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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政治没有捷径 从严治党不辱历史使命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3-03-04

 

好的政治没有捷径

  协商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智慧。讨论带来理解,交流产生交融,协商推进共识

  如果说两会是观察中国政治运行的窗口,那么“民主”无疑是这个窗口内最引人注目的风景。

  代表委员齐聚一堂,议国是、定国策,可以有“尖锐的批评”,也可以有“激烈的争论”,因为大家的目的,都是在交流互动中达成共识,为国家的发展献计献策。正是在这种“议”甚至是“吵”中,我们看到民主的意义和价值。

  实际上,民主又岂止在两会?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后,有外国记者去灾区采访,看到板房中的受灾群众,用“坝坝会”、“板房夜话”的形式,讨论重建的问题,不由感叹中国的民主形式之丰富、民主实践之深入。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抵达彼岸的道路并非一途。这些年来,身边的点滴诠释着政治文明的不断演进,亿万中国人深刻领会了什么叫“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清醒认识到实现民主必须“走适合自己的路”。小到村民的议事会,大到庄严的全国两会,民主既是“宏大叙事”,也能“具体而微”。而贯穿其中的,正是建立在沟通、交流之上的有效协商,这是中国式民主的精髓所在。正因此,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这一民主形式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十一届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3日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开幕式上强调,要丰富协商形式,完善协商制度,拓宽社会各界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和平台。

  从“两会时间”里颇受关注的议案提案看,在利益多元、诉求多样的转型时代,要在每个具体措施上达成共识,确有难度。你可以提“工薪阶层免征个税”,我也可以坚持“依法纳税是公民义务”……意见有不同,认识有差距,利益有纷争,如何做才能以较小的代价,达到宝贵的一致?

  在观点竞争中如何增进社会团结,是现代政治令人头痛的难题。近年来,协商民主之所以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个热门领域,既是基于他们对自身民主体系积弊的反思,也是因为更多人看到了协商之于民主的独特价值。正如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万通所言,协商民主既关注决策的结果、又关注决策的过程,既关注多数人的意见、又关注少数人的意见,拓宽了民主的深度和广度。

  鼓励参与、尊重对话、重视讨论、提倡博弈、讲求妥协,协商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智慧。浙江温岭乡村的民主恳谈会,被称为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民主载体”,它通过制度化的协商,巧妙落实基层民主,让民主成为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数据显示,近10年来,仅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就有近200次。无论“江湖之远”还是“庙堂之高”,广泛的交流、对话,带来有序的政治参与,努力保证政策得以集众志,决定得以重民意,意见得以被倾听,中国的民主政治由此不断前行,成为我们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重要依傍。

  好的政治没有捷径,不可能抄近道、玩速成、毕其功于一役。标签化的站队骂架、非黑即白的极端思维、对待问题的秒杀心态,不可能抵达民主殿堂。讨论带来理解,交流产生交融,协商推进共识,才是涵养民主土壤的最好手段。当人民网的两会热点调查引来125万网友参与,当奶粉限购、房产调控成为各抒己见的争议话题,我们尤其需要看到中国民主建设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说到底,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形式,更是在每一种利益的协调、每一个问题的解决中,慢慢培育出的政治价值。

  以科学的顶层设计、丰富的基层实践、可操作的规范路径,用好协商这把激发民主潜能的钥匙。这是公众对两会的期盼,更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选择。(李浩燃)

    [人民网-人民日报]

从严治党不辱历史使命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一个信仰坚定、纪律严明、作风过硬、清正廉洁的政党,在任何时代都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我们党90多年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纯洁性先进性的根本要求。

  从轻车简从访贫问苦,到切实改进文风会风;从大力消减迎来送往,到精简取消宴请接待;从“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决策,到各级深入基层的创新举措;从清理不合格党员,到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实干举措,彰显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决心,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这一切,源于“全党必须警醒起来”的忧患意识,来自“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清醒认知。十八大报告指出,新形势下,党所处历史方位和执政条件、党员队伍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始终是好的,但消极腐败现象、违纪违法案件依然时有发生,考验和危险尖锐地摆在面前。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从严治党,要有坚决有力的措施手段。廉政建设,反腐斗争,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决心很大,态度明确,将反腐倡廉作为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强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要求狠抓不放、常抓不懈。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深刻认识到,我们是有着80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必须依靠严明的政治纪律,时刻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确保各项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必须坚持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求真务实,艰苦奋斗,才能让人民看到切实成效和变化,增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才能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确保党的纯洁性先进性。

