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杀死女儿、举报丈夫之前，应敏曾多次“带着三十多张存折和大量现金”前往市纪委和国税局纪检组织举报丈夫，但始终无果。
杨东升为其情妇和私生女在阜阳一高档小区购置了住房，其常年往返于两个家庭之间生活。这在坊间已是公开的秘密。
妻子应敏用一根数据线亲手勒死女儿3天后，安徽省阜阳市经开区国税局副局长杨东升失踪。惨剧发生在2013年5月3日。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5月6日杨东升曾通过电话向领导请假，此后便音信全无。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从多个渠道获得的信息，应敏在被警方抓捕后举报了杨东升的经济问题。杨的失踪与此有关。阜阳市警方日前已经启动了对杨东升的通缉。
杀死女儿
悲剧发生的这天晚上，家里就只有应敏和女儿小航。案发时已近23点。13岁的小航已睡去，安静的房屋里就只剩应敏一人。
四年来，这是应敏生活的常态。从2009年搬到安徽省阜阳市区，应敏一家三口就一直住在“中央豪景”小区东苑14栋403号。“中央豪景”是阜阳市的高档小区，房子是丈夫调任到市区时买下来的。应敏的丈夫杨东升是阜阳市经济开发区国税局副局长。
应敏用一根数据线环住女儿的脖子，勒紧。稚嫩的咽喉被数据线锁死。
接着，应敏拨通了丈夫的电话，告诉他自己杀死了女儿。忙碌的局长急忙赶回家，敲门不应，用钥匙也打不开门，房门从里面反锁了。他选择了报警。紧接着门被打开。
“当晚11点左右，我曾听到403房里有甩碗碟的声音。”邻居吴弘（化名）回忆说自己当时并没有在意，大约过了一刻钟，小区突然来了很多警车，还有120救护车。之后，她看到警察和小区保安一起涌入14栋，13岁的女孩死亡，应敏被带走。
消息不胫而走。“副局长妻子杀女，携800万举报丈夫”的帖子开始出现在阜阳本地的论坛上并被迅速传播。5月14日，阜阳市回应称公安机关对应敏已经采取强制措施，而对她反映的“丈夫贪污受贿、虚开增值税发票”一事正在全面调查。之后，媒体报道中提及应敏“可能患有精神疾病”，然而这一说法并没得到官方认可。
在外人看来，37岁的应敏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主妇，丈夫是副局长，有漂亮乖巧的女儿。
副局长拥有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这个家庭又是如何走到自我毁灭的这一步呢？
“不是东西”
应敏和丈夫杨东升相识于14年前，当时她还是一个宾馆服务员，而杨东升还没有结束他的第一段婚姻。
应敏出生于1976年9月，父母在安徽省界首市顾集镇老街开了一家卖馒头的铺子。仍居住在集镇上的任朝阳是应敏姑姑的儿子，他回忆说表姐应敏从小就出落得亭亭玉立，模样很俊俏，但人比较沉默少话。“当年她家比较穷困，我们这些亲友都经常接济他们。”任朝阳说，应敏还有个比她小五岁的弟弟，作为姐姐她经常帮助父母做家务。
“她在镇上中学毕业后，出门打了两年工，又在亲戚的餐馆帮工了一年多，后来去宾馆做了服务员。”任朝阳说的宾馆就是界首市中原路上的中原宾馆，当时是界首市最好的宾馆之一。就是在那里年轻的应敏碰到大自己13岁的税务干部杨东升。
杨东升此时已经是税务系统的一个小领导。杨东升出生在顾集镇农村，家境普通的他通过勤奋学习考上了县城的高中。1982年，高中毕业的杨东升赶上了税务系统招考的好时候，他通过招干考试成为了一名税务干部。
缺乏家世背景，杨东升除工作勤奋之外也十分懂得人情世故，很受领导们的喜爱。据当时与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介绍说，他很会“来事儿”，上面来人不管是不是领导，他都接待得很好。由于同企业主关系搞得不错，他常能出色地完成征税任务。工作后不久，他同县城一名教师结婚，很快有了一个女儿。
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杨东升进入国税系统。之后，杨东升担任了界首市国家税务局城区第二税务分局局长，该局的建制后来被撤销。2004年前后，杨东升任界首市国家税务局副局长。二十多年的浸淫使得杨东升在税务系统乃至界首市人脉广泛、根深蒂固，实际影响力甚至超过异地调任的“一把手”。
“他在县城很吃得开，出手也很大方。”担任领导工作之后，杨东升最常去的娱乐消闲的地方就是中原宾馆。在这里，他遇到了同乡的应敏，天生丽质的应敏很快吸引了杨东升。“他经常去找她，送东西。”知情人说，家境一般的应敏很难抵挡杨东升的追求，很快两人就走到了一起。
自然而然，杨东升的婚姻危机出现了。1998年左右，杨东升离婚，之后与应敏成婚。“伤害太深，不想再说什么。”南方周末记者辗转见到了杨的前妻，她表示不愿再讲起杨的任何信息。
任朝阳的母亲应什荣是应敏的姑姑，杨东升到应家提亲正是由她牵的线。“他长得高大帅气。”按照淮河平原的风俗，提亲之后父母允诺，两人才正式办理结婚。由于应家家境一般，老街的居民很多都不记得当时是否办了喜宴。2000年4月，两人的女儿小航出生了。
