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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服务型政党要有宪法思维 拆迁矛盾成为中国为数最多矛盾之一


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3-05-27

 

建设服务型政党要有宪法思维

  作者:王超 尹德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党的战略任务。在法治时代,建设服务型执政党一方面需要从党发挥政治功能的角度,通过增强党组织服务力量、拓宽党组织服务空间、完善党组织服务网络和建立党组织服务机制等措施思考实现路径;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宪法实施的角度思考实现路径;即建设服务型政党要有宪法思维,需要基于宪法理念、确立宪法权威、强化宪法意识。

  建设服务型政党要基于宪法理念。以宪法理念提升政党服务理念。在宪法条文中,有四次提到“努力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在宪法条文中加以明确规定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执政理念上的意义,而成为宪法赋予执政党的一种义务。也就是说,为人民服务是执政党遵守宪法的一种要求,人民选择了党,党就有义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人民利益服务和负责,保证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执政党要将服务置于宪法框架下。宪法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显然,党的服务作为政党活动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首先,作为理念的服务要树立宪法意识。不仅作为个人的党员应该守法,更重要的是作为组织的执政党必须守法,成为守法的先锋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其次,作为行为的服务要接受宪法和法律监督。这要求党将执政行为纳入到依宪执政和依法执政的法治轨道上来,自觉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监督。

  建设服务型政党要维护宪法权威。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性以及利益诉求的多样性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特别需要维护宪法权威。当前,执政党最主要的是通过服务型政党的建设引导群众能够依宪自己办好自己的事。第一,服务于宪法赋予群众权利的落实。群众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宪法的核心内容,宪法是群众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根本保证。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各级党组织必须自觉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诉求,为群众表达诉求提供服务和便利,通过各方利益表达使普通公民能够亲身参与到资源和利益配置的讨论、协商和决定过程,促进社会资源和利益得到公平分配。第二,通过宪法权威保障政党服务质量。当前,最关键的是依宪制约规范权力,加快党组织和政府职能转变,保证宪法在社会管理中更具现实性和实施性。在执行层面,宪法是最高行为准则,政党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矛盾纠纷必须以宪法权威为根本。社会利益矛盾纠纷的产生既有历史遗留因素又有社会转型期现实因素,但更主要的是权力制约机制不健全和权利保障机制不完善的结果。因此,建设服务型政党不能仅从态度好、服务及时周到等细节处着眼,而要站在对社会变革大环境的客观分析和科学评估基础上分析社会不和谐因素的产生原因。在协调利益关系时,遵守宪法原则,固守法律底线,既要防止不顾宪法权威,采用“花钱买平安”的方式解决问题;又要依法惩处冲突中滥用权利,损害国家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既要注重通过宪法权威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又要通过服务关注真正弱势群体的权益。

  建设服务型政党要强化宪法意识。随着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民众维权意识、参与意识以及宪法意识的逐步增强,建设服务型政党只有从凝聚宪法共识开始,以宪法理念为价值追求,以宪法精神为方向指引,通过宪法实施和权威探索实现路径,才能突破服务型政党建设“为创新而创新”的思维,保证服务型政党建设的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的正确方向,使服务型政党建设成果更好地服务于强化宪法意识大局和党的事业发展大局。从整体来看,党必须更加注重依宪执政和依法治国。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自身就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明确与政府的边界,与社会的关系,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服务于国家政治权力的有效运行和社会权力的规范运行。对于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来讲,要掌握宪法基本知识,树立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自觉意识,强化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意识,不断审视其行为目的的合法性、权限合法性、内容合法性、手段合法性,以及程序合法性。

    [新浪网-学习时报]

拆迁矛盾成为中国为数最多矛盾之一

  因拆迁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成为当前中国为数最多的矛盾之一。百姓认为“给钱不够,参与不足”;政府或房地产公司认为“百姓刁蛮,不断加价,给多少钱也不卖,甚至卖了又后悔”。双方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互不相让。但是,拆迁矛盾不是个死结,通过法治的途径可以得到解决。涉及拆迁的法治基本原则是:第一,明确公共利益所包含的基本内容,防止“浑水摸鱼”;第二,即便为了公共利益也尽最大可能不损害私人利益;第三,损害的私人利益最大诚意予以补偿;第四,必须在复杂透明的公众参与程序制约下实施;第五,所有的权利都有公正救济的途径。法治化处理拆迁矛盾应着力以下几个方面。

  在征收的前提——“公共利益”界定上下大工夫

  房屋拆迁(除了违法建筑)以国家征收为前提;而征收又以“公共利益”需要为前提。现行各种法律法规对“公共利益”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标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试图以列举方式界定公共利益范围,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作为兜底条款又开了很大的口子。建议更加细致地思考房屋征收中所有公共利益的情形,排除其他可能。政府、公民和法院都基于这一标准认定是否属于房屋征收的范围,这将有助于从法律源头减少以“公共利益”为名的商业拆迁。

