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称假释泛滥 副市长获刑10年没坐一天牢
新华网北京3月11日电（记者朱薇、周蕊）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中强调要“规范减刑、假释工作”。审议报告的一些人大代表指出，目前过多过滥的减刑、假释已引起了社会的质疑和不满，成为司法不公与腐败的一个“黑洞”。
他们认为，应该切实把规范减刑、假释工作放在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高度来对待，必须遏制乱减刑、滥假释，尤其是要严厉打击一些减刑、假释背后的司法腐败问题，尽快把减刑、假释，尤其是对某些贪官的减刑和假释放到阳光下接受监督。
减刑、假释过滥引发“花钱赎身”疑虑
一些人大代表指出，不少群众有这样的感觉——如今服刑人员减刑、假释怎么这么多呢？为什么一些判刑的官员那么快就出来了呢？
有代表举例说：广东省江门市原副市长林某因受贿罪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却一天牢没坐，还在审理期间就花了不到10万元钱办好了“保外就医”。
“从已经查处的案件中也看到，在一些地方，少数监所执法人员利用规章制度上的漏洞，将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明码标价’，大搞权钱交易，让服刑人员得以‘花钱赎身’。”全国人大代表、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教授说。
重庆市律师协会会长韩德云代表说，刑事手段是打击贪腐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比如检察机关好不容易查处的贪官，法院判了刑后，却接二连三地被减刑，轻松出狱，有的甚至直接办理保外就医，连牢都不用坐，司法公信力和法治权威大受影响。
应探索现行减刑、假释制度的改革
近年来，全国各地展开了多次大规模的减刑假释清查活动，司法部门已认识到减刑、假释不当的危害性。对此，部分代表委员认为，只靠运动式的清查，不能从根本上堵塞漏洞，规范减刑、假释工作不能成为司法改革的“空白”。
一些代表委员表示，减刑、假释制度是刑罚执行的重要环节，必须由监狱考察呈报，接受检察机关监督，最终由法院审查裁定，此外还有诸多公示程序。但在实际操作中，虽然减刑、假释需要由法院裁定，但法院最终驳回减刑、假释的情况较少，检察机关的监督也很难介入，可能成为一些地方司法部门的“小灶”。
“由于缺乏法定的判定条件和标准，减刑、假释的记分考核在具体操作时有较大的变通余地，同时对减刑、假释的监督不够，缺乏开庭审判、公开听证。”韩德云代表说，探索规范减刑、假释制度改革问题值得高度重视，司法改革不能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上留有“空白”。
让阳光照耀减刑、假释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规范减刑、假释工作”的承诺掷地有声，尽快将服刑人员获得减刑、假释的裁定文书等信息向社会公开成为部分与会代表们的一致期盼。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周光权说，当前全国各级法院都建有公开的官方网站，规范减刑、假释工作，首先应做到将相关裁定文书在网上公开，必将大大减少背后的“名堂”和“猫腻”。针对一些地方实施的减刑、假释公开听证制度探索值得称赞，但是仍须在程序、公开上下功夫，如做到听证前的向社会公示，公众、律师可参加旁听等。
韩德云代表说，我国监狱管理应向公开、透明迈出步伐，接受社会监督了。其中减刑、假释工作也要做到程序化、注意信息公开，检察机关也应加大对减刑、假释工作的监督力度，必须堵死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制度的“后门”，守牢司法公正与公平的关键防线。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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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义：让司法的阳光温暖百姓
“你在法院认识人吗？”这是全国人大代表李大进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作为一名执业律师，他发现许多当事人关心的不全是律师的专业水平，而是律师在法院的人脉关系。“有时一个案件败诉，输的不认为自己理亏，一口咬定对方找了关系，赢的也未必高兴。”
事实上，法律条文正面临着无所不在、形形色色的“关系”的挑战。在代表委员们看来，如何减少这些人为因素的干扰，是司法公正面临的一个主要难题，也是实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目标的关键。
全国人大代表陈舒认为，“在每个司法案件中切实感受公平正义，实际上是一种判断案件的客观标准。”人们对案件的主观感受不同，“胜败皆服”很难做到，现在强调评价标准从主观转向客观。“所谓公平正义就是符合法律规定，不偏不倚、不枉不纵，要符合人们基本的道德价值判断标准，符合社会的公序良俗，要用这些客观标准衡量一个案件是否体现了公平正义。”
全国人大代表徐显明从法理上解读说，最高人民法院报告中提出的这一目标显示了司法职能定位的回归。“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宪法原则，每个人平等地接受法律保护、平等遵守法律规定的义务，在法治国家，维护公平正义是人民法院司法活动的基本职能，要从实体及程序上进行司法的平等保护。”
李大进认为，要真正体现平等保护的司法理念，需要从3个维度进行坐标定位：法官是否以一颗公平之心、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进行公正裁判；原被告应有权益是不是得到了依法保护，这是最大的公平；社会公众从更高层面上考量国家的法律制度在执行中是不是公开、透明，是不是按着基本的法律精神和法律规定来执行，是不是很少或几乎没有受到方方面面的干扰。