婚后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杨东升所在单位的会计肖某有个十余岁的女儿，其丈夫在听到一些风声后通过亲子鉴定发现这个孩子并非自己亲生。原来，肖某作为杨东升的下属，很早前就成为了杨的情妇。这一事件曾在界首市闹得沸沸扬扬，然而得益于杨东升强大的运作能力，竟安然度过。
这件事自然也传到了应敏的耳朵里。应敏的娘家顾集村也是从那时就有了应家女婿杨东升“不是东西”的传言。不过这一切都没能影响杨东升，2005年阜阳市成立经济开发区国税局，杨调任经开区国税局副局长，从副科级升为正科级。
“杨东升的调令是2006年春节期间发下来的，但这之后的两年他一直没去上班。”熟悉阜阳国税系统的人士说，杨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一直兼任着两地的副局长，成为阜阳国税系统一大“奇观”。后来一直遭到国税系统内工作人员的举报，杨才前往经开区国税局赴任。
无效的举报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回收旧电瓶、冶炼再生铅成为界首市许多农户的生计来源，仅在界首市田营镇就有1/4的人口依赖小炼铅生活，该镇成为全国最大的废电瓶、废铅集散地。1999年后，在当地“化零为整”的治理整顿背景下田营工业园等一系列工业园区诞生了。2007年田营工业园还成为全国第二批循环经济试点园区。
随着经济发展，界首地下制售假发票、虚开增值税发票等犯罪活动也活跃起来，并借此骗取报销和政策补贴。“更新快、制作精美”的假发票制售则必须拿到正版发票的版型，虚开增值税发票也需要得到税务工作人员的协助。
据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举报材料，举报人就指杨东升“组建皮包公司套取国家财产，生活腐化堕落”。前述国税系统人士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杨东升的巨额财富大部分都源自他在国税系统时“虚开增值税发票”。
杨东升的做法有一个时代和区域背景：2007年6月，江苏省徐州市查缴一批57000余份、最高开票金额达到4700余亿元的假发票，制售这批假发票的犯罪团伙骨干成员都是安徽省界首市人，该案被公安部列为历年侦破的同类案件中第二号大案。2008年4月至2009年4月间，界首市国家税务局税管员赵利华在同事的启发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743份，金额达1.69亿元。
2009年，杨东升到阜阳经济开发区任职后迅速在“中央豪景”购置了房产，这套三室一厅面积超过120平方米在当时的售价就近60万元。而随后，杨又将其情妇肖某调动到阜阳市区国税单位工作，并为其情妇和女儿在阜阳市区另一高档小区购置了住房。而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与杨同级别的阜阳国税干部月入不过三千余元。
此后，杨东升开始了往返于两个家庭之间的生活。“他开的那辆黑色大众车很少回来。”中央豪景的保安说，杨东升平时很少回家。而原本安于家庭的应敏生活也被撕成两半。
平日里，她骑着她那辆白色电动车接送小航上学放学，去菜市场买菜做饭，其余时间里她甚至连门都很少出。“她沉默寡言，见到人也不说话。”在小区门口待了几年的保安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名字，以为她有抑郁症。吴弘只在看到应敏在和女儿一起走路时笑过，她还曾经专门向吴弘问及培训班的问题，她想找个好的培训班给小航补课。
而另一方面，她则积极搜罗丈夫腐败、生活堕落的证据去相关部门举报。根据阜阳国税系统人士介绍，应敏曾多次“带着三十多张存折和大量现金”前往市纪委和国税局纪检组织举报，但总被以“国税属条管系统，地方不好插手”和不闻不问的方式踢回。
而随着应敏的举报，她有精神病的说法也开始在小区和国税系统出现，与此对应的是杨东升仍然安稳。2011年6月，杨东升还当选为经开区国税局5名“优秀党员”之一。
5月26日，南方周末记者前往界首市顾集镇顾集村老街探访，当地村民介绍说案发之后应敏的父母已经离开当地，不知所踪。应敏的弟弟也常年在合肥居住，村里联系不上。“她每年过年都回来，没看出什么不一样啊。”表弟任朝阳觉得表姐看不出来有精神疾病。
正忙于单位走访企业的杨局长没有料到自己的“游戏”会失控。5月3日，只有初中文化的应敏最终选择最残忍的举报方式。作为多数都是官员家属，消息灵通的小区居民开始传言应敏是想自杀，杀死女儿是为了怕女儿在自己死后无人照料。不过很快他们便否认了这一说法，他们觉得应敏更像是向丈夫“复仇”。
5月4日早晨，警方带应敏回“中央豪景”指认现场。保安和邻居们都看到戴着手铐的应敏十分平静，甚至都没有一丝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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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执法局长被指另版王立军 称自己不是酷吏
