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备受关注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问题，近日，专栏作家、知名网友潘采夫在网站发表文章——《在我成为器官捐献者之前》，列出针对器官捐献的7个疑问，并称这些疑问解决前，“我很难成为一个器官捐献者”。
对此，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主动给身在海外的潘采夫打“越洋”电话，就“七问”进行沟通，并发去了3000余字的正式书面回应。
这“一问一答”，是红会在“郭美美事件”之后，又一次应对舆论的质疑。
更快速地回应质疑，面向社会招聘员工，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这一年多以来，危机中的红会有了一些转变，它是否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快速回应能否化解质疑，红会还有哪些需要改进之处？
红会监督委员会不排斥公众监督
社会名流本身也是公众的一部分；而且，监督委员会不是封闭的，公众可以给委员会写信投诉，透过监督委员会，来发挥公众监督作用。
新京报：为网友发的一篇文章，红会会长特地打越洋电话沟通，还是让人有些意外，你怎么看？
邓国胜：自从郭美美事件之后，红会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次赵白鸽打越洋电话，也反映出红会在回应舆论质疑这一点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体现在，其一，是在第一时间回应，这很重要，避免事态在舆论上被扩大化；其二，比较注重和一些意见领袖直接沟通，符合传播规律，有助于传播效果最大化；第三，还是比较坦诚，这是很重要的，坦承问题、缺陷，要比说假话掩饰，更容易赢得公众的宽容。
新京报：但也有人觉得，说得快做得慢，对恢复整体的公信似乎作用仍有限。
邓国胜：整个红会系统，特别是基层红会，无论是离我们的专业标准还是公众期待，确实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毕竟他们有所行动，这是要肯定的。
其实红会暴露出的问题，像透明度不足、管理效率不高等，也不是他们一家的问题，而是国内很多公益组织，尤其是官办公益机构的通病，但比较来看，“郭美美事件”之后，整改比较积极的还是红会。除了回应舆论这点外，包括面向社会招聘新的员工，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等，都有助于红会的发展。
新京报：红会成立监督委员会，是不是也是你说的注重和意见领袖沟通的一种方式？
邓国胜：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公益组织往往比较注重引入社会名流参与理事会或监事会。这有很多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人往往有一定社会声望和经济条件，相对更珍惜自己的名誉，如果说假话其代价更高；另一方面，他们中间也会有一些专家学者，相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在专业能力上，能起到更好的监督作用。
红会监督委员会中，就有一些各个领域的专家。在慈善机构普遍存在内部治理不完善、透明不高的现实环境下，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这样的方式，是一种创新探索，值得其他公益组织借鉴。从国际趋势看，政府、公益组织应该让公众制度化参与到公共部门的决策、执行与监督过程之中。
新京报：不过也有一些质疑，觉得这个监督委员会的成员缺少普通民众，是不是对公众监督有所忽视？
邓国胜：如何把专家的监督和普通民众的监督结合起来，确实是下一步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不过这两者不存在本质的冲突，因为社会名流本身也是公众的一部分；而且，监督委员会也不是封闭的，公众可以给委员会写信投诉，透过监督委员会，来发挥公众监督作用。事实上，监督委员会成立之后，收到了公众大量的投诉、建议。监督委员会最近对购买别墅和善款发霉两件事的调查，就是在公众投诉下开始的。
监督委员会不能取代常态监督
监督委员会的抽查只能是象征性的，算是保持一种威慑。国家还是要在政策和资金等方面多加重视，培育独立的第三方的评估机构，同时完善公益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
新京报：报道说调查过程的差旅费和一些办公经费，是由红会来出，这会不会影响监督委员会调查的客观性？
邓国胜：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但正如我前面说的，这可能也是请公众人物的好处。从国外经验看，有一定声望的人，相对更珍惜自己的名誉，没必要因为替某个公益机构说假话，而伤害自己的名誉。就经费来说，除了红会提供一部分成本外，监督委员会的委员白岩松也捐了一部分。
新京报：除了善款发霉这个事件之外，监督委员会一般还监督哪些？
邓国胜：现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媒体舆论关注度比较高的，或者通过邮件、信件给我们投诉比较多的事情，我们会开会进行筛选，确定哪些事值得去调查，哪些缺乏过硬证据有待观察；另一个就是每年会抽查红会的个别项目。但说实话，因为委员会成员都是兼职，时间和精力有限，这种抽查只能是象征性的，算是保持一种威慑。
新京报：每次调查是所有成员都参加吗？
邓国胜：不会，会根据事件的性质和会员的时间来定。比如如果涉及公益项目的评估问题，因为我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作为候选人之一。其他问题的话，会由对具体问题比较熟悉的委员去参与。不过说实话，大部分委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精力确实有限，就拿我来说，不可能放下教学，学校的课不上随时待命去调查。所以，这可能是请公众人物监督的一个缺陷，在时间精力上投入有限。监督委员会秘书处现在有一个专职的秘书，但能做的事依然很有限。
新京报：所以，就像你说的，监督委员会是不是更多就是一种威慑作用。
邓国胜：监督委员会确实不是一种常态化的、制度化的监督手段。国外来看，大多公益组织会有自己的监事会，同时有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定期或不定期的评估。国内因为资金和人才等各方面的不足，还难以做到这一点。在现实条件下，红会成立社会监督委员，确实是一种创新。但长远来看，国家还是要在政策和资金等方面多加重视，培育独立的第三方的评估机构，同时完善公益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