  在规划而非拆迁上下大工夫

  拆迁动的是公民最根本的“奶酪”——房屋,因此土地规划中应尽可能减少房屋拆迁。科学合理的规划应当是一个减少拆迁发生的规划。城市规划做得好的地方有个“问句规则”:拆迁还要规划师做什么?也就是说城市规划设计中,能够绕开拆迁才是“帝王规划”。拆迁是最后的手段,不得不为,应更多考虑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尽可能把功夫下在规划上而非拆迁中。在这点上法律应提供明确的指引。从而走一条尽最大可能少拆迁的城镇化之路。

  在公平合理的补偿标准上下大工夫

  拆迁要求公平补偿,何谓公平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全面市场化,由市场决定;另一种意见认为,土地是国家所有或者集体所有,因此应当减去所有权人的土地价值后给予补偿。第一种意见由于无法准确评估市场价格可能造成国家财产损失;第二种意见在实际运作中产生了很多矛盾,即便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征收,百姓得不到合理的补偿他们也不会接受。因此两种意见实际上都因弹性过大而不具操作性。遍观各国拆迁补偿,一点儿不出问题几无可能,但出现问题较少的国家的办法可以归纳为:补偿范围广泛明确;补偿标准科学可行;补偿方式灵活多样。核心是不让被拆迁的老百姓感到吃亏。具体做法是:

  一是尽可能把拆迁补偿范围都以法律的方式明确下来,并将所有该补偿的都列入补偿。补偿除正常范围,还应当包括树木、石土、搬家租房,甚至周边影响、预期损失等。这些钱对于拆迁而言都是“小钱”,但给人的感觉十分规范,让人没话可说。

  二是补偿的计算公式。究竟补偿多少为佳很难明确,给出一套细致的计算方法显然对于各地都是适用的。中国各地都规定了自己的计算标准,可从中选取较为合理的计算公式。全国统一可避免“眼红”和不必要的纷争。

  三是灵活多样的选择。如日本的征地补偿方式除现金补偿外,还可采取替代地补偿、迁移代办和工程代办补偿等办法。我国比较成功的模式如广东“货币补偿与留地安置并行”模式,海南三亚、陵水的“主动拆迁与留物业安置”模式以及河北邯郸经济开发区的“长期生活补贴”模式等都不约而同地增加了替代方式。现在看来,实物补偿更容易得到百姓认同。

  此外,毕竟房产是多数百姓最大的一笔财产,为慎重起见,在房产的价格评估上,可以引用第四方、第五方的评估。即拆迁方所邀请的第三方评估如不能令被拆迁人信任,被拆迁人可以邀请第四方进行评估,如果评估差距巨大,处理争议的法院可以再邀请一方进行评估,并确定房产价值。德国就采取这种办法。

  在民众参与程序上下大工夫

  公民的全程参与是确保其利益免受不当侵犯的最佳途径。民众参与一方面增加了监督,另一方面“当了家就知道柴米贵”,可以在群众中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因此必须要通过法律详细规定公民参与的程序、以多种途径确保公民知晓并以最大诚意请他们参加。许多国家从城市规划开始就真诚吸引民众参与进来。在征地和拆迁中更是不遗余力广泛宣传、协商,真诚希望得到每个人的支持。信息公开是各国的普遍做法,毕竟“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路灯是最好的警察”。注重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引起公众对可能的腐败问题的关注。

  在大型公共项目上可设立拆迁与补偿委员会或者协调小组,由政府主导,邀请被征收人和建设方,共同协商妥善处理,提出三方合意的征地补偿与拆迁计划书。

  反对意见书面回馈机制是保证公民有效参与的重要方式。在规划和拆迁中公民不同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应书面告知其原因,一方面给予公民没有采纳的理由和依据;另一方面有助于真诚倾听不同声音,防范权力的滥用。

  在司法救济上下大工夫

  前面的工作下足了工夫,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会有保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但尽管如此,还可能会有人不满,有人“故土难离”。怎么办?一方面,具有内在正当性的拆迁不应因个别人的情绪而停滞;另一方面,要给他们救济和说理的地方。

  法院较政府或信访部门而言是个不错的选择。第一,法院自身的中立性和相对小的危险性;第二,救济范围具有广泛性和示范性;第三,救济结果具有强制性和终局性等。它弥补了其他社会治理方式的诸多不足。法院的救济大门必须开足。无论政府对与错,法院都不能采取回避的态度,都要给当事人一个“说法”。从而切实发挥这一社会减压阀与平衡器的作用。

  虽然上述办法会损害效率,但与后果相较是值得的。

    [新浪网-学习时报]

