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8成受访贫困户未享低保救助低保工作误差率为4%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3-03-16

近8成受访贫困户未享低保救助

　　中国社科院发布社会保障绿皮书，受访低保家庭中，6成非贫困

　　新京报讯（记者郭少峰邓琦）近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社会保障绿皮书。在安徽、福建等5省市调查显示，受调查的低保家庭中，6成不是贫困家庭，有近8成的贫困户没有享受低保救助。

　　漏保率错保率仍比较高

　　该绿皮书引用的抽样调查，来源于2010—2011年，在安徽、福建、江西、河南和陕西5个省的住户抽样问卷调查，涉及15个县级行政区域，90个乡镇，324个行政村，回收有效问卷共8777份，其中低保家庭占23.5％。

　　调查数据显示，受访的696户低保户中，有436户是非贫困但享受了低保救助的家庭，占到60％以上，而有近8成的贫困户没有享受低保救助。调查结果显示，漏保率和错保率都比较高。随着贫困线标准的提高，错保率大幅下降，但漏保率的降幅较小。

　　政策实施滋生滥用职权

　　绿皮书认为，在已经获得低保救助的非贫困群体中，大多数是收入水平略高于扶贫标准的边远贫困群体，但大多数边缘贫困群体并未享受低保救助。

　　绿皮书称，实践中划一条贫困线很难，在农村计算家庭收入，一直是困扰政策实施的一个主要问题，这也为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滥用职权、弄虚作假留了余地。

　　绿皮书建议，要改变目前仅提供事后救助的做法，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平衡作用，使农村贫困家庭获得救助的资格和救助水平，不因地方财力的制约而受到影响。

　　农民供大学生需13.6年纯收入

　　社会保障绿皮书显示，中国教育发展中公共教育投入偏低，现在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以至于近年来大量农村高中生弃考大学。

　　绿皮书指出，公共教育投入偏低，是教育支出或人力资本投资成为个人或家庭负担持续加重的重要原因。

　　以高等教育为例，1989年至今，中国大学的学费至少增长了25倍。绿皮书认为，现在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

　　去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首次实现占GDP4％的目标。绿皮书指出，要不断提高这一比重，优先保障公共教育投入向农村地区、老少边穷地区、低收入群体等倾斜。

[新京报]

中国低保工作误差率为4%

　　民政部表示，确实存在少量“关系保”、“人情保”、“错保”和“骗保”现象

　　●民政部也积极推进村务公开，规范公开形式，凡涉及农民自己的事情，比如宅基地调整，农村承包土地调换，农村重大公益事项的确定，都要由农民广泛参与讨论决定。

　　——民政部副部长姜力表示，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要有固定形式，要加强民主监督

　　昨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我国低保工作的误差率是4%，这在国际社会的比较中是很低的。“但即便是这样，我们也要正视问题，看到差距，做好改进和加强工作。”

　　低保工作误差率比较低

　　李立国表示，我们正视在低保政策实施和低保管理服务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少量的“关系保”、“人情保”、“错保”和“骗保”现象。去年上半年国家审计署在全国范围内组织5万多专业人员进行了社会保障资金的审计，审计报告反映，我国低保工作的误差率是4%，这在国际社会的比较中是很低的。

　　李立国说，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近两年对低保资金使用、低保对象核定工作等进进了专项调查。在调查基础上，提请国务院于去年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以《意见》为依据，民政部又制定了《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来进一步解决“错保”和“关系保”问题。

　　干部近亲备案防“人情保”

　　李立国说，民政部在防止漏洞、加强管理服务上主要有这样一些措施。

　　一是低保家庭可以直接向乡镇和街道提出低保申请，乡镇和街道受理后，对申请对象要逐一调查核实，并组织民主评议。社区居委会也要协助进行调查和评议工作。二是县级民政部门审批低保对象，要按照不少于30%的比例来进行入户调查，审批后长期公示，接受监督。三是建立和畅通反映与投诉渠道，及时受理群众反映和投诉，及时调查解决。四是对最低生活保障经办人员和村（居）民委员会干部近亲属实行备案制度，要单独进行审核，以利于从制度上和操作上防止“人情保”“关系保”。五是从2009年开始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建立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要将低保申请家庭的收入和财产信息提交车辆、证券、储蓄等部门进行比对，经比对审定低保对象。

