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吴官正，在武汉工作过18年半(1968年至1986年)。昨日，他的回忆文章《江城琐忆》在本报发表，记述了他在武汉市葛店化工厂当技术员、任市科委副主任和武汉市市长期间的一些事。
本报记者寻访了当年经历过这些事的当事人和见证者，他们讲述了老市长的故事。从这些事，“我们看到了领导干部应该有的作风”。
生活朴素，不搞特权，深入群众，勇于担当，改革创新，务实真干，热爱学习……这些党的优良作风，令人感慨，令人感动。
送西瓜的“小张”： 吴官正当年住“团结户”
吴官正回忆录中提到的给他送西瓜的“市科委行政处小张”，名叫张华鹏，今年71岁，退休在家。昨日记者找到他，他说：“真没想到这件事直到如今他还记得，他是个念旧的人。”
他透露，两家至今保持联系。
张华鹏回忆，1973年，吴官正到市科委任副主任，当时自己30岁出头，在办公室负责行政工作。第一天上班，一个身着解放服、脚上穿着破球鞋的黑瘦汉子走进办公室。对方说：“你好，请问你贵姓？”张华鹏说我姓张。对方接着说“我是吴官正”，让张华鹏吓了一跳，因为怎么看对方也不像当官的。
因为负责行政工作，张华鹏就多问了几句吴官正家庭生活情况，一来二去两人熟起来。
有一次，机关发了一些蔬菜和鱼等过节福利，张华鹏送到吴官正家里，发现吴家餐桌上只有一碗青椒和一盘腌菜。
当时，吴官正家和别人住在一套两室一厅的“团结户”里，夫妻俩、3个孩子还有吴官正的父亲，几口人挤在不到30平方米的房子里。吴官正的父亲是农村户口，他坚持不把父亲的户口转到城里来。夫妻俩每人每月20几斤的粮食，要供一家人吃。机关每季度会给困难职工发15-20块钱的补贴，每次吴官正都在名单上，可每次他都拒绝了。他总对张华鹏说，不需要，我还过得去。张华鹏急了，自作主张把钱领下来，偷偷交给吴官正的妻子。
1974年夏，机关到江夏购进一车西瓜，回来时经过吴官正家，张华鹏抱了两个西瓜送到吴官正家中。第二天，吴官正上班时特意跟他说谢谢，还说爱人把吃剩的西瓜皮切成块，加点盐炒着吃，很好吃。
张华鹏说，后来吴官正调到外地工作，两人每年都会打一次电话询问近况直到现在。
(记者熊琳晖 通讯员阮聪)
给吴官正看过病的医生： 他家客厅里，只看到几把竹椅子
“他是非常简朴、正派的人，”曾任同济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今年84岁的退休教授余枢，昨日回忆三次为吴官正看病的经历时说。
上世纪80年代，吴官正前往江西工作前夕，余枢陪同市领导到吴官正家中，为其做体检，以准备出发时要携带的药。因吴官正白天工作忙，体检定在晚上。
当时，吴官正住在天津路一栋普通居民楼里。灯光昏暗，楼道里堆了不少杂物。吴官正不在家，他的家人开了门。客厅里基本上没什么摆设，只有四五张竹椅子，连沙发都没有，亮着一盏瓦数不高的灯泡。
坐了一会儿，吴官正仍没回，余枢只好离开。
第二次，吴官正在江西上任不久，心绞痛发作。余枢应邀前往江西参与治疗。在当地一家医院，余枢在病房内见到吴官正，“病房条件很一般，我带去的药物，医院里都没有”。
“感谢武汉市委派专家为我治疗，谢谢湖北人民记得我。”吴官正说。他还多次向余枢本人表示感谢。治疗三四天后，吴官正病情稳定，余枢回汉。
第二年，余枢又一次前往江西为吴官正治疗。两次治疗，余枢都住省委招待所，普通的公务餐，没有额外宴请。
(记者刘睿彻 通讯员蔡敏)
为吴官正岳母看病的医生： 市长被拦病房外，没责难任何人
“这个市长很和气、不摆架子。”过了近30年，78岁的黄友镐仍记得当年吴官正被医院值班人员拦在门外的事情。
昨日，记者联系上了市中心医院血液内分泌科主任黄友镐，当年，他给吴官正的岳母看过病。
“大概是在1985年左右，吴官正当时已经是武汉市市长了。”黄友镐介绍，当时吴官正的岳母找他看病，吴官正没有陪同，也没有托关系给他捎口信。“事后，我才知道这是市长的岳母。我当时心里就想，这个市长还真是个不搞特权的好领导。”
过了不久，就发生了岳母因为阑尾炎开刀住院，吴官正想探望被拦在外面的故事。
黄友镐说，当时医院管理严格，家属、亲友探视患者，需要提前办理“探视证”，凭证进入。一天早上，黄友镐刚到病房，就听说市长被拦在门外的事。“天刚亮，吴官正自己骑了辆自行车，来医院探望岳母。”由于没有证，住院部值班人员不允许他进去。他再三恳求，但还是被拦在了门外。
“事后，他并没有责难任何人。”黄友镐说，一上午全院就传开了，这位市长一点都不搞特权、守规矩，令人敬佩。(记者黄洁莹 通讯员黄征宇)
两托吴官正办事的夏菊花： 他体贴我脸皮薄，让我感动得想哭
吴官正在《江城琐忆》中用了近500字回忆夏菊花“托他办事”的事。昨日，记者联系这位76岁的杂技表演艺术家，她说她看了报纸原文，官正同志那句“她名气很大，脸皮很薄”的话，让她感动得想哭。
夏菊花告诉记者，她读到吴官正帮她向总理递信这一段，心头一热，眼眶都湿了。她和吴官正相识40多年，从来没听到他当面这样评价自己，觉得他太理解、太体贴人了，“通过报纸，通过文字，听他这样说我，我心里尤其感到震撼”。
论年纪，夏菊花比吴官正大一岁。上世纪70年代初，因为杂技团进国企厂矿巡回表演，她认识了在“葛化”工作的吴官正。他很佩服她精湛的技艺，觉得她接受过毛主席接见，“很了不起”。吴官正进入政界后，常在工作上给予夏菊花指导和帮助。2004年，武汉授予她“人民艺术家”称号，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吴官正给她发来贺信，称赞她“德艺双馨，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对事业孜孜以求，为中国杂技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官正同志在文中说，我两次要他向两位总理转告杂技界的衷心感谢。通过你们这个报道我要说，我衷心感谢官正同志记得我，体贴我。”夏菊花说。 (记者刘功虎)
