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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是如何选出来的呢?国务院机构改革有四大亮点?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3-03-13

 

国家主席是如何选出来的?

  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名单;大会主席团确定正式候选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按大会议程,3月14日、15日、16日连续召开三次全体会议,由2000多名人大代表投票选举、表决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新一届国家机构组成人员。

  此次换届选举,是“82宪法”实施后的第7次。“82宪法”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同时,也确定了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原则和规则。

  中共中央建议名单

  主席团提出国家主席候选人

  谁可以当选国家主席?

  根据宪法规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45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依据2月28日发布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公报: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拟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决定将建议名单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推荐。

  也就是说,先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名单,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将提出国家主席等推荐候选人名单。

  据新华社报道,2008年3月17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主任的陈斯喜曾表示,“(根据中共中央建议,会议主席团提出候选人名单)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国家的领导力量”。

  3月13日,根据主席团推荐的候选人名单,各代表团要酝酿协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等人选。

  之后,再由主席团根据多数代表的意见,确定国家主席等正式候选人。

  3月14日当天,人大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将选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选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新一届国家主席、副主席将产生。

  选举投票

  反对选举票上候选人可另选他人

  在正式选举之前,各代表团要做哪些准备?

  “按照大会要求,我们团推选一名监票人。”3月11日下午,广东团全体会上,主持人、副团长雷于蓝主持会议。经过表决,广东古今来律师事务所主任吴青当选。

  3月10日,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大会设监票人35名,总监票人2名。监票人由各代表团推选,每个代表团推选1名。

  根据办法,本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印制六张选举票、三张表决票。选举票与表决票的不同在于:如果对选举票上的候选人表示反对,代表可以另选他人;对表决票上的人选反对,代表不能另提人选。

  三张表决票分别是:国务院总理人选的表决票;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人选的表决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人选的表决票。

  前两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9张选票,分别印成不同颜色。比如: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中央军委主席人选的选举票是粉色;决定国务院总理人选的表决票是红色。

  写票前,会场一般要“清场”,要求工作人员、记者离开写票区。

  本次人代会也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并设有秘密写票处,代表可以在自己的座位上写票,也可以到秘密写票处写票。

  3月14日开始,陆续要选举产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国家主席、副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均进行等额选举。

  国家主席提名

  投票表决国务院总理人选

  新一届国家主席产生之后,国务院总理如何确定?

  与国家主席的候选人提名方式不同,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委员的人选,不是由大会主席团提名,而是由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分别提名。

  然后,根据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提名,经代表团酝酿之后,确定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人选。

  3月15日,第五次全体会议,人大代表将投票表决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的人选;并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待国务院总理确定之后,将由国务院总理提名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

  3月16日,召开第六次全体会议,投票决定上述人选。

  因为有选举任务,此次人代会“多”开三次全体会,会期延长三四天。不过,与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相比,会期缩短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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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如何填选举票

  根据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宣读等额选举票的注意事项,每个候选人姓名后面,印有长方形框或椭圆形框。

  如赞成,不要在姓名后做任何标记;如反对,涂满长方形框;如弃权,涂满椭圆形框。不能在框内画圈、叉、钩等符号。

  如另选他人,每提1名候选人,必须先反对1名候选人,然后在选票下方“另选人姓名”栏内,写上另选人的姓名。

  投票时,总监票人、监票人先投,然后是其他代表。不得委托他人投票。

  计票时,同样在监票人、总监票人的监督下。前两届人大一次会议,如某张选票被计算机系统认定为无效票,由总监票人复核确认。

  投票结束后,由总监票人报告投票结果,由大会执行主席宣布选举或表决是否有效。

  选举或决定的人选获得的赞成票数超过全体代表的半数,始得当选或通过。

  新京报记者 王姝

     [新京报]

国务院机构改革四大亮点——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

3月10日,备受各方关注的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七次重大行政体制改革,其根本目的诚如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就本次改革方案呈现出的诸多亮点,记者10日专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教授。

