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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4万亿元,为何没换来“天蓝水甜”?“美丽中国”呼唤科学发展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3-03-07

 

10年、4万亿元,为何没换来“天蓝水甜”?——代表委员建议尽快扭转环保投入“低效症”

  新华网北京3月7日电 “下决心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气、水、土壤等突出环境污染问题,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社会广泛关注的环境污染问题给予积极回应。

  一些代表委员在审议报告时指出,我国政府始终没有放松环境治理,保守估计最近10年用于环保的总投入应在4万亿元左右,之所以环境问题仍没有大的改观,症结之一是环保投入上存在“低效症”。他们建议,“好钢用在刀刃上”,在进一步加大环保投入的同时切实提高利用效能,用真金白银换来“天蓝水甜”。

——环保投入巨大,环境问题犹存

  两会期间,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企业家发出了一份倡议,希望用10到20年的时间,投入10万亿元,有效解决中国环境污染问题。

  事实上,我国政府在环保上的投入不可谓不巨大。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环保投入大幅增加,环保部参与分配的中央环保投资超过260亿元,比2011年增加50%以上。“十二五”期间,我国生态环保投入将达3.4万亿元。

  一些代表委员给记者算了个账:我国现在环保方面投入占GDP比重虽还不到2%,即便按保守的我国在环保方面投入仅占GDP比重的1%多一点来计算,最近10年间,我国环保总投入应在4万亿元左右。

  但是,巨额的投入并没有如人们所愿换来天蓝水甜,相反在诸如重金属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等领域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政府和企业的环保投入连年增加,为何环境质量却不见好转?不少民众对“越治理越严重”的环保怪象产生质疑。

——环保投入“低效”,造假、地方保护主义是祸根

  一些代表委员指出,导致我国在环保投入上效率低下的原因很多,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些地方、企业在环保问题上手法翻新造假,以及一些地方化政府唯GDP论的旧思维诱发的地方保护主义。

  “环保治理效率低,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治理体系系统性不强,头疼医头,各个环节缺乏衔接。”全国人大代表、东兆长泰投资集团董事长郭向东说。另一方面,环境治理中“造假现象”是祸根——许多环保设备“睡大觉”,花的钱“打水漂”。有环保设备,污水却从别的管道偷排;上级检查时,才开启环保设备;采购设备时做手脚,导致环保检测数据失真……

  2012年9月,环保部环境安全百日大检查监督组发现,中石化广东湛江东兴公司部分生产废水通过雨水系统直接外排,而另一下属公司湛江新中美公司擅自拆除废水处理装置,污染物可通过阀门切换,直接排入雨水沟。

  “污水处理厂等治污设施形同虚设的状况在全国并不少见。”全国人大代表宋心仿说,出现这些情况,往往是部分企业唯利是图,在当地政府的保护下肆意妄为。一些地方政府抓环保是搞花架子和面子工程。

——双管齐治“低效”:环保投入须成“硬约束”,加大执法力度“设红线”

  一些代表委员建议,应尽快扭转环保投入“低效症”,一方面要让环保投入成为“硬约束”,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加大执法力度,让造假者和地方保护主义不敢触碰环保“红线”。

  “当前治污的关键,就是要把环保投入变成‘硬约束’。我国经济总量大,但环保投入相对小,应提高环保投入占GDP的比例。”全国政协委员、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说。

  一些代表委员建议,未来十年,环保投入占GDP比重至少要提高到2%,甚至3%。“当前环保投入仍然不足。”全国人大代表、山西潞宝新能源集团董事长韩长安认为,我国发展这么快,环境污染问题如此迫切,政府对环保的投入力度应该更大。

  “更重要的事我们要保证这些投入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这就需要我们加大环境违法的执法力度。”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说,全国人大已经制定了30多部环保法律,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法律的执行和落实不到位。“必须严厉打击一些地方包庇不法企业、在环评上弄虚作假、在环测上暗箱操作、在信息公布上秘而不宣的违法行为。必须通过环境执法让地方政府和企业痛知什么是不能触碰的红线,这样才能保证污染永远被挡在外面。”(记者顾瑞珍、赵仁伟、吕晓宇、傅勇涛采写)

    [新华网]

“美丽中国”呼唤科学发展

新华网北京3月6日电(记者 黄玥)“大气污染比非典更可怕,”沉睡10年的非典记忆,因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的一句话被唤醒。

“2003年,口罩脱销、板蓝根脱销、白醋1000元一瓶……”前来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政协委员李子良回忆起香港经历非典的情况。

10年后,似曾相识的情景在北京街头重现:白色口罩流行起来,呼吸道门诊患者不断增多……雾霾天气从北向南席卷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连日盘桓,去而复返。

3月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后的第二天,北京再次受到雾霾天气影响,不少人戴上了口罩。“大气污染比以前更严重了。”全国政协委员何崇元对此忧心忡忡。