原标题：蔡先勃：“我不是酷吏”
5月11日，天涯论坛有人发帖，文中把大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行政执法局”)局长蔡先勃称为“酷吏”，还比作“现代版来俊臣，大连的王立军”。
蔡先勃认为这话讲得不对，“请发帖的人先学学历史，来俊臣是唐朝武则天时期的大臣，专门整官员的。我们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主要是和市民商户打交道。”
去年一年，大连市行政执法局共拆除违章建筑3865处，面积约24万平方米，据蔡先勃估算，其市场价值总计约为50亿元，“50个亿，你想我得得罪多少人？”
在他看来，拆除违章建筑，不仅是市容环境整治工程，也不仅是城市的美化工程，还是解决百姓生活空间的民生工程，本身就是在维护社会公平。如果人们都以较低的成本侵占公共空间，一来影响邻里关系，二来会造成攀比，“一楼二楼的你可以往外探出一块，三楼四楼怎么办？我在整治的时候拿掉，一律平等，什么都不能留下，不是说你是官我就给你留下，你是民我就给你拆掉，不是说你是民营企业我就给你拆掉了，你是国有企业我就给你留下了，没有这个事。就是要公开、公平、公正。”
据蔡先勃介绍，大连市行政执法局在依法执法、文明执法的同时又加了一项内容，叫“亲情执法”。在拆除违章建筑的过程中，对一些困难群体，比如下岗职工亲情关照，市行政执法局和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协调，没有低保的尽快解决低保，家里有困难的，想办法帮忙找工作，符合廉租房条件的，拆除指挥部各部门一起研究，想办法解决廉租房。“去年高新园区一个业主给我们送一面锦旗， 上面写的就是‘拆我我服’，我真是很欣慰，我都没有想到”。
最大的压力来自强势群体，“特别是有些人打着这个名义顶着那个光环的”，蔡先勃讲，去年6月星海湾违建拆迁工作总结表彰暨全市违法建设清理整治动员大会上，大连市市长李万才强调，任何人不许为违法建筑说情，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拆自己家的违法建筑。
挡得住说情，但挡不住安全上的威胁。蔡先勃说，电话短信恐吓对执法人员来讲是常事。有执法人员晚上回家被跟踪到家门口的，还有被人殴打的。他是特种兵出身，性格刚烈不怕威胁，但最反感有些人搞小动作。
“网上铺天盖地炒你，回家有人盯梢，我打发妻子带着孩子回黑龙江老家了。这次好了，有人实名举报我了，我反倒踏实了，来吧！”蔡先勃说。
[新浪网-中国青年报]
女企业家实名举报大连执法局长豪车假牌
本报记者 宋广辉文并摄
5月27日，“女企业家实名举报执法局长假牌豪车”的消息在网上疯传。举报人毕美娜称，辽宁省大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行政执法局”)局长蔡先勃的座驾是一辆价值156万元的丰田5700陆地巡洋舰，此座驾涉嫌超标和套牌。28日，毕美娜又发微博，悬赏10万元，号召网友提供蔡先勃的另一辆豪车“凌志5700”相关线索及照片。
29日，蔡先勃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表示确有丰田“座驾”，但举报内容也有失实之处，而所谓“凌志5700”乃子虚乌有，纯属诬陷。为了让自己“堂堂正正立于阳光之下”，这位厅级干部表示，愿意通过中国青年报向社会公开包括房产、家庭存款和有价证券在内的个人财产信息。
女企业家实名举报，并悬赏10万元征集线索
5月27日晚，新浪微博网友“辽宁女企业家毕美娜”发出微博“实名举报执法局长假牌豪车”，说“大连综合执法局长蔡先勃的座驾，是一辆价值156万的丰田5700陆地巡洋舰，经查此车悬挂的牌照辽B-G9168，原车系一辆红色的雷克萨斯，车主叫王健”，并质问：“难道执法局长不知道自己的座驾超标了吗？不知道挂假车牌违法吗？谁赋予他的特权？”
与这条微博同时发出的，还有照片，一张是注明“五月初拍摄于大连综合执法局楼下”的丰田车一辆，一张是红色雷克萨斯汽车一辆，它们的车牌号都是“辽B-G9168”。
当晚，毕美娜又发微博：“我是大连视觉方舟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园的董事长毕美娜，我的身份证号：21020319631122××××，我对我所举报的内容负责。”
在另一条微博里，博主解释：“我为什么举报执法局长？我是一名守法经营的女企业家，创办视觉方舟产业园是为女大学生提供创业就业的基地，为国家和社会分忧，何错之有？蔡局长在执法的过程中，滥用职权，野蛮执法，我对他执法的严肃性提出质疑，这样一个执法水准的行政执法局长是我们城市的不幸，会给我们和谐社会带来更多的噪音。”
