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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钱救命钱首次纳入预算管理 代表合力把国家的账本弄明白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3-03-08

 

养老钱救命钱首次纳入预算管理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这些被老百姓称为养老钱、救命钱的保障资金究竟每年收了多少、花了多少,是不是真的到了收不抵支的困境?

今天在审议财政预算报告草案时,不少代表都发现,今年的预算草案多了三张表:2013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表、支出预算表和结余预算表。养老钱、救命钱的收入、支出、结余情况一目了然。

据介绍,这也是社会保险基金首次纳入中央预算口径进行管理,接受人大监督。

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中央专职副主席严以新说,之前社会上一直有养老金亏空的说法,这3张表终于讲清楚了,不管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还是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总体都是有结余的。这些信息列入预算报告,向人大代表公布,并接受代表监督,很好地回应了社会关切。严以新认为,社会保险基金纳入预算管理也是我国预算制度在完整性方面的进步。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在我国公共财政预算发展的历史上,曾经有一个独特的产物——预算外资金。也就是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是所有的政府财政收入都被纳入预算进行管理,那些没有被纳入预算的资金,自然就游离于人大代表的监督之外。

近年来,随着预算制度的不断完善,从2011年起,我国全面取消预算外资金,将所有政府性收入纳入预算,进行全口径管理,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而相关法律也有了新的规定,强调我国的预算是一个包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四本预算在内的复式预算体系。

特别是,十八大报告在谈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时,提出要“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并将其作为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的一项重要内容。

有了之前制度和法律的层层铺垫,今年全国人大代表拿到了“四本账”,比往年多了一本社保基金的收支账。

不少代表都注意到,预算报告草案中,有这样一段解释,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已经试编3年,相关制度体系和管理机制逐步建立。按照全国人大的要求,财政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卫生部首次正式编制了2013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包括社会保险法已经明确的各项基金。

汇总中央和地方预算,2013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为3.28万亿元,支出2.7万亿元,本年收支结余4915亿元,年末滚存结余40943.1亿元。

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功成看来,社会保险基金纳入预算全口径管理,可以使社会保险基金基金的运行信息更透明,不仅是预算制度的完善和进步,也会推进社保基金更加规范地运行,更稳健、更安全。

过去社保基金的使用,一般只需经过社保、财政部门本级审批,收支都是政府内部做决定,怎么收、怎么支、怎么用都缺乏监督,导致了一些违规支出。

2012年,审计署投入4万人,历时3个月,首次对全国的社保基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拿出了一本清晰全面的全国社保账。虽然审计对社保基金的使用情况给予了较为正面的评价,但也指出还存在重复参保、违规支出社保基金等问题。

那次审计之后,业界也有更多的呼吁,要应将社会保险基金纳入预算,接受人大的监督。

贾康委员也表示说,社保基金是国家的一种战略储备基金,是应对着今后几十年人口老龄化过程中间和养老体系支出的的主要储备,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社会长治久安的公共资源。社保基金纳入预算就意味着要进一步提高它的透明度,要接受整个预算程序,要更充分地向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报告相关信息。而这个过程有助于使这种公共资源的配置更加优化。

全国政协委员、审计署总经济师李勇库说,纳入预算管理后,社保基金自然就成为审计的重要内容之一,审计部门也会加大对社保基金的审计力度。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中国青年报]

代表合力把国家的账本弄明白

“我来说说预算报告。”今天下午,福建省代表团分组审议预算报告,全国人大代表戴仲川清了清嗓子,翻开一个小本。他旁边摊开着厚厚一撂材料,预算报告的附表被折得重重叠叠,好多页被划着线。

戴仲川是华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连续三届的“老代表”。

“预算报告里有几个表述不清楚,昨天晚上9点我按财政部留给代表的号码打电话,可是两个电话都没人接。”戴仲川是6日晚上收到报告附本参阅资料的,“我第二天要发表审议意见,心中有疑惑,想问问,别发表太离谱的意见。”

