见交流和碰撞，从现实议政实践看，人大会议也可以尝试运用这一议政方式。
全国政协的大会发言虽然已成惯例，但议题设置也时存争议。正因此，两会的议事规则、开会方式需要更趋合理化，尤其是进一步激活大会发言，赋予全体会议以更强大的议事功能。并且诚如一些政协委员曾经建议的，应当通过挑选或集体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大会发言，如此，当有助于聚合更符民意、更具价值的议题，并成为议政舞台上的主角。
从更深的层面而言，“议政”的精髓并不仅仅在于话语的表达，更在于思想的竞争。回顾近年来的两会，诸如房价、医改、教育、收入分配等民生议题虽然年年大热，并引发了众多的意见分歧，但大多局限于自说自话的单向表达，而非双向乃至多向的交锋，这实际上反映了两会辩论机制的缺失。正因此，两会在优化议题、集中资源的同时，努力构建和完善符合现代议会政治特点的制度化辩论程序，有意识地设置辩论议题，引导各方利益诉求平等、充分博弈，以最大程度达成社会共识与和解，形成符合各方利益最大公约数的决策成果。
两会要肩负起回应民意诉求的政治责任，还有赖于焕发更多的行权意识，激活更多的行权手段，针对公众反应强烈而又经年不决的“老大难”问题，议政者在必要的情形下，应当敢于约见政府官员，询问、质询政府部门，乃至启动特定问题调查等，使这些法定权力真正转化成解脱民生疾苦、切割社会弊端的现实政治压力。
而在另一个方向，两会能否取得令国民满意的实效，还取决于其政治成果能否由会场内落地生根于会场外。一方面，需要通过完善重点议案、提案、建议督办制度、建立代表委员常态性履职机制等内部改革，对行政和司法公权从“两会监督”延伸至“日常监督”，使两会期间所达成的重大决策，真正取信于民。更重要的是，应当深度构建社会化的两会政治效果评价机制，通过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监督议政过程和成果兑现，以使民意持续、长久地介入两会政治，最大限度地实现和放大“两会效应”。
防止另一种“隐性浪费”
与餐饮、纸张、鲜花等物质意义上的会议成本浪费相比，议政资源浪费对民主效能和国民热情的伤害后果，显然更为严重。
即将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精简纸质文件材料的印制和发放，提案简报、大会发言等文件将通过网络系统提供查询，此项无纸化办公措施可节省会议支出200万元人民币。另据了解，全国人大十二届一次会议秘书处也采取了系列措施，比如，会议工作人员尽量使用机关办公用房，减少租用宾馆会议室和房间的数量等，也减少了不少经费开支。
无论是改进会风，还是改进文风、作风，都是上行下效，这是一个基本规律。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和重要地位，对政治生活发挥着一种重要引导作用。因此，全国“两会”厉行节约，无疑会成为落实改进会风“顶层设计”的示范之举，这不仅会推动各地会风的转变，也必定为建设节约型社会、倡导求真务实工作作风做出表率，进而推动建设更加节约高效的服务型政府。不过在赞叹这一重大进步的同时，或许更应关注另一种浪费现象——议政资源的浪费。
最近几年，少数代表、委员尤其是一些文体明星的“缺席门”事件，屡屡成为众矢之的，从前些年刘翔委员因“备战”“养伤”而五年四次缺会，到今年新晋广东省政协委员周星驰为宣传自己电影而上演现实版“逃学威龙”，无不成为社会批评的标靶。与此同时，个别代表、委员虽身处会场却魂游会外，打瞌睡、玩手机等摆不上台面的小动作时有见光，引发舆论哗然。此类视两会为儿戏的“躲猫猫”“打酱油”行为，不仅伤了公众的殷殷期望之心，也是对议政资源的典型浪费。
与上述“显性浪费”相比，不容忽视的还有议政资源的“隐性浪费”现象。少数代表、委员虽然年年现身会场，其议政质量却令人不敢恭维。从假话、空话、套话乃至声称“从不添乱”的自我表白，到人云亦云的跟风动议、重复建言等议政泡沫化，从悬空于调研与民意土壤的“凑数议案”“交差提案”“口水建议”，到违背常识、偏离法治和道德原则的“雷语雷案”，无不遭遇公众围观和吐槽。更有个别代表、委员在任期间从不发言和发起动议，成了徒占席位的“哑巴代表”。于两会有限的会议期内，这类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的空耗、空转现象，同样是议政资源的极大浪费。
代议制是现代民主政治基于效率要求的普遍选择，而在中国现有政治框架下，两会则是参政议政最重要的制度平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虽然数量有限，却承载着全体国民的现实疾苦和利益诉求，更掌握着普通人难以享有的直接议政话语权，如此珍贵稀缺的议政资格和机会，理应倍加珍惜和利用，以务实高效的智力贡献和思想竞争，助推国家改革、社会进步和民生权益，而种种议政资源浪费现象的背后，折射的却是社会责任、议政素质的缺失。与餐饮、纸张、鲜花等物质意义上的会议成本浪费相比，议政资源浪费对民主效能和国民热情的伤害后果，显然更为严重。