  从严治党,还要高度重视着眼长远的制度建设。实践证明,制度建设是抓好工作的根本,只有制度才能避免决心和手段成为一阵风、走过场。一方面,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树立党员意识,用党章规范言行;另一方面,也要不断优化顶层设计,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实现有序健康的政党治理。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和任务,更要在“党要管党”中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在“从严治党”中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就一定能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不辱历史使命、不负人民重托。(本报评论员)

    [人民网-人民日报]

执政党自身改革的“钥匙”

■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深层次问题开始浮出水面,盘根错节连接在一起,都连在一个点上,那就是党的问题。

■这两个转变是理解中国共产党现在所处的位置以及将来改革方向的“钥匙”。

“党的建设科学化”抓住了根本

党的建设是一个很专门的概念,20年前,学者中没什么人理会,即使是搞政治学的,对党建也没太大兴趣,相反是避之唯恐不及。作为学者,我也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如果跟别人说我研究党建,人家那眼神就怪怪的,不说话了。不说话我也猜得出来:党建有什么好研究,不就是些“要求、必须、一定、坚持、绝不”之类的东西吗?

现在不一样,很多人都开始关注党建。什么道理?道理简单,就是因为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深层次问题开始浮出水面,盘根错节连接在一起,都连在一个点上,那就是党的问题。

党的问题解决得好,中国以后的发展就顺利,就可持续;党的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发展就可能遇到大麻烦。干部中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只要把经济问题搞上去,一切问题就都能解决,实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一个政党,特别是长期执政党,必须把经济搞上去;但经济搞上去之后就确保无虞、地位巩固了?没那事。因为党的问题成了一个单独的问题。从这一角度讲,对政党如何进行研究,显得格外重要。

我认为这些年来提出的最有价值的一个理念就是“党的建设科学化”。党的十八大报告用“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统领整个党的建设部分,很有深意,抓住了最根本的东西。报告的党建部分概括起来就是党的目标、总要求,包括“一个主线”,“两个坚持”,“五个建设”,“四个自我”,“还有三个型”(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个人认为这些都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是,所有这些都必须放到“党的建设科学化”这个概念当中去思考。既然说“科学”,就要用科学的标准去要求,科学化就是要提升到政党活动规律的层面来认识。

政党是干什么的?

党的建设从建党开始就有研究,但往往不被当作一种科学,是因为往往当成一项工作来研究,因此,往往停留在经验范畴,是操作层面的东西。但这并非党的建设研究的全部。一门学问总是分两大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事务性、工作性研究,另一方面还有规律性研究,即基本理论的研究。遗憾的是,我们长期关注第一种研究,忽略了第二种研究,还以为第一种研究就等于党的建设研究的全部内容,造成的客观结果就是党的建设不能提升到规律的高度。

经验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有用,但如果时代变化了就有局限性。今天我们研究党的建设,就应该从一种研究规律的角度去思考。

一个学科回到它的本源,往往就是常识。政党是干什么的?政党就是搞政治的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人要组成社会,社会需要管理,管理需要权力,于是就形成一个公共权力,政治就是社会中的个人和公共权力的关系。

为什么民主政治产生政党?因为民主政治对公权和人之间的关系解释,与别的不一样。民主政治的前提是主权在民,天赋人权,生而不可剥夺。因为人要在一起生活,组成社会需要管理,于是人们就让渡一部分自己的权利给公共机关,于是形成了公权力。一方面,公共权力来自于民;一方面,公共权力又施之于民,两者就互动起来。从本质上说,民主政治就是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产生互动。而神权政治、君权政治就没有这种互动。

民众与公权力之间的互动需要连接,直接民主很难操作。亚里士多德时代、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怎么没了?因为社会发展了以后没法操作。于是人们继续探索,在历史长河中,终于发现一种可操作的民主,就是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伟大发明。间接民主使民主变得可操作,当然也使民主变得复杂。公共权力倒是可以操作,因为可以强制,但如果权力都放在个人手里,也就麻烦了,公权私用,以权谋私,这样人类就掉到了一种困境中。

人类也正是在摆脱困境的过程中才有所发明、创造、前进。政党应运而生,刚好填补这个空白。一方面,政党就是民众自愿组成的政治组织,但它克服了民众的分散的基本缺点,使得民众组织化;另一方面,政党不是公共权力,但政党的目标就是为了控制公共权力。政党“左牵右挂”,把民众和公共权力连接起来。民主政治是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的互动,而事实上这种互动是由政党来实现的。

可见,政党有两个基本前提:第一,从神权政治发展到民主政治;第二,从直接民主发展到间接民主,直接民主不需要政党。有了这两个前提,就可以给政党下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政党的历史作用:第一,政党是沟通民众与公共权力联系的桥梁;第二,政党是民众控制公共权力之手的延伸。

