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3-03-07
两会代表委员盯紧政府“账本”防止“乱花钱”
新华网北京３月６日电（记者韩淼 许雪毅 娄辰）一万亿元可以干什么？如果一秒钟花一元，要３．２万年才能花完。２０１３年，中国政府计划要花掉１３万多亿元。这笔巨款将流向何处？正在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表示，要加强监督，防止乱花。
政府自身的开销一直颇受关注。从去年末开始，一场节俭运动在中国展开，代表们希望在今年政府行为中得到进一步落实。
全国人大代表，华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戴仲川注意到，２０１２年，包括行政机关公用经费和项目支出在内的一般性公共服务支出同比增长１７％，比预算计划增长１０．５％。“行政成本涨得快了些。”
“预算和执行稍微有出入不奇怪，但是超支这么多不科学。今年最好不要有增长，我们不是要例行节约吗？”戴仲川说。
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大学会计系教授王光远最关心农林事务支出，这是中国历年来花钱最多的领域之一，２０１３年预计支出６１９５．８８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增长１２．８％。“这么多钱，对促进我国农业生产能力水平和可持续发展很重要，但这部分资金从中央到乡镇一级的每一个项目，链条很长，容易被挤占、挪用、甚至克扣，一定要监督好。”
代表们普遍认为，权力的监督要在花钱问题上监督，要有规矩地花钱。预算是最核心的东西，不能简化对待。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其中包括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
今年的预算报告首次正式编入了社保基金预算。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这标志着全口径预算体系框架的基本形成。
贾康介绍，在这一框架下，包括公共收支、国有资本、政府性基金和社会保障基金等在内的政府的所有财政收入和支出都要纳入预算决算机制。“预算外资金”概念已退出历史舞台。
受访代表认为，这是公共预算改革非常大的进步，但还不够。要保证每一笔钱不乱花，还需要进一步细化预算报告并解决预算执行中出现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曹县磐石街道办五里墩村党委书记王银香想知道政府给农民的粮食直补有多少，但她在预算报告中找不到具体的款项，只能看到一个“支持农业生产支出”的总数。
戴仲川说，除了国防、外交等不用公开，财政支出的其他项目都应详细公开，让大家看清楚钱花到哪里了，该花还是不该花。
还有代表提出，预算的严肃性在执行过程中必须得到尊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郑玉歆建议，政府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每一笔计划外支出都应该提交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
“预算要有法律效应，不能想超支就超支，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乱花钱。”
[新华网]
中纪委原副书记干以胜建言：反腐与机构改革相结合让“权力入笼”
新华网北京３月６日电（记者华春雨、李惠子）６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中共界别的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干以胜结合自己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时的工作经历，谈了对遏制腐败的看法。他建议把反腐与机构改革相结合让“权力入笼”。
干以胜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要求是一致的。要做到通过制度合理配置权力、制约权力和监督权力，应该把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与行政体制改革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正在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此前，我国已经历了六次机构改革。
干以胜认为，此次机构改革，中央把改革的着力点放在政府职能转变上，这个思路是非常正确的。“解决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使政府真正成为服务型政府，这个问题通过前六次改革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但还没有完全解决。”
干以胜结合自己过去的工作谈到，近些年查处的很多腐败案件都反映出，由于权力过于集中，导致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问题突出。“转变政府职能，既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同时又是减少权力寻租、反对腐败的需要。”他说。
干以胜认为，解决好对权力的配置、制约和监督，涉及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为权力编织笼子的过程中，既要传承过去已有的好经验，也要借鉴国外一些好的做法。
他表示，使“权力入笼”还要加强执法执纪的监督检查。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些反腐倡廉方面的制度，但有些制度执行得不好，这影响了制度的权威性。
[新华网]
相关报道
2012年全国非农业户口人口所占比重达35.29%
新华网北京３月６日电（记者孙铁翔、华晔迪、高洁）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在６日下午召开的“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提案办理协商会”上说，２０１２年全国非农业户口人口所占比重达３５．２９％。
黄明说，近年来全国户籍制度改革步伐明显加快，力度明显加大。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２年，全国共办理户口“农转非”２５００万人，为３年前的２．２倍；２０１２年全国非农业户口人口所占比重达到３５．２９％。