正是从这个意义而言，如何最大限度地抑制乃至杜绝议政资源浪费现象，乃是未来两会政治亟须破解的改革议题。首要的一点，是进一步完善代表、委员的遴选和退出机制，依据民主原则而非“政治待遇”选拔社会精英，依据能力优劣而非名气大小分配政治资源，使那些真正具备议政愿望、热情和素养的贤才进入议政行列，无心无力甚至无时间者及时“让贤”议政舞台。前些年，广东省28名政协委员的“辞职风暴”引发社会关注，其中就包括因训练繁忙而无暇参政的奥运冠军孙淑伟和胡佳。今年广东省政协再度表态，委员不积极履职将除名。类似的改革不应再犹豫不决，如此，拿两会不当回事的现象才会渐渐绝迹。
与此同时，有必要深度构建对两会政治的社会监督机制，代表、委员接受国民监督，既是宪法法律所规定的义务，也是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通过两会议政过程的透明化，以及议案、提案、建议的公开化等手段，当能对代表、委员的议政素质和责任感形成有效的外部压力，令少数动辄缺会、应付参会、低质建言的怠责者有所忌惮。两会要成为更高水平的建言献策平台，并使民意持续介入、监督公共政治，这样的改革同样没有理由不尽快推行。
两会作为国家最大规模、耗费必要财力的政治集会，必须考虑民主成本与民主效果的投入产出。如今，节俭办会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从本质而言，杜绝议政资源的浪费现象，进一步提升议政质量和议政效果，具有更重要的价值，如此，两会的成本付出才能真正物有所值，也才能为全体国民所接受。而这，既是社会所期待的理想政治图景，也是未来两会政治更深刻的改革使命。
“民主大考”呼唤“议政时代”
对于两会政治过度敬畏或漠不关心的社会心态仍有所存，虽然不参与也是一种政治自由，但这无助于发展一个民族的民主素质，而且，如果人人放弃制约公共权力的权利，私人生活的自由也就失去了保障。
两会作为这个国家最大规模的政治集会，实际上也在集中检验着国家民主制度能否有效实践、公正运行。就此而言，两会不仅是一场的“民主的盛宴”，更是一场“民主的大考”。
两会，是对政府和司法公权的一场大考。提交两会审议的预决算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两高”报告是其核心议程，也是行政权、司法权接受监督的制度性安排。而民主监督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信息公开，就此而言，近年来日益升温的看管政府“钱袋子”的社会诉求，就业、医改、住房、教育、环保等民生热点，以及反腐败、司法公正等焦点议题，都需要预算、政府工作、司法等诸多信息的客观全面而不是“多谈成绩、少谈问题”式的公开。这场大考还表现在，政府和司法公权面对批评、质疑，如何坦诚应对而不是推诿责任乃至“躲猫猫”。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基本的政治道德，上述信息公开和接受监督还应当包括：敢于向一切弊端开刀、与一切不当利益切割的变革措施，而不是隔靴搔痒式的空洞愿景，与既有的政绩相比，这些实质性的改革目标，也能带给人民更多的希望和信心。
两会，是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体的一场大考。尽管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上，还没有生长出“职业政治家”的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代行民权的代表、委员有理由缺失“职业精神”。近年来，“哑巴委员”“举手代表”的日渐稀少令人欣慰，但仅仅以此来检测代表、委员是否合格，显然标准过低。人们期待的是，今年两会的光环将不再局限于少数几个“明星代表”“议案大王”身上，参政议政者的提案、建议应当是真正采集民意、深思熟虑的成果而不是“临时抱佛脚”的交差，而近年来频频出现的雷人议案、建议即使符合多元化民主政治的一般逻辑，至少也能具备起码的合理性和常识性。两会对代表、委员的考验还在于，在一切必要的情形下，能否敢于启动法律所明确赋予的约见、询问、质询、罢免等刚性监督手段。事实上，这种主动履职、勇于行权的意识自觉，既是考核参政议政者的底线，也是这一群体对于全体国民的起码政治责任和交代。
两会，也是对包括普通民众、公共舆论等在内的全社会的一场大考。民主，从来就不应该是少数精英政治家的“独角戏”，而是全体国民共襄的盛举。