　　李立国说，“通过信息化手段与入户调查、邻里求证等传统手段相结合，我们对加强改进低保管理工作有信心。”

　　数说

　　从1997年我国建立城市低保制度，到2007年建立农村低保制度，还有2003年到2005年先后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和近些年民政部门在推进临时救助制度建设，我国已经基本建立社会救助体系。城乡已经有效地保障了7400多万人的基本生活，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财政去年支出社会救助资金的总量达到1300多亿元。

　　焦点

　　【基层民主】

　　“乌坎民主选举并非独有”

　　民政部副部长姜力表示，2011年9月发生在广东陆丰市乌坎村的事件，已成为了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过程当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乌坎村事件发生以后，广东省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做了很多有效的工作。2012年年初，乌坎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出了新一届村民委员会。最近又有媒体披露，通过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工作陷入了困境，乌坎村再次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姜力表示，据了解，乌坎村的民主选举是和经济利益问题相关联的，民主选举出来的村委会有利于这个村的经济问题的解决，但由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有一个过程，要有一个酝酿协商、反复征求意见，在村民中达成一致的过程，这就要依靠村委会集体的智慧，也要依靠村民的参与和支持来解决。

　　“乌坎村民主选举不是独有的，它已经是我国农村广大农民参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最广泛的实践形式。现在在我们国家农村有58.9万个村委会，其中有98%以上都是实行直接选举，大部分省份到目前已经开展了8到9轮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村民平均参选率达到了95%以上。”

　　姜力表示，最近一届的村委会选举是在2011年开始，到今年结束，全国将有6亿农民参加直接选举，这是世界上涉及人数最多的直接选举。民政部作为指导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职能部门，下一步主要的工作，要推动修订和宣传法律。“我们正在广泛地征求意见和研究修订《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新京报]

公开透明是收入分配改革基本要求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近年来民众最关注的社会热点之一——因为事关每个人切身利益。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前不久，国务院批转了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表示，要抓紧研究制定具体政策，确保制度建设到位、政策落实到位，有效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收入分配到底如何改革，也成为两会代表委员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近日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是个系统性、制度性问题。新京报记者郭少峰

　　现状

　　隐性收入非法收入比较突出

　　新京报：国务院转发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央政府对收入分配问题的认识和评估是怎样的？

　　迟福林：意见承认了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隐性收入、非法收入问题比较突出，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我认为，这对问题的估计还是比较清醒的，应该算是很客观的把握。

　　新京报：怎么解释这种“清醒”与“客观”？

　　迟福林：第一，收入不公的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现在要着力解决一些腐败的问题，探索中长期怎么解决；第二，现在收入分配差距尽管有所缓和，但是仍处于比较高水平；第三，由于制度的缺失，使得收入分配秩序在某些方面还比较混乱。这三个问题有共识，高层看得很清楚，也很客观。

　　新京报：其中提到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依然较大，这个“依然较大”到底有多大？

　　迟福林：现在基尼系数比较高，城市和农村收入差距都是在3倍以上。但趋势总体有所缓和，尤其是城市农村之间的差距有所缓和，两三年前是3.3倍，现在降到3.1倍，说明这种差距有所缓和和有所抑制，不过这种缓和和抑制还是比较小的，还是在一个高位上略有所下降。