我们应该确立一个现代政治理念,政党活动是有边界的。很多领域政党不应该介入,但当你要和公共权力接触时,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就非通过政党不可。

从政党发生发展的历程中可以提炼出许多纯粹从工作性党建研究提炼不出的东西。

比如政党到底怎么定位?我们经常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其实,“领导核心”本身不是一个科学概念,而是一个生动的比喻。前面说的政党的作用,实际上也可以看做政党在政治体制中的定位。遗憾的是,过去只有一种定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没有将政党进行规律性研究的第二种定位,并且以为有了第一种定位就能解决第二种定位。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邓小平说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核心,如果这方面没处理好,其他也都处理不好。

又如,既然政党在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起一种连接作用,那粘力到底有多大,这就是政党的功能要研究的范畴。

政党的功能非常多,我通常概括为四大功能。第一,利益表达功能。既然公权力是民众的,那政党要掌握公权力就必须得到民众的认同,必须准确表达他们的利益、愿望、诉求。

第二,利益综合功能。把民众的利益诉求,经概括、提炼变成党的纲领政策主张。执政时,努力实现这些主张,不执政时,用这套主张对执政党施加影响。

第三,政治录用功能。一个政党通常要把社会中比较有能力的人,千方百计吸纳到党的周围。

第四,政治社会化功能。政党的理论不单自己知道就行,还得告诉民众。民众对这些道理由不懂到懂,就是政治社会化。

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说到这里,有人自然会问,怎么觉得你讲的是西方政党?没错,我讲的就是西方政党,因为现代意义的政党是西方的产物,对中国人来说政党是舶来品。但是,只有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才能看清我们的特殊性质所在,一般性都没搞清楚,何来对特殊性的认识?

正如上文所说,政党产生于间接选举的民主政治,但中国共产党不是,其产生的环境是封建专制制度。

马克思主义者有创造性,他们看到政党这样一种组织,就产生了联想:政党可以用来组织民众,那为何不先建立政党,把民众组织起来,推翻专制制度,回过头再建设民主政治?经过在实践中检验,苏联成功了,我们也成功了。

但是,逻辑颠倒了,不是先有民主政治而后有政党,而是先有政党。政党也不是把民众连接到公共权力,而是要和当时的所谓公共权力也就是统治阶级进行斗争,要推翻它。因此,这种政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党,而是领导人民暴力夺取政权的革命党。但是,一旦取得政权,权力回到人民手中,人民成为政权的主人,政党就又要回到怎么让人民当家做主的位置上。

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就在于它有一个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所有的优点和缺陷都由此而产生。把握住这一点,就把握了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之所在。

革命自有一套理念,还由此建立一套机制,存在特殊的运作方法。1949年执政后不仅不可能将一整套搞革命的东西扔掉重新来,而且往往产生一种惯性。我们直到2002年才对这一问题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讲到,党的历史定位发生深刻变化。概括起来有两大转变: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与此相应,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转变。这两个转变是把握中国共产党基本特点的“钥匙”。

虽说党的十六大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但要实现从理念到理论、从体制到方法的全方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现在正处于转变过程中,所有主要问题都是转型带来的。

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转变

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转变,同样重要,某种意义上绝不亚于前一种转变。

政党是连接民众和公共权力的桥梁,居于中间,不是说一建立就自然居于中间,在实践中是一种力的平衡。一方面,公共权力对政党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是由公共权力自身的特性决定的。作为集合的权力,任何组织、个人都想获得,从而放大自己的能量。但是,公共权力的所有者是民众,要掌握公共权力,必须获得民众的足够支持,必须体现民众的愿望和诉求,民众的利益进而构成对政党的强大约束。一边是约束力,一边是吸引力,当两种力大体均衡时,政党才居于中间。

计划经济的特性恰恰是它事实上否认人们对利益的追求,由国家来把民众吃喝拉撒睡的需求统起来。没有民众诉求,自然没有对政党的约束力,而公权力对政党的吸引力依然如故。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就会被公共权力“吞噬”,变成公共权力的一部分,就会变得国家化、行政化、官僚化。

只要把满足人们的正当利益追求作为前提,就必然走向市场经济,因为利益通过交换来实现。人们有了利益诉求,不单是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且培养了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公民社会。有了公民社会就有了民众诉求,民众诉求越来越大,对政党产生强大约束力,政党开始从公共权力的一部分回归到民众和公共权力联系的桥梁,这一过程就叫做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的转变。

