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3-06
民企红与黑：黑社会与白手套相比小巫见大巫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政商博弈中，经常是不堪一击、令人同情的弱者。然而，有一些“民营企业家”游走在红与黑的边缘，面相暧昧，亦正亦邪，手眼通天，他们集“企业家”、“慈善家”、“大哥”等身份于一身，在不规范的市场秩序中如鱼得水，野蛮生长，凌厉，强势。
刘汉、刘迎霞等密集的政商勾连涉罪事件曝光，展示了中央打击贪腐的决心。而通过这些事件，我们也可透视当代中国民营企业的基本生态，以及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困境与路径。
[开篇]广汉启示录
本报评论员 孙乐涛
有一次，当地公安局刑警队召开会议，要求全体干警必须参加。当天，很多同志以生病或出差为由请假，缺席甚多。晚上，在当地最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刘某的宴会上，所有干警悉数到场，甚至连一年都没有在单位见到的人都出现了。当然，刑警队长也在。“这群崽子”，他骂道。
这是几年前发生在四川广汉的一件事(据新华社报道)。近来，密集的政商勾连的涉罪事件曝光，展示了中央打击贪腐的决心。而通过这些事件，我们也可透视当代中国民营企业的基本生态，以及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困境与路径。
沉默而凌厉的势力
上述的广汉故事，大概很多人都不陌生，尤其对那些来自县城，来自内地三线、四线、五线城市的朋友们来说。笔者在北方某县城听到的本地版本是这样的：有一天，县里那位“首富”、“首善”、“大哥”同几个朋友聊天，说只要他喊一声，县里某某炙手可热的领导就会来。众友狐疑，于是大哥拿起手机。15分钟后，县里几位主要领导悉数赶到他们的饭局。
曾成杰、李途纯、兰世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在政商博弈中，终是不堪一击、令人同情的弱者。然而，有一些民营企业家游走在红与黑的边缘，面相暧昧，亦正亦邪，他们集“企业家”、“慈善家”、“大哥”等身份于一身，在畸形的市场秩序中如鱼得水，野蛮生长。在他们坐大之后，暴力与权势成为支配本地市场的唯一准则，正常的商业生态被破坏。甚至，个别这样的“企业家”在与权力深度勾连之后，成为所谓的“第二组织部长”、“影子政府”，地方社会经济政治生态为之全面扭曲。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一方面看，是弱势群体，基本产权保障都远不完善；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又仿佛权势熏天，横行不法，为百姓痛恨。这种矛盾，令人困惑。而放宽视野，可以发现，这种矛盾现象，并非当代中国所独有。在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市民社会萌生而法治秩序不能确立并发挥有力作用之时，这种现象就会泛滥。200年前的西欧如此，19世纪的美国如此，近年来的俄罗斯与东欧社会如此，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亦是如此：合法经营者得不到有力保护，被欺凌，被侵夺，而勾结权贵与民间黑恶势力，则可坐收高额的垄断溢价，于是暴力秩序逐渐取代正常的商业秩序。而要走向现代文明，以及所谓的走出“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就在于能否扭转市场秩序的权贵化、暴力化，而建立起真正的以法治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秩序。
法治的市场秩序，最易受到两股势力的侵害，即权贵与民间黑社会。在这两者交相侵逼的夹缝中生存，或者主动攀附、利用它们，与它们合流，成为它们的工具，这是当代许多地方民营企业的基本生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传统较为薄弱的内地小城市，情形通常会更加严重。
在这样的基本生态下，不可能有真正强势的民营企业。刘汉曾经不可一世，然而他的强势，并非“民营企业家”的强势，而是在他身上合流的权贵势力与民间黑恶势力的强势，尤其是前者。所谓的“民营企业家”，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个幌子，是借以变现的渠道、终端而已。
一个商业传统薄弱、而集权传统深厚的民族，在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意图攀附权力、依赖垄断一朝暴富，几乎是具有强烈权力崇拜意识的民众的本能反应。从众多手捧《胡雪岩》传精研商战秘诀的国人那里，可窥一端。而这也并非幻想，而是切合现实的，因为确实有很多走这条路的人成为暴发者，成本很小而收益巨大。越到官本位意识浓厚的地区，人们越可能迷信这个，甚至对之艳羡不已。
