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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动利益”为何难于“触动灵魂” 反腐斗争为何盯上“裸官”?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3-03-23

 

“触动利益”为何难于“触动灵魂”

【访谈嘉宾】周瑞金,浙江平阳县人。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解放日报》,后主持《解放日报》工作,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春,以“皇甫平”为笔名,《解放日报》头版发表“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针对时弊,宣扬改革开放,引发了一场思想交锋。时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的周瑞金,正是“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

【关注新政系列访谈之一】

3月1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与采访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时表示,“改革进入了深水区,也可以说是攻坚期,的确是因为它要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是,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需要勇气、智慧、韧性。所幸的是,这些可以从我们的人民当中去汲取,使改革迈出坚实的步伐。”

那么,何谓“触动灵魂”和“触动利益”?“触动利益”为何难于“触动灵魂”?

新京报专访著名政论家、《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

1何谓“触动灵魂”“触动利益”

新京报:你认为“触动灵魂”指的是什么?

周瑞金:“触动灵魂”主要是指打破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束缚。比如说20多年前,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说的,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因为在当时,影响改革的最大阻力,就是来自思想观念的束缚和意识形态的束缚,陈旧的思想观念和僵硬的意识形态严重束缚了社会的发展,所以当时的改革从本质上说就是“触动灵魂”的问题。

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真正触动了灵魂,使人们从“凡事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真正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了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

新京报:“触动利益”具体指的是什么?

周瑞金:从1992年小平南巡开始算,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积累了很多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包括贫富差距的拉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差距的拉大,贪腐现象依然严重,民生问题和社会保障相对滞后,社会的发展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等。这些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需要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去解决,而这些问题从本质上说,都涉及利益的调整和利益格局的变革,这并非20年前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就能解决的。

新京报:那么触动谁的利益,触动哪些利益?

周瑞金:我一直认为,在这2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中,确实有一种“特殊利益者”,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又有一定的公权力作为背景。特殊利益者的坐大,不仅表现在他们对自然资源的“盘踞”,如对全国矿山资源的占有,而且表现在收买专家为其垄断行为辩护,制造话语权,以至于一些行业的“专家”在网友心目中堕落为“有奶就是娘”的墙头草。

另一个危险的迹象,是特殊利益者也在寻找代言人。在社会资源从权力配置向市场化配置转型的过程中,官员最容易被特殊利益者所裹挟,甚至被拉下水。政府如果又定制度、定规则,又参与游戏,权力进入市场会引起腐败。

所以,此次李克强总理说:“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

2 “触动灵魂”“触动利益”都难在哪

新京报:“触动灵魂”难在哪?

周瑞金:应该说,“触动灵魂”和“触动利益”都很困难。观念的转变也很困难,当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社会的思想观念虽有很大转变,但并不是一下子就转变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即使到今天,“触动灵魂”的问题也不能说就完全真正解决了。

比如前几年《物权法》的出台过程,就是思想观念的博弈,不少人认为保护私人财产就是保护资本主义。再比如近年来讨论较多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首先一个障碍,就是不少人认为好像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改,就必然削弱党的领导,就可能导致社会动荡。这些就是思想惯性在作祟。

一个好的基础是,现在“依法治国”的观念已经牢固。继续坚持依法办事,“触动灵魂”的难度,会逐渐减小。

新京报:“触动利益”难在哪?

周瑞金:相对来说,“触动利益”更加困难,因为在物质社会里,利益的切割比观念的扭转要困难。现代社会,人的一个劣根性,就是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在市场经济环境中,通过市场的手段来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每个人和机构都平等竞争,从这个角度看,追求财富无可厚非,但是,市场经济需要法治来保驾护航,建立法治型的市场经济。对此,就需要加强对公权力的约束。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权力关在笼子里面”,其实就是要让公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按照李克强总理的说法,一,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二,厘清政府和社会的关系,“自古有所谓‘为官发财,应当两道’,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官员就要自觉地对自己、对子女、对亲属严加监督,不要让公权力成为权力寻租的工具。

新京报:“利益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周瑞金:利益的背后是体制。以前河南省交通厅长的岗位上,连续四任厅长前赴后继,一任比一任贪腐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这个体制让厅长的权力失去了约束和监督,为贪腐提供了温床。光靠官员自觉,光靠网友举报,远远不够,所以“触动利益”,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深化改革,就是要“触动体制”和“触动机制”。

3“触动利益”为何难于“触动灵魂”

新京报:“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动灵魂还难”,总理为什么会这么说?