　　对策

　　收入分配越公开透明越有利

　　新京报：收入分配也是一个系统性和制度性问题，你认为哪些制度性的东西导致现在秩序不够规范？

　　迟福林：影响收入分配是结构性的问题，既有初次分配，也有再分配；既有制度性的安排，也需要政策性的调整，像户籍制度改革也涉及其中。

　　新京报：户籍制度的影响主要是哪些方面？

　　迟福林：户籍制度的问题关乎着大家能不能公平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户籍制度最大的影响是进城农民工不能够公平地享受再分配，在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上存在差距。他们要自己花钱才能有公共服务，这个差距事实上已成为影响人们实际收入水平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新京报：国务院转发的这份文件中提到，隐性收入和非法收入问题比较突出。依据你的研究和评估，有多突出？

　　迟福林：当前灰色收入在一些领域依然存在，引发的矛盾日益突出，这是要承认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建立基础制度，而收入分配的基础制度缺失是一个现实。

　　毫无疑问，收入分配越公开，越透明，对改革越有利。未来在收入分配问题上，要以公开透明为基本要求，进行各种制度建设毫无疑问是一个大趋势。只有公开透明了，才可以使收入分配领域的基础制度有效运行。

　　如果不能构建起公开透明的基础制度，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就难以有效落实，也会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认同感，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此外，如果收入情况不摸底，财富分布不清楚，数据体系不完善，都会影响改革的方向及相应政策和效果。

　　新京报：这方面该做哪些努力？

　　迟福林：我建议首先应尽快建立完善的基础数据信息体系，加快居民个人收入记录和统计，争取尽快覆盖所有的城乡居民；其次是加快建立规范的现金管理制度，健全现代支付和收入监测体系，包括落实金融账户实名制，完善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财务报销制度等。

　　实施大规模国家减税计划

　　新京报：国企高管薪酬以及员工福利都会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在未来收入分配制度设计上应该有哪些大的突破？

　　迟福林：收入分配方案已把这个提出来了。对部分过高收入行业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严格实行企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政策，对行政任命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薪酬水平实行限高，推广薪酬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制度。在国企内部，也提出要缩小内部分配差距，高管人员薪酬增幅应低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增幅。

　　此外，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比例，“十二五”期间在现有比例上再提高5个百分点左右，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

　　将这部分收益主要投入到民生领域，使城乡居民直接受益。如果在未来5年能将这一比例提高到25%左右，将会产生数万亿资金，大大弥补养老金的缺口。

　　新京报：税收被视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段。目前的税收体制还需要哪些改革来促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迟福林：税收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凸显。税收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既有个税的问题，也有企业税，还有资源税、遗产税等方面。中国必须根据目前发展情况，对税收有一个全面的、结构性的改革和调整。

　　新京报：那你觉得这方面可以怎么作为？

　　迟福林：要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实施大规模的国家减税计划。一方面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等方式，减轻中等收入人群的税负；另一方面对中小企业减税，通过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带动更多人就业，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未来7年，尤其要有效控制财政收入过快增长，有效控制行政成本过快增加，使城乡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比重明显提高。

　　应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

　　新京报：今年你提出了一个有关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计划，为什么特别强调“中等收入群体”？

　　迟福林：十八大报告提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

　　现在这个问题在于居民收入倍增有可能的情况下突出的矛盾在哪里？可能就是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偏低，目前中等收入群体只有23%左右，如果十年以后中等收入群体还是30%以下，即便倍增计划实现了，那还是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大基础上的实现，这不应成为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居民收入倍增的实现。只有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了，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才有意义，才能使收入分配差距比较小，实现建立橄榄形社会的大目标。

[新京报]

医改办：下一步将实现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

　　昨天（3月14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梅地亚中心举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记者会。卫生部副部长、国务院医改办副主任马晓伟称，公立医院改革现已进入深水区，下一阶段的医改工作将通过补偿机制和支付方式的改革来实现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

　　关键词1

　　【补偿机制】

　　落实四项投入建立补偿机制

　　卫生部副部长、国务院医改办副主任马晓伟称，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是五项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国务院选定的17个试点城市，各省政府选定的37个试点城市，超过2000多所公立医院当中同时推开综合体制改革，包括北京有5所医院，深圳所有医院在内的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都取消了以药补医，采取了这方面的改革。