获得一个“红帽子”，不仅是面子上的荣耀与心里的安全感，也是打开了一条结交权贵、谋取暴利的通道，所以才有不久前震动全国的衡阳破坏选举事件。事件中，民营企业家正是行贿的主力。据《财经》杂志报道，发生贿选的该届代表团早被讥为“官商代表团”，其90%以上的工农代表名额实际被企业老板占据。
而此事件的败露，也来自于涉案企业家的检举：“心里很不舒服，找了这么多人，很狼狈……”贿选成功，固然高兴，但无论如何，任何一个心理正常的人，都会感到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丧失尊严的事，而你又不得不去做。这就是当代中国企业家的一种生态，近年来多地曝光了类似的贿选案。
不受法治约束的权贵势力，越往上去，越是沉默而凌厉，其神秘莫测，若非难逢的机缘，肉眼凡胎，难窥其详。甚至，根本就看不懂。它所涉足之处，一切市场秩序，统统失效。在刘汉、刘迎霞这样的神秘奇迹背后，正是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市场秩序的覆灭，普通民营经济被驱逐，被消灭。这种现象如有其普遍性，则“中等陷阱”之说即被坐实。
胡雪岩、杜月笙、厚黑学
与凌厉而无形的白手套相比，所谓的民间“黑社会”，则是绝对的“小巫”。事实上，“社会”(society)之说，源自近代，本意是指与政治相区分的领域。近代市民阶级兴起，有了市民的私人生活与自由结社，才有“社会”。在政治支配一切、吞并一切的时代，无所谓“社会”，如古希腊的城邦，如计划时代。按这样的界定，中国的“社会”传统，并不发达。“白社会”不发达，“黑社会”这种寄生物自然也难以壮大。20世纪上半叶，上海的“黑社会”一度发达，其背后的基础正是彼时上海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市民阶层兴起，以及租界的分治，使个体自由与结社自由获得充分的释放与施展的舞台。
有一个人，他曾拥有一系列让人炫目的头衔：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董事长、《申报》董事长、《中央日报》常务董事、大东书局主席董事、复旦中学校董，等等。没错，他就是杜月笙。他是青帮头子，“工商界巨子”，“大善士”，“党国要人”，“上海皇帝”。如同摩根、福特、洛克菲勒是“美国梦”的象征一样，他从赤贫到暴发的人生历程也成为上海滩十里洋场的象征。而如同广汉那位四川“首富”、“首善”一样，他的成功之路，也布满了骗局、暴力与不为人知的秘密。
胡雪岩传、杜月笙传，还有厚黑学，早已成为众多有志于做一番事业的国人的必读书目，经过影视浪漫化的杜月笙形象也确实令人神往。黑白兼通，对一些民营企业家来说，大概是引以为豪的境界。近年来，经济勃兴，民间社会崛起，而法治缺失，黑社会由之获得滋生的温床。一些民营企业家，走上“以商养黑，以黑护商”的道路。或者，一些黑道分子，通过巧取豪夺，非法经营，摇身成为“民营企业家”。黑社会是军队与警察之外最大的武装力量，其暴力行为，是市场秩序的主要破坏因素之一。竞标会上，“谁敢举牌，举一次砍条胳膊”就是明证。而面对外媒，那“从来都是赢家，从不失手”的话，也洋溢着“大哥”才有的霸气。
秩序一旦被破坏，就会引来“木桶效应”，劣币驱逐良币，人们争相向下看齐。在许多地区，许多行业，黑白兼通，成为许多民营企业家不得已的选择。重庆的故事，以打黑为名，遵循的却是另外的逻辑。而撇开这个来看，众多的民营企业家涉黑案件，近年来也确实引人注目。
鞍山经营矿业的企业家袁诚家涉黑被抓，据《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报道，他在日常生活中其实是很厚道的一个人，对家人、职工都不错。但是，在当地，“涉及矿产的民企若没有一些越轨行为，也很难生存下去”，“当地对矿产的争夺日趋恶化，袁诚家也多次受人欺负，因此意欲成立保矿队”，结果就是报道所说的：“袁诚家蜕变为涉黑组织头目，走向了人生的反面。”再比如，当年“抚顺涉黑第一案”，民营企业家曲全国被抓，同样据上述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对罪名不以为然：“在抚顺，在沈阳，雇佣黑社会势力搞拆迁，对付钉子户是平常事，只不过碰上曲全国倒霉罢了。”
在“红帽子”与“黑社会”之间纠结、周旋，不善攀附者步履维艰，被边缘，被淘汰，而个别成功逢迎者左右逢源，甚至摇身成为代理的资源配置者，凌驾于其他民企甚至国企之上，成为权贵攫取利益的渠道、工具。而市场秩序，则在这红与黑的交相侵逼中，沦陷，失范。这就是最近一系列案件暴露的当代许多地方民营企业的基本生态。
对十几年前读大学的人来说，“建昊奖学金”，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这个由共青团中央与全国学联主持颁发、专为大学生设立的奖学金，招牌闪亮，一时风尚。如今，搜索网页，它仍停留在许多人、许多大学院系的自我简介中。而它的设立者，袁宝璟，8年前即因涉黑案被处决。8年后，他的仇人，也以涉黑之名，面临审判。轮回之叹，没有什么意义，惟愿我们的市场环境，能因此而有进步。
[延伸]袍哥旧事
本报评论员 令狐补充
山东多响马，四川多袍哥，自古皆然。