“这几方面构成了案件参与者各方对公平正义的真切体会与现实感受。”李大进代表说。
全国人大代表戴仲川善于从数字中捕捉老百姓对司法的感受。
一组数据是，2012年各类案件一审后当事人服判息诉率为91.2%，二审后这一数字达到99.4%。“这两个衡量法院审判质量的数字，比五年前都有所提高，说明法院审判绩效正在提升。”
但另一组数据是，五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审限内结案率为82.4%。“这说明有17.6%的案件是超审限的，意味着五年中有9000件案件没有在法律规定期限内审结，这给老百姓带来的直接感受是打官司难、执行难，公平正义不能及时得到伸张。”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戴仲川代表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应采取切实措施提高效率，使审限内结案率提高到95%以上，让公平与正义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实现。
平等保护司法理念对法官司法能力和水平提出更高要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说，一些法官司法能力不强，有的法官司法作风不正，司法行为不规范，极少数法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严重损害人民法院形象和司法公信力。
全国政协委员施杰认为，法院在定纷止争时不超脱，权钱交易、司法腐败还没有完全根除，办案质量有待提高，部分案件没有真正实现服判息诉、案结事了，这些都造成百姓不能从司法案件中获得公平正义的感受。
一些体制、机制上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也影响到司法裁量权的天平。法学专家指出，在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中，司法的地方化、行政化、部门化，严重制约和阻碍了司法公正的提升，影响了司法公信力，亟须通过体制改革加以消除。
李大进认为，衡量一个法治社会的标准是，对法官判案应是“零干扰”或要降到最低。不可否认的是，司法地方化、行政化、部门化，在一定程度上干扰法官办案，致使裁判天平失衡。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坦言，司法权在实际运作当中，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现象仍有发生。“有的基层党政领导，把法院看作是和其他行政机关一样的工作部门，让法院参与招商引资、包村扶贫、计划生育等工作。此外，舆论干预审判现象也客观存在，以偏概全，误导社会舆论。”
齐奇认为，优化司法环境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是基层党政领导更要强化法治观念，带头依法办事，带头尊重司法，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为公正司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徐显明说，对案件进行公平公正审理，确保双方都能在司法活动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最根本的是要保障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继续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汤维建说，司法体制改革依然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任务。司法体制改革应围绕3方面进行：建设一个良好的司法体制、建设一个合理的司法机制、培育一支过硬的司法队伍。
戴仲川代表提议，尽快推进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这本是《法官法》、《检察官法》要求的应有之义，但在现实中仍然虚置，难以切实有效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他建议尽快采取落实法律要求，建立符合司法规律的法官、检察官职务序列，从制度上建立防止干扰法官办案的机制，确保对当事人平等的司法保护。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 （本报记者 崔丽 王亦君）
[中国青年报]
浙江高院院长：冤案基本与刑讯有关
全国人大代表齐奇建议公检法等部门联合出台规定，完善死刑案件证据补查程序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齐奇，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交建议案，建议两高、公安部联合制定死刑案件审判期间证据补查程序的规定，解决刑事诉讼的运作机制问题，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证据收集、示证、质证、认证和审查制度，并规定相应的违法追究责任，防范死刑错案。
齐奇表示，在审理死刑案件期间，证据材料存在问题的现象时有发现。个别侦查机关为了定案，不全部移送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材料。有的侦查人员或审查起诉人员认为侦查工作已经结束，对补充侦查不重视或久拖不查。这些导致法院在“定罪判刑”和“无罪放人”上面临两难，直接影响死刑案件的审判质量。
齐奇还表示，刑事上的冤错案件，基本都与刑讯逼供有关。
据媒体报道，1995年，浙江萧山发生两起抢劫并杀害两名出租司机案件，在缺乏作案工具、指纹证据，主要依赖口供的情况下，4人被判死缓，一人被判无期徒刑。去年12月，凶手被证明可能另有其人。目前，浙江高院已经立案复查。
对话
“追求百分之百破案率不切实际”
新京报：你在建议里列举了死刑案件证据可能存在的问题，有11种情况。