　　同时，目前，全国有22个省、431个县级地区已经完成了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17个省对试点地区的医疗服务价格进行了全面的调整。

　　马晓伟称，下一阶段的医改工作将通过补偿机制和支付方式的改革来实现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公立医院改革现在进入到深水区，说到底是补偿机制建立的问题。补偿机制的建立，主要取决于三方面的工作，其一是加大政府财政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包括基本建设的投入、大型仪器设备的投入、离退休人员资金的投入，以及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性亏损的补贴。马晓伟说，将确保落实这四项投入，使公立医院轻装上阵。

　　关键词2

　　【支付方式】

　　购买服务格局让第三方监管

　　马晓伟称，对于改革支付方式，我国多年推行的是项目收费、项目加成，在现有购买服务的格局下，特别是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处于信息不对称状态，像这种购买服务的格局必须由第三方去监管，必须改变现在这种项目加成的办法，去除过度医疗的制度性诱因，“总之，要通过医保，加大对医疗机构的约束和激励的机制。”马晓伟说。

　　对于第三方监管机制，国务院医改办副主任胡晓义称，将主要用于医疗机构和药店的监管，具体说来就是和卫生部门一起配合，把医保的信息管理网络一直连到各个地方的服务医院，使每一次的诊疗、每一个处方都能够在计算机上、在这个网络上运行，得到实时的监控，这个不仅有利于基金的安全，也有利于促进医院加强内部的管理。但是对于药店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因为药店更加零散，医疗保险定点的药店有17万多家，而且很多都是小药店，要实现全面的联网监控难度比较大，但是要加大这方面的举措。

　　关键词3

　　【服务价格】

　　理顺价格体系实现优劳优得

　　对于两会期间代表和委员们热议的医疗服务价格问题，马晓伟表示，理顺价格体系是下一步医改的关键内容，通过此举将使我国医生的技术劳务价格能够得到承认，药品和仪器设备的价格能够有所降低，医务人员多劳多得、优劳优得的这条政策能够得到正向激励，“我相信，会引导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走向更加健康的轨道，也会更有利于我们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规范医院医生行为。”“将建立一个符合医生职业特点的，以医疗的数量、质量、风险程度以及患者的满意程度为标志的，公益性为核心的薪酬支付制度。”马晓伟称。

　　关键词4

　　【医患矛盾】

　　加强法制教育保护双方权益

　　近年来加剧的医患矛盾，未来的改革当中是否会在制度设计上有所考虑，形成一个医生有尊严、患者有保障的局面？对此，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表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改革完成之后，在基层医疗机构看病，医患的关系基本是和谐的。要从根本上解决医患关系，首先要加强法制建设和法制教育，要依法保护医生的合法权益，同时要依法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同时，要加强医德、医风的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此外，要加快推进公立医院改革，逐步扭转公立医院的逐利行为，建立体现公益性和高效率的新运行机制。“我想通过法制建设、法制教育、医德医风建设、社会风气改善，以及加快推动公立医院改革的步伐，医患关系会逐步地好起来。”

　　关键词5

　　【医保基金】

　　出台20条禁令规范内部纪律

　　胡晓义称，随着我国全民医保体系的建立，去年三项医保总支出大概是9000亿元，今年预计将超过1万亿元。

　　人数规模和基金规模的扩大无疑会导致风险的存在，主要是三方面。“首先，是有没有监守自盗的问题，有没有挪用、贪污等这些问题。第二个风险来自医保基金的支付对象，也就是医疗服务机构、药店，有没有个别的人套取医保基金的问题。第三个风险，来自少数的参保人员和患者，借着医保提高水平、扩大范围、增加保障来骗取医保基金。”胡晓义说。