自汶川大地震以来，川渝一直是是非之地，似乎长时间只处在一个季节：多事之秋。无论是重庆薄王当政时的唱红打黑，还是近来一些四川权贵富豪纷纷涉罪落马，都是例子。尤其有趣的是，在内幕曝光后，有心人还会发现，袍哥一词频频出现。有人认为，以“涉黑”之名被收审的地方富豪，和曾在巴蜀大地风行一时的袍哥组织有着承继关系，并认为这是一种川渝独有的富于地域特色的情况，袍哥现象于是引人瞩目，令人好奇。
身为四川人，我自小对袍哥一词耳熟能详，并明白它只是方言中的常用词，更多地存在于巴蜀民间口语之中。在日常生活中若言及袍哥，多数情况下，是针对个人的行为、做派和风格，语义的褒贬，随语境不同而有区别，而并非意味着此人是袍哥组织的一员。
哥老会与青帮、洪帮并列，是中国近代三大帮会组织，明末清初出现的民间秘密会社。袍哥即哥老会成员的俗称。现在一般认为，哥老会源自四川，后发展至云贵、湖广、两广，陕甘乃至新疆。
哥老会是秘密会党，打着反清复明旗号，一直是清廷剿除的对象。但根植民间、立足江湖的袍哥，更多的是标榜传统道德、讲究袍泽情谊、宣扬江湖义气；不过，袍哥们在政治上并没有清晰的目标和坚定的信念，从行径看，其中的多数人更像是一群愚昧盲从的蛮勇之辈，惯于以利益为导向的见风使舵，而其中堪称英雄，有益于世道者，可谓凤毛麟角。一方面，清廷禁止和镇压的结果，是袍哥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袍哥也曾积极襄助清廷，比如，在清剿太平天国中成名的曾国藩麾下的湘军将领、四川人彭玉麟及其众多部下，就是一群大大小小的袍哥；后来在义和团暴乱中，袍哥会众也积极响应老佛爷的号召，烧教堂、灭洋人。
不过，为清王朝敲响了丧钟的四川保路运动，袍哥厥功甚伟。四川保路运动的领导人，包括后来成为共和国国家领导人的张澜、吴玉章等，在属于同盟会会员的同时，也都有袍哥名分；辛亥革命成功后的四川首任督军尹昌衡，更将袍哥公口堂子设到了督军府，在官衙升起了大汉公的旗号，这堪称袍哥历史中辉煌的一页。
在四川地界内的辛亥革命，更有“袍哥革命”的别称。遍布全川城乡的袍哥组织，成为了推翻清朝的主力军。袍哥势力借此达到顶峰，在民国政府成立之后，注册登记成为合法组织，翻开了袍哥迅猛发展的新篇章。这一此前以游民为主，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秘密会社和非法组织，时来运转，拆除了原来的藩篱，打破了行业和阶层的界限，急剧壮大。在这一被称为“袍哥翻身”巨变中，史料显示，当时近60%以上的川人都参加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袍哥组织。仅重庆码头，职业袍哥即有10万人之众。袍哥组织的合法化和公开化，还开启社会中上阶层人士加入袍哥组织，以及袍哥开始分流和多元化的先河。
从此有了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之分。前者不乏权贵名流，会众大都从事正当行业，雅人混江湖，多用软实力；本分人家入会，则多半是顺应时势，从众而为，以保家庭平安，求生活稳当；浑水袍哥则不改流民匪盗本色，依旧做“棒客”、“棒老二”—巴蜀方言中土匪的别号。袍哥兴盛所形成的地域文化现象，以及改变和塑形的民俗习惯，也自此在盆地内有无远弗届之势。袍哥们推崇的道义畅行，甚至于许多袍哥黑话、隐语、暗号，逐步扩散于民间，演变成方言中的日常用语，至今盛行不衰。
民国时代是袍哥的鼎盛期，袍哥组织几乎渗入了社会肌体的每一个细胞。辛亥革命后，袍哥成为四川地方势力的代表，控制了社会，左右着政局。
国难当头，袍哥也有神勇奉献。抗战期间，350万川军开赴抗日前线，伤亡64万，这两者均居全国之冠，而被俘率亦全国最低，豪气和刚烈毕现。简而言之，这抗日正面战场上，每5位中国军人就有1位四川人，而他，就可能是一位袍哥。
换言之，断言四川多数家庭，都与袍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非虚夸之言。就拿我自己说事，我出生在袍哥组织覆灭的时代，但我的外公，就是双凤驿的袍哥的舵把子，人称陈舵爷。双凤驿是唐朝即开设的成渝古道上的驿站。据我母亲回忆，双凤驿方圆几十里内，但凡公私大小事有了纠纷，几乎都要靠舵爷排忧解难。而每家甘蔗种植户，每年敬贡一升白糖，就是舵爷权势的红利；所幸陈舵爷死得早，再晚几年，就难免被当作一方土豪劣绅镇压。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俞培伦大将军，则是我父亲的表叔。俞培伦是留日学生，炸弹专家，曾参与刺杀清廷北洋大臣端方、摄政王载沣，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被杀。他是否加入袍哥未知，但其家族先后有9人加入同盟会，而至少他的两位叔叔俞汉之和俞彤甫，则既是同盟会会员，也是不折不扣的袍哥大爷和舵把子。
袍哥组织以民间为基础，深植于本土，势力之强，常令权倾一时者也不得不侧目。1939年，国民政府转移至陪都重庆，数百万逃难同胞涌入，一时粮食紧缺，蒋介石手令征粮。委员长手下的粮食部长因各地豪绅不买账不配合而急火攻心、无可奈何；蒋介石只好令军统头目戴笠拜会重庆袍哥的总舵爷石孝先求助。石总舵爷号令一出，附近几十个县区的大米三天内大都航运到了朝天门码头。