北京279处撂荒地相当于80个故宫

    征地、拆迁之后多年却迟迟没有破土动工,于是大片裸露的地块久而久之竟成了随意乱倒垃圾的露天“垃圾场”……北京这样被“撂荒”的地究竟有多大面积?答案是5800多万平方米,相当于80个故宫。记者日前从市市政市容委获悉,全市共279处“征而未建、拆而未建”地块都设置了环境卫生责任公示牌。市民如果发现这些地块里出现垃圾或者任其裸露不进行苫盖或绿化,都可以拨打公示牌上的监督电话。

    记者注意到,位于城六区的征而未建、拆而未建地块多为危改拆迁项目。以西城区为例,仅菜市口西南角、东南角两个方位就有4块拆而未建的地块,分别属于菜西危改小区和大吉危改项目,总面积达到6.3万平方米。

    市市政市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北京存在很多征而未建、拆而未建的地块。从今年4月开始各区县已经对这些地块进行摸底并明确责任。据目前统计情况,全市“征而未建、拆而未建”的地块共279处,其中城六区220处、郊区县59处,总面积超过5800余万平方米,几乎相当于80个故宫。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区县已经对辖区每处“征而未建、拆而未建”裸露地块设置规范统一样式的《环境卫生责任公示牌》,公示牌内容明确了地块面积、责任单位、责任人、监督电话等。市民如果发现该地块存在未清理垃圾、垃圾堆放、没有苫盖或绿化等情况可拨打监督电话,如果管理不善将按照相关条例进行罚处。(记者 王萍)

    [新华网-北京晨报]

 

 

相关报道  

刺激政策难以治本 深化改革释放红利 中国不会再推新版“四万亿”

  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总体以“弱复苏”开局,4月份CPI涨幅缩小缓解了部分通胀压力,但PPI的连续下降显示出实体经济疲弱态势还在延续,而5月份汇丰PMI创出新低,进一步表明中国经济目前仍处于震荡整固阶段。面对经济复苏乏力的困局,近期舆论再次出现是否应该推出新版“4万亿”的讨论。专家普遍认为,依靠传统的经济刺激计划不能化解结构性矛盾,反而可能加重产能过剩、地方债等问题积累,所以稳增长的关键还在于继续深化改革和调整结构,通过推动深层次的制度改革来换取可持续发展的红利。

  经济增长自主性动力不足

  “制造业活动5月份趋冷,反映出内需放缓以及外围冲击还在发酵。”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表示,4-5月PMI(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平均为50,低于一季度的51.5及去年四季度的50.5,预示二季度工业环比增速可能再次放缓,给中国脆弱的经济复苏带来下行风险。

  “由于宏观经济结构性分化,经济增长的自主性动力严重不足,未来中国增长的可持续性仍令人担忧。”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张茉楠认为,目前有三大矛盾依然困扰着中国经济:一是政府主导下的基建地产投资加速扩张与制造业投资下滑的矛盾,民间投资并未真正从政府手中接过接力棒,制造业长期平均利润率下滑影响投资信心;二是政府刚性支出上升与地方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带来的矛盾,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城市发展投资以及民生投资,而房地产调控带来的土地收入下滑和资产缩水增加了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企业的偿债压力;三是稳定经济增长与控制潜在通胀压力上升间的矛盾。

  刺激计划难解结构性矛盾

  面对经济结构性的矛盾,是否还能通过新版“4万亿”刺激政策来提振经济呢?对此,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恐难如愿。”他表示,一方面,近年货币超发与其后高通胀、高房价密不可分,加剧了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从效果来看,依靠货币刺激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似乎也难以奏效,反而可能加剧影子银行与地方融资平台风险。

  沈建光表示,金融危机以来,国家为刺激经济增长启动了大量项目,并释放了大量资金,此举虽然发挥了正面作用,但也有部分项目由于进入产能过剩行业,没有形成收益,目前迎来了还本付息潮。在利润较低之下,一些企业面临借新债还旧债的窘境,生产难以有效提升。这些矛盾说明,依靠传统的经济刺激难以化解结构性矛盾,反而可能造成问题积聚。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所副所长李雪松也认为,尽管目前实体经济不乐观,但不应该再像过去那样依靠刺激政策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从长远看,这样形成的路径依赖,更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随着GDP盘子的越来越大,需要投资刺激的量也就越大,也不可持续。

  深化改革才是根本出路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当前的经济困局呢?对此,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投资、消费未与广义货币同步快速增长的情形,意味着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提振将不会像以往那样有力。中国经济走出低迷关键需要通过改革,为微观经济主体进行创新,寻找更有效的资源使用方式、更高效的生产方式、更加具有潜力的市场和更多适合消费者的产品创造环境。政府日前已决定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未来让微观经济主体有更大的自主权进行探索、创新和突破将成为中国保持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所在。