　　对于这三个方面相关部门都已经采取相应的制度安排和监管措施。胡晓义介绍，在2008年到2009年进行过一次专项治理，那个时候查出的违法违规资金的占比是0.4%，而去年这个比例已经降至0.16%，可见内部监管措施已见成效。

　　胡晓义透露，最近人社部已专门出台了20条禁令，就是社会保险工作人员的20条纪律规定，“划出红线不准跨越”。同时，还将和有关部门联手加强对骗取、套取、诈骗医保基金的犯罪行为的监管力度。

　　关键词6

　　【异地就医】

　　实现跨省转移报销长远目标

　　针对因各地医保药品目录不同，导致就医以后回去报账的时候会发现报账的数额比较小，或报账比较困难的问题，胡晓义称，目前已经有很多进展，首先人社部通过提高统筹层次，由县级统筹升级为市级统筹，即在全市范围内报销执行统一标准，减少异地就医的人员。

　　他介绍，现在已经有几个省在推进全省的统一报销，就全国来说，实现跨省转移是人社部的目标，但“还有一条相当长的路要走”。谈及原因，胡晓义称首先是医疗机构分布的结构问题，最好的医疗资源就在中心城市、特大城市，但是不能让所有的人都到中心城市、特大城市看病，所以整个政策制度安排还是鼓励小病在基层看、在本地看，当然有疑难杂症、重大疾病到中心城市来看。

　　同时，将重点解决异地安置的退休人员的报销问题，“他们稳定地居住在非参保地，如果每次都要回到原地去报的话就比较复杂”。

　　关键词7

　　【财政累计】

　　医改四年以来共投近3万亿

　　财政部副部长、国务院医改办副主任王保安介绍，四年以来，国家财政对医疗卫生累计投入22427亿元，中央财政对医疗卫生累计投入6555亿元，主要围绕全民医保制度建立、基本药物制度建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体系建立等五大任务。

　　首先，支持建成了全民的医疗保障制度。在这个方面国家财政一共花了6800多亿，其中中央财政拿了近3000亿，支持新农合、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提高保障水平，支持解决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的参保问题等。

　　同时，支持建立了基本药物制度并建立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体系，并且不断快速提高标准。此外，在建立健全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公立医院改革上的投入分别为1300多亿元和800多亿元。

　　对于有委员代表称此比例和国际上比偏低的说法，王保安称：“我们和国际上政府卫生投入的口径相比少了一块，就是医保收费和医保收税概念之间的差异，因为它一旦收税就直接进入预算了。如果是同口径的对比，我们的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不仅高于希腊、瑞士等发达国家，也高于俄罗斯、巴西、南非这些金砖国家。随着下一步国家财力的增长，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会进一步加大支持的力度。”

　　□数说·医改成效

　　80%

　　医改四年来，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明显提高。改革前，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的报销比例大致在50%，现在新农合超过了75%，城镇居民医保达到了70%。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看病，报销比这个比例还要再高一点，有的地方已经达到80%。

　　30%

　　实行基本药物制度之后，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基本药物价格平均下降了30%，有的地方下降得更多。

　　本版文字京华时报记者李秋萌本版图片新华社

[京华时报]

相关评论

“慈善联合会”还需进一步明晰定位

　　昨日（3月13日），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透露，为了促使慈善组织的发展，马上要成立中国慈善联合会。作为慈善组织中的一个联合性的、枢纽性的组织，能够起到协调、互动、行业自律、行业维权的作用，进一步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

　　按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今后公益慈善类组织可去民政部门直接登记，不必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可以预见，慈善组织将会引来新一轮的发展。随着慈善组织的日益增多，在政策制订、组织内协调、协同行动，乃至行业维权等多方面，确需成立一个联合性的组织，这有助于慈善组织更好地发挥作用。