近年来，随着两会透明度和公民民主意识的提高，由“网上两会”“民间两会”所发酵的坊间民意正在对公共政策和制度变革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也应当看到，在民主文化传统匮乏的历史语境下，对于民主政治的理念和价值还存在着不少社会性误解。一方面，利益多元化与尚未成熟的民主意识相伴相行，导致一些“非主流”的意见表达和利益诉求被民粹主义式的讨伐口水频频淹杀，进而阻碍了一个自由、宽容的代言机制和议政环境的生长；另一方面，对于两会政治过度敬畏或漠不关心的社会心态仍有所存，虽然不参与也是一种政治自由，但这无助于发展一个民族的民主素质，而且，如果人人放弃制约公共权力的权利，私人生活的自由也就失去了保障。基于这样的现实，我们应当期待，全社会能够以更成熟、更积极的姿态介入今年两会这场民主大考，在公共参与上更多进步，更少遗憾。
两会是一场“民主的大考”，由此滋生的政治压力或动力，当从方方面面塑造中国社会上至公权、下至黎民的民主精神和品格，而这呼唤一个新的“议政时代”的到来。
□阿计（资深媒体人）
[新京报]
良性互动，要让民众找得到人大代表
实现人大代表与民意的良性互动，首先要保证的是，民众能够方便地找到人大代表。必要时，代表本人或者各级人大有关工作机构还可以就民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交流、研讨，为代表更好地反映民意、代言选民提供帮助。
据报道，日前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雷闯给568名全国人大代表寄信，呼吁他们关注乙肝问题，并希望代表们将随信附上的《加大对就业体检检查乙肝处罚力度的建议信》和《关于加强乙肝知识科普，打击虚假广告的建议信》分别递交给人社部和卫生部，目前，雷闯已收到包括上海市市长杨雄在内的广东、上海、河南、湖北四省市的4名全国人大代表的回复。
人大代表作为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是人民群众通过选举选派到国家权力机关的代言人，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管理国家事务，也负责代表人民将民众的意见传递到各级国家机关。因此，人大代表必须积极回应民众的呼应，传递民众的心声。人大代表如果不能关注民意，积极回应、传递民意，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失去了根基。
近年来，“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已成为多数人大代表特别是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准则。十一届全国人大期间，代表们共提出意见建议37527件，其中14834件是在广泛调研、视察、走访基础上认真酝酿后提出的，有些建议还直接源于民众转交的建议信函。这其中，雷闯每年“两会”期间都会给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邮件或信函，希望将他的针对消除乙肝歧视的建议转交有关部门，每年也都有代表委员将他的建议整理后递交上去。但是，从整体上看，人大代表与民意的互动还有待加强，较广泛的民意还有待进一步转化成人大代表的议案和建议。
实现人大代表与民意的良性互动，首先要保证的是，民众能够方便地找到人大代表。如果联系不到人大代表，民间的呼声也就很难快捷、完整地传递给人大代表。因此，各位人大代表有必要公开自己的联系方式，特别是办公电话、手机、电子邮箱等方便交流沟通的联系方式。情况允许的话，还可以开通专门的微博甚至设立专门的网站，以更好地与被代言的群众互动交流，整理传递他们的声音。去年两会期间，就有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开微博与公众交流，征集意见，引来舆论叫好。各级人大负责代表工作的机构也有必要通过设立代表联络站、代表小组活动室等方式，为代表与群众的沟通交流、为代表征集民意提供便利。必要时，代表本人或者各级人大有关工作机构还可以组织代表与选民的专题座谈会、讨论会等，就民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交流、研讨，为代表更好地反映民意、代言选民提供帮助。
当然，人大代表代言人民，积极回应民意，要立足于广泛调研，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议案建议，而不能被网上的偏颇言论所绑架，要反复权衡即将提出的议案和建议是否能够反映自己选区或原选举单位辖区内多数民众的心声，是否能够解决他们期待解决的问题，自己的履职行为是否对得起所在选区群众的信任，而不是简单地成为“传话筒”、“邮递员”。
□朱恒顺（人大工作者）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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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熟悉的领域不能乱发言乱拍脑袋”