为整理今天审议的发言,戴仲川昨天晚上忙到凌晨一点多。每年参加人代会,他都会把这本堪称“老百姓钱袋子”的大账本看个仔细。

今年,他的第一感觉是,预算报告与往年比有明显改进,今年编制更加清晰,与后面的图表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首次把社保基金预算审查纳入进来,更加科学规范。“报告及材料还是应该更早一些送到代表手里,为好好审查预算创造条件。”戴仲川对此稍显遗憾。

“我有几个疑问。”戴仲川翻开预算报告,嗓音洪亮:对于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我注意到一个问题,一般公共服务可不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就是行政机关的公用经费及相应的支出项目。

“不知道有没有财政部的同志在?”戴仲川抬起头环视了一下会场,接着说,“如果我的理解不是偏差太远的话,会看到2012年一般公共服务执行数是预算数的110.5%,也就是说行政机关的行政开支比预算多了10.5%,属超预算。”

他打了个比喻,本来是行政机关预算花100块钱,执行的结果是花了110块钱,而且2012年的预算已经比2011年增长了,可以看出执行数为上年决算数的117.3%。

“这个数比大部分的民生支出增长率要高。通俗的理解是,财政这块‘蛋糕’切给行政机关的费用比切给民生的多了。当然政府支出有刚性支出,但政府的行政运行经费有一定压缩空间,中央要求厉行节约,就要求预算的口子不要开得太大,预算切口大,就要多花钱。要学学泉州,实现行政经费零增长。有条件的话要压缩这部分,把节省下来的经费投在民生上。”

戴仲川的话音刚落,一个声音响起:“代表,我是财政部过来听会的,想简单说明一下你所提出的问题。”

众代表循声看到,旁听席上,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开了口:“据预算司提供的材料,2013年一般公共支出增长了1.5%,其中有三个因素,扣除民主党派的经费增长、公务人员提档工资增长和五年梯级增长以外,一般公共经费支出是负增长,其中三公经费下降了1.5%。”

“收入和支出打得紧,没有预料到会发生一些突发情况,政府的支出到最后都会超过,到了10月份都要调整预算,到了年底,会有很多一次性支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看幅度怎样。”福建省原省长黄小晶代表接过话茬,稍作解释。

“增长17%,我还是觉得高了些。行政经费支出还有压缩空间。”戴仲川强调。

片刻,戴仲川的声音又扬了起来:“中央政府的基金收入,占政府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对此我也有一个疑问,我们每人交的机场建设费算不算政府基金性收入?”

“财政部的意见?”戴仲川看向财政部的人。

“我查一下,一会儿回答你。”财政部小伙子头也不抬地答道。

戴仲川接着发问:“坐一次飞机交50块机场建设费,岂不是坐火车要交火车建设费、坐汽车要交汽车建设费?机场建设费都收到哪里去了?”

“还有,关于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安排,2012年执行数是950亿元,但大部分又返回到央企去了,支持技术改造、走出去等,实际贡献是50亿元。”

戴仲川仔细算了一笔账:今年2月国资委报告央企116家企业利润1.3万亿元,编入2013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数为1000亿元,占比例很低,其中调入社保基金的是65个亿元,相当于占央企利润1.3万亿元的百分之零点零三。

“就是说,国有企业赚100块钱,只出3分多钱到社保基金。这个比例太低。如果说70%支持国企,30%调入社保基金,老百姓感受到国有企业赚了钱,是用到了老百姓身上。”

戴仲川一口气对预算报告连发“四问”,引得代表们也纷纷打开报告翻看,互相交流、探讨起来。

这时,记者扭头一看,坐在角落里的财政部小伙正弯腰打起电话,对代表提出的问题紧急“求援”。

“我再向代表们报告一下。”他站起身来,对代表们提出的问题一一回应。

“烟草类的利润每年按多少拨入财政预算的”、“教育经费支出会不会有重复”……一个个滚烫的问题接连抛出来,会场气氛愈发热烈起来。

一个下午的财政预算审议结束了。一位多年参与人大会议报道的记者大呼过瘾:这才是真正的财政预算审议,代表们专业负责,现场有审议、有问询、有交锋、有争辩。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财政部派员到会听取意见,予以解释。“代表尽力对国家这个大账本问得清楚,财政部官员努力说得明白,这才是有效的、积极的互动,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生动的财政预算审议现场。”