齐奇：这些情况都会导致误判，所以需要侦查机关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新京报：有时候为了取证，会有刑讯逼供，你怎么看？
齐奇：客观上讲，警察和犯罪是对立的。在对立当中，嫌疑人尽管会抵赖否认，但他的人权仍要得到保障。可警察有时候也会情绪激动，会动粗，甚至刑讯逼供。尽管动粗后的确也获取口供破了一些案子，但同时也可能带来巨大的副作用，可能会屈打成招，铸成冤错。所以各国的法律对刑讯逼供都是持负面评价的，都是要制止的。
新京报：为什么到现在杜绝不了？
齐奇：过去有片面的讲法，所谓口供是证据之王，口供出来了，再根据口供找到一些证据来证实犯罪，似乎成本比较低。另外，警察常常面临尽快破案的压力，时间比较紧，到处去找痕迹、找遗留物很不容易。现在要求警察不要过于依赖口供，重在利用侦查及科技手段收集客观证据。口供也很重要，但必须是符合真相的。
新京报：公安破案的压力来源于哪里？
齐奇：比如说当地连续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大案，公安的压力就会很大。破案的压力很大，有时候取证就可能发生误导，偏听偏信。
过去有过一个口号，就是“命案必破”，这实际是一种理想化的目标，盲目追求百分之百的破案率是不切实际的。从法院角度来讲，对“命案必破”是持不赞成态度的，它不符合实事求是，能保持一个比较高的破案率就很不错了。
新京报：如果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有问题，法院发现的难度大吗？
齐奇：除了要移送能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证据，也要移送证明他可能罪轻或无罪的证据。不移送不利于定罪的证据，就成了主观取舍客观证据。如果他们不移交，我们的发现难度就比较大了，因为没有移交的部分我们无法掌握。根本没有看到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这就可能会导致误判。
“法院判无罪，公安检察有压力”
新京报：出现错案怎么追究责任？
齐奇：如果是我们的法官办错了，先要看他有没有故意隐瞒证据，有没有重大疏忽。如果有故意隐瞒和重大疏忽，是有很大责任的。如没有这种故意或重大过失，那主要是剖析教训，举一反三，努力提高业务水平。
新京报：律师不是可以提供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吗？
齐奇：如发现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律师会提供的，包括他认为被告人被刑讯逼供了。但律师没有刑事侦查的手段，一般只能在现有证据材料的基础上提供帮助。
新京报：是不是每个刑案都能请得起律师？
齐奇：大部分请不起。近年来，浙江法院率先扩大了法律援助范围，只要是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没钱请律师的被告人，全部提供法律援助，仅去年就增加了一万多人的刑事辩护。
过去，没有钱的被告人法律援助比例很低，因为要提供各种材料，证明经济困难，很繁琐。后来我们跟司法厅商量，凡是家里还有点经济条件的，一定都会尽可能花钱请律师。如果不请，一般就是家里穷。后来，司法厅也很支持刑案的辩护援助。
新京报：律师参与多了，不是让法官麻烦了吗？
齐奇：是的，法官比较麻烦了。辩护人来了，开庭时间要长一些。但没有辩护人，刑事法庭上的控辩就是失衡的。有人说，刑事案件95%以上都是走走形式的，证据都基本在案，清清楚楚了，有没有辩护无所谓。
我和法官讲，就算100个案子有99个在走程序走形式，只要逮住一个在证据上确实有问题的，甚至有可能冤错的，就很了不起，就是保护了人权。
新京报：判无罪会有什么影响？
齐奇：在一些英美法系的发达国家，判无罪司空见惯。一直以来，从我们刑事诉讼的惯性看，如果法院判了无罪，社会上对检察院和公安可能会形成很大的压力，似乎就不得了了。其实，法院判检察院败诉，并不等于就是放纵了犯罪分子。
这一次法庭上的证据没有完全套住你，以后再盯着，收集到足够的证据，最终还是会将其绳之以法，有这样的社会心态就好了。现在你只能对、不能错，卡着大家没有回旋余地了。
“萧山案复查结论不会遥遥无期”
新京报：萧山案中，没有直接判死刑，而是判了死缓，为什么不能“疑罪从无”？
齐奇：从职业角度来看，当时杀害两个出租司机哪有不判死刑的，3个死刑全部改判死缓也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留有余地，如果这些人当时执行死刑了，现在可能更是无可挽回了。平心而论，当时的证据材料可能尚未达到“疑罪从无”的程度。
新京报：他们的复查结论还要等多长时间？
齐奇：我想这个案子不会遥遥无期，等待漫长的时间，不会的。媒体希望能够快一点，这个我理解。但是我也想跟媒体讲，认定犯罪要严谨，不能像运动式的打老虎，纠错也要严谨，也不要搞运动式的一哄而上。要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是非常认真的。
新京报：你觉得造成冤错案件有没有什么规律？
齐奇：刑事上的冤错案件，基本都与刑讯逼供有关。大多数可能是破案心切，先入为主，主观判断，偏听偏信，靠刑讯取得口供，屈打成招。最近，美国有一个检察官出了一本书，叫《冤案何以产生》，我们已经发给高院和中院的刑事法官看了。
新京报：你希望他们从这本书里学到什么？
齐奇：这本书的作者把自己的检察官经历写成书来教育法律工作者，怎么样防止冤错，这里有很多规律。他总结了17个常犯的错误。比如说，不要以为只有有罪的人才会认罪，不要以为发生冤案是由于合理的人为过失，不要以为错误的有罪判决都会在上诉程序中得到纠正。
建议两高、公安部联合制定死刑案件审判期间证据补查程序的规定，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证据收集、示证、质证、认证和审查制度，并规定相应的违法追究责任，防范死刑错案。
——浙江高院院长齐奇
今年我又提出了关于加快放开企业间借贷的建议。去年央行给我一个答复，他们都承认了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改过来，我这一次再来催促一下。
——浙江高院院长齐奇
本版采写、摄影/新京报记者 宋识径
[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