　　人们希望慈善联合会以服务慈善组织为宗旨，别像过去有些行业协会那样，给慈善组织造成新的管束。

　　长久以来，很多从事慈善事业的人都有体会，过去一些部门对慈善不是管得太少，而是管得太多。对于慈善联合会，一些慈善人士难免会有一些担忧：慈善联合会和具体慈善组织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慈善组织是否都必须要归入其旗下、成为“会员”？如果不愿加入慈善联合会，在发展中会否受到一些不利“影响”？慈善联合会又如何保证其在维权、协调分配资源上的公平公正？

　　能否消除这些担忧，关键要看慈善联合会的定位。关于“慈善联合会”，现在还没有详细的信息，但从有限的表述来看，这应该是一个以扶持、服务为主的行业组织，这个总的定位是正确的。

　　不可否认，当前中国的慈善立法还相对滞后，仅有《基金会管理条例》、《公益事业捐赠法》、《救灾捐赠管理办法》等几部法规，对慈善组织的善款募集方式、救助对象确定、资金监管等方面，均缺乏系统有效的法律规制。在这样的情形下，加快立法进程之外，对慈善组织给予扶持，仍有必要。扶持不等于单向的管理，而要以有助于慈善组织健康发展为前提。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日前曾表示，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之后，政府会把一些事务性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其实，政府推动公益慈善组织发展，也应该循此思路。在“协调、互动、行业自律、行业维权”等方面，慈善联合会如何发挥作用，还要进一步明晰。

　　近日公益慈善组织可直接登记的利好消息，点燃了社会的慈善热情。在社会高度关注慈善事业下一步走向时，还需要民政部门及时回应民众关切。作为一个“枢纽性的”组织，对慈善事业的影响不可小觑。因而，建议成立之前和慈善人士、公众多做沟通，吸纳各方意见。

[新京报]

低保“错保、漏保”究竟有多严重

　　调查显示，错保、漏保几成普遍现象，低保乱象究竟在多大范围内存在？民政部门应该重视并行动起来了。

　　近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社会保障绿皮书。在安徽、福建等5省市调查显示，受调查的低保家庭中，6成不是贫困家庭，有近8成的贫困户没有享受低保救助。（2月24日《新京报》）

　　低保救助，是种公共温暖的抵达。对于困难民众而言，低保就是救济粮。近些年来，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低保的投入都在增加。可这项调查显示，被调查的低保家庭中，却有近8成贫困户没能享受低保。

　　该调查印证了人们对低保“错保、漏保”频发的印象。应该说明的是，该调查只是一个小范围的抽样调查，有效问卷8777份，其中低保家庭占23.5%，其在全国范围内有多大适用性仍有待说明。

　　但是调查样本中，漏保和错保的比例之大，已足够触目惊心。“漏保、错保”的原因何在？也许标准的模糊和政策的粗陋是重要原因，但恐怕监管不力造成的流失和侵占也确实存在。在以往媒体报道中，经常可以看到关系保、人情保，甚至还有民政官员靠吃“死人保”发财。

　　学术机构、媒体能发现的情况，各级民政部门知道多少呢？

　　尽管，这份调查或许并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但至少是一种参照。对于“错保、漏保”等问题，民政部门不应坐等媒体报道和学术机构调查，而应该主动去调查、摸底，并将权威的数据告诉公众。这本身也是民政部门的职责所在。

　　这份调查至少唤起了民众对低保“错保、漏保”现象的关心，而这一现象究竟有多严重，不应缺乏来自权威部门的信息。

　　也只有对问题的正视，才能防止救助资源流失，才会推动低保从制度到执行环节的公开透明，以及监督体系的完善。

　　□时言平（媒体人）

[新京报]

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只争朝夕”

　　上个月，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两会期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具体落实也成为焦点。从2004年国务院宣布开始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到2013年方案正式出台，历时9年，各种利益博弈充斥其间。代表委员呼吁，“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用了9年的时间，细化措施不能再用9年，不能再等了！”（据《中国青年报》）

