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3-03-13
“生态文明建设入宪时机已成熟”
全国人大代表王如松表示，生态文明建设入宪是从源头上扭转生态恶化趋势的需要
十八大报告提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并将生态文明写入党章。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期待，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国家已经制定了明确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实现上述目标的路径在哪里？会遇到哪些“拦路虎”？对此，新京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如松。
不合理经济发展方式致环境恶化
新京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期待，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要达成这个目标，你觉得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王如松：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生态环境问题都占有相当比重，十八大更是提出了“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五位一体目标。
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往往是生态文明停留在口头上。建设美丽中国，必须突破观念和体制障碍，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观念和条块分割的体制障碍，从制度和行为上扭转错误的政绩观。这次人代会，我们就提交了一个《关于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权入宪的建议案》。
新京报：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权入宪，具备可行性吗？
王如松：首先必须看到，生态文明建设入宪是应对生态危机、改善生态环境的现实需要。为了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意志，有必要在根本大法——宪法中确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
十六大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写入了党章。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将“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写入了宪法。十八大已经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了党章，所以生态文明建设入宪的时机已经成熟。
新京报：其他代表们赞同吗？联名的代表多么？
王如松：很多代表赞成，4日刚开完预备会，就已经有30多名代表联名。大家清楚，当前，我国面临着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追根溯源，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是造成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所在。而生态文明建设入宪，是转变发展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恶化趋势的需要。
迫切需要一部《区域生态规划法》
新京报：那么环境权入宪呢？也有生态文明建设入宪的基础和迫切性吗？
王如松：纵观发达国家，当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的时候，环境状况都得到了很大改善，出现了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拐点。目前，我国的人均GDP已经接近了这个水平，但是环境状况却不仅没有根本改善，一些领域和局部地区甚至还在恶化。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保护和治理方式都是由政府主导，公民的环境权利和义务还不是法定的，公众参与度不高。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权入宪已经成为全球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和潮流。截至2006年，法国、俄罗斯、南非等53个国家都对环境权予以了宪法确认。
新京报：如果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权入宪，就能改变领导干部的观念障碍，扭转错误的政绩观吗？
王如松：修宪是大前提，目的是确定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的重要地位。其他环保方面的法律，也要健全。比如我国迫切需要一部《区域生态规划法》，作为城乡规划法的上位法。现在区域规划除了有一个国家尺度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外，还没有国家颁布的法规，各地城市规划和土地性质往往因地方利益而被随意改变，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要求我们管好每一块土地、每一片水域。每一块土地、每一片水域都有一定的生态服务功能，应当像房地产那样进行量化管理。
比如一块建设用地原来的熟土拥有量、水源涵养能力、生物多样性、热耗散等是多少？土地开发后每年有些什么变化，都需要检测、监管和审计。用地单位有责任进行修复和对生态占用进行补偿，补偿费用于一类新型产业“生态资产管理企业”的营业收入，通过市场机制来推进区域生态资产和生态服务功能的管理。
条块分割体制是环境管理瓶颈
新京报：从生态文明建设入宪到制定《区域生态规划法》，你的建议都围绕着环保立法。也就是说，建设美丽中国，必须走法治之路是吗？