其微博个人资料一栏里注明的身份说明是“辽宁省妇女手工制品商会(会长)、辽宁省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举报微博在新浪发布之后，网友纷纷转发，跟帖评论里有人对举报人的勇气表示敬意，有人声讨执法局，也有人期待“求证”。
公开资料显示，大连视觉方舟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园(以下简称“视觉方舟产业园”)的投资方，是大连金羽翔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羽翔公司”)，该公司董事长正是毕美娜。
28日下午，毕美娜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确实是她发微博实名举报的。
在详细介绍了视觉方舟产业园项目的相关情况之后，毕美娜告诉记者，行政执法局的执法行为，给视觉方舟产业园项目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身为执法局局长，蔡先勃“座驾”超标，还挂“假车牌”，需要向公众作出解释。
28日晚，毕美娜的微博又爆料：“蔡先勃还有一部豪华凌志5700，市场价格近200万，多次出现在其单位及小区楼下，车牌多次套用辽B1U567、辽B7077B、辽B7077U，有时甚至使用辽O警牌，我正在追踪调查此车，如有网友能够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和该车的照片。我将提供10万元奖励。执法者如此亵渎法律，是这个城市的悲哀。”
蔡先勃：愿接受组织处分，但举报有不实之处
“我有我的问题，组织上该怎么处理我就怎么处理，但不能随意甚至别有用心地往我身上泼脏水。”5月29日上午，大连市行政执法局局长蔡先勃在办公室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所谓“豪车问题”，举报有不实之处，但他承认自己有失察之处，并表示愿意接受组织调查和处分。
他说，有些网上言论已经构成诽谤，他将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针对毕美娜举报的“156万元的丰田5700陆地巡洋舰”，蔡先勃说，丰田车确实有，但车型并非“丰田5700”，而是“丰田4700”，其价值也并非156万元，而是106万元。2012年5月中旬，他由中山区副区长调任大连市原城市建设与管理(行政执法)局副局长后，中山区城区办综合科科长刘启鹏将一位亲戚的车借来给“老领导”使用。
蔡先勃表示，刘启鹏是他的“老部下”，私人感情较好，“直到网上实名举报，我才得知这是一辆套牌车”。
据了解，刘启鹏原来在大连市政府办公厅行政处工作，而蔡先勃2000年任市政府办公厅助理调研员，两人分别服务于不同的领导，虽然相识，但并不熟悉。2001年，刘启鹏调到原大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行政处工作，而蔡先勃2002年年底调到该局任办公室副主任，两人在同事3年间来往较为密切。2005年，辽宁省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领导干部，蔡先勃通过公开招考，到中山区任副区长。2006年，原大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体制改革，刘启鹏被分到中山区行政执法局。
刘启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和蔡先勃都是军人出身，性格相近，因此成了好朋友。尽管后来蔡先勃职位提升，二人工作交集减少，来往也不再密切，但感情一直很深。2012年5月起，蔡调任大连市城建局(行政执法局)任主管执法工作的副局长，由于刘启鹏原来在市执法局工作过，知道局里车辆分配困难，于是想给老领导借辆像样的好车。他说，这纯粹是出于和蔡先勃的感情，绝无任何现实利益的关联。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亲戚赵百庆有辆好车可以借用。
据称，赵百庆在大连做园林施工生意。去年5月他以公司名义购买了一辆丰田4700陆地巡洋舰，但开了一个月后发现费油，还是想开自己原来的旧奔驰。得知这个消息后，刘启鹏就将丰田车借走，交给蔡当“座驾”。赵百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向记者提供了当时的购车发票和完税证明，并表示他当时把车交给刘启鹏，但并不清楚刘启鹏把车借给哪位领导使用，而刘启鹏也不知道亲戚的这辆豪车为了撑门面，居然套了一个假警牌。
至于毕美娜在网上举报的“豪华凌志5700”，蔡先勃表示这与自己毫无关系，“根本不知道，也没见过”。
“我只承担我该承担的责任，不能把子虚乌有的事情，强加到我身上。”他说，“说心里话，这件事情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也给党和政府形象抹黑，我非常惭愧，愿意接受组织上任何处分。”