周瑞金:以前在市场经济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现在继续获得很大的利益,那些没有取得利益者,却愈发难以获得利益,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一个人仅靠自己奋斗,上升的空间和几率都在缩小。所以现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利益固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阶层固化,也是舆论经常提到的“×二代”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李克强说:“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说明了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对当前深化改革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了解得都很清楚: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社会主要问题已经转化,从“灵魂问题”转化为“利益问题”,目前的关键问题就是利益调整和利益博弈。

新京报:这种说法,释放出什么样的改革信号?

周瑞金:通过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相关表态,特别是习近平和李克强最近的一些言论,我认为目前的改革重点还是放在社会体制和社会建设上面,重点解决民生问题,为下一步深化其他领域体制改革提供社会基础和社会条件。而总理说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恰恰是当前推动社会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

我注意到,李克强总理3月20日在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的一句话,政府要说到做到,不能“放空炮”。国务院的决定要不折不扣执行,决不能搞变通,各级都要加大督察力度,没做到的要问责,不能当无所作为的“太平官”。

这也说明了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改革决心是很大的,不仅推动深化改革,而且重在落实改革措施。“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动灵魂还难”,点中了当前社会问题的要害之处,就是要打破利益格局,进行利益调整,这种改革判断符合社会和民众的期待。

    [新京报]

新华视点:反腐斗争为何盯上“裸官”?

    新华网广州3月24日电(“新华视点”记者毛一竹、邓华宁、杨绍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今年2月25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表示,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认真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

    为了落实这一指示精神,广州市纪委近日决定,2013年将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大监督力度,对领导干部重大事项申报进行比例为15%的抽查核实,虚报、瞒报的将被调岗或免职。

    提高对领导干部重大事项申报的抽查核实比例,能否对“裸官”起到震慑作用?反腐斗争为何盯上“裸官”?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为此走访了相关部门及权威人士。

    转移不明财产,“裸官嫌疑较大

    广东、江苏等省的纪委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将进一步强化对“裸官”监督管理,严肃查办“裸官”背后的腐败案件。

    反腐专家告诉记者,一些“裸官”的共同特点是:非法敛财→家属移民海外→转移不明资产→择机外逃。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据,2011年检察系统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631人,同比上升27%,追缴赃款赃物计77.9亿元。  

    “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案发前,子女就分别加入了澳门籍和澳大利亚籍,并在境外置业。罗荫国本人持有多个假身份证,用于出入国境。”广东省纪检系统一名干部告诉记者,虽然其妻子仍在国内,那只不过是掩人耳目。

    近年来,“裸官”外逃、落马的案例时有发生。如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温州市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张曙光等。

    2010年,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李向东由成都直飞深圳后失踪。有关部门认为,李向东很可能是持加拿大“绿卡”通过了一道道检查,并带走了巨额资金。2012年辽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外逃后,被曝也带走了巨额赃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认为,贪官外逃只是其违法违纪行为的最后一个环节,出逃前往往已是“裸官”。

    江苏省纪委案管室主任王唤春说,跨境转移资产已经成为反腐斗争的主战场,随着国际经济往来的增多,一些贪官通过贸易项目转移资产,更隐蔽更难监控。

    “裸官”勾结“裸商”,攫取社会财富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除了媒体曝光的“裸官”现象外,还有一种移民海外并由内商变为外商的“裸商”现象也很值得关注,有的地区相当一批中国商人拥有国外身份。

    长三角某市一名商人介绍说:“近年来,投资土地比投资房地产更容易获取利润,一些商人与官员联手圈地,打着建设各类产业园的招牌从事土地经营,投入不算多,一年赚几亿元不罕见。”

    这位商人说:“钱赚得快,户籍留在国内颇为担忧,于是有了移民海外的需求”,然后再回来做生意,成为外商投资者,不仅可以继续赚钱,万一有个风吹草动,也可以脚底抹油。

    “不少内地商人移民海外后,除了买房置业外,干不了别的,而回到国内,生意机会很多,一些行业的投资回报率是国外的好几倍。”南洋地产中国区总经理钟沛说。

    中国银行原副行长张燕玲认为,中国国际收支“净误差与遗漏”项每年都有几百亿美元,其中洗钱导致的资金外流数额占相当大的比重。贪腐和洗钱犯罪有着密切的关联。

    据分析,一些“裸商”与“裸官”互相勾结,将巨额不明资产转移海外,再以外商身份回国投资,利用我国对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形成一个钱权交易、里应外合的利益链,以此实现对社会财富的循环侵占。