提要:

首次在“政府—市场—社会”这样一个宏观国家公共治理层面来考虑政府的职能转变

首次对行政体制的基础性制度建设提出明确任务

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简政放权,释放活力

亮点一

系统设计 有序推进

不仅考虑了政府—市场—社会的相对职能定位,也涉及到了政府体系内部职能、机构和运行方式

“对此次改革方案社会各个方面的关注点主要在国务院机构的调整与整合方面,也就是大部门制的改革。”薛澜指出,国务院机构是中国行政体制运行的中枢,其改革的内涵要远远比大部门制更丰富、更深刻。

从总体来说,这次提出的改革方案首次在政府—市场—社会这样一个更加宏观的国家公共治理层面来考虑政府的职能转变,把政府的行政职能,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以及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能力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而不仅仅是围绕着政府自身来谈政府改革,这种整体设计的思路符合国际公共管理改革的大趋势,也符合中国改革发展的时代要求。

同时,这次改革方案的综合性和层次感也特别分明,不仅考虑了政府—市场—社会的相对职能定位,也涉及到了政府体系内部职能、机构和运行方式;不仅涉及到中央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权责界限与分工,也涉及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界限与分工。这样就可以把国务院机构的职能转变放在整个政府的大系统内考虑,政府职能转变的内涵更加丰富,其对应的改革措施也更加具体。此外,方案首次对行政体制的基础性制度建设也提出了明确的建设任务,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对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在推进的具体步骤和措施方面,本次改革也与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国情紧密结合。虽然改革方案有一个比较系统全面的设计,但在充分考虑了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维护社会稳定任务繁重的实际情况下,方案提出应保持国务院机构总体相对稳定。因此,在具体机构调整的实施方面,与1998年和2008年中央政府机构的大幅度改革相比显得更加稳健。这次调整所涉及的中央部门和调整的方向都是社会各界有高度共识的,而对于改革具体方向和措施有不同看法的则先积累共识,再适时加以推进。“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反映出国务院机构改革是一个不断摸索,且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动态适应的过程。”他说。

亮点二

简政放权 释放活力

明确提出“四个减少”:减少投资项目审批、减少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

“本次改革的另外一个突出亮点是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简政放权,释放活力。”薛澜表示,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向市场、社会放权,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同时改善和加强宏观管理,严格事后监管,做到不该管的不管不干预,该管的切实管住管好,以此从根本上克服政府职能越位和缺位的问题。

虽然改革开放后历次行政体制改革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目前政府权责界限仍然不够清晰,管了大量不该管的事情,抑制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

据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大同煤矿集团董事长张有喜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谈到,同忻煤矿在办理手续过程中,最少需跑33个政府部门及下属单位,先后要出147个文件,盖205个公章。无独有偶,今年初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曾制作一张项目审批流程的“万里长征图”,显示一个投资项目从立项到审批,要跑20个委、办、局,53个处、室、中心、站,盖108个章,共有100个审批环节,需799个审批工作日。这些繁琐的审批程序和环节不但加重了政府的行政负担,也给一些政府部门创造了权力寻租的腐败空间,为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

为解决这些问题,这次改革明确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包括“四个减少”——减少投资项目审批、减少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改革工商登记制度等举措,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改革也明确提出要弥补政府职能缺位,加强政府对市场主体和市场活动的监督管理,把加强政府规制等事后监管手段放到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来考虑。

在社会管理方面,也存在一个如何简政放权和释放活力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让人民群众依法通过社会组织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参与社会事务管理,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但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不足与规范管理不够并存。其主要原因是,成立社会组织的门槛过高,社会组织未经登记开展活动较为普遍,一些社会组织行政化倾向明显,现行管理制度不适应社会组织规范发展需要。因此,也需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在广泛收集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基础上,这次改革方案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包括:(一)逐步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引入竞争机制,探索一业多会,以改变行业协会商会行政化倾向,增强其自主性和活力。(二)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这些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成立政治法律类、宗教类等社会组织以及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代表机构,在申请登记前,仍需要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三)坚持一手抓积极引导发展、一手抓严格依法管理,建立健全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推动社会组织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相信这些改革措施必将对凝聚社会各方力量,繁荣发展社会组织,推进社会管理和社会创新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他说。