记者了解到，5月28日，大连市公车治理办公室已经责令市行政执法局将丰田车清退给原车主赵百庆。而赵百庆也到公安机关承认错误并接受处罚。
行政执法局长晒家底
谈及自己被实名举报，蔡先勃说，身为大连市行政执法局局长，他得罪过不少人，毕美娜就是其中之一。关于毕美娜在微博里所说的视觉方舟产业园，他表示该项目是非法项目，对其执法完全是依法办事，全程有公证人员公证，问心无愧。
“如果身家不清白，就干不了这得罪人的工作！”蔡先勃表示，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不好干，容易得罪人，“打铁还须自身硬”，他愿意公开自己的财产信息，接受公众监督。
在房产方面，蔡先勃说，他家里只有一套房，面积220平方米，价值559万元。妻子吕芷宁是大连电视台节目主持人，2000年作为大连市引进人才，从哈尔滨市电视台调到大连。吕芷宁于2006年以首付70万元、按揭贷款147万元购买217平方米房产一处。该地段5年后房价翻番。2011年6月，吕芷宁将此房产交由中介机构以580多万元的价格挂牌卖出。2012年3月，蔡吕二人结婚，当年6月，他们又以559万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套220平方米的房子作为新房。
“有人说我是为了和电视台女主持人结婚，才与前妻离婚，这完全是……”蔡先勃告诉记者，他与前妻离婚是在2006年，之后一直忙于工作，直到2011年才结识现在的妻子。2006年离婚时，房产留给了前妻，蔡先勃同年又以首付30万元、贷款46万元在中南路亿成花园购买172平米商品房(尾房)一套，目前该房已经出售，正在办理过户手续。
作为留念而录制的婚礼庆典光盘，两年后居然成为为自己辩护的有力证据，这让蔡先勃颇为感慨。针对有人说2011年5月他与吕芷宁在高档酒店举行豪华婚礼，大摆宴席，宾客60多桌，他向记者提供了当时的婚礼录像以及宾客名单，“我们夫妻双方领导和亲友，一共只请了4桌客人，举办婚礼和邀请的客人是经过中共大连市纪委审核批准过的，婚礼没有收礼金”。
蔡先勃表示，夫妻二人共有存款和有价证券90多万元。“我妻子在电视台工作，工资收入比我高。”他与前妻生有一女，再婚后又生一女，并不违背计划生育政策。
“我不是裸官，也绝无海外存款和外国国籍。”他表示，如有来历不明的财产，愿接受公众监督和组织审查，之所以通过媒体晒家底，就是为了表达“如果组织上还信任我让我干这个工作”，要以透明之身坚定把依法执法工作做到底的决心。
本报大连5月29日电 (原标题：女企业家实名举报豪车假牌)
[新浪网-中国青年报]
媒体称发改委越改革权力越大
副省长驳处长项目就没了
“不观望，不犹豫，不迟疑，吃透中央精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简称发改委，下同）新任掌门人徐绍史5月13日在系统内给发改委全员上了一堂“思想总动员”，言辞恳切。
此时，距国务院部署简政放权的常务会议仅过了一周，距徐绍史由国土资源部部长履新发改委主任不足两个月。这也意味着，这个被贴上“小国务院”“大总管”“第一大部”等标签的强力机构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
发改委“权力太大”，“门难进、脸难看”。这是摆在徐绍史面前的两大难题，外界也期待他能够推动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简政放权”来的正是时候。在2007年、2010年和2012年国务院的三份减政清单中，取消和下放的项目数量分别是157项、184项和288项，涉及发改委的仅是取消1项，下放2项。与前三次改革相比，这次的力度前所未有，发改委宣布14项对企业投资的核准权被取消，12项核准权被下放。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看来，目前的这些改革并未触及发改委根本。“被取消的项目含金量很小，基本没有或没有太多的寻租价值，真正的攻坚战尚未开始。”
自2003年改组至今，发改委经历过多次权力改革和角色调整。无一例外的是，其身影无处不在的格局从未被撼动。“发改委减权是很难的，对于徐绍史而言，改革如何避免过去十年的旧路将是关键。”中央党校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对时代周报记者指出。
“发改委自己也很冤枉”
在新一届国务院25个组成部门中，公安部有3位中央委员，其余大部分部委只有1位中央委员。但在发改委，中央委员有4位，分别是主任徐绍史、副主任解振华、刘鹤和吴新雄。
这样的架构，适配于发改委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
发改委脱胎于1952年设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长期承担综合管理经济的职能。