    广州市纪委常委、新闻发言人梅河清说,配偶、子女移居国外对国内从政的领导干部的政治生活有较高风险,在以往查办的一起案件中,在国内从政的领导干部把投资项目交给在境外的子女来做,结果导致了巨大亏损。

    铲除“裸官”土壤,需要多管齐下

    “虽然不是所有‘裸官’都腐败,但‘裸官’的确是腐败案件中的高危人群”。王唤春分析,一般经济案件占40%,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类案件的占比高达80%。

    中山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张紧跟说,从已查处的案件来看,“裸官”为支付配偶、子女在海外的生活费以权谋私,甚至借机转移财产的情况屡有发生。

    2012年,广东省出台《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加强市县领导班子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规定: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敏感岗位的领导职务。广东省纪检部门的干部告诉记者,曾经有拟提拔的干部,发现存在“裸官”情况后,还是被拿了下来。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介绍,把官员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纳入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范畴,正是反腐斗争的“国际惯例”。当前,应当推进省市县三级主要领导的个人信息、工作信息、家庭信息公开化,对遏制“裸官”现象具有现实意义。

    广东省纪委负责人表示,广东将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健全定期抽查核实、汇总分析制度,继续推进报告事项在一定范围公示试点工作,逐步扩大试点范围。

    [新华网]

机构改革“换汤不换药”的怪象

  机构改革四大怪象:无领导因改革“下岗”、临时工增多、借改革涨价、行政审批明放暗收

  “各部门都要自觉行动,限期完成职能转变各项任务,绝不能‘换汤不换药’。”国务院针对新一轮机构改革敲响警钟。机构改革有哪些“换汤不换药”的怪象?记者进行采访梳理。

  怪象一

  改出一批吃财政饭的闲人

  机构改革中的人员编制,向来是“增易减难”,一些地方经过多次机构改革后,多出了一批巡视员、调研员、×长助理,他们虽然“退居二线”,“巡视员满天飞”,“调研员不调研”,但工资、待遇一分不少。

  某省于2009年启动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部门设置由原来的58个减少为47个,精简比例为19%,然而这些部门的公务员编制未有减少,不再任领导干部待遇却不变。一些原厅局级、处级领导,现在不再担任实职,到干部没有配满的单位,担任巡视员或督察员,没有人因机构改革而“下岗”。

  怪象二

  少了正式工多了“临时工”

  一些地方改革,编制减少了,“正式工”精简了,但“临时工”队伍却越来越庞大。某大城市一位局长告诉记者,目前局里有200多个编制,临时工50人。东部沿海一县的农业局则更夸张,正式编制只有40个,但“临时工”有100多。

  在特定情况下,“临时工”还成为政府的“挡箭牌”。比如,辽宁西丰县委书记日前涉嫌违规坐豪车、套用武警部队假车牌,而书记事后回应称“司机只是临时工,已主动辞职”。

  政府机构改革需将应该剥离的职能真正转移给市场和社会,政府的“临时工”应转变为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正式工”。

  怪象三

  以“改革”之名行“涨价”之实

  披着改革的外衣进行的收权,使涨价几乎成为必然。

  2002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要求通过成立区域电网等实现输配分开,建立电力市场。但多年后电网公司成了“巨无霸”,电价被牢牢把住,所谓“听证会”沦为“听涨会”。人们为铁道部改革叫好,但普遍担心火车票借机涨价。机构改革不能成为产品涨价、借机“分肥”的机遇。

  怪象四

  明放暗收、小放大收

  国家三令五申减少行政审批,但一些地方政府却有“加码”嫌疑。

  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曾在今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上表示,在当前阶段,审批越来越多,眼前最迫切的是行政改革,减少审批。

  有专家也担心,改革后部门权力更加集中,原来只是一只手,现在成了“千手观音”。

  政府能不能把不该管的微观事项坚决放给市场、交给社会,能不能做到多放“事前审批”?应对机构改革进程及时进行评估、监督和完善。

  据新华社电

    [新京报]

公开选拔官员不应“半路杀出程咬金”