亮点三

职能整合 科学配置

最大限度地整合分散在国务院不同部门的相同或相似的职责

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历次行政体制改革都围绕着两个主题展开,一是政府职能转变,二是优化政府自身的运行与管理。薛澜认为,这两个主题密切相关,一方面,政府自身运行、管理的结构、机制设计不能脱离政府的职能定位来独自推进;另一方面,政府职能的转变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机构调整和运行方式变革来实现,“此次改革方案十分强调政府制度机制和管理方式的完善与创新,就进一步理顺国务院各部门的职责关系也提出了‘三个整合’的新重点。”

首先,是要最大限度地整合分散在国务院不同部门的相同或相似的职责;其次是整合业务相同或相近的机构,如检验、检测、认证等机构;第三是整合分散在不同部门管理的资源。这些改革原则避免了“为改革而改革”的误区,体现了从事务和资源角度,遵循行政科学规律,对机构设置逻辑更深层次的把握,既有利于解决国务院部门间职责交叉、资源分散的问题,又有利于保持国务院机构的总体相对稳定。这次把国家计生委与卫生部的职能合并成立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把铁路交通管理的职能并入交通运输部,组建成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等,都是这些原则的体现。

在对政府职能体系进行横向调整的同时,此次改革方案在中央与地方行政管理纵向的职权分配方面也提出了改革思路。包括下放投资审批事项、下放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事项,大幅减少中央对地方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这些改革措施有利于地方因地制宜主动开展工作,能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贴近基层的优势,增强政府对公众需求的回应性,另一方面,能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就近管理的优势,极大地提高行政效率和管理效能。同时,这一改革也将有助于解决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不一致的现象,提高公共财政经费的使用效率。

亮点四

夯实基础 依法行政

最根本目标是建立一个完善的现代国家运行体制

“本次改革的另外一个亮点是提出了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的思路,必将对未来行政体制改革产生重要的影响。”薛澜表示,行政体制改革的最根本目标就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一个完善的现代国家运行体制。任何国家要想发展,其基本运行体制应该是比较稳定的,不能来回折腾,而这样稳定的运行体制必须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他认为,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已经到了实现国务院组织机构、职能配置、运行方式法治化的时候了。本次改革把这个目标提出来,令人振奋,令人期待。

同时,本次改革还提出了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和建立以公民身份证号码和组织机构代码为基础的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完善信息网络、金融账户等实名登记制度和现金管理制度等。这些制度建设都是适应现代科技发展、完善政府规范运行、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是现代政府管理体系的基础设施,是我国实现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的关键环节。

薛澜表示,总的来说,本次国务院行政体制改革颇具新意,亮点很多,但也要看到,推进和实施这些改革所面临的挑战。

首先,任何机构的调整都涉及到职能的整合和人员的变动,应当努力减少由于这种变动给相应工作带来的影响。

其次,本次改革在简政放权方面力度较大,因此,相关的监管规制也必须大大加强。当前我国环境污染、安全生产、产品质量等面临的问题很多,必须高度警惕,避免出现“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局面,保证市场和社会的活力与秩序共进。

最后,本次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落实。“如何能把这些改革任务真正落在实处,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改革的成效,享受到改革的红利,还需要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他强调。(本报记者 盛若蔚)

[中青在线-人民日报]

 

 