根据规定，发改委审批的项目和资金范围涵盖农林水利、能源、交通运输、信息产业、原材料、机械制造、轻工烟草、高新技术、城建、社会事业、金融、外商投资、境外投资等国家经济的各个方面。
正是如此，作为“政府第一部委”，发改委也被称为“小国务院”。
这也意味着凡是重大项目，几乎都要找发改委审批。项目能不能上，都需发改委拍板。
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2011年4月12日，发改委表示收紧大型煤化工项目的审批，并再次明确列出禁批目录，直至煤化工产业规划出台。同年，国家能源局回收风电行业的地方审批权。
“发改委拥有大范围产业管制权限，这一职能被包含几十个行业，数千种产品和技术工艺的产业政策目录所描述。这种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权力上收，让发改委（管辖权变得）‘又多又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曾撰文指出。
发改委具体的监管或审批权又有多少，难以统计。不过，有一份资料显示，发改委从2012年4月19日至2013年3月21日不到一年时间里审批或核准了近1500个项目。
不过，在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张汉亚看来，“说发改委喜欢揽权，其实发改委自己也很冤枉”。
张汉亚表示，发改委拥有很多上面“派下来”的权力，例如医药卫生、住房、环保等职能，是由于各职能部门管理不够，使得国务院不得不将许多重要事务转给发改委。
“在政府习惯于通过行政手段来对经济进行干预活动中，发改委只是执行机构。总理说要你管，你能不管吗？”张汉亚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一边把下面的权力“收上来”，一边承接大量国务院“派下来”的权力，发改委的权力清单被不断扩充。这，还直接导致了一些改革的滞后。
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说明中明确要求，发改委将工业行业管理有关职责划给新组建的工信部承担。但是，直到现在，当年方案中规定应划予工信部的固定资产投资管理职责仍在发改委手中。2012年，第一任工信部长李毅中离职时，仍为此事“念念不忘”。
“一反驳项目就没有了”
“不改革发改委，大部制改革的意义就不大。在中国，从微观的油价、电价、火车票价、电影票价和各种项目审批，到宏观的5年规划、区域发展规划和GDP数据等，都有发改委这只看得见的手。”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就曾告诉时代周报。
事实上，中央一直在谋求改革发改委。
1998年3月，在朱镕基总理任内，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被要求“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减少繁多的行政审批手续”。
5年后的2003年，温家宝总理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合并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由此产生了新的机构名词“发改委”。此后十年，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减少行政审批和微观管理事务，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被明确为对发改委的改革要求。
然而，很多改革最终没有落到实处。相反，近几年，发改委强化审批的现象实际上有“回潮”迹象。譬如，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在具体操作过程中，2004年起实施的备案制度最终成了变相审批。
“这些项目在得到地方政府批准后就算通过审查了，但现在是地方政府审批之后还不算完，还需要上级发改委备案，如果人家不给个函，回复说我同意了，这个项目就不能启动。”不仅如此，在发改委某部门某司的一个处长面前，全国各地跑项目的专家甚至是副省长连一句话都不敢辩，“一反驳项目就没有了”。
不仅其“脸难看”，发改委的门也特别难进。
2012年8月获批的宝钢湛江项目，从项目申请论证到批准正式开工耗时长达6年。
“2008年11月，当国务院作出‘4万亿扩大内需计划’应对新的金融危机之时，发改委再次成为手持待批项目地方官员云集场所，其权力无论是对上还是对下，都得到进一步加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大部制’改革之后，发改委虽剥离了部分职能，仍然掌握着各行业规划、产业政策制定、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审批权、改革试点审批权、一定规模以上投资项目审批权。”竹立家说。