财政部的这位小伙子是一位处长,第一次来到审议现场听取意见。他的笔记本上记满了黑压压的字,他边收拾厚厚的资料,边说:“当然有压力,我把没有回答清楚的问题都收集起来了,带回部里,汇总后会再给代表们一个答复的,因为他们的意见很重要。”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本报记者 崔丽 刘世昕)

    [中国青年报]

不要忘了倾听沉默者的声音

两会是各个利益群体争相登台亮相表达诉求的机会。在这个舆论场中,声音会被媒体放大,会得到高层的倾听,会形成无法回避的热点,所以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各个界别都在竞争着媒体的注意力,争取成为舆论讨论的议题,并得到重视。

众声喧哗的信息海洋中,我们需要倾听真民意——更要倾听那些沉默者的声音,分辨那些在两会舆论场中可能被淹没的声音,让无声者有声。最容易被遮蔽的无声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失衡的舆论下的“无力发声者”,一类是多数人暴力下的“不敢发声者”。

都说互联网的发展给了每个人麦克风,让每个人有了言说的机会。这只是一种幻觉。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表达门槛,它并没有消除话语的失衡和言说的鸿沟,很多人仍然被排斥在网络之外。由于新媒体的发展和微博的崛起,网络的声音很多时候被放大了,网络民意甚至被当成了民意的全部。其实这是一种错觉,网络民意只代表了很少一部分“爱在网上表达意见者”的声音,并没有充分的代表性。

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农民工几乎还在网络之外——接触不到网络的底层人,因教育和技术的障碍不能上网者,不喜欢在网上说话的人,成了网络时代声音被屏蔽的失踪者和无声者。

网络也是一个某种程度上话语失衡、声音失真、理性失语的舆论场。符合民粹情绪的偏激声音和极端观点,反智、反精神、反权力、反强者的声音常被无限地放大,中庸、平和、思辨、公允的理性声音却往往被边缘化,甚至被淹没。那里比的是谁的声音更高、更能吸引眼球、更能挑逗起公众情绪,而不是更有思想的附加值、更接近真理。于是,一方面是网络中滔滔民意,一方面是网络之外沉默的大多数。

再来看人大和政协,这种制度化的平台就有了相对全面的代表性,人大的制度安排和政协的界别涵括了尽可能多的社会阶层与人群。但由于代表制的不完善和界别设置的局限,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包括进来,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虽然农民工代表和农民代表的比例一直在提高,但其在代表中的比例与其群体的人数相比,还是过于弱小,他们的声音常常被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人的声音所淹没。还有这些弱者:老人、孩子、失能者、残疾者、边远山区一辈子走不出大山的人,他们很少能在两会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还关注到另一个人群,他们实际上也是这个社会的沉默者。就是官员群体,这个群体看似强大,也拥有话语权,整天在各种场合发言,说的话比谁都多。但实际上,他们也是无声者。很多时候,他们面对的总是有情绪的网络舆情,他们不敢说真话。在很多议题上,似乎已经形成了很多不证自明的“政治正确”,比如要取消官员的公车,要破除官员的特权,要削减官员的福利——大家都这么以为,以至于他们中的一些人,面对媒体时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喊一通豪言壮语。

可是,他们真的这么想的吗?很多官员在酒桌上聊的话,跟在面对镜头采访时讲的话,并不一样。有的官员常说的一句话是:这不是采访,咱们就随便聊聊,你千万别写到报纸上去。他们对舆论有一种恐惧,担心说真话后会被拍死——实际上已有不少被拍残的前车之鉴。情绪化的民意,似乎在逼着官员不能讲真话,讲真话可能受到可怕的惩罚。

所以,两会这个舆论场上,应该倾听那些沉默者的声音。(曹林)

    [中国青年报]

阳光财政,离我们越来越近

35张图表,占了今年财政预算报告一半的篇幅。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聊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菁发现:“去年的预算报告附图附表是24张,而今年多了11张。今年的报告更直观了。”