如果看到这种趋势,主动适应,回到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政党就可以在变化之中依然控制着大局。反过来,如果看不到趋势,不愿顺应潮流,甚至干脆阻碍整个过程,那么,当公民社会力量逐渐增强时,政党很可能会被抛弃。

这两个转变是理解中国共产党现在所处的位置以及将来改革方向的“钥匙”。(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王长江)

    [中国青年报]

每个人都应成为改革者

  养老金双轨制,是公众深恶痛绝的制度之一,媒体两会前的调查显示,98%的受访者都支持废除这种看得见的不公平制度。你是公务员,我是企业职工,能力相当,行业一样,可因为单位性质不一样,退休后养老金竟有天壤之别。每个人都觉得应该废除双轨制,可一谈改革就容易陷入“无解”的境地,怎么并轨呢?如果让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养老金降到跟企业一样低,肯定不行,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太大。如果让企业的退休金跟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的一样高,虽然皆大欢喜,可政府财政承受不了。怎么办?似乎无解。

  中国很多老大难的问题,难就难在,讨论到最后,都会得出“无解”的悲观答案。讨论改革问题时,人们充满着“无解”的迷惘,笼罩在“无解”的悲观情绪中。比如,一说到建设法治社会,就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个层面的改革又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可这个不改,其他就难动,因为能改的都改了,没改就因为碰到硬骨头改不动了,所以,无解。

  小到呼吸新鲜空气,大到破除户籍制度,中国很多社会问题最后都得推到“政改”,一推到这里,似乎就无解了。跟很多代表委员聊起社会问题时,这些为改革献计献策的人,开始还充满乐观,说到最后也会眉头紧锁,表情沉重:唉,这个问题是个死结,无解啊。加上现实改革中很多问题徘徊不前,比如公车改革、事业单位的社保改革,一次次遇到阻力后陷入停滞,加剧着公众“无解”的迷惘。

  真的是这样吗?不一定。

  是不是既得利益者就不会成为改革者呢?是不是“自己改自己”就必然走向无解?很多人都这样看,但经济学家张维迎并不这么认为。他最近的一次演讲让公众看到了希望:既得利益者是可能变成改革者的。他的论据有三点:其一,理念的力量,人的行为并不完全是由物质利益支配的,人是有理性的,许多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革引起的;其二,既得利益者之间是有博弈的,他们并非铁板一块的一个整体,他们之间的博弈为改革带来了空间;其三,改革是避免革命的最好的办法,宁要微词不要危机,不改革就可能发生暴力革命,这迫使清醒的既得利益者去当改革者。

  张维迎在演讲中讲的一个故事很有冲击力:华盛顿总统在1799年去世,去世前他要求他的妻子玛莎去世之后,把他所有的277位奴隶都解放了,但玛莎在第二年就把所有的奴隶都解放了。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想生活在那些盼望我死的人当中。

  张维迎的这个观点,对破解弥漫于中国社会“无解的迷惘”很有启发。比如,我们能从湖北省政协常委叶青身上找到例证,作为“既得利益者”他却成了有名的改革者,到统计局副局长位置的第一天就革了自己特权的命,废了自己的公车,此后一直为公车改革鼓与呼。他们的清醒和明智,有理念的信仰,更有深刻的忧患意识——他们把“既得利益”看成一个更长远更公共的利益,他们深知,当有一个社会承受力到了临界点、发生危机,就不是那点儿既得利益的问题了。

  既得利益要想成为能够长久地存在、阳光的、不被仇视的利益,既得利益者必须成为改革者!绝不能“一改到自己就改不下去”。

  不仅是既得利益者,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成为改革者,才不至于事事陷入无解。比如说到污染和雾霾,都会把责任推给政府,可像这样的公共问题,每个人都应该成为改革者,意识到自己的环保责任,少放烟花鞭炮,少开车,节制自己的欲望,从自己做起,污染才不会成为一个无解的问题。

    [中国青年报]

乐见更多社会热点得到两会回应

  两会拉开大幕,细心的公众会发现,过往那些轰动一时的社会热点事件,很多都进入了代表委员的视野,甚至被写入提案议案,进而成为搅动两会舆论的热点。

  比如,“房姐”龚爱爱事件,让公众对以户口和身份证为核心的公民信息制度打上了问号,今年两会,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冯国勤和陈海刚联名提案,建议加快唯一性公民信息全国联网体系建设。

  又如,对温州虐童事件,本报曾发表社论“建议增设虐童罪”,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也建议,“尽快制定和完善虐待儿童罪”,给孩子一个健康放心的成长环境。