王如松：法治是环境管理的必由之路，这毋庸置疑。从立法到执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还需要进一步地完善，特别要树立法律的权威性，防止权力对法律的干涉和践踏。
而且，一些矛盾和问题也迫切需要解决，比如政绩考核制度、决策问责制度、环保管理体制等。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市民邀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的事情？
王如松：前不久网上传出了这则市民邀请当地环保局长下河游泳的报道。这是社会环境意识提高、群众关注生态的表现，但我们不要过分指责基层环保局长。因为环保工作干得不好，百姓不满意；干得好，可能制约地方GDP的增长，领导着急。
有人统计过，从环保局长这个岗位提升到高一级领导干部的人很少，而且当环保局长时间越长，提拔机会也越小。
另外，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也是环境管理的瓶颈。以生活垃圾为例，可以说，全国截至目前还没有哪一个城市真正解决了生活垃圾问题。
填埋也好、焚烧也好、堆肥也好，是政府负责？还是企业经营？还是市民责任？都有系统不配套，体制不健全，行为不自觉的问题，都是生态文明是否融入了和贯穿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五位一体问题。
我认为，这里既有观念问题、体制问题、行为问题,也有技术问题和系统问题。
改善环境核心是政府决心和力度
新京报：除了理顺体制、整合职能外，国家的行政体制管理还需要改变些什么？
王如松：还有生态资产管理模式。我到德国考察时，发现一些地区的生态管理机制很健全。
比如一个房地产项目竣工验收前，要测原来的表层熟土到哪里去了？土壤经过生物多样性的作用每100年才会形成1厘米厚的熟土层，是一类宝贵的生态资产，建设项目挖出的熟土，不准翻到地下或作渣土填埋，否则就要被处罚。还要测地下水位与相同条件的邻近单位相比是升高还是降低了？升高表明往地下注了水；降低表明抽取了地下水，都会收到罚单。占用了多少生态资产，就要补偿多少。
新京报：现在PM2.5已经被一些网民评为“天下第一难”，社会呈现出“环境焦虑症”的倾向。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如松：PM2.5之后，也许还会关注PM1、PM0.5，但这些都只是表象，其深层原因是人的观念、体制、行为在资源代谢、行政管理和社会行为等环节的生态文明问题。
但是，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一步步来。比如理顺环保体制、整合环保职能，就需要先试点，避免走弯路。再比如PM2.5的治理，如果现在就要求按先进国家标准治理PM2.5，也并非不可能。通过关掉所有污染型工厂和工地、大范围限行机动车等措施就能做到，但是会导致引发失业、影响民生等连锁反应。所以，生态学强调适应性管理，要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改善生态环境的核心是政府的决心和力度。
从十八大的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到政府工作报告的创新思路和战略部署，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央的决心，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姝
[新京报]
委员：“房叔房姐”破坏国民经济应该严惩
房姐房叔
全国政协委员、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德旺：我认为房地产调控，要去研究前面的房地产到底是谁买走，我们这么多年货币投放，真正需要房地产的人没拿到房子。房子在房姐房叔房姑奶奶房爷爷手上。应出来非常严厉的政策惩罚他们。因为这对国民经济总体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破坏。
病死猪的案值
全国人大代表、保定市副市长闫立英：贩卖病死猪、注水猪非常猖獗，但屡禁不止。究其原因，法律标准过低致贩卖病死猪、注水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构不成犯罪，检察院都不予受理。病死猪一头才二三百元，要达到5万元的案值，这得多少病死猪啊？！
“中国式浪费”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更香有机茶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俞学文：现在一些商家的做法，让商品包装走了样、变了味。过度注重包装并不能增加节日气氛，反而偏离初衷，成为一种“中国式浪费”。食品、药品、水果及农产品类包装费不得超过该商品零售价格的5%。
【盘点房多多家族}
房叔
广州市城管执法局番禺分局原政委蔡彬
2012年10月10日，媒体称，蔡彬及其家人名下在广州番禺区、南沙区共有21套房产。2012年10月11日，蔡彬被停职调查。2012年11月20日，蔡彬因涉嫌经济犯罪被移交检察机关进一步查处。
房婶
广州城建系统退休人员李芸卿。
2012年11月22日，李芸卿被曝有24套房产，李芸卿对媒体称自己只有6套房产。2012年12月20日，广州纪委表示，李芸卿和3个儿子共有房产16套，资金来源都是合法收入，且她和家人都不是领导干部。
房嫂
福建证监局原副局长田荔琴
1月11日，田荔琴一家被曝拥有16套房产。1月14日，证监会称掌握相关举报并介入核查。
1月16日，田荔琴丈夫称16套房产都是他买的，他于1998年“下海”经商。
房妹
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锋女儿翟家慧
2012年12月27日，媒体报出90后女孩翟家慧在郑州拥有11套经适房。此后陆续报出翟家一家4口均有两套户口、名下共有31处房产。
1月13日，因涉嫌职务犯罪翟振锋被批捕。
房姐
陕西省榆林市人大代表，神木县农村商业银行原副行长龚爱爱
1月17日，网传龚爱爱在北京拥有20套房产、两套户口，本报记者当天查证其确有两户口，曝光的房产在其另一户口“龚仙霞”名下。19日晚，神木警方注销“龚仙霞”户口。1月22日，本报报道龚爱爱共有4个户口，其中一个在北京。
1月24日，公安部成立工作组调查龚爱爱违法违规落户问题，最高检挂牌督办此案，北京警方注销龚爱爱北京户口，查封其在京涉案房屋、车辆。
房媳