70页的报告,还配有一本详细的预算报告草案。而在预算报告的附图附表中,有一张附表专门列出了报告正文相关内容与草案的页码对照关系,这是以前没有过的。

财政预算连着政府的钱袋子,看紧钱袋子、监督财政资金的使用,是人大代表的重要职责。代表审议财政预算报告,行使权力,首要的就是看懂这本满是数字的报告。

近几年,财政预算报告附图附表的数量每年都在增加,拗口的专业名词也有了通俗的解释,在收支的分类上更是逐年在细化。预算编制开始朝着通俗化、透明化的方向迈进。

2009年全国两会后,财政部第一次拿出了“国账”——4张表格。2010年,4张表格扩容到12张,这一年,有75个部门亮出自家账本。2011年,这个数字增加到92个。

“财政预算这本‘国账’是代表们审议的重头戏,只有知道了更详细的内容,才有可能真正监督国家的钱袋子。”孙菁强调。

“社会上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奢靡之风滋生蔓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财政预算监督不力,不该花的钱花得太容易。”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盐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沈进进告诉记者,只有公开财政预算信息,才能加强监督,管住财政资金总闸门,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

3年前,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孙菁就在大会上提出,希望财政预算报告能做得详细、直观。今年,她提出的还是这个问题。

执着的人并非孙菁一个。2006年,一个叫吴君亮的人开始了申请预算公开的努力,在接下来的两年多,他向十几个中央部门、十几个地方政府提交的申请都被挡了回来。奔走了两年多, 吴君亮终于看到了深圳市2008年度部门预算草案。

2008年,刚当上全国政协委员的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提交提案,要求公开财政预算,让财政预算公开在阳光下。

从这年开始,蒋洪着手进行全国省级政府的财政透明度调查,给省级政府的财政透明度打分。也是从这年开始,蒋洪连续5年写提案,说的是同一件事——“阳光财政”。2009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专门让他作了发言,题目就是“阳光财政,我盼得头发都白了”。他当时还有些不敢相信,但同组的委员都给他打气。发言后,回答他的是雷鸣般的掌声。

近几年,不仅中央各部委开始公开自家账本,一些地方政府也加入了账本公开的行列。

然而,公开只是第一步。预算的细化、科学化,预算约束的刚性化,是阳光财政更深的内涵。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明蓉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她回忆说:“当时人大会议要审议财政预算,但完全看不懂。只有一个大数,具体内容是什么?不知道。”

也有代表觉得,财政预算是个太专业的东西,如果不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要看明白非常困难。2010年,一位财政厅长甚至公开表示,财政预算没必要公开,公开了大家也看不懂。

预算的门槛真有那么高吗?

“这样说不对。”蒋洪态度鲜明地说,政府有义务拿出让公众看得明白的预算报告,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是把预算报告细化,公开的内容越详细越好。读不懂预算,更主要的原因是预算编制问题。比如支出列出“出差”一项,仅仅公开一个数字,让人无从判断。而如果列明出差到了什么地方,住宿花了多少钱,吃饭花了多少钱等详细信息,老百姓就能看明白。

“任何一个专家都不敢说自己能看懂所有的预算,但如果把详细内容摊出来,你看懂一部分,他看懂一部分,整个社会就都看懂了。”蒋洪说。

今年的财政预算报告更加直观了。但在蒋洪看来,仍然没有达到预算信息公开的高水平,离公众对财政预算的有效监督还有较远的距离。

孙菁觉得,今年的财政预算还是不够细。“代表们来自各行各业,如果不能在财政预算报告中看到自己关注的详细信息,就没有办法审议。”

孙菁特别关注职业教育,从到北京报到的第一天起就想知道财政在这方面的投入。但拿到报告却发现,预算报告把教育分成高等教育、中职教育、义务教育和其他,“那高职教育呢?”