  此外,诸如土壤污染数据公开、失独家庭等问题,均引起两会代表委员的高度关切。可以说,大凡牵动公众舆论的热点新闻,许多也在两会上散发出新的热量,引发新的思考。

  代表委员能够回应社会热点事件,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方面,舆论热点进入两会议题,可以引起各个层面的关注和重视,形成更为广泛的社会共识。一般而言,舆论的喧嚣冷下来之后,新闻背后的那些制度性缺陷,往往并没能完全消失,很可能,因为舆论的热度,很多制度因素还会由于应急处理的需要,而被有意无意地隐藏起来。

  因此,代表委员多一些问题意识,多回应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多从社会热点中择取建言献策的“由头”,并从制度上“拾遗补阙”,会延续新闻产生的社会影响,推动事件的后续发展,推动制度层面的解决。这样的良性互动最终将惠及大多数的民众。

  另一方面,代表委员主动回应社会热点,也体现了一种认真履职的姿态。有了这样的姿态,才有可能真正为人民代言,纾解民众焦虑。事实上,代表委员从社会中来,服务于大众,本来就应该是代表委员的职责所在。

  毕竟,一个事件能够成为社会热点,必然有着复杂、深刻的社会背景。在两会这样重要的参政议政场合,代表委员不应该无视这些热点。

  当然,代表委员援引社会热点进入两会话语,还应该多做一些扎实的调研工作,惟其如此,才有可能高于一般公众的认知,以更开阔的视野、更丰厚的背景,提出更合时宜、更便于操作的制度性解决路径。

  从十八大到全国两会,吹响了实现“中国梦”的号角。实现“中国梦”,应当有一种踏实的态度,一步一个脚印去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关注社会热点并非在两会主题外节外生枝,而是两会应有之义。热点事件和热点话题是社会问题,尤其是民生问题的集中体现,所以我们期待更多社会热点得到两会回应,从而推动这些问题尽早在制度层面解决。

    [新京报]

网络反腐不能止于“晒艳照亮房产”

  代表委员建言网络反腐必须法治化;网络反腐不应成为常态,应与制度反腐协同发力

  网络反腐大部分靠文字、照片、视频等,从这些途径“揪”贪官,容易流于表面化。

  ——全国政协委员郑刚

  网络反腐热的背后,暴露出目前举报机制不健全、渠道不畅通等体制机制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施耀忠

  政府应该进一步推进信息公开。对一些确有根据的质疑,纪检监察机关应及时介入调查,并及时、详尽地公布调查结论。

  ——全国政协委员蔡玲

  2012年以来,“表哥”“房叔”等一些问题官员被网络曝光于大众“聚光灯”下,遭到纪检部门调查处理,网络反腐日益引人关注。然而,人们也发现,晒艳照、亮房产、小三曝光……网络反腐娱乐化、低俗化现象日趋严重。

  参加全国两会的部分代表委员建言,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网络反腐也需要制度来规范,网络反腐绝不能止于“晒艳照、亮房产”,必须成为制度反腐的有益、有效的组成部分。

  网络围观让“贪官”现形

  从“表哥”、“房叔”的落马,再到“雷政富不雅视频”、“单增德离婚保证书”等热点事件,2012年以来,“网络曝光——纪委介入——核查处理”成为腐败案件查处的一条新路径。

  “微博一转、围观千万”。我国网民数量5.38亿,一张艳照、一段不雅视频,极易使网络形成强大的舆论场,发酵速度惊人。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说,大量网民围观,碎片化的信息拼凑出事件的大致面貌,倒逼反腐进程。雷政富不雅视频曝光到被免职和立案调查,前后仅用63小时,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但一些代表委员同时表示,由网民参与的网络反腐热潮正在悄然改变着我国的反腐格局,不过如不加以规范,负面效应将影响反腐效果,比如一些低俗化、娱乐化的网络反腐倾向容易形成集体性的非理性力量,导致“误伤”甚至侵权违法行为的发生。全国人大代表李建保说,被曝光“拥有24套房产”的“房婶”,经查实,只是一名普通工程师,其6套房产也都是合法所得。

  网络反腐需脱去“娱乐”外衣

  “网络反腐是一把双刃剑。”一些代表委员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公民建设比较滞后,在整体公民素养还不高、法治意识不强的情况下,网络反腐同样存在隐患。

  “网络反腐大部分靠文字、照片、视频等,从这些途径‘揪’贪官,容易流于表面化。”全国政协委员、海南儋州市副市长郑刚说,个人监督的力量比较薄弱,还可能带有不良动机或情绪,“这让网络反腐往往‘真假相掺’,其客观性会打折扣。”