袍哥作为一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帮会组织成员的称谓，早已为历史所尘封。严格而言，在上个世纪中叶，袍哥组织经历过政府登记，继而被当作反动会道门取缔之后，曾经的袍哥大爷、舵把子们，命运各异，有的侧身高堂，有的寄命参事室文史馆，有的流亡异乡，有的成了阶下囚，有的被敲了砂罐(枪毙)；而袍哥中的下层，则可以作鸟兽散一言以蔽之。
袍哥们往昔的言行功过，则存在于文史资料等文献以及民间口头传说之中，也渐为陈迹。但是，尽管袍哥组织鱼龙混杂、清浊交织、黑白难辨，毕竟曾有过广泛的群众基础，并存在多年，因而不可避免地创造了历史、塑形了所在地的习俗和传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由此催生的袍哥现象和袍哥文化，并未因为个人命运的改变和组织覆灭而终结，而是以文化的形态落地生根，影响绵延至今，且富于地域特色。
所以，在我看来，近年来川渝那些名噪一时的涉案者、当事人，究竟是不是所谓的袍哥，或者是什么意义上的袍哥，恐怕是一时难以定论的。袍哥的历史的确血迹斑斑也劣迹点点，戾气、晦气和勇气、浩气并存，复杂难解，但就目前惹眼的情况看，我认为袍哥却有着一副躺着中枪的倒霉模样。倒是近日见于媒体报道的富豪涉黑的说法，有些颠倒因果，远不如称他们因为涉黑才成为富豪更清楚，更令人信服。
(原标题：民企红与黑)
[新浪网-时代周报]
中纪委打虎路线图：退休“老老虎”也被追责
2013年1月23日，当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首次提出，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时，外界对这位中纪委“掌门人”最大的印象和评价恐怕还是“务实且清醒”。时隔一年多之后，当18名省部级高官、数百位厅官密集落马，就连普通民众也感受到整个官场风气悄然生变时，恐怕再也没人会怀疑这位素来有着“复杂问题解决高手”美誉的领导人的反腐铁腕了。
《南风窗》记者根据最高检、中纪委等公开数据统计发现，过去十余年，平均每年有6名左右的省部级高官落马。而2013年落马的省部级高官数量，大致相当于过去3年查处的高级干部的总和。从时间分布上看，自2013年下半年起，中纪委“打虎”节奏明显加快。先是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原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等4人落马，此后，高官落马消息接连不断，到了年底，“打虎”行动进入一个小高潮：仅2013年12月一个月内就有6名省部级干部被查。
各地方也逐渐在“打虎”上发力：2014年1月平均每天查处一名地厅级官员。其中，1月22日这天，中纪委网站通报了7名地厅级和县处级官员落马的案情，可谓创下了近些年中国官员落马的纪录。据统计，过去10年全国31个省份每年落马的厅官人数多在200人以下，但《南风窗》记者统计中纪委网站上公布的2013年15个省份纪委“反腐成绩单”便发现，仅这15个省落马的厅级干部已远超200人。
观察过去一年多中纪委查办腐败官员的动向，中央高层在反腐议题上的新思路和新部署依稀可见，其中释放的新信号更是耐人寻味。而这，或许又昭示了未来数年中国式反腐可能采取的路径。
“老老虎”也被追责
那么，哪些高官会因贪腐率先“出局”呢？通过梳理2013年18名落马省部级高官样本，可发现一些更为隐蔽的共性特征。
贪功冒进、专断霸道的官员更易发生贪腐，成为新一轮反腐的鲜明特点。最为代表的是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原南京市长季建业、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这3人在省内重点城市主政时，在官场都被公认为“有魄力”、“敢闯能干”官员的典型代表，他们有的还在某一方面取得了较高的声誉。如：李春城在任成都市委书记期间推行的统筹城乡综合改革，季建业在任扬州市委书记时的城市建设及古城保护等。然而，在民间，他们的施政风格又招致极大非议，这从民众送给他们的那些充满嘲讽的绰号—“李挖城”、“季拆拆”、“扒市长”也能窥斑知豹。
在过去，此类干部多被视为开拓进取型官员的样板，他们作风强悍、铁腕施政，“亲商爱商富商”，说一不二。尽管毁誉参半，但这类官员在过去多被视为“能干事”的人物，因而在仕途前景上也较同僚更为顺遂。殊不知，这种干部往往专断独行，贪腐起来胆子也大。
这从另一名落马的官员、被称为“最狠拆迁女市长”的吉林省舒兰市副市长韩迎新的仕途轨迹上也能看出端倪。2011年，舒兰市辖区内不少被拆迁民众进京上访，有代表还受到了时任总理温家宝的接见。面对拆迁群众，这位副市长口出狂言：“不懂拆迁法、不按拆迁法办”，“我有尚方宝剑，你们随便告，我不怕”。令外界大跌眼镜的是，蛮横霸道的韩迎新在被“告御状”之后，竟从副市长升为常务副市长。2013年年底，在全国高压反腐的新形势下，韩迎新终因涉贪被吉林省纪委查处并移交司法机关。