实际上,从全国两会召开之前,关于大气污染和环境保护的话题就早已是互联网和传统媒体关注的焦点。

2003年非典爆发,在暴露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滞后的同时,也反映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相协调。“非典危机的出现及其深刻教训,使中国加快了从解放生产力发展战略向全面协调科学发展战略的转变,”著名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曾这样评价。

专家分析,非典可能是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中国从此次疫情中汲取经验,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谋求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此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一全新理念被视为破解我国发展现实难题的关键。

2013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万元GDP能耗比发达国家高出4倍,工业排污更是发达国家的10倍以上。

人大会议发言人傅莹表示:“改革开放之后30多年来,我国经济是在快速发展,成就非常可观,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也可以说是高昂的代价。”

“传统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大量能源消耗,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何崇元说,经济短板式发展进一步扩大城乡发展差距,造成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不协调。

这一事实促使中国开始认真审视过度追求GDP的缺陷,审视只重经济增长、忽视环境资源损失以及人的福利的传统路径。

正是在这种自我审视之下,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并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下决心解决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大气、水、土壤等突出环境污染问题……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

温家宝说:“生态环境关系人民福祉,关乎子孙后代和民族未来”,“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期待,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

在最后一次以总理身份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就加强环境保护对新一届政府工作提出建议,包括重点抓好工业、交通、建筑、公共机构等领域节能;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合理控制开发强度;加强海洋综合管理,发展海洋经济,提高海洋资源开发;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等。

从科学发展观到“美丽中国”,从十八大报告到政府工作报告,“中国正在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思考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的关系,重新审视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落实。”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如此评价。

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们纷纷表达自己的美好愿望。全国政协委员吴巍呼吁大力推进节能降耗,提高能源利用率,强化节约资源意识;全国政协委员邱丽霞表示应依靠科技进步发展经济建设,加速产业结构转型;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则建议,严格环境保护制度建设,将污染排放总量纳入国家约束性指标。

201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实施“十二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的重要一年。面向“美丽中国”的国家目标,中国任重道远。

“希望新一届政府把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长期任务抓紧抓实,” 这是代表委员们的期待,也是中国民众共同的声音。

    [新华网]

建议尽快建“京津冀联合治污”机制

  昨日(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坦言,从空气污染角度来看,仅靠北京市难以扭转,必须联合北京周边省区市进行区域联防联治控制污染,“北京将加快与周边省区市的合作,推动建立首都大气污染区域联防联动机制”。

  此前,面对“河北11个城市中有7个城市位列全国十大重度污染城市”的严峻现实,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环保厅党组书记陈国鹰表示,“京津冀是一体的,治污工作应该一体化进行,我想先在河北省内建立一个环保协调联动机制,由此来推动国家建立京津冀地区联合治污的协调机制。”

  人们可以在土地上进行行政区域的划分,却无法让流动的空气和水也有“行政区划”。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如果说土壤污染还可以按行政区划治理,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则是无法“分头治理”的,应对跨区域污染,仅靠一城一地的努力,显然不够。以北京PM2.5的重要来源,燃煤污染为例,北京每年燃煤量为2000多万吨,而天津达7000万吨,河北的燃煤量则高达到2亿多吨。仅津冀两地相加,燃煤污染规模就是北京的近14倍。

  当前需要的,是建立一套跨越行政区域、多部门协同的环境污染应急和治理机制。

  虽然按《环境保护法》,跨行政区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防治工作,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由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但由于地方经济利益驱动,以及环境考核追责缺乏,跨区域环境治理往往陷入了“公地悲剧”。

  以刚刚过去的山西长治苯胺泄漏事故为例,据报道,该事故发生后的1月4日晚,邯郸市环保局不停给长治市环保局打电话发短信想了解情况,一直找不到人。次日中午长治市才派人来沟通,称苯胺泄漏数量是1.5吨,而一天后,泄漏总量又变成了38.7吨。

  可见,跨区域环境治理急需从法律宣示,变成现实的可操作机制,让环境治污从一个城市、一个行政区划的单打独斗,走向“区域共治”。

  实际上,这种污染应急和治理的“区域共治”机制,在一些地方已开始尝试。例如,长三角建立了地区跨界环境污染纠纷处置和应急联动工作联席会议,泛珠三角区域也有环境保护合作联席会议。但由于政策和法律的限制,这种协调机制作用依然有限。而且,这些合作机制,多只限地表水污染防治,其他如空气污染、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海洋污染等领域,大多地方基本上仍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

  如政府工作报告所言,环境污染治理要“抓紧完善标准、制度和法规体系”,“用实际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而加强国家层面的筹划调配、推动“区域共治”,应成下一步的重点。

  现在,北京和河北两地都表达了建立“京津冀地区联合治污的协调机制”的意愿,鉴于当前污染形势,建立这样的共治机制宜早不宜迟。具体操作上,可由环保部牵头、京津冀三地派员,建立跨界污染防治机构,并在法律上明确其权责,确保其能承担起跨行政区协调的职能。

    [新京报]

 

 