相关评论

抛开快慢争论,换个角度看改革

  大部制改革方案引来大量评论,其中有一些是相互矛盾的。很多评论者希望大部制改革带来政府职能的实际转变,尤其是多一些政府对市场的放权。但当官方表示铁道部拆分成铁路局和铁路总公司之后,票价将接受市场调节,舆论又立刻反对。因为这很可能带来铁路票价的上涨。

  这就是中国改革现实难度的一个写照。强烈要求中国铁路市场化和最关心票价稳定的并非同一个群体,但这些诉求会在同一个时间挤到中国改革的日程表上,登上舆论最突出的位置。最成功的改革是能够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或者在二者之间做到公众满意的平衡。

  然而未必所有改革都能这样幸运。很多改革者只能追求实现最主要的目标,并努力得到社会主流力量或相关主要力量的支持,而不能奢望社会舆论的普遍满意度。

  目前对于政府放权,社会的共识度相当高。一是因为这是中国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二是它有利于限制政府权力,减少官员的腐败机会。改革只要是朝着这个大方向走,就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

  但放权应放到什么程度呢?问题就来了。这是个“技术性问题”吗?官方一定认为是的。但会有一些人把它“上纲”成政治问题,认为一旦放权的速度和尺度达不到他们的要求,就是利益集团在从中作梗,就是改革者缺乏真正的诚意。

  现在批评改革“太慢”的声音很强,它们已对政府的具体改革设计构成压力。主张改革尽可能快的人,往往更注重改革的结果,而不太在意改革的过程。而改革的结果和过程对社会都很重要,政府必须同时对它们承担责任,这不像一句托词。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没有能力向舆论证明,它所制定的改革速度是这个国家各种利益平衡之后的最佳值。舆论的质疑很尖锐和顽强,其中有一种声音很典型,即认为发改委的职能不转变和削弱,大部制的调整只是政府权力在部门之间的搬家。

  改革快和慢的争论很难有输赢,因为站在不同的利益位置甚至信息位置,都会对改革快慢形成不同的感受。更何况这本来就是个说不清的问题。

  我们或许可以试着换个角度探讨。在改革早已启动并运行30多年后,新的改革主要靠发动者强势推出来,还是主要靠前面改革积累的现实冲出来。这两种改革当然不是对立的,但“力排众议”的改革和“顺势而为”的改革还是会有所不同。

  当今天改革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时,特别是在民主有了很大成长之后,或许“顺势而为”更容易成为改革者的选择,也会在更多时候成为改革的真实情形。因为势的积累是改革现实需求的积累,也是民意的积累,当势足够大时,改革在今天的中国已不可能不发生。当一些改革“推不动”时,或许并非真是“利益集团”作梗,或者不仅仅是这个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发动这项改革还不成熟。

  本次大部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向市场、社会放权,但究竟能放到什么程度,这不仅取决于设计方案,而且取决于改革的实践过程。不仅取决于政府有多少改革决心,而且取决于市场和社会发育到了什么程度。它一定是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改革大互动,舆论的支持、抱怨和指责在促使这个大互动更加紧凑。

  只要舆论足够开放,所有政府都会显得相对保守,左顾右盼,政府不大可能跟舆论比“勇气”。但政府一定要对改革的真实效果负责,而一个好效果的形成,决离不开改革实际快速和坚决的贡献。

    [环球网-环球时报]

机构改革莫争“名”轻“实”

  机构改革方案尘埃落定,铁路政企分开,整合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卫生和计划生育部门,强化市场监管部门职能的统一性……连日来,社会各界对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改革后个别部门的名称“物议纷然”,不少人见仁见智,提出了不同看法。

  中国人习惯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某个事物,往往求“名”轻“实”。对机构改革来说,叫什么部门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改革后这些部门的职能是否真正转变,是否真正消除了原来那种叠床架屋、权责不清、多头管理的现象,真正建立起政府不越位、不缺位,该管的管好,不该管的不乱插手的“小政府、大社会”管理格局。因此,舆论与其把注意力放在名称上,不如凝聚在政府各部门如何落实职能转变上来。