山西运城原财政局长孙太平的儿媳张彦
1月22日，网传山西运城市纪委干部张彦拥有多重身份，在北京，山西均有户口。随后爆料人称张彦的公公在北京、三亚等地拥有大量房产。
1月24日，运城市委成立联合调查组调查此事。1月25日，张彦被停职，其“冬岩”的假户口注销。1月27日，张彦被爆料有两子被指超生。
房祖宗
济南市公安局副局长程绍春
1月22日，网友举报程绍春拥有16栋楼。
1月24日，济南市公安局通过其官方微博“济南公安”作出回应：网传的小区非程绍春个人拥有,而是历城公安分局民警宿舍。2005年5月，历城公安分局为解决民警住房问题,在港沟镇田庄村由民警个人出资购房。
[新京报]
"支柱",还是"去支柱"?——代表委员把脉房地产"定位"
新华网北京3月13日电 从2003年的“支柱产业”，到2010年的“房地产业不能作为城市经济支柱产业”，在模糊不清的身份定位中，房地产一路高歌猛进。居高不下的房价，频繁出台的调控政策，引发代表委员对房地产“定位”的热议。
代表委员细数房价上升“四大推手”
日前，一则“盘点十年房价”的微博引发网民热议，十年间全国城镇平均房价从2381元上涨到5791元，上涨143%。而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房价更是翻了几倍。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建筑工程总公司副总经理柳树林告诉记者，房价上升最重要的原因是土地成本居高不下。“目前土地出让金成本上升，加上营业税、增值税等各种税费，总共占房价成本的40%—50%，自然造成房价高位运行。”
人工、建筑材料等价格不断攀升，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房价上涨。全国政协委员司富春指出，近年来，劳动力成本、各种原材料价格一路攀升，从2008年至2012年，全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幅12.6％，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
投资渠道狭窄，大量社会闲置资金涌入房地产，也是导致房价高涨的原因。“近年来，股市一直萎靡不振，从2008年的6000多点降至目前的2300多点。投资渠道过窄，剩余资金只好涌向房地产。”柳树林指出。
此外，持续的流动性过剩，也推动了房价高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截至2012年末，我国广义货币Ｍ2余额达到人民币97.42万亿元。“高房价的根源是市场中货币流通过多。”全国政协委员段祺华认为，要解决高房价，就要从源头上减少货币投放量。
政策含糊 定位不清
过去十年中，房价越调越涨。部分代表委员认为，这与房地产市场的定位不清有关，导致“调控”变“空调”。
2003年国务院18号文件首次明确指出：“房地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此后，房地产一路高歌、迅猛发展。
但到了2010年9月27日，国土资源部与住建部共同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用地和建设管理调控的通知》。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解读通知时表示，要切实解决各地对房地产调控的认识差异，房地产业不能作为城市经济支柱产业。
有代表委员担心，随着城镇化再次被热议，房地产的“支柱”还是“去支柱”化，必将再次成为讨论焦点，需要及时厘清。
房地产的消费品属性，还是商品属性，也是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房地产究竟是消费品还是投资品，每个阶段都不同。”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圣基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日红说，目前的政策取向，更多强调住房的民生性质，对投资则是“坚决抑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七院副院长窦晓玉表示，从当前政策取向来说，重点还是支持基本住房需求、首次购房需求的民生性需求，这是百姓“住有所居”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但房地产业也具有投资属性，这部分属性可以交给市场，通过征税等措施，实现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调控应坚持“两条腿”走路，政府主要抓保障性住房建设，市场能解决的就必须交给市场。
戒除土地财政的冲动
房价屡调屡涨，深层次的原因，与一些地方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有关。统计显示，2010年，上海、北京的土地出让金均超过1000亿元，占当地财政收入的近一半。
“政府热衷卖地，抬高了房价；房价高涨，政府又有更多的税收，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柳树林说，“依靠土地财政不是长期行为，也不是健康行为，是一种类似‘毒瘾’的依赖症，必须下大力气戒除。”
“要改变靠房地产拉动GDP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找到替代产业。”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朱中一说，一些地方经济发展得好，产业经济发达，对房地产的依赖就小。
“随着国家调控力度不断加大，土地财政的饭碗越来越难端。”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随州市市长傅振邦告诉记者，随州已经形成了以汽车制造业为基础的特色发展方式，有规模以上企业77家，其中大部分是民营企业，形成比较完整的产业链。
海南一度以房地产业作为主导产业，直接的后果是形成了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期的房地产泡沫。全国人大代表、海南省发改委主任林回福说，海南省目前农业占GDP的比重比较大，超过20%。房地产业占5.9%，比较正常。旅游业的比重越来越大，对GDP的贡献也不断增加。（记者王敏、何雨欣、吕晓宇、孙铁翔）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