  郑刚进一步指出,依靠“辨认”官员的服饰、香烟、名表等反腐,难以为继。

  “必须看到,网络反腐热的背后,暴露出目前举报机制不健全、渠道不畅通等体制机制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施耀忠说,正常的举报程序过于复杂,人们利用网络举报速度快、影响大、低成本,容易形成舆论气场等特点,希望以此引起纪检监察机关的注意。

  此外,一些代表委员认为,以“小三”“私生子”“艳照”“别墅”等内容的网络举报,伴有利益纠葛,甚至恶意攻击,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反腐的严肃性。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表示,依靠人肉搜索,曝光个人隐私、家庭成员照片进行反腐,这不是反腐的有效形式,“对他人隐私的尊重不够,甚至触犯了法律。”

  施耀忠认为,网络监督与造谣诽谤、言论自由与人身攻击等,没有明确的法规界定,相关法制建设如跟不上网络的发展,网络监督、举报等就不能在法制化轨道上运行。

  网络反腐需与制度齐发力

  部分代表委员表示,网络反腐尽管具有“神奇”的力量,但不应成为反腐常态。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协同发力,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制度反腐仍然需要发挥主力作用。

  施耀忠建议,网络反腐制度必须法治化,包括制定法律保障对举报线索限时回应以及举报人安全,调查进展等问题做出具体的法律界定。

  葛剑雄建议,对一些不良网络反腐举报信息和涉嫌侵权、打击报复性质的虚假网络反腐信息,进行综合治理,从而建立秩序保障、有法可依的网络环境。

  “说到底,政府应该进一步推进信息公开。对一些确有根据的质疑,纪检监察机关应及时介入调查,并及时、详尽地公布调查结论。”蔡玲说,网民也要规范自己的行为,互联网不是法律的真空地带,网络反腐同样需要恪守法律。

  多位代表委员表示,网络监督是一种重要形式,但是制度的力量更加系统、稳定。网络反腐应尽快与制度性反腐有机融合,这样即使贪腐者不抽名烟、不戴名表、不住豪宅,也能把他们揪出来。

  据新华社电

  链接

  雷政富性爱视频

  【新闻回顾】去年,一篇名为《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的性爱视频》的文章,在网上流传,文中附有视频截图。图中男女,全身赤裸,男子面部清晰。

  【进展情况】经重庆市纪委调查,不雅视频中的男性为雷政富,其还涉嫌巨额受贿和其他严重经济问题。去年11月,重庆市委研究决定,免去雷政富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并对其立案调查。

  陕西“表哥”杨达才

  【新闻回顾】2012年8月26日,延安境内发生特大车祸。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在现场面带“微笑”,同时被曝在不同场合佩戴多块名表,被网友称为“表哥”。有消息称,双规期间,纪委在杨达才个人账户等调查出超千万资金。

  【进展情况】经调查,杨达才严重违纪并涉嫌犯罪,决定开除其党籍,对其涉嫌犯罪问题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神木“房姐”事件

  【新闻回顾】1月20日前后,网上热传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副行长龚爱爱在京有20多套房产,此外她还有另一个名为龚仙霞的身份证。随后,龚爱爱又被披露在北京实际拥有房产41套、拥有三个虚假户口。

  【进展情况】目前“房姐”龚爱爱伪造户籍资料一事已被查实,已因涉嫌伪造证件被刑事拘留。至于买房资金来源是否合法,仍在进一步调查核实。

  单增德离婚保证书

  【新闻回顾】一封据称为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单增德给其情妇的离婚承诺书在网络上流传,所署时间为去年11月21日。承诺书称“今天开始一个月之内与张风云离婚。离婚后与苏春媛结婚。特此承诺。”落款为单增德,名字中间按红色手印。

  【进展情况】针对单增德给情妇承诺书的网帖,经初步核查,情况属实。山东省纪委已经立案调查,调查情况将及时公布。

    [新京报]

己欲立而立人,这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伟大复兴

解决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看似完美的现成理论

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批判家的层面。做批判家很容易,只要拿一个理想模型与现实比对,都可以下结论说现实不是理想的安排

对于全球市场来说,中国两会是备受各界瞩目的重要主题性事件。经济增长率目标、结构调整、转型措施等信息都会成为国内外审视和判断经济如何发展的重要依据。中国经济的伟大实践为世界关注,中国走的这条道路也给世界经济带来了许多动力和启迪。