  大部制的机构改革,历经多年,经过前几轮的改革,虽然有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暴露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不相适应的诸多弊端。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已成为共识,许多矛盾都将集中反映在新的一轮机构改革中。要推进改革,固然要理顺涉及的相关部门的关系,衔接好相关的工作,支付必要的改革成本,但不能因此延缓改革,对改革根本诉求讨价还价。因此,与其说机构改革是把相关的政府部门作为对象,不如说机构改革为的是激发政府部门的活力,提高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效能。

  我们希望,对于新一轮机构改革,不论是涉及到的改革部门,还是社会大众,都能跳出“名头”之争,集中到支持推动改革方案落实,实现改革既定目标上,使大部制改革真正收到简政放权之功,做到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切实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水平。(梁思奇)

    [新华网]

中国发展须重结构性改革

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两会上,由温家宝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回顾了过去5年中国取得的一些令人瞩目的成绩。许多专家认为,在今后发展中,中国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必须包括多方面的结构性改革。改革的目标为,调整经济结构、提高效率和科技创新能力、减缓甚至逆转环境污染、减少腐败,以及有效处理突出的社会矛盾。一些快速发展的问题,比如资源枯竭、民众需求和国际竞争,让这些改革变得非常重要。

中国理所应当地掌握着自身的发展道路,会提出有中国特色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以下这些方面的改革,是我个人认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会被证明为最重要的。若不成功开展,中国或将为此付出高昂代价。

政企分开。现代经济体中,政府通常不干涉和参与任何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政府通常限制自身在制定法律法规、货币及财政政策、行业政策中的角色。在中央和地方层面,政府都不应该介入企业的运行和业务发展。这样的转变,有利于促使中国经济向富有活力、高效、高质量以及减少腐败的方向过渡。

提高法律系统的有效性、公正性和独立性,让法律法规发挥更大作用。有效、公正、独立的法制和法规体系能让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更大地发挥创造性和能动性,也会对损害整体利益的做法有所控制。法律法规还能限制官员的特权,减少腐败,从而增强政府的公信力。

进一步开放关键战略性行业,引入更多更开放的竞争。各国的经济实践表明,垄断和寡头政策很少能激发创新和提升效率。垄断企业往往会利用其优势,谋求强大的政治权利,再为其所用。应当对关键战略性行业进行改革,以推动更高质量和更高效的增长。

给民营企业更多空间。给这类企业更多发挥能动性的空间,会增加经济活力,促进创新和创造就业。尤其是,企业应该受到法律体系的充分保护。

为社会创造更多均等机会。时下的中国,户籍制度阻碍了人们更加自由的流动,成为社会成员和城乡之间不平等的重要根源。逐步改革乃至废除户籍制度,至少能够快速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会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增加潜在风险。

让社会力量发挥更大作用。如今,中国民众受教育程度更高,所获信息量也更大。法律法规如能进一步让群众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将释放巨大的创造力,也能让公众对政府行使权力进行监督。这对于中国环境治理也很重要。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环境治理,能够离开非政府绿色组织的参与。动员更多社会组织参与到生态环境的保护中,才可能实现环境改善。

很显然,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且经历着最快速变化的国家,没有一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简单良方。中国领导人和民众在面临挑战时做出清晰判断,并采取必要应对措施的能力已被外界公认。过去5年,中国发展成就突出,但现在面临的挑战也可谓紧迫而艰巨。

上述几条建议的根本在于,政府可以制定和实施法规法令,提供多元化的社会支持,制定整体的优先政策,在出现市场危机和自然灾害时及时介入。同时,政府也应鼓励各种体制的企业根据市场运营,更加依靠社会自身的活力和创造力。这将是过渡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核心。我希望未来5年,中国能有这些方面的成功的改革。

(作者李侃如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本报记者李博雅译)

    [人民网-人民日报]

机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才是“重头戏”