“现在有些政府部门还不是很情愿公开财政信息,把很多信息冠以‘国家秘密’拒绝公开。政府今后能不能把三公经费的详细内容进行公开?能不能限制‘国家秘密’的使用范围?”蒋洪认为,还应该给人大代表更多的时间进行审议。

时间紧是多位全国人大代表的共同感受。他们说,3月6日晚上才拿到预算报告草案,7日就要审议,审查时间得不到保证。

沈进进告诉记者,根据预算法的规定,财政部门应在人代会前一个月将预算草案提交人大财经委初审。但实际工作中,草案一般在会前一周到10天左右才提交人大,有时还不是正式稿。由于时间太仓促,人大预算初审难以深入展开。

“要真正有效地审议预算报告,时间一定要有保证。”沈进进说,今后能否提前几天让人大代表领到预算报告,这样大家才有可能充分理解预算报告,并深入讨论。

针对全国省级政府部门的财政透明度调查还在延续。蒋洪告诉记者,今年的打分相比往年有了提高,“虽然提高幅度不大,但这几年还是有了进步。”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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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治力量推动实现“中国梦”

“政府花的每一笔钱都要纳入监督,这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举措”、“用法治思维和法治的方式反对腐败”、“加强环境保护的立法”、“治理香港严格按基本法办事”……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人代会首位女发言人傅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谈得最多的是法治。

回顾十一届全国人大的五年任期,最大的一个亮点也在法治建设。通过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与社会民意共鸣,一部又一部法律精品不断问世。由此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到2012年底,我国制定宪法和现行有效法律243件,行政法规721件,地方性法规9000多件。

与宏观数据相对应的,是老百姓对法治生活前所未有的强烈感受。由于人大立法一直在努力追求与民生相融合,法律不再是一条条枯燥的条文,而是“为民所用”的保护伞。从规范劳动关系、为保护劳动者权益撑起“保护伞”的劳动合同法,到为亿万中国百姓编织起“安全防护网”的社会保险法,从保护全民健康的食品安全法,到对残疾人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进行全面修改等,无不彰显了立法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精神实质,也使老百姓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法治红利。

在法治建设方面,人们最熟悉的是这么四句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国家和社会生活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标志着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一方面,立法还需加强,法律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在改革攻坚时期,一些老问题尚未破解,不少新问题又涌现出来,治本之策,常常在于法治。比如,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傅莹谈到环境立法问题时,既指出我们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法律已有30多部,也坦陈目前的法律主要是从单向资源利用、从保护和管理的角度出发进行规范,距离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进行规范还是有差距。这说明,环境立法还有改进余地,也大有可为。这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实践是法律的基础,法律要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

另一方面,在“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中实现依法办事,显得更加重要。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有一段关于法治的名言——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因此,衡量一个社会的法治水平,不仅要看立法的数量和法律制度的健全程度,更要看法律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和分量,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实施状况。

从代表的建言献策、讨论审议中,无论是食品安全还是环境保护,无论是反腐倡廉还是道德建设,普遍表达了加大执法力度、提升违法成本、维护法律权威的强烈愿望,也提出了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比如,不少代表就建议,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网络反腐也需要制度来规范,网络反腐绝不能止于“晒艳照、亮房产”,必须成为制度反腐的有益、有效的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多年来的法治实践说明,只有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引导全体人民遵守法律、有问题依靠法律来解决,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就能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有法治力量的给力推动,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就会更好地实现,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也会有更坚实的保障。

(严 力)

    [人民网]

转方式,有自觉才有主动

一声“企业应走在政府前面”,让人们看到一种应有的集体自觉和责任担当

今年两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伤害环境的钱,一分不能赚;治理污染的钱,一分不能省。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环境,打造中国的微软和雅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好比开车遇到转弯,要适应暂时减速,不能踩油门……从清洁能源、治理污染,到科技创新、金融改革,一场场热烈讨论、一次次头脑风暴,都围绕转方式展开。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委员的表态:“转方式,企业应该走在政府前面。”

曾几时,“久推难转”、“推而不转”,一直是转方式最大的烦恼。一声“走在前面”,让人们看到一种应有的集体自觉和责任担当,看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信心和希望。

转方式是老话题,一个“老”字,凸显转变之难。对有的企业来说,转方式意味着人力成本上升、环保支出增加,这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对政府而言,淘汰落后产能、关闭污染企业,同时要兼顾稳步增长;产业升级腾笼换鸟、脱胎换骨,必须统筹促进就业。转型发展,牵一发而动全身。