  公开选拔官员,应严守规则。不能说,地方想怎样就怎样,想要什么样的人,就破格提拔什么人。

  面对外界“火箭提拔”等质疑,近日,湖南湘潭县副县长徐韬向记者解释说,从他获知的情况看来,湘潭之所以录取报考郴州的他,一方面是出于留用本地人才的考虑,另一方面是按要求每个县市区必须配备一名80后县处级干部,而当时没有其他合适人选。

  出生于1985年的徐韬,仕途确实比一些同龄人走得快了一些。此事之所以引起民众的质疑和丰富的联想,关键还是湘潭方面没有严格遵守公开选拔官员的制度规定和程序要求,让报考了异地岗位的徐韬半路杀出,从而伤害了社会公正。

  初看新闻,很多人都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徐韬报的是郴州的岗位,也在郴州通过了笔试和面试,最后,却突然成了湘潭市下面湘潭县的副县长?一个一开始就没有在湘潭报名的人,最后,却在湘潭副县长的选拔中夺魁,此事看上去非常不合情理。

  其中的原委,郴州市委组织部门告诉新华社记者,尽管徐韬顺利通过了笔试及面试,但并未进入最后的差额票选环节,理由是“湘潭市委向省委组织部递交申请,希望录用徐韬,省委组织部予以批准”。而湘潭对此则回应模糊。如果,真是湘潭方面“横刀夺爱”,那说明,在选拔还没有结束,就已经内定了人选。其他几位候选人,都成了陪衬。这是不是一种公开选拔中的“暗箱操作”?

  根据《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公开选拔官员必须要经过报名、资格审查、考试、组织考察等环节,才能决定任用。规定没有说,可以报考异地岗位而在当地录用。

  公开选拔官员,在公众眼中就是,应该遵循同样的规则。不能说,地方想怎样就怎样,想要什么样的人,就破格提拔什么人。这恐怕是对公开选拔机制的违背。对其他候选人,也难言公平。而这些不透明的操作,也有损政府公信。

  湘潭方面因为违背了相关程序,显然,就没有尽到资格审查的责任。徐韬边工作边读全日制研究生,就存在明显的瑕疵。在我国,全日制研究生就是需要脱产的,只有在职研究生可以边工作边学习。那么,徐韬在读研期间,长期不上课,学习成绩不佳,足以证明他并不是个好学生。徐韬的双重身份引起巨大社会争议,湘潭方面难辞其咎。

  《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明确要求,公开选拔要“确保公开、公平、公正,不准事先内定人选”,要“严格按照公开选拔工作方案规定的内容和程序操作,不准在实施过程中随意更改”。那么,湘潭方面的做法是不是事先内定人选,是不是随意更改程序?向上级组织部门打了报告,是否就不算“随意”?这需要有关方面进行调查,向公众说明。

  当然,谁也不能说,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干不了副县长,就不能成为县处级官员。一些年轻官员之所以屡屡遭受公众质疑,恰恰如湘潭副县长事件一样,背后还是公正与透明的缺失。

    [新京报]

愿中国每一座城市都能夜夜“晚安”

北京广州“失眠”、上海“浅睡”……在3月21日世界睡眠日来临之际,于北京发布的中国首个睡眠指数报告中,作为中国大都市代表的北上广无一例外都属于睡眠指数不高的城市。另据报道,据报道,“睡不着”已成为当下中国的普遍问题,资料显示,有两到三成年轻人有睡眠障碍。

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今年的主题是“自然深睡眠 多睡一小时”。然而在中国的很多城市,深睡或多睡,恐怕还是一种奢望。从报告中的这幅“睡城”分布图看,以“睡眠现状”、“睡眠管理”及“睡眠环境”等评估指标,将20个受调查的城市分为好梦城市、安眠城市、浅睡城市和失眠城市——其中,北京、广州、西宁、昆明、东莞为失眠城市。是的,中国大都市,大多睡不踏实。

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你都数到1000只了,可睡不着还是睡不着。一个人的失眠,乃至一座城的失眠,看起来不过是精神状态问题,但如果从数字上看,譬如根据调查,在中国有35-42%的失眠人群——这就不仅仅是情绪或精神的问题。越是大城市,为何越是难以“晚安”?道理并不复杂。