  随着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七次政府机构改革拉开了大幕。实行铁路政企分开,整合加强卫生和计划生育、食品药品、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影电视,重组国家海洋、能源管理机构……一系列“大手笔”让人们对此次改革充满了期待。

  这是一次“做减法”的改革,表现形式是部门间的分分合合;但改革的核心却不是部门撤并,政府职能转变才是其“重头戏”。正如机构改革方案主要起草者、中央编办副主任王峰所说:“不仅要拆庙、建庙,更要让庙里的神仙换换脑筋,否则很多事情还是办不好。”

  部门撤并本质上也是职能重组,是对原有的、不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政府职能进行重新分配。比如,部分机构职能交叉、权责不清,导致“有利抢着管,无利都不管”,几个“大盖帽”管不了一棵“豆芽菜”;有些机构管得过多过细,致使一个审批项目不停地在政府部门间“流转”,要盖数十、甚至上百个公章。政府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理顺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部门之间的权限,构建“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权力结构,使各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各司其职。从此次“被改革”的几个部门来看,大都是当前最紧迫、群众呼声最高的领域,也能感受到中央“理顺职能”的决策意图。

  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在于简政放权,做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让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地方的归地方,各得其所;政府要做到“不该管的不管不干预,该管的切实管住管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是机构改革“更加艰巨、更为复杂”的任务,需要在日后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汇聚勇气与智慧,逐步推进。

  政府职能转变的效果如何,当以政府部门行政效率之高低来检测。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到政府部门办事是不是更方便了,心情是不是更舒畅了。说到底,人民最关心的不是有多少个政府机构,而是这些机构能不能把该干的事情干好,能不能创造出一个安全、公平的社会环境,让人民安居乐业。

  “舞台”已经由“方案”搭建好了,人民业已拭目以待,如何唱好这场机构改革的“重头戏”,就看各政府部门的表现了。相信只要“剧情”给力,“起名”类的质疑自会消散。(安传香)

    [新华网]

告别“中国式求人”,该做些什么

  全国政协委员周新生在政协大会发言时讲的一个故事,引起很多代表委员和民众的共鸣。他说:一位司局级老领导说女儿在他极力反对下,仍入外籍并嫁给外国人,女儿劝他的一句话最终让他接受了女儿的做法。这句话是,“爸爸,您将来再不用为您的外孙在国内上幼儿园、小学、中学求人了”。

  周新生委员所说的“中国式求人”,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小到孩子入学,大到数亿元项目的审批,现实中很多人常常希望通过“求人”来解决问题。这意味着人情这种制度之外的因素,深刻影响着资源分配、纠纷处理以及行政审批等诸多方面。

  “中国式求人”在两会上引起广泛共鸣,不是没有理由的。不能仅仅将其当作一种感慨,而应借此严肃思考,我们何时向“中国式求人”告别?又该做些什么,才能与其告别?

  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注定要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从身份到契约过渡。这意味着社会治理要依靠法治,不能依靠人治,不能靠人情。因而,“中国式求人”这个草根话题背后,是权力影响资源配置、精简行政审批等严肃的改革议题。

  “中国式求人”泛滥,固然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也能看出行政体制改革的迫切,许多原本应靠市场机制配置的资源,却依然由行政权力支配。这些权力“细分”到具体的官员或者工作人员身上,或者给民众造成麻烦,或者埋下携权谋私的隐患。

  民众找政府部门办事,有时不留下“买路钱”就办不顺畅。即便排除以权谋私的不正常情形,冗繁的程序也让人受不了。有企业的代表就说,公司为开展业务,原本估计13天就能办完手续,结果办了13个月。这让视时间为生命的企业,能不去“求人”吗?