如何界定发改委职责边界，改革其审批权限，也被看做是新一届政府职能转变的风向标。
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发改委内部极其重视这次改革。在《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的前3天，国家发改委召开了切实转变职能、转变作风“大调研、大讨论、大转变”学习推进活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
作动员讲话的徐绍史要求全员“认清大势、主动作为”，“明确‘转什么’和‘怎样转’的具体办法和措施”。
“可以说过去10年来，发改委的调整均与宏观调控一词相关。但最终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从和根本上改变其过多的干涉微观经济活动的局面。”竹立家说。在其看来，徐绍史要改变发改委长期以来位高权重的形象，需要一场更为深刻的变革。
“土地大管家”的新挑战
“长期以来，发改委被赋予大范围产业管制权限，数千种产品和技术工艺的产业政策目录背后同样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如何才能让发改委革自己的命？”中央党校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这正是徐绍史需要直面的核心难题。
从公开资料来看，徐绍史与发改委没有太深的交集。现年61岁的徐绍史是浙江宁波人，年轻时曾在吉林插队当知青。1980年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后，进入地质矿产部工作。1993年10月，徐绍史调入国务院办公厅，并一直工作到2007年。14年间由秘书一局副局长、局长升任国务院副秘书长。2007年4月，徐绍史被任命为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
分析人士指出，徐绍史转任发改委主任，与其任国土资源部部长的政绩“密不可分”。他当时实施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耕地保护“问责制”，对土地违法严重的地方政府一把手“面对面”问责。五年来，中国土地违法呈现逐步下降的态势。
“这位昔日中国土地的‘大管家’执掌发改委，同样和新一届政府推行‘新城镇化’的战略有关。让一个熟悉内情的人制定中国城镇化发展规划显然是中央政府任命徐绍史为发改委主任的重要考虑。”香港《大公报》曾这样评价。
据媒体报道，徐绍史留给身边人的印象是做事低调、务实、严谨，重视政策平衡，且在统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方面能力较强。其任职国土部期间，一直在促进经济发展与保护国土资源的“双保”与“两难”之间辗转腾挪。
业界认为在改革驶入深水区的关键时刻掌舵发改委，更加考验徐绍史的改革魄力与平衡艺术。
自2001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启动以来，我国先后分7批取消和调整了2614项行政审批，占原有总数近七成。“但近七成的审批削减与社会实际存在较大差距。”上述中央党校专家指出。这也就是说，剩下的30%审批改革工作将留给徐绍史来完成，这可能是难点更是焦点。
这位专家还指出，直到今天，政府本身对它的干预市场的范围也没有一个更好的界定，如此一来，作为国务院大管家的发改委很容易陷入“精简-扩张”的老路之上。
“一旦放权的都是边边角角、细枝末节，最重要的审批权却越抓越紧，那么发改委的改革只能以失败告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也明确指出，发改委需要自我革命。
即便是减权成功，如何杜绝产能过剩、地方之间的恶性竞争也是考验。“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一旦获得了权力，很容易盲目上马一些项目，这是有前车之鉴的。发改委放权之后如何处理同国务院其他部委以及各地地方政府的关系，如何协调、如何监督都将面临严峻考验。”上述中央党校专家指出。
除此之外，发改委当下的重要工作包括加快城镇化建设，做好征地及住房制度改革，并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多项“硬骨头”。
发改委改革“加减法”
国家统计局4月15日的数据显示，一季度GDP同比增长7.7%，比去年四季度的7.9%略有下降，未能打破中国GDP增速近一年的“7”字位徘徊。
徐绍史需要在改革和经济稳定之间寻找平衡点。
这在许多专家看来，是难点，但也不无实现的可能—审视发改委名称中的“发展”与“改革”的关系，增加“改革”权重。