  李雪松也认为,中国宏观调控当下的着力点应放在稳增长上,而稳住增长的关键在于继续加大改革力度。首要问题就是财税和金融的改革,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负,同时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这是导致目前企业经营困难的重要原因。

  此外,沈建光认为,还需要对上一轮经济增长中留下来的产能过剩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加以消化清理,通过推动深层次的制度改革换取红利。尽管这一过程也难免经历“破茧重生”的痛苦,但值得肯定的是,决策层在改革问题上始终保持坚定。因此,预计明年政府也不太可能调高经济增长目标,而是通过适度牺牲经济增速以换取部分结构性改革的突破。

    [人民网-人民日报]

拿几百万年薪却喊卖房子利薄 房地产商哭穷属卖萌装天真

  近日,某知名房地产商面对当前高房价的质疑,极力否认房地产行业存在暴利,声称如果按平方米算的话,房价甚至还没有胸罩贵。此言一出,立即招致各界一致反对之声。一些评论认为,房价高企的背后,房地产商拿着几百万元的年薪却还哭穷,简直就是天真卖萌。那么,一向被认为是暴利行业的房地产,和其他行业相比,其利润究竟有多高呢?

  相比制造业利润肯定高

  今年以来,房价的迅猛上涨已经刺痛了广大民众的神经。而此时,某知名房地产商发出“胸罩比房价贵”的言论,让其深陷舆论的漩涡,也使房地产行业是否存在暴利再次成为议论的焦点。

  广东南海伟业制衣厂老板周伟培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卖一个胸罩现在只能赚1元左右,净利率在5%-6%,怎会比房地产更暴利?”而通过对比地产龙头企业万科和内衣龙头企业安莉芳的2012年年报也不难发现,万科年赚百亿元而安莉芳不足两亿元,足以说明内衣品牌企业的利润远不及房地产。

  “和普通制造业相比,房地产行业的利润肯定是高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对本报记者表示,光谈房地产本身,不容易看出这种差异,否则为什么那么多资金进入这个行业,为什么那么多房地产企业不转行,这个是很基本的道理。即使这几年面对调控政策,房地产投资回报水平呈现下滑趋势,但是和其他行业相比,尤其是与这两年遇到困难的一些行业相比,仍然处在一个很不错的盈利水平。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则认为,房地产利润是高还是低并不能一概而论。他对本报记者表示,由于一线城市土地资源的稀缺不可复制,房地产开发商对优质土地的垄断带给他们超额的利润,因而存在较大暴利。但在二三线城市选址的优越性却并不明显,开发商之间比拼的就只剩下价格和质量,竞争相对更加残酷,所以利润并不是很高。

  从暴利转向中速增长

  既然房地产行业利润从整体看依然处于较高水平,为什么房地产商还要哭穷呢?从近期一些舆论有关房地产上市公司赚1元交税1.02元的说法不难看出,房地产行业经营压力正在不断增大,当前盈利水平也已大不如前。

  由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3家机构联合发布的测评报告显示,2012年内地上市房企的资产总额和总收入增长已经明显减速。尽管测评报告显示少数企业仍然保持了较快的盈利增长,但纵观2012年,上市房企整体盈利水平有所下滑,成本费用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和总资产利润率均值3项指标均呈下跌之势,营业利润下滑的企业较上一年度增加了61家。

  “房地产行业的黄金10年已经渐渐远去,简单地依靠土地增值和粗放型管理就能赢得暴利的时代已经结束。”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副会长朱中一表示,今后10年整个行业将进入中速增长的时代。在稳定房价作为一个基本的长期政策,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在上升,而价格稳定的情况下,房企只有通过苦练内功,提升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才能在未来站稳脚根。

  过高回报不利实体经济

  事实上,房地产利润较高确实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对房地产行业存在暴利的批评之声也一直不绝于耳。房地产业过高的回报吸引了很多企业和资金纷纷涌入,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利于我国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房地产利润过高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把其他实体经济的一些资源吸引进来,通过市场化手段向投资回报水平高的行业进行资源配置。”陈国强表示,如果一个行业发展过于暴利,那么它在国民经济当中话语权就很强势,就会对国民经济产生较大影响。由于房地产行业上下游的关联性很强,它的强弱兴衰对实体经济影响很大,如果投资回报水平过高,太过容易获得暴利,将对国民经济的结构带来很大的扭曲效应。同时,如果我们不对当前高房价采取调控措施,那么将有更多的人利用房地产作为投资手段,就会造成贫富差距不断恶化、官商勾结腐败等一系列后果,这些问题都与房地产行业发展过快、回报过高有关。

  孙立坚也认为,房地产利润过高的坏处很明显:“大家不要做别的生意了,都去做房地产,因为做其他的产业都赚不过房地产。如果现在我们企业大多数都这样做了,这个国家就都靠房地产吃饭了,其他行业怎么能发展起来。”本报记者 周小苑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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