相关报道

杜鹰:地下水总体有保障但不排除污染加重趋势

  新华网北京3月7日电(记者任沁沁 李云路罗争光)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7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地下水目前的总体状况是有保障的,特别是涉及人饮的这部分是有保障的。

  杜鹰说,地下水是用水的一个重要来源,占中国全部用水量的20%左右。南方主要用径流,北方用地下水更多一点。“北京、河北这一带,地下水几乎占工业、农业和人民生活用水总量的50%以上。”

  杜鹰说,国土部、环保部等有关部门对地下水的保护高度重视,进行普查,采取措施。“地下水目前的总体状况是有保障的,特别是涉及人饮的这部分是有保障的”。但是,不排除现在地下水有污染进一步加重的趋势,主要的表现,地下水的污染是从城市周边向农村扩散,从浅层水向深层水扩散,“这个趋势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他说。

  下一步关于地下水防污的治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杜鹰指出,要对超采的部分要进行限采,要加强监管、监测、预警、执法,完善涉水的法律法规。“中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保护地下水的法律,这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解决。”

    [新华网]

莱茵河如何跨国治污

  莱茵河保护委员会主席轮流由9个成员国的部长担任,但秘书长一直是荷兰人。因为荷兰是最下游的国家,最能够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说话。

  跨地区的河流污染通常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我曾应德国外交部的邀请,在德国国家环保部采访了环保部水资源保护署署长罗塔·维尔纳。罗塔向我介绍了有关莱茵河的治理。

  莱茵河流经瑞士、德国、法国、卢森堡、荷兰等9个欧洲国家,是沿途好几个国家的饮用水源。罗塔自豪地说:莱茵河如今,可以说是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一条河,也是世界上人与河流关系处理得最成功的一条河。

  然而,莱茵河并不是一直就这样好,罗塔说,莱茵河曾经也号称“欧洲下水道”、“欧洲公共厕所”。

  1986年德国和瑞士交界处,三多斯化学工厂因事故造成的污染,使得莱茵河里的鱼大量死亡,生物多样性遭灭顶之灾。那以后,先是德国、法国、瑞士、荷兰四国成立了莱茵河国际河流管理组织,共同处理莱茵河的水质问题。现在,莱茵河由莱茵河保护委员会管理,委员会主席轮流由9个成员国的部长担任。不过,这并不是一个政府间机构,而是一个民间组织,也从来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

  2008年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仅仅12人。就是这样一个松散的小组织,却有条不紊地管理着莱茵河。罗塔介绍:在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也没有惩罚机制的前提下,能够管好莱茵河主要有几点原因:

  一是各成员国对污染的认识都很明确,认为一个“流域”就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彼此息息相关;

  二是个体对环保工作的热爱,很多人自愿加入到民间环保组织中,工作起来热情卖力;

  三是决策会议少,执行会议多。莱茵河保护委员会的最高决策机构为各国部长参加的全体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决定重大问题,各国分工实施,费用各自承担;莱茵河上多个分委员会监管和执行讨论的会议,一年要开70多次,基本上是一周一次,执行效率相当高;

  四是环保羞耻感在成员国之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建议、评论和批评很有效果。此外,还有赖于最有创意制度的精心设计和有效实施。比如,莱茵河保护委员会中的观察员机构把自来水、矿泉水公司和食品制造企业等“水敏感企业”都组织进来,使之成为水污染报警员。

  罗塔特别强调说:虽然主席轮流转,但保护委员会的秘书长总是荷兰人。因为荷兰是最下游的国家,在河水污染的问题上,荷兰人最有发言权,最能够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说话。更重要的是,处于最下游的荷兰,受“弄脏河水”之害最大。因此,对于治理污染最有责任心和紧迫感。

  莱茵河保护委员会能保护好流经9国的一条大河,和流域各国的有效协调合作分不开。

  比如,荷兰的一家葡萄酒厂,突然发现他们取自莱茵河的水中,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化学物质,酒厂立刻把情况反映到委员会。委员会下设有分布在各国的8个监测站,迅速检查出来,这种物质是法国一家葡萄园喷洒的农药,流入了莱茵河。很快,这家葡萄园就赔偿了损失。

  此外,各国内部对水污染治理特别重视,也是成功跨国治污的前提。德国现行的管理水的重要政策:一是水不经处理绝对不许向河里排放;二是不同的水要用不同的方式处理,由不同的部门处理。有关水质的问题归水源保护署管,而河道上的工程,包括航道就归交通署管了。我们中国的河流被形容是“九龙治水”,德国虽然没有那么多“龙”,但各负其责,也是目前管理水的现状,而不是统一管理。

  罗塔还告诉我:在德国,污染了水可能就不仅仅是罚钱了,还有可能做牢。每条河上都有自动监测系统,六分钟检查一次。所以谁污染了河水,很快会被“揪”出来。

  各国对境内水污染普遍采取严苛态度,再加上有一个高效的跨国“委员会”,是莱茵河管理成功的重要原因。这两点都值得现在的中国借鉴。

  □汪永晨(学者)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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