“必须向高端发展,否则,若干年后可能陷入柯达困境”,“现在就要跑啊,再不转变,就要被淘汰,必须要动真格”……回顾这些年来两会上代表委员关于转方式的热议,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转方式从认识到实践、从被动到主动不断深入的过程。“企业要走在前面”的表态、“政府应形成合力”的建言,从“要我转变”到“我要转变”,今年两会的讨论格外清晰地昭示,政府和企业的方向更明确、行动更自觉。

技术创新、专利申请、标准制定,做大品牌、做优服务……更多中小企业告别“傻大黑粗”的生产方式,更多大型国企在国际产业链的“微笑曲线”中搏浪击水。我们或许还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艰难转型,或许还面临着资源、环境、资本等深层制约,但是,观念的转变乃是发展的先导,踏实的行动更是进步的先声。两会代表委员的热议,代表着整个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的共识。

不再迷恋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以化蛹成蝶的勇气追求发展的质量和内涵,这是我们必然的路径选择。过去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7.2%,GDP更加清洁;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分别下降15.7%和17.5%,天空更加蔚蓝;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2007年的1.4%提高到2012年的1.97%,科研绽放光彩……从节能减排到自主创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系列数据,标注着转变方式的成绩,更启示了中国发展的未来。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发展起来之后”的今天,群众对环境污染更加敏感,国际市场竞争更趋激烈,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变革。这些现实因素,既是挑战,也是动力。有自觉就有主动。自觉摒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观念,自觉忍受速度放缓带来的阵痛,自觉推进创新驱动、技术升级,何愁不能占据主动、赢得先机,在弯道超车中搏出一个美好未来。(李 拯)

    [人民网-人民日报]

女记者哽咽提问后,耐人寻味的沉默

任何推三阻四、躲闪回避的做法,都只能使脆弱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加不可收拾。面对咄咄逼人的环境问题,我们不应该保持沉默

日前,一女记者就环境问题向参加两会的北京代表提问,数度哽咽。但提问结束后,代表们没做出任何回复,3分钟提问变自我陈述,这段特别的“采访”视频在网上获得了极高关注。

其实,该记者说出的正是公众的心里话。她说,环境污染到这种程度,生命会缩短,那么高GDP有什么用?一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就都说这个事不归我管,如果你是环境部长,能做什么?相信很少有人能够面对这样的尖锐提问无动于衷。

但是,除了大会主持人总结说“这位女记者回答了自己的问题”,现场对此报以沉默。为何沉默?一种可能是,该记者的提问打动了代表,击中了大家的心病,让大家陷入了对环境问题的思考。还有一种可能是,急切之中对这个问题不知如何回答为好,环境问题已经让人“无言以对”。当然,也不排除确实是因“不归我管”而漠不关心,高高挂起。总之,与会者到底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面对这样的提问,人们不得而知。

可人们知道的是,无论如何,这是一种不正常的集体沉默。两会是一个就国计民生问题进行公共发声的平台,不乏就某一个话题热烈讨论甚至激辩的场景,为什么面对这样一个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话题,反倒无话可讲、“沉默是金”了呢?这种沉默本身,不但间接印证了环境在不断恶化的现实,也让人看到,面对日益严峻的环保问题,我们其实还并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来应对。沉默,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深切的无力感。

事实上,问题当前,“没看见”、“不存在”、“不归我管”之类的躲闪心态大有市场。有公民要求环保部公布土壤污染信息,却被告知这是“国家机密”;网友爆料山东某地企业将污水用高压泵排入地下,当地一边否认一边封锁消息;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称空气污染与油品质量关系不大,最大的杀手其实是煤炭,被网友讥为“乌鸦嫌煤黑”,此说也遭到了钟南山院士的驳斥,其列举数据证实空气污染三成与机动车油品质量有关。

任何推三阻四、躲闪回避的做法,都只能使脆弱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加不可收拾。不管怎样,面对咄咄逼人的环境问题,我们不应该保持沉默。该记者的动情陈述,是在替公众向有关部门提出质询。比起她在陈述中所传达出来的环境恶化现实,这样的集体沉默更耐人寻味。

    [腾讯网-深圳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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