1987年,我从美国满怀信心地回到改革开放事业如火如荼的祖国,准备奉献在国外学到的前沿知识,帮助政府解决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但在面对如何处理我国首次遇到的两位数字的通货膨胀工作中,我发现,解决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看似完美的现成理论,必须深入中国经济的现实,根据中国实际的条件约束,按照理性原则进行现实分析和理论重建。

中国就是这样进行着有自己特色的发展探索。30多年来,中国政府运用实事求是的政治智慧,埋头苦干造就了年均增长9.9%的经济奇迹,极大提升了国际影响力。尤其在近些年国际经济遭遇巨大问题的背景下,对中国经济的评价、对中国道路的思索越来越多。

未来国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始于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已经进入了第六个年头,发达经济体依然未完全走出危机阴影;欧洲中央银行为了避免欧元区解体,很可能不断给面临主权债务危机的南欧国家开出止痛药式的短期解困方案,而最终结果都是货币化;美国、日本也很难推行真正的结构性改革提高竞争力,而是以宽松的货币政策压低利率来降低债台高筑的政府的还债和举债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未来10年、20年,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很可能都会出现所谓的“新常态”,即经济增长率非常低、货币非常宽松、投资风险大而回报低的经济状态。这将给国际经济带来许多风险和压力。

但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我仍然保持着乐观的态度。自结束世行工作回来后,我曾预测中国未来20年还有维持8%增长的潜力,很多人质疑是放“卫星”。实际上,以前我对中国经济的多次乐观预测也曾被质疑是放“卫星”,那些预测如今已成“行星”,像在上世纪90年代初预测的,到2030年中国经济的规模会达到美国的水平,甚至可能已经变成“恒星”。

我对中国经济乐观的预测来自于对经济增长本质的理解,现代经济增长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也曾处于中国现在的水平,它们利用后发优势可以维持20年8%—9%的增长,为什么中国不具备8%的增长潜力?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当年许多近邻国家也都经历过。

作为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然有很多体制、机制的问题等待解决,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批判家的层面。要做批判家很容易,只要拿一个理想模型与现实比对,都可以下结论说现实不是理想的安排。但是,理想模型不能作为药方,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了解问题产生的原因、历史及现状,了解问题是内生还是外生的,哪些是可控的,解决问题有哪些有利和不利条件,以及如何利用有利因素、克服不利条件。这样,就有办法在未来20年、30年继续保持比较快的增长。

中国得走好也走得好自己的路,两会就是坚定信心的重要中途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人均收入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是包括思想、文化、发展道路在内的全面复兴。中国不仅应该对本国的问题进行理论分析,而且应该根据自己的认识对发生于全球的甚至发达国家的问题提出理论见解和政策建议。这是中国面临的机遇、挑战和需要承担的责任。如此,才能帮助中国更快地实现现代化,也可以更好地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己欲立而立人,这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伟大复兴。

(作者 林毅夫 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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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莹: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把它关进制度笼子里

  中新网3月4日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发言人傅莹就反腐败工作等问题答记者问时指出,在健全国家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方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做了很多努力,要做到有法可依。

 

  媒体提问时称,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产生以来,对反腐败工作高度重视,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同时,也提出了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全国人大在反腐败立法方面有什么打算?今后在推进反腐败制度建设方面将有哪些新的举措?

  反对腐败,是当前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傅莹称,“我回家休假的时候,也听到我们家乡来自方方面面的人谈到这个问题,大家都非常关心。大家对我们党中央提出要建设廉洁政治是非常拥护的。”

  傅莹认为,大家关心的是怎么去进一步推进、怎么能够制度化地形成廉洁政治,落实十八大提出的要求。“这方面的呼声是很强烈的,我也看了最近一些网上的讨论,人民群众非常地希望能够切实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对权力的运行给予切实的约束,有这样一个约束和监督的体系,真正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去。这点上应该说,我们国内是相当有共识的。”

  傅莹表示,反腐倡廉工作,相信从政府部门、各个方方面面、主管部门都在加紧研究。“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一直非常关注,也是非常重视的。在健全国家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方面,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做了很多努力,要做到有法可依。比如说,制定和修改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公务员法、反洗钱法、政府采购法、招投标法等等。这些法律从不同的角度对国家的公职人员的行为进行了规范。”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反腐倡廉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要加强廉政建设的任务还任重而道远。要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的方式反对腐败,要及时地修改完善反腐败法律,要狠抓对法律实施的监督,要求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来行使自己的权力。”傅莹强调。

  傅莹还表示,针对现在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情况也需要多倾听社会的意见,要加强研究论证,“我也相信,这次大会上代表们会积极地建言献策”。她提到,希望能够让人民群众不断地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和变化,能够把反腐倡廉的工作坚持不懈地推进下去。

    [中新网]

傅莹:中国已找到正确道路 而且正在取得成功

  央视网消息:2013年3月4日上午11时,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一楼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由大会发言人就会议议程和人大工作相关的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我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在过去30年中,无论是中国的面貌还是中国经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方面似乎有一些滞后,中国的民众和领导层似乎都认为中国是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我想问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是什么?全国人大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机构,在使一些透明、问责等做法制度化方面,可以做哪些具体的事情,这样才能更好地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迅速变化的国家?