陈舒代表建议修改《收养法》和《建筑法》；称建法治政府要培养全民法治意识
■ 人物素描
已连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广州律师协会《广州律师》杂志主编陈舒，是两会上媒体采访的重点人物之一。因为她敢言，直言。
2003年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她不再做律师，只在广州市律师协会当一名秘书长。担任全国人大代表10年来，她的建议八成以上都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例如她建议全国总工会允许农民工入会，后来全总修改了章程；她批垄断大超市乱收“入店费”，国家工商总局随后着手调查。
她说，为了提出有建设性的议案，她每年都要花两三个月的时间做调研。
建筑招投标已成贪污腐败高发领域
新京报：在本次人代会上，你准备提交哪些意见和建议？
陈舒：还是跟立法有关的，建议修改《收养法》和《建筑法》这两部法规。修改这两部法规的建议，原来我也提过。现行《收养法》有漏洞，比如拐卖儿童案件很多都是跨省作案。但是在收养过程中，只要符合收养条件，非法获得婴儿者报案称捡到了一个小孩，然后再到民政机关办理手续，公告后只要无人认领，就完成了手续程序。《收养法》应该堵住这些漏洞。
新京报：《建筑法》如果重新修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陈舒：建筑招投标现在已经成为贪污腐败的高发领域，制定于1997年的《建筑法》还有很大比重的计划经济痕迹。重修《建筑法》，应该改变政府权力过大的局面，重新确定设计、勘察、监理等建筑市场各个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各个主体之间互相监督、彼此制约。
提出建设性意见才是好代表
新京报：作为一名连任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你觉得代表履职最关键的是什么？
陈舒：人大代表要有一定的履职能力，不仅要提出问题，更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意见。提出有价值的建设性意见，不容易，但做到这一点，才是一个真正的好代表。所以，调查研究很关键，因为议案或是建议一经发出，政府相关部门的后续工作就会随之启动，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而且术业有专攻，代表调研、提建议或议案，最好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不熟悉的领域不能乱发言，乱拍脑袋。
新京报：过去十年履职，你最欣慰的事情是什么？
陈舒：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比如修改《工会法》、《国家赔偿法》、《出入境管理法》。
新京报：十八大提出了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这个目标。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你认为达成这个目标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
陈舒：最关键的是要培养全民法治意识，每一名执法者都要守法。这里提的执法者很广泛，即包括司法部门、政府行政管理部门，更包括城管员、协管员。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处在执法者的立场，只有每个人都能依法办事，才能真正建成法治政府。
新京报记者 王姝
提交建议和议案，不能以追求高采纳率为目标。做代表不能太功利，不能认为提出了一个建议就一定要有结果，就一定要被采纳，没结果就是不成功。很多政策的修改、完善，国家要通盘考虑，综合主客观因素，必须看到这个前提。
——全国人大代表陈舒
[新京报]
申纪兰习惯长期“座会”
自1954年始连年参会从来没投过反对票
2月26日午后，阳光很足，偶有冷风从太行山中吹出。
申纪兰缓慢走在水泥路上，这是一段上坡，山西省平顺县西沟乡政府就在坡顶。在距离坡顶几百米的地方，申纪兰感到疲劳，走进路边一家便利店，穿过正厅，进到里边的客厅休息。“这几天得病了，有点走不动了。”
记者与这位84岁老人的对话，就在这个略显昏暗的房间中开始。
房主正在生火做饭，柴烟充斥在鼻端，申纪兰毫不在意。
资格最老的代表
“我有不到一亩的口粮田，地里种了玉米、土豆，全是我自己弄。”
申纪兰出生于1929年，从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到2013年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是国内唯一一位连任12届的全国人大代表。