原蔬菜办副主任毛世荣： 他菜场遭白眼的事广为流传
除了在武汉港码头挨过骂，吴官正还有件在蔬菜市场遭白眼的事。昨日，时任武汉市政府蔬菜产销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的毛世荣老人回忆，这事在蔬菜管理行业广为流传。
毛世荣说，当时，“湖南长沙、上海都在武汉之前进行过改革，结果很不理想，最后又改回了统购统销”。
吴官正市长为摸清蔬菜市场行情，经常一个人走访菜场。一日，在一家菜场，吴官正买了一些蔬菜，这时一位市民买了一斤盐。“当时的盐是大包装散卖，因为不好拿，吴市长就要售货员帮忙包一下”。现在看来非常简单的要求，却引来售货员的白眼，“你这个乡里人怎么板眼这么多，不卖了”。
毛世荣说，当时，这个故事在蔬菜管理行业广为流传，成为体制改革动力之一。“这样的服务质量，不改革不行”。1984年7月23日，武汉市蔬菜产销全部向市场开放。时隔近30年，毛世荣还是一口说出了准确的日子。
那段时间，蔬菜办挨吴官正的骂最多。“几乎是三天两头，吴官正市长就要批评我们工作没做好”。但蔬菜办也拥有很高的规格。“1984年1月，市政府撤销原来的蔬菜局，成立蔬菜产销办公室，当时大家戏称蔬菜办是市政府的‘独立大队’，所有蔬菜产销的事情，我们都能管。”毛世荣说。
今年82岁高龄的蔡安新老人时任武汉蔬菜公司科长。昨日他回忆说，当时我们见市长太容易了，每隔两天，吴官正就会到蔬菜公司了解情况，风雨无阻。“市长的衣服总是旧旧的，手里拿的黑色提包，肯定是用过很久了，蔫蔫的”。
(记者吴昊 曾琢 通讯员程慧朋 黄芹)
聘任“洋厂长”的见证者： 吴官正说“格里希就是我们要请的先生”
1984年11月，德国专家威尔纳·格里希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轰动全国。外媒评价，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进程中“一件令人吃惊的新闻”。
昨日，记者采访到时任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丁华、格里希在汉期间的翻译李云中以及当年报道格里希的本报老报人黄启疆。3名亲历者说，没有时任市长吴官正的支持，格里希当不了“洋厂长”。
丁华回忆，1984年8月，德国杜伊斯堡市派了3名退休专家来汉，格里希是其中之一。他到武汉柴油机厂考察4个月，并义务担任技术顾问。
格里希看到武柴纪律涣散、管理混乱、产品质量差，不禁说道：“如果我是厂长，决不允许这种现象存在！”
这句话传到了市政府。一个大胆设想出炉：聘请格里希担任武柴厂长。
丁华回忆说：“当时市委、市政府的指导思想是，如果失败了，也只是一个武柴；但如果成功了，就可以给全国国企改革一个很好的借鉴。”
1984年11月1日，格里希受聘为武柴厂长，中国国企第一位“洋厂长”在武汉产生，吴官正在武柴礼堂为格里希颁发聘书。
丁华说，格里希反复强调，工厂首先抓的不是生产了多少产品，而是抓质量。没有质量，生产越多，国家的损失就越多。这一点，在吴官正去武柴调研，或是请格里希到市政府座谈时，格里希都多次提到，吴官正很同意他的观点。
本报老报人黄启疆报道了“洋厂长治厂”，他回忆说，不少人对外国人担任国企厂长不理解。1984年12月，本报刊发一封读者来信，同时刊发吴官正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们许多方面还不如人家，落后就要请先生，“格里希就是我们要请的先生”。
李云中说，格里希当初提出的“厂长负责制、岗位责任制、产品名牌制”等建议，即使放在今天，也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1985年11月的一次接见中，格里希向吴官正表达了“交班”的想法，说武柴已经走上良性经营轨道，他可以将企业交给“徒弟”了。“当时，吴官正极力挽留，希望他再干几年”。(记者李锐 通讯员曹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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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如其人
官如其名
学二胡的老张：文章写得朴实，充满真情实感，文如其人，官如其名，读来令人感动。
阳光的qinsheng：从市长骑自行车上班这一点看，就是一个从老百姓当中走出来的好领导。
山西网友：他和平民百姓一样品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心里才会装着人民。
武汉网友：敢想敢干、大刀阔斧，聘用洋厂长“格里希”，武汉人民记得这位老市长。
成都网友：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干部作风，领导干部就应该是这样的，为人民服务，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追求个人得失。
闪烁北极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想这应该是人民所盼，官员之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