针对政协委员关心的公安机关如何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问题，黄明说，目前，公安部正在做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推动各地深入贯彻落实国办9号文件精神。公安部将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各地深入贯彻落实国办9号文件精神，要让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推动中等城市进一步降低落户门槛，有序放开落户限制；小城市和小城镇放开落户限制；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要进一步完善落户政策，合理控制规模，同时，应当更多地重视已长期在城市做出重要贡献的农民工。
二是建立实施居住证制度，使长期在城市工作并连续居住、参加社会保险的流动人口公平公正有序落户。通过建立实施居住证制度，以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连续居住年限、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等为主要指标，按照总量控制、公平公正、有序办理的原则，为长期在所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公民打通落户政策通道。
三是完善人口信息平台建设，为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创造条件。推动各地完善包括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在内的常住人口登记，及时掌握当地常住人口的总体规模、人员结构等情况，加快实现信息共享。推动各地以常住人口为依据，编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等规划，统筹考虑常住人口在劳动就业、子女上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社会保障等方面公共服务的需求，实现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目标。
四是在国务院的统一领导下，全力配合有关部门推进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重点领域改革（包括土地管理、社会保障、教育管理、医疗卫生等），积极参与国务院《城镇化发展规划》的制定，并将按城镇化的总体规划安排，配套制定户籍制度改革规划和实施意见。
[新华网]
经济最大的风险仍然是金融——经济学者把脉“中国陷阱”
新华网北京３月７日电（记者朱立毅、林晖）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什么？过去城镇化的经验教训能给今天带来哪些启示？改革能否帮助中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７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厉以宁、林毅夫、陈锡文和李毅中等经济学者指点发展中的“高危因素”，把脉“中国陷阱”。
增长依赖投资拉动，最大风险仍然是金融
“什么是中国最大的风险？我认为最大的风险仍然是金融。”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说，金融风险来自于我国经济增长总是依赖投资的拉动。如果新的城镇化再走老路，全国一窝蜂式地花钱、盖楼，就会产生包括银行贷款在内的大量债务。
全国政协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关心的产能过剩问题也涉及金融风险。他说，重复建设就需要淘汰落后产能，但这会造成很多危害，首先带来的问题就是企业效益低下，支撑建设的贷款会出现风险。
李毅中坦言，部分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是个不争的事实。业界认为，一般开工率在７５％以下就属于严重过剩，但我国的钢铁、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的开工率都不足７５％，更严重的是，光伏电池开工率仅５７％，多晶硅仅３５％。
“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增长要有效率。”厉以宁说，如果投资过剩、产能过剩，增长没有效率，那么如何来偿还大量的贷款？地方政府的压力如何化解？
厉以宁担心这些风险容易促成金融危机。一个银行倒了就拖垮一批银行，一家企业陷入债务危机就断了一整条资金链，造成大量企业之间相互欠债，“这是我们要防范的风险。”
城镇化损害农民利益，社会难以保持安定
城镇化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但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看来，以往的城镇化过程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城镇化’这个词热起来之后，相当一部分人产生担忧是可以理解的。”
陈锡文认为，以往的城镇化有一些突出的问题，除了大量资源能源损耗、耕地占用过多、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可持续发展难题外，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人口城镇化滞后。
据介绍，与世纪之交的２０００年相比，１２年来我国增加了２．５亿的城镇常住人口，但他们绝大部分没有所在城市的户籍，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陈锡文说，这些人在城市生活了多年，为当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身份问题，他们无法享受必要的公共服务。
“有一个词在中国被常常提到，叫土地财政，很多城镇的发展对土地财政过于依赖，这就会造成对失地农民合法权益的侵犯。”陈锡文说，对于失地后进城的农民工，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在其失地后有长远的生计保障，生活水平还能提高。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指出，如果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会成为贫民，将导致贫富差距拉大。