1947年，18岁的申纪兰嫁到山西省平顺县西沟乡西沟村，一直居住到现在。“除了出去开会、作报告，我就住在这里，我有不到一亩的口粮田，地里种了玉米、土豆，全是我自己弄。”
1950年，申纪兰联系了10多个要好的姐妹加入互助组，1951年又与全国劳动模范李顺达携手创办了“西沟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并被推选为副社长。从此，申纪兰的事迹逐渐传遍了全国。
在申纪兰的履历上，除了连任12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外，她还先后担任过平顺县委副书记、山西省妇联主任（注：上世纪70年代的称呼）等职务。直到如今，她还是山西省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其实申纪兰曾离开过西沟，那是1973年担任山西省妇联主任时，她去太原工作过一段时间。可到了那里她发现，除了在公文上签字、偶尔参加会议，她基本上没有事做。
有媒体曾报道，当时跟申纪兰比较熟悉的一位新华社记者给她出了个主意，主任继续当，但只在开会的时候来，平时回西沟参加劳动。申纪兰和别人商量之后，采用了这个办法，只到妇联去“坐会”，开完会后就回到西沟。直到后来她担任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也是采用“坐会”的方式。
在回答记者关于个人生活的问题时，她没有过多的犹豫。但一提及有关人大代表身份的话题时，她就会说：“还是等雪岗来了再说吧。”
申纪兰口中的“雪岗”全名叫郭雪岗，是西沟乡政府的干部，职务是“接待中心主任”，在申纪兰身边工作了近20年。
西沟的符号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沟村是地图上唯一标注出来的行政村。
申纪兰和她所在的西沟乡，在整个中国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到平顺县一下车，就能看到停车场一侧有块三四层楼高的宣传牌，内容是申纪兰的半身照，背景是西沟展览馆。
从平顺县坐公交车，15分钟即可到达西沟乡。一边是依山而建的建筑，一边是花坛绿地的公园。远处山坡上，密密麻麻的是石头垒起的育苗坑，早春时节，一些树木已经绽放出点点绿色，点缀着山体。
在这里，“弘扬纪兰精神”的标语随处可见，无论是路边的大学生村官创业产品展销中心，还是稍远一点的平顺艺校。
公交车站点的斜对面，有一栋比乡政府更加醒目的建筑，这就是西沟展览馆。
这栋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建筑外表还算光鲜，沿着石阶向上几十级，才能到达展厅大门，门口的半身塑像是全国劳模李顺达。正值中午，展厅大门紧锁，院子里也悄无声息。透过窗户向内看去，大幅的照片和文字记述着以李顺达和申纪兰为荣的西沟历史。
申纪兰在西沟很有威望，这里的人们都称她为“申主任”。
在西沟乡政府旁边的院子里，一些工作人员正聚在一起吃午饭，听说记者来采访申纪兰，他们聚拢过来，你一言我一语地夸起申主任来。
有人说，在申主任的带领下，西沟才能摆脱贫穷；也有人说，村里通路通水都是申主任的功劳；还有人说，正是因为申主任，西沟才能被全国人民所熟知，才能有这么高的知名度。
西沟的特殊意义，在于这里产生了全国第一个农业生产组织，也在于《人民日报》头版曾刊登了李顺达的“爱国丰产竞赛运动”倡议书。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沟村是地图上唯一标注出来的行政村。
记者在西沟采访时，多次听到当地人说：“西沟先是李顺达时代，然后是申纪兰的时代。”李顺达于1983年去世。从那之后，申纪兰成为这里唯一的符号。
“这就是民主”
“我从来没投过反对票，但我也不是完全就都拥护，拥护就赞成，不拥护的就保留”
在与申纪兰交流10多分钟后，郭雪岗终于从平顺县城赶回，和申纪兰的对话也转移至西沟展览馆台阶下的一间接待室。
第二次对话持续了近一个半小时，从她第一次担任全国人大代表，骑着毛驴去北京，一直说到现在乘坐高铁或动车，从太原到北京仅需3个小时。
申纪兰的语言很有特色，“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民主”等词张嘴就来。她还常说“共产党好”和“社会主义好”，与其对话的90多分钟时间里，这两个短句出现了将近20次。
对于前两年引发争议的一些话题，例如“从不投反对票”、“网络不是谁想上就能上的”、“名下有多家公司”，她很淡定地一一回应。
“我从来没投过反对票，但我也不是完全就都拥护，拥护就赞成，不拥护的就保留，我觉得这就是民主。”