　　代表委员的“不能再等9年”，反映的是希望收入分配改革快一点落地的心声。

　　收入分配改革是系统性调整，涉及范围广大，不可能不采取较为稳妥的推进方略。比如，一次分配应该追求的效率和公平，因为不同行业、岗位的特性而难以权衡；二次分配的改进，需建立在财税体系改革取得成果的基础上；三次分配，则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充分发育和可靠的公信力水准。而且，真刀真枪的改革不可能在静态的理论架构中完成，而只能深入到现有业已固化的格局中推进。这就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复杂性。这几年时常可闻的有关博弈，就是这种复杂性的外在体现。

　　复杂性决定了收入分配改革的节奏不能是激进式的，但是，也必须看到，即使存在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收入分配改革也无法再像过去拖延迟滞。

　　一方面，收入分配改革能否推进，决定着能否找到可靠的经济增长点。在外部环境仍然没有向好、投资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收入分配的合理调整，才有可能将庞大的市场潜力激发为消费活力。特别是，在人口红利已经出现衰减迹象的今天，收入分配改革的进度，还决定着人口红利是得到充分发挥并且延续，还是会加剧衰减速度的问题。收入分配就是人力资源的价格标尺，只有向较为均衡的方向调整，才能刺激出普遍的消费能力，带动经济的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收入分配的合理程度，还是不同群体社会权利的分配公平度的重要指标。收入分配，折射着背后的权利实现预期，如果失衡严重，就会加大了人力资源的错配程度。千军万马去当公务员，创新性工作受到冷落，反映的就是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价值选择。这不仅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活力，而且分化了不同人群对未来的预期。从这个角度说，加快收入分配改革，也是加快社会的公平性建设，增加社会的稳定因素。

　　近年来，围绕收入分配改革，有“阻力”之说。切实克服“阻力”，表面看需要利益格局中拥有更强的博弈能力者的“让步”，但更深入看，需要的是优化“阻力”所形成的环境。

　　事实上，环境层面的优化已在着手进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要解决的就是利益与行政的关联关系。二者的关联度越小，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就会越快。只要有深入改革的决心和动作，推进收入改革落地，用不了“9年”。

[新京报]

释放改革红利从收入分配开始

　　分蛋糕是一个技术活儿。收入分配改革就是分蛋糕，如何分得公平公正，让每一个人的收入能够真实体现其价值，殊非易事。

　　这些年来，贫富差距之大，不仅一般民众有切身感受，很多专业研究机构，甚至包括政府部门也每每以调查数据的方式表示担忧。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去年0.474的基尼系数，按照国际一般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0.6时，则表示收入悬殊。

　　国内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成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公众能真切感受到事实上已经存在的断层：光鲜与暗淡，发达与落后，接轨与停滞，混搭出一幅斑驳的中国社会图景。

　　若继续现有格局不做改变，则整个社会的割裂、分化，将会呈现一种加速度的方式；只有推进改革，才有可能遏制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至少不至于继续扩大社会裂痕。现实地看，惟有坚定不移地推动收入分配改革，才会最大可能地消弭社会裂痕，减少社会震荡。

　　其一，作为时下乃至今后最重要的一项公共政策，收入分配改革应该格外重视二次分配的公平公正，充分体现底层民众对于“机会公平”的吁求。

　　其二，收入分配改革中遇到的诸多困难和阻碍，也可以通过向社会公开寻求民意的支持。此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艰难推进已经表明，既得利益群体强大的博弈能力正在左右公共政策，仅仅依靠立法和行政系统的协调，似乎已经很难再有大的作为。当此之际，方案的公开透明，民意的积极参与，则可以成为一种博弈的力量，以实现可以操控的均衡。

　　在温家宝总理今年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抓紧研究制定具体政策，确保制度建设到位、政策落实到位，有效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在创造并积累了巨量财富的同时，也因为公平分配的缺失，而积累了巨大的社会矛盾。释放改革红利，理当从收入分配开始，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公平分享现代化的成果。

　　特约撰稿胡印斌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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