一者,城市“居不易”,压力山大的生活自然会吞噬睡眠质量。2012年,一份“月薪多少会让你在相应的城市生活不惶恐”的调查引发社会关注,调查显示,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需9000元左右,而成都、大连等二线城市则在5000元上下浮动。然而,即便从平均工资看,很大一部分市民或新市民离“不惶恐”还很远。二者,社会保障体系尚未能为城市构建起“稳稳的幸福”。多年的楼市调控,仍挡不住2013年上涨的势头;医改一轮接着一轮,看病贵、看病难仍然存在;教育投入占比GDP4%的目标迟到了10多年,还得经受“均衡”的考量……城市生活,在城镇化的列车上,并不是一帧无破绽的风景。当然,某种意义上说,失眠也是现代生活的“通病”——新媒体也给公众睡眠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譬如有67.1%的居民睡前使用手机和电脑聊天、发信息,使用时长分别约28分钟和73分钟。

城市不能好好睡,危害不容小觑。《华尔街日报》也对美国劳动者的睡眠状况进行了一项调查,“在13岁至64岁的美国人中,有43%的人表示他们很少或从未在工作日的晚上睡过好觉。”结果发现,失眠症每年令美国公司损失632亿美元。当然,在此背景下,美国睡眠产业年产值已达200亿美元。但这就像雾霾蔽日后防毒面具畅销一样,得失一目了然——要城市好好睡眠,宁不要红火的睡眠产业。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城市没有好好的睡眠,就难有精力充沛、心态平和的新一天。适度的压力、刚性的保障、美好的环境、人文的关怀,也许数绵羊的城市才会少一点。365天,愿每一座城市都能夜夜“晚安”。

    [人民网]

 

 

相关报道

从基层走出来的新一届中国领导人

    新华网北京3月23日电(记者颜昊 任珂)经过中共十八大和2013年全国两会,中国完成了十年来最大规模的领导人交接。一批拥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熟知国情的官员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的领航者。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教授认为,新一届党和国家以及地方领导人拥有独特的时代生活背景。共和国建立前夕和之后出生的一批人,青少年时光基本上都是在和平年代度过,接受过完整、系统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一届中央和地方领导中,大部分人都在青少年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的时代磨难,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是“上山下乡”的知青。三十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使他们迎来人生的重大转折。

    观察新一届中国领导人不难发现,不论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他们基本上都具备“草根”的工作经历,都具备与普通农民、工人、军人一起生活和工作的经历,都是从艰苦的基层一步步干起来的。

    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中,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均曾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当时中国非常贫穷落后的农村与普通农民一起劳动。俞正声和张高丽在那个时候曾在厂矿企业,与一线工人和技术人员一共工作生活。

    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及组成部门领导中,大部分人在青年时期都在中国各地农村或基层从事生产和劳动。

    “简单地说,就是大多挨过饿,下过乡,吃过苦。只有这种体验和经历的人才知道老百姓最想要什么,这是书本上学不来的,也是这批干部的一大优势。”戴焰军说。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说,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是一个兼具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群体,也是海外对中国未来发展特别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习近平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第一次春节慰问的第一站就选在了素有“瘠苦甲于天下”之称的定西。习近平还深情回忆起40多年前在陕北插队当农民时的苦日子,宣示“党和政府一定会帮助大家”,让人民过上“越过越红火”的日子。

    李克强首次以总理的身份与中外记者见面时,也深情回忆起他在安徽凤阳的插队知青生活,他说“很难忘那一段和乡亲们度过的艰难岁月。”

    戴焰军说,这样的经历弥足珍贵,拥有与社会各阶层普通成员长时间同吃同住的经历,才能对中国社会、基本国情有更为客观和真实的把握,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观察视角更能从老百姓的立场出发,关注点也更集中在民生疾苦上。

    在经历了或长或短的农村劳动生活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为知青一代后来的成长提供了历史机遇。

    1977年,受到“文革”冲击而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也使许多知青迎来了重大的人生转折。李克强回忆说,他还记得那年高考后是在田头锄地时得到北京大学录取通知消息的。

    中国新一届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进入工作岗位后正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他们在基层任职期间,正是中国社会利益深刻调整、组织结构发生新变化的转型阶段,接触过大量新情况,处理过大量新问题和复杂问题。

    戴焰军说,“他们这一批人是‘文革’的受害者,对中国发展曾经走过的弯路和曲折,以及复兴崛起的辉煌和荣耀,都有切身体验,具备强烈的改革意识和改革精神,是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和推动者。”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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