申纪兰家里没有电脑，她不会上网，也不明白网络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她觉得网络也该有人管。“咱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咱们要按照原则去弄。”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申纪兰在2012年两会上提交建议的主题是“文化改革也要政治挂帅”。
申纪兰给自己的定义是“农民”，她觉得自己是人民代表，就得生活在农村，就得在基层了解身边农民的衣食住行。这一点被郭雪岗认为是申纪兰身上“最了不起的品质和智慧”。
对于过去几十年的生活细节，申纪兰大都记不太清了。最深刻的，就是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这部分记忆始终清晰。据她介绍，受到接见时的合影，在家里挂满了两面墙。
而当记者问起网传她名下有多家公司一事时，她把解释权交给了始终在一边补充的郭雪岗。
郭雪岗介绍，申纪兰确实办过公司，但是由村集体出钱，之后转让，申纪兰个人从未从中获利。不过申纪兰对当地企业的成长很关心，很多企业都会借用她的名人效应，甚至很多申纪兰不认识的人，在办理一些手续的时候也会打着她的旗号。
“我个人从来不以权谋私，都是为人民办事，作为共产党员，我就是希望大家都能搞好了。”申纪兰说，“长治人大那边有补助，我还有一小块地，平时吃饭去食堂就行了，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对于那些不经过她允许就借用她的名义和肖像的人，申纪兰说不打算追究。
对话“我出去作报告一分钱不收”
新文化：再一次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你此时的心情是什么？
申纪兰：我非常高兴和激动，这是人民赋予我的最光荣的任务。我这个代表是人民选出来的，一定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
新文化：在您参加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哪届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
申纪兰：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我当时就想去北京，去天安门，去见见毛主席，其他的都不想。后来到了北京，我才知道那次是为了选国家主席，我当时就想，是毛主席带领人民解放了全中国，我一定得把毛主席选上。发选票的时候，我就在毛主席的名字下边画了一个大圈。
记忆深的还有一次。就是周总理作最后一次报告，我听说周总理当时生着病，看着他那么瘦，还站在台上作报告，我一边听一边掉眼泪，我旁边的人也在掉眼泪，我们一边哭一边鼓掌。
新文化：作为人大代表，您历年来最关注哪些方面的情况？这些年的提案都是哪些方面的内容？
申纪兰：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提的建议都是跟农村和农民有关的。你问我别的我也不懂。
新文化：有报道说您从1978年开始认字，在那之前的提案都是谁帮你完成的？现在提案都是自己写的吗？
申纪兰：我进过扫盲班，现在看报纸看材料都行，但是写就不行了。我现在写建议都是有助手，我说他写。我今年的建议是提高农业科技在贫困山区的应用。
新文化：历年参会，您提交的建议都获得回复了吗？解决了多少？您满意吗？
申纪兰：大多数都有回复，有不少也都给解决了，我还是挺满意的。还有些没解决的，但国家是一个整体，也不能什么事情都可着我来，一时有困难解决不了也是正常的。
新文化：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务打算担任到什么时候，想过退休的时间吗？
申纪兰：可能到人民不选我了，或者我走不动路了，我就退休吧。
新文化：平时的时间安排是怎样的？不开会的时候都做些什么？
申纪兰：平时我就是种种地，在乡里坐坐。除了开会，我还经常出去作报告，有时候也到西沟展览馆给参观的人讲解。我出去作报告都是一分钱不收的！
新文化：平时常看的报纸和电视节目是哪些？
申纪兰：新闻联播是必须看的，还有山西新闻和长治新闻。我家里订了好几份报纸，每天的报纸我都看，通过报纸我就能了解到国家和山西省每天的变化。看着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我就觉得还是共产党好，还是社会主义好。
新文化：对于腐败的问题怎么看？申纪兰：总有全国各地的人来找我反映问题，报纸上也总说一些腐败的官员。我觉得共产党还是好的，那些腐败分子都是混进来的，他们办了坏事。我觉得作为一个党员就要管好自己，不吃请、不请吃，也不能乱说。
新文化：5年之后，您就接近90高龄了，如果那时候还被选为人大代表，您还会继续去北京参会吗？
申纪兰：选上了就当，那是人民对我的信任。选不上就不当了。
[腾讯网-新文化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