陈锡文提醒，从世界各国来看，如果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能实现社会平稳，那么这些国家和地区大多是把城镇化作为富裕农民的过程。而如果城镇化剥夺农民财富、损害农民利益，那么城镇化的成果就不能持久，社会也很难保持安定。
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需提防中等收入陷阱
新兴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３０００美元至１００００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高发期，很可能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２０１２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６１００美元，正处于中等收入国家阶段，中国将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对此，林毅夫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没有升级，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大量人口无法找到工作，收入分配差距由此不断扩大。因此，重要的是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利用国家的后发优势，提升经济的竞争力。
厉以宁说，社会动乱、收入差距拉大等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中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改革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让社会进入一个比较和谐的阶段。同时加上技术创新和其他各方面的改革，我相信中国可以实现跨越。”
林毅夫表示，按照目前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美国的２０％左右，这和上世纪５０年代的日本、６０年代的新加坡、７０年代的中国台湾和韩国与美国的差距一样。
“从国际经验看，这四个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都在这个阶段之后实现了连续２０年７．６％至９．２％的年均经济增长。我相信利用同样的后发优势，在克服许多困难的情况下，我国也应该有潜力维持２０年每年８％左右的增长。”林毅夫说。
[新华网]
1月我国外汇占款激增6800多亿元 货币放松可能性降低
新华网北京３月５日电（记者王宇、王培伟）中国人民银５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１月末我国外汇占款达２６５３７０．０７亿元，１月新增外汇占款达６８３６．５９亿元。
根据资料，这一数字是去年月度最高值１月份１４０９亿的４．８倍，比去年全年外汇占款增量多出近四成，这一数字也创下了外汇占款增长史上的单月增幅新高，历史上单月外汇占款增量超过６０００亿只有２００８年１月一次。
外汇占款是央行和商业银行收购外汇所形成的投放于实体经济的资金，外汇占款数也因此成为观察市场流动性的重要指标。
１月份外汇占款的激增让许多经济学家直呼“看不懂”。因为自去年以来，我国外汇占款快速增长的脚步一度明显放缓，部分月份甚至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数据显示，２０１２年１１月我国外汇占款还曾净减少７３６亿元，之后１２月份虽变为增加１３４６亿元，但１月份大幅增加６０００多亿元，让市场颇为惊讶。
“这主要是１月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创新高所致，其中又与代客结售汇会计入账规则变化有关。”光大证券经济学家钟正生认为。
此前外汇局最新数据显示，１月份银行代客结售汇顺差达９００多亿美元，这一数据与６０００多亿元的外汇占款增量相契合。
招商证券最新报告认为，１月外汇占款的激增与央行对外汇占款进行了记账方面的技术处理有关，从而导致了１月外汇占款的虚增。另一方面，去年底外汇市场逐渐恢复正常之后，企业此前被抑制的结汇需求有所爆发，导致１月份企业结汇量会增加，购汇规模减少，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也相应多增。
对于这一巨量增长，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与一定热钱的流入不无关系。
“受中国经济企稳回升、未来政策不会进一步放松等因素影响，１月份出现了外部资金流入的现象，这是导致外汇占款激增的一大原因。”
去年四季度以来，我国宏观经济企稳回升态势逐渐确立，外界对于中国经济向好的判断趋于一致。与此同时，央行不断警示可能出现的通胀压力，以致市场预期我国货币政策将不会进一步放松，以上这些因素加剧了资本流入的冲动。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由于１月贸易顺差和直接投资净流入相对平稳，所以外汇占款增长主要来自短期资本流入。“其中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私人部门结售汇意愿变化，对外币资产需求下降；二是国内经济回暖推动资金需求，而外汇资金成本低，引导资金流入；三是前期股市楼市上涨带动短期“热钱”流入。”彭文生指出。
尽管１月份新增外汇占款创出历史新高，但分析人士认为，外汇占款类似１月份这样大幅增长的态势在今后不可持续，未来增减波动会更为剧烈。
“预计２月份国际资本仍为净流入，新增外汇占款规模将远不及１月水平，但规模应不低于１０００亿元。”招商证券报告认为。
彭文生认为，在人民币没有结构性升值预期、美元存在反弹走高的情况下，未来跨境资金流动的波动性将明显加大。
由于外汇占款是央行购汇后所投放的货币，因此外汇占款的增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应出市场流动性的充裕程度。市场预计近期我国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的可能性将明显下降。
“１月份外汇占款和社会融资总量均创历史新高，近期的数据也显示经济增长的反弹持续，加之为配合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需要，货币政策从中性偏松向中性转变的可能性在增加。”彭文生说。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