  [傅莹]谢谢。这也是最近议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吉米你一定注意到在中国上上下下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对进一步扩大开放是有着广泛的共识,有这样一个政治共识。我走过很多国家,也比较注意观察其他国家的情况,像中国这样三十多年如一日,坚持不懈推进改革,确实是很少见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法宝,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成绩。

  你肯定还记得刚来中国的时候,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我们还是短缺经济,还用粮票,吃饭曾经困扰了我们这个国家多少代人。但是现在我们超越了这个层面。这次召开大会,你可以看一下网上大家关心的问题,代表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更高层面的追求、需求。比如希望有更加公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希望老人、病人有更好的照顾,希望有更好的生态环境,希望有更丰富的文化生活,另外很重要的是希望政府更加高效、更加廉洁。

  从这样一个社会聚焦点的变化就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变化,而这一切都是我们的改革开放带来的,这个改革是全面的,是系统性的,你很难区分哪一项改革一定是哪一种性质。实践证明,我国的改革是成功的,我们的路是走得对的,是有成就的,但是同时我们面临的挑战、面临的困难也是非常严峻的。大家谈起这些困难和问题的时候,这种忧患意识、这种担当的压力是很大的,这一点相信我们是有数的。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改革、靠开放。刚刚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而且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改革的思路。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我简单介绍一下。在中共十八大报告当中有一个专门的章节论述,“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推进依法治国,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就是你关心的问责方面的重点。

  我在前面已经谈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就不再细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谈一下关于国外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一直是保持关注度的,也经常有一些质疑的声音,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与国外的朋友有很多探讨和讨论,我的感觉,至少在部分人心里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尽管冷战结束已经这么久了,多多少少还是有这样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我们需要明确一个概念,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能一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照搬别人的模式,否则中国就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说法不公平也不准确。

  我与一些国家接触,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现在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困难,不比中国的困难小,但是没有听说他们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要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面对这样的问题,马上就有这样的训导,说你们应该用别人的模式。我认为这是一个误区,这也是为什么相当长时间,外界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对中国整个改革进程看不透、看不懂,可能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误区。当然,我只是一家之言,仅供你参考。

  总的来讲,我想说的是,中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正确道路,而且正在取得成功,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下去。我们有13亿人民,13亿人的智慧和勇气足以使我们能够克服困难、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谢谢!

    [央视网]

人大发言人回应CNN“中国政改滞后”说

  2013年3月4日上午11时,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一楼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由大会发言人就会议议程和人大工作相关的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以下为部分文字实录: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我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在过去30年中,无论是中国的面貌还是中国经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但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方面似乎有一些滞后,中国的民众和领导层似乎都认为中国是需要政治体制改革的。我想问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是什么?全国人大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机构,在使一些透明、问责等做法制度化方面,可以做哪些具体的事情,这样才能更好地治理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迅速变化的国家?2013-03-04 12:05:01

  傅莹:这也是最近议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吉米你一定注意到在中国上上下下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对进一步扩大开放是有着广泛的共识,有这样一个政治共识。我走过很多国家,也比较注意观察其他国家的情况,像中国这样三十多年如一日,坚持不懈推进改革,确实是很少见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的法宝,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成绩。2013-03-04 12:07:09

  傅莹:你肯定还记得刚来中国的时候,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我们还是短缺经济,还用粮票,吃饭曾经困扰了我们这个国家多少代人。但是现在我们超越了这个层面。这次召开大会,你可以看一下网上大家关心的问题,代表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更高层面的追求、需求。比如希望有更加公平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希望老人、病人有更好的照顾,希望有更好的生态环境,希望有更丰富的文化生活,另外很重要的是希望政府更加高效、更加廉洁。

  [傅莹]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我简单介绍一下。在中共十八大报告当中有一个专门的章节论述,“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推进依法治国,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就是你关心的问责方面的重点。[03-04 12:15]

  [傅莹]总的来讲,我想说的是,中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正确道路,而且正在取得成功,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下去。我们有13亿人民,13亿人的智慧和勇气足以使我们能够克服困难、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谢谢![03-04 12:16]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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