在2013年“打虎”行动中，先后有陈柏槐、郭永祥、倪发科等多名已退休的“老老虎”被揪出，这是新一轮反腐有别以往的另一特点。63岁的陈柏槐被抓时，已卸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近一年—但从媒体对其参加活动的密集报道可知，陈柏槐仍在当地政坛保持着能量；64岁的郭永祥早已卸下了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仅担任省文联主席这一“虚衔”；而59岁的倪发科也是在2013年1月便不再担任安徽省副省长，仅保留副省级干部待遇。
检索中央反腐的公开记录可发现：在过去十多年，遭纪委立案调查的“真正退休的”省部级高官非常之罕见。一些退居人大、政协机构的高级干部虽仍会被立案调查，但他们仍是“在职官员”，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退休官员”。换言之，在过去，一名高级干部一旦实现了“裸退”，几乎就意味着“平安着陆”，而不再会被追究党纪政纪和刑事责任。但这一惯例正在被打破。对“老老虎”追责“无例外”，使贪腐官员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陡增，当然也增加了中央反腐的震慑力。
“老老虎”不再享有法外豁免的“保护符”和特权，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央已开始着手清理“存量腐败”。实际上，中纪委早已展开行动，对全国的“存量腐败”进行摸底。一个被不少人忽视的细节是，2013年11月6日央视《新闻联播》透露，中央纪委对反映中管干部的问题线索进行了“全面清理”和统一管理，并制定了立案、初核、暂存、留存、了结的具体标准。按照新标准，对已有的问题线索进行重新审核分类，提出处置意见，初步做到“情况明了、底数清楚、标准统一”。换言之，哪些高官因可能存在的贪腐行为被投诉举报过，中纪委一清二楚，只待伺机而动，搜集、坐实证据。
地方“窝案”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一些具有地域性、集团性的“窝案”开始陆续被挖出。这也是反腐进入“深水区”的重要标志。因为，通常“窝案”牵涉的官员人数众多，其中的利益和人事关系异常复杂，一旦曝光，便会引发区域性官场地震甚至社会震荡。此外，由于封闭“小集团”内部利益的相互镶嵌、抱团和包庇，这类案件更为隐秘，查处难度也最大。
地方上的标志性案例是湖南的衡阳贿选案。2013年12月28日，湖南省纪委在经过大半年低调调查之后，于这一天向社会公开揭开了震惊国人的衡阳人大代表贿选窝案及其处理结果。这起发生在一年多前、堪称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人大代表贿选案，几乎使衡阳市的市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候选人“全军覆没”。最终，湖南省纪委对涉案的431名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进行党纪政纪处分，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对此案负有领导责任的地方主官—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时任衡阳市委书记童名谦也被“双开”。童名谦也成为十八大以来第一个因玩忽职守而落马的省部级高官。
而“中石油系”窝案，则是发生在垄断国企内部的群体性腐败。2013年8月，中石油集团副总经理、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王永春因涉严重违纪违法，遭到中纪委调查。几乎与之同时，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等其他多位中石油集团和股份公司副总级高管也先后被调查、免职。其中，秘书出身的李华林刚被提拔到中石油集团的副总经理不到一个月，便火速落马。不久，中石油前“掌门人”、时任国资委主任蒋洁敏也被立案调查。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窝案则与四川的前高官群体有关。中共十八大后，四川有3名省部级高官—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先后落马，且3人仕途上颇有交集。时任四川省文联主席的郭永祥已64岁，是目前被调查的“老虎”中年龄最大的一个。郭永祥秘书出身，履职经历主要集中在三块：在石油系统26年，在国土资源部做了一年半办公厅主任后，2000年转四川任职，这一呆就是13年。
李崇禧是郭永祥入川后的直接上级领导—时任四川省委秘书长，在郭永祥升为秘书长后，李崇禧则升任省委副书记。再后来，李崇禧从省委副书记退任（转省人大任职）后，接替者正是李春城。
“打虎”方略
中纪委查案颇有讲究，特别是在调查窝案时，更是讲究策略，可谓是步步深入、环环相扣。通常而言，在“瞄准”某高官之前，先在其外围布局，从其“身边人”或“朋友圈”入手调查。最典型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女人，另一种是商人。
从女人入手，多能迅速突破防线，找到贪官们的亲密“朋友”和“伙伴”，并弄清贪腐财物之去处；从商人入手，则利于锁定官员贪腐的证据，并顺藤摸瓜，找到其他关联的官员。