今年的3月24日，经济学家许小年曾呼吁，“为保证市场经济的自主发展，应当撤销发改委”。其他一些专家的观点则“温和”不少。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很多也有一个综合规划部委，问题不在于发改委存在与否。
“发改委最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制定我们国家大的产业政策和发展的战略。企业个体更多的是考虑自己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指挥塔，更重要的是凝练一个产业的方向，能够把企业的一个群体互相磨合的力量达到极致，发挥财富创造的能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孙立坚认为，从东亚的经验中也可以看到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发改委在经济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并没有完全放弃政府的职能。
剥离属于市场的职能，下放审批权，专注宏观、改革职能，是近来发改委改革的集中“呼声”。
在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马庆钰教授看来，这需要发改委做一道“加减法题”。
马庆钰指出，发改委的职责覆盖过多，因此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容易与其他具体部门的职能重叠，有不当实权的控制。这需要发改委做“减法”。
与其他部门职责交叉的确是发改委一直存在的问题。譬如，二氧化碳排放的监管权本应归属环境保护部，但目前仍主要由发改委行使。此外还有诸如对农村的财政补贴、国有企业的企业债发行、商品价格管理等。
“这些交叉职责应该划出，下放给具体的职能部门。”马庆钰认为这是政府机构设置中可以改革的一个方向。
除此之外，马庆钰更强调在垂直方向上的改革，即尽快将一些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和社会。这当中最大的焦点无疑是发改委长期握有的投资及项目审批权。“发改委需要稀释自身的权力，不应过分集中，要向地方政府和企业让渡空间，包括审批权、转移支付的支配权等。”
“减法”之外，马庆钰认为，发改委还应做两道“加法题”。“发改委成立初衷就是为发展和改革服务，但事实上，它在经济改革中的作为仍然很弱。目前的局面就是，发展在走计划形式，改革却在弱化。”
马庆钰说，在假设不可单独设立体改办的前提下，发改委应强化自己在经济改革中的作为。此外，其仍应突出其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职责，核心包括经济发展规划、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等，具体方面还包括经济预测、预警等。
发改委内部人士透露，其改革初步方案的“三定”原则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一方向进行。
这位内部人士介绍，按照“三定”方案，发改委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进一步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在投资管理方面的作用；要大幅度提高国家核准项目的规模（限额）标准，缩小投资审核范围，下放投资审核权限。国家规划内和年度计划规模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除少数需报国务院审批、核准或由发改委审批、核准外，区分不同情况由地方政府、行业管理部门审批、核准，或由企业自主决策。
按照这一逻辑：改革的路径就是两方面的突破：第一，必须弱化其审批权，突出其在宏观经济调节上的职责，减少计划经济色彩；第二，针对改革设计这一职责，必须有所强化。
事实上，5月16日《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同样体现了这一原则。
本次调整涉及发改委的还有26项，均属于投资审批类项目，包括取消“企业投资卫星电视接收机及关键件项目核准”、“企业投资医学城、大学城及其他园区性建设项目核准”等15项和下放“企业投资钾矿肥、磷矿肥项目核准”、企业投资稀土深加工项目核准至省级投资主管部门等11项。
将属于社会的归还社会，将属于地方的归还给地方，这次简政放权的意图十分明显。
“要把该放的坚决放下去、放到位，该管的切实管住管好”也作为了重要的原则被徐绍史重点提出。他还希望，地方发改委也立即行动起来，“上下联动，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支持和帮助国家发改委”，完成这次改革。
[东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