  好在,正提请人大审议的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对此已有所“回应”,强调“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只有政府真正放权让利,市场主体才能自由地在市场中一较高下,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提升全社会成员的福祉,这也就能减少“中国式求人”的尴尬。

  当然,作为“求人”的一方,也未尝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现实中的一些“求人”,本身就是希望“不走寻常路”,希望通过熟人关系来占得先机、法外得利。“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这复杂图景的背后,并不全然是法律制度的不足,而是很多人默认并纵容了“潜规则”。因而,在政府职能转变之外,公民也要自我抵制“求人”思维、拥抱法治。

  人人遵法,这不仅于官员适用,于公民亦然。面对着可能的刁难,公民除了“求”之外,以法捍卫权利,不失为更好的选择。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绝不是“求”来的,而是所有成员共争共创的。只有政府和社会各安其位,权力得约束,权利有尊严,才有可能告别“中国式求人”。

    [新京报]

[美]战略思维是中国发展奇迹的精髓

  长期以来,中国擅长将战略性思维应用于经济政策的设计中。从上世纪70年代第五个五年计划引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到最近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确定一套广泛的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再平衡大政方针,战略一直是中国现代发展奇迹中的精髓。

  好的公司尤其注重在它们强大的时候就进行重组,并反思其战略愿景。好的经济体亦然。现在是中国及其新领导层发挥其战略谋划的特长,对经济进行一次重大调整的时候了。中国领导层在过去六年里用了不少时间来领导一场关于“不平衡、不稳定、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下一步怎么走的辩论。现在,这场辩论已经画上句号。

  带领实施这套广泛的、以消费为主导的改革重任落在了新政府肩上。这些改革包括制定服务部门发展蓝图、为社会安全提供资金、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国有企业,等等。

  拖延不是选项。经济再平衡被拖得越久,中国就越需要依赖短期的策略性调整,而不是靠长期战略规划来引领经济。这恰恰是西方在管理经济方式上的失败之处,西方国家采取被动应对式的政策制定战术,总是疲于应对昨天的危机,做出修修补补式的调整,结果是拖延问题的解决。

  中国经不起犯这样的错误。但是,自金融危机以来,有迹象显示中国政策制定者患上了这种西方病。当世界经济跌入深渊时,中国在2008年后期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这完全可以理解。但这给中国留下一系列并发症,包括地方政府债务大规模积累、住房市场泡沫再现,以及令人担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信贷膨胀。

  同时,外部环境已经无法支持中国旧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2012年,欧洲和日本重新陷入衰退的泥潭,美国经济也几乎停止增长。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受危机重创,而且在未来数年仍难见好转,因此,转向依靠内需,特别是私人消费,对中国来说已经越来越紧迫。如果不进行再平衡,在将来不可避免发生的冲击面前,中国就没有应对的选项了。

  我满怀希望地认为,中国新领导层将把握时机,大力推进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改革。一个平衡的中国经济将给中国自身和世界提供巨大机遇。从中国角度看,转向一个更多由消费和服务业引领的增长模式,将开创一个增长略微放缓但更可持续的新时代。由于同等产值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比制造业和建筑业多35%,因此,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趋势增长率即便下降到7%左右,也不会危及整个国家吸收劳动力就业和减贫的目标。服务业引领的增长将消耗少得多的资源,排放较少二氧化碳,这将促进中国走上一条更绿色、更可持续的增长和发展轨道。

  同时,在一个亟须增长动力的世界,一个平衡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其他国家提供巨大机遇。一场令人惊羡的变革将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徐徐展开。 私人消费和服务业肯定会上升。在未来10年,它们在GDP中的比重可能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这将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提供新的巨大的出口增长机遇。

  中国发展的奇迹,现在已经处于第四个十年。中国有着更加美好的未来。但只有当中国回归到她的强项,即以战略管理者的姿态来管理自身非凡的经济的时候,这种奇迹才可能延续下去。这也要求中国把目光转向再平衡和改革议程。越早越好。▲(作者斯蒂芬·罗奇现任教于耶鲁大学,是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著有《下一个亚洲》。本文由吴成良翻译。)

    [环球网-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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