以李春城落马为例：在调查李春城之前，纪委先是控制住了李的老部下—曾任成都市青白江区委书记、市经委主任，时任成都市最重要的政府投融资平台、成都工业投资集团董事长的戴晓明，接着又控制了李春城的东北老乡、哈工大校友、在重庆有重要地产项目的商人史振华以及李春城的秘书陈斌。而李崇禧落马之前，纪委部门也是把与他私人关系密切的女官员、时任四川省蓬安县县委书记的袁菱带走调查。
换言之，中纪委“打虎”的节奏和次序有着精密的考量。只有在外围深挖，从多个“阵线”搞清楚了低阶官员的关联案件，获得相对确凿的证据和关联案情后，才会慢慢合拢、收网，对准“大老虎”。
中纪委的这种步步为营的“打虎”策略，从另一细节上也能看出端倪。据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披露，2013年中央纪委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调查的有31人。但是，在中纪委多个公开口径中，仅有22名高级别落马官员的名字被公布。换言之，应该还有多名中管干部虽已遭到立案调查，但由于某种原因，比如办案保密的需要，没有对外披露。
与之相对照的是，据接近中纪委的人士向《南风窗》记者透露，中纪委在查办案件上确立了“快查快结”的新思路。在上述被查的18名省部级高官中，有多人在短期内迅速结案，被移交司法机关。如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落马后3个多月就被移送至司法机关，而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更是在落马半个月内便被移交检方。在李春城之后落马的倪发科、刘铁男、李达球、王素毅等人也早已移送司法机关。
这一方面反映了纪委办案更加注重办案期限的法治新思维，也是“案多人少”、“降低办案成本”等现实形势所逼。2013年以来全国纪检系统的办案量猛增，原本就人手紧张的一线办案人员（根据中纪委网站，目前全国纪委系统的办案人员占纪委总人数的22%），还要抽调出专门队伍用来对付已立案的“老虎”及相关线索的查处。因此，在调查中，一旦查清被调查人存在主要违法事实，就立马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而在上述新闻发布会上，中纪委副书记黄树贤还宣读了8名被移送司法机关的高官和14名列出具体姓名的“正在立案调查”高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3人并未结案（未移交司法机关），仍处于“立案调查”环节。此时，李春城落马已一年有余，郭永祥被调查也已超过半年时间，两人接受调查早已超过了6个月的常规调查时间仍未结案，这说明，此系列案件涉及的问题更为复杂，可能涉及其他“老虎”。
因此，有分析称，“中石油系”窝案被查，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等多名四川前高官密集落马且仍未移交司法机关，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等政法系统高官落马，多条线索显示，中纪委可能是在下一盘“更大的棋”。
有预计认为，接下来数月内，或还将有别的“老虎”被伏。除了上文所分析的中纪委正在立案调查的9名中管干部尚未公布具体姓名，仍可“拔出萝卜带出泥”、牵扯出其他“老虎”之外，还有一个依据是，2013年10月中央巡视组对10个地区和单位进行了第二轮巡视。目前，该轮巡视已进入收尾阶段。按照第一轮巡视“揪出”6个省部级高官的战果和节奏来看，这一轮巡视的成果同样也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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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元根是谁的曾用名 周元根王淑华车祸事件 周元根与儿子周滨
【周元根是谁的曾用名 周元根王淑华车祸事件 周元根与儿子周滨】周义生育有三子：长子周元根生于1942年、二子周元兴、三子周元青。当时的周家差不多是村子里最穷的，“兄弟三人的衣服，都是大的穿不了了，就让小的穿”。但是周义生夫妇都勤劳能干，周义生还有一门“绝活”，那就是钓黄鳝，每次出门，周义生差不多能钓来十来斤黄鳝，卖得几元钱。靠着这门手艺，周义生把三个孩子都送进了学校。
入学后，长子周元根因与同学重名，所以改掉了名字。三兄弟中，周元根的成绩最好，先是保送进了苏州中学，然后考上北京石油学院，当时的北京石油学院是北京著名的“八大院校”之一，在那里，周元根结识了一个叫王淑华的女同学，后来成了他第一任妻子。
周家出了一个“大学生”，当时大学生属于天之骄子，是周家的骄傲。就在周元根在北京上学时，周义生病逝于村东的数间平房里。周元兴、周元青则在初中毕业后在乡务农。
当时的周家依旧穷困，谁也没料到命运会从此巨变。
三兄四子
1972年1月，东北。时值寒冬，王淑华给周元根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周滨，周元根大学毕业后在辽河石油会战指挥部工作，来自江南水乡的他在东北工作第6年。此后，王淑华又给他生下了另一个儿子，取名周涵。当时的周家虽然在油田工作，还当上了小领导，但家庭条件并不好，买奶粉都困难。
周滨和周涵被暂时接回过老家，还在找别人挤奶吃。
就在周元根在冰天雪地的辽河油田工作时，留在家乡的二弟周元青当过“造反派头子”，也当起了大队支书，后来娶了官员之女周玲英。周玲英是西前头村北安乐桥人，个矮，人称“矮玲英”，她的父亲做过无锡县坊前镇党委书记、无锡县商业局长。两年后的1974年7月，周元青、周玲英的儿子周锋出生。周元青也走上了仕途，从大队书记做到无锡县厚桥镇副镇长。
一直留在西前头村看护祖屋的周元兴也有了个儿子，取名周晓华。
似乎是祖上保佑。周家从此开始扶摇直上。
特别是长兄周元根，官越做越大，在辽河油田迅速升迁，最终重回京城进入石油系统权力中枢。他的长子周滨也在其秘书的安排下就读于西南石油大学，并在1992年前后赴美国德克萨斯州留学，李华林也出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休斯顿办事处副主任在工作之余，亦成为照顾周滨的“保姆”(详见搜狐财经《周滨何许人也?》)。
周峰在1991年到1995年在苏州大学读书。1996年到1999年，在日本中央大学读经济学硕士。
至于，周晓华，则没有他两位堂兄那样能留学海外，他文化不高，但是胆大。
台前的堂兄弟们
当周家的第二代还在读书的时候，周元根被调进了石油工业部，之后更是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高层。周氏兄长的发迹，开始了周家狂飙突进的敛财之旅。
“周元兴家发得太快了。他大哥在中石油时，他们家已有钱了”附近乡人还记得，周元兴从前抽的是两块五的烟，打5毛钱的麻将，两圈牌打下来，就输得拿不出钱来，“现在不得了，他抽的是软中华，吃的老酒是五粮液，要吃多少有多少”。《财新》的记者记录下了周家突然发财的故事。
但是，彼时的周家仍是“小富”，因为缺少信得过的人，纵使有权力，也不能迅速转化为金钱。
幸好，周家的孩子们都长大了。
1999年，周元根调任四川担任要职。
2000年前后，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周滨和黄婉两人回到中国，在北京定居。1999年到2004年，周峰在日本三菱商事株式会社工作。长大的孩子们终于可以帮忙打理“家族生意”了。
周元根的长子周滨毕竟是“近水楼台”。“以父之名”，他开始纵横川中大地，乃至染指石油行业。
周滨的岳母“詹敏利”的名字多次出现在四川商人吴兵的合伙人里，组建的“中旭系”先是投资四川的水电站，“意料之中”战胜了众多资质、实力雄厚的国企，将大渡河上的龙头石水电站揽入怀中，该电站每年的发电收入为8.99亿元，甚至项目不动工，马上转手就可以获得10亿元。其后，又进军房地产行业，与港商花样年、佳兆业进行合资，土地储备据说上千亩;控股成温邛高速公司51%股权;参股成都银行。
通过同是石油子弟的同学米晓东，周滨的石油生意从陕西的长庆油田到伊拉克的米桑石油油田，遍布中石油体系的方方面面。仅长庆油田的一个批文倒卖就获利5亿元。
而这一切，都是周父的前秘书、下属郭永祥、蒋洁敏、李华林、冀文林、冉新权、李春城等帮忙打理。周滨俨然“少主”，操纵着这个庞大的利益帝国(详见搜狐财经《周滨何许人也?》)。
随着周元根的步步升迁，这个利益帝国越来越庞大。
而在老家，二弟周元青也升迁到无锡惠山区国土局副局长一职，巧合的是周元根曾担任国土部的要职。虽然周元青官职不高，但是周元青一家在无锡却是赫赫有名的富有。不仅一家居住在无锡滨湖区山语银城74号楼401(跃层建筑)里，而且开的是车牌号为“苏B99999”的银色奥迪Q7，170万的车价，在无锡民间论坛，汽车发烧友称它为“九五之尊”。
此外，周元青家里还有一辆奥迪A4和两辆奥迪A8。因为他家正是“江阴奥迪王”。据《新京报》报道周元青妻子周玲英出资1900万与他人合股开办了“江阴奔跃”公司，是无锡地区唯一一家按照奥迪全球最新标准建设的城市展厅。类似江阴这样的市场，那时一年可挣2000万元。
江阴奔跃还试图与中石油旗下的昆仑能源有液化天然气的合作，但因为因故早早收场。
但是周家二房的生意不仅限于此，周玲英恰巧和北京宏汉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同名。据《新京报调查》中石油旗下的四川华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四川邛崃市鸿丰钾矿肥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更迭中，一名叫做周峰的自然人被认为是幕后的最大受益者。周玲英的儿子周峰是北京宏汉董事长。在北京宏汉的工商资料中，周峰使用的是身份证名是“周锋”。周玲英只是代周峰持股。
周峰正是周滨的堂弟。
媒体的调查显示截至2011年6月30日，鸿丰钾肥的资产预估中，无形资产一项的账目价值为5071.25万元，预估的价值却到了7.6亿元，最为核心的增值资产是平落坝的采矿权，从账目价值仅有300.41万元增值到7.15亿元，预估增值率达到236倍。鸿丰钾肥还先后获得了四川省国土资源厅颁发的探矿权许可证、《采矿许可证》，许可开采的矿种为钾盐、硼、石盐、锂、溴、碘，矿区面积达13.7603平方公里。
此时的周家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周滨、周峰两位堂兄弟的生意纵横四川、中石油。
纵使“文化不高、胆子大”的另一个堂弟周晓华也做起了“四川的买卖”，成了五粮液的代理商，财源滚滚，“不出门就可以赚钞票”。毕竟胆子大，不同于周滨、周峰的资本生意，周元兴和周晓华父子干脆干起了“公关”生意，据《财新》报道，父子俩不但“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帮助官员逃罪，还向江苏某警校输送学生。
发达后的周晓华经常开一辆车牌尾号为001的车子，在厚桥镇上招摇，被戏称为“部长”，就连警察也得让着走。
王氏之死
曾经的贫下中农家庭，因兄长而迅速崛起，逆袭成为“豪门”。周家的发迹，留在无锡的周元青、周元兴两家门庭若市，周家似乎很享受逆袭带来的快感。
去年上半年之前，周元青家访客非常多，“最多时一天十来拨”，知情人士透露，周元青与当地武警关系不错。甚至，越来越多挂外地车牌的黑色轿车来到西前头村，拜祭周家的祖坟，多为达官贵人，临走时还恭敬对周家人说“跟周首长讲一声”。
周义生钓黄鳝供养三兄弟读书，长子发迹后，第二代的堂兄弟三人分别在四川、中石油、无锡江阴、西前头村以各种方式构筑了庞大的金钱帝国。祖辈还是田里的穷苦农民，如今已是江阴数一数二的“豪门显贵”。
但，奢靡的盛宴背后，已经有了一丝阴影。
据《财新》特稿：当地多名乡人告诉财新记者，十多年前，曾看到周滨生母王淑华在周家祖坟哭了一场，周家人请她回家吃饭，被她拒绝。后来王淑华不幸死于车祸。
王淑华死后，2001年，生于1970年的电视台女记者贾晓烨低调嫁给周元根。
母亲死后，周滨继续追随父亲经营生意，而他的弟弟周涵却消失在公众视野里，传闻在四川成都经营书店维生，在周家案发后，并未见关于其涉案的报道。
其后，周滨和堂弟们依旧帮父辈三兄弟张罗着各种生意，分享着父辈的权力带来的财富。
巨变之夜
周家的“豪门盛宴”在2012年末被敲响了休止符。那年大事颇多，12月成都市原市委书记李春城因为涉嫌严重违纪接受中央纪委调查。街头巷尾传闻日渐增多，结局似乎已经事先张扬。
2013年4月末，周元根以“著名校友”身份造访了母校苏州中学，这是他第二次回访母校。据传他还回了趟西前头村，周元根当时对村民感慨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看望大家了。”
去年年末，曾经如过江之鲫的达官贵人突然不再拜访周家。周家老宅四周的墙上，被装上多个视频监控设备。
2013年12月1日，周元青夫妇从无锡家中被专案组带走。12月6日晚，周元兴家被调查;12月18日，周家再遭查抄。据说，周元青、周玲英也被带回西前头村，在其指认下，抄走金条等财物。
2013年12月初，周滨及妻子黄婉在首都机场附近的别墅已被警察带走。
兄长和侄子接连被带走调查，2014年2月12日，倍受打击的周元兴病亡。
“无锡周氏”盛极而衰，两代人，周家挥霍掉了所有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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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的通报》已经内部传达
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的通报》，通报指出，周永康在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国土资源部、四川省委书记领导职务和中央政法委书记期间，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滥用职权，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利用职权、其子周某利用其的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造成严重后果；涉嫌侵吞巨额国有资产；包庇和纵容黑社会团伙犯罪。周永康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极大损害了党和国家声誉，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周永康开除党籍处分，待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予以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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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谋杀前妻得到证实
北京消息人士告诉某海外媒体，目前周永康家族的所有成员都遭到特别调查小组的调查，只有他的小儿子周涵除外。
据透露，周永康前秘书、曾任四川省副省长的郭永祥，曾策划杀死了周永康的前妻。而现居四川的周永康二儿子周涵，坚信周永康是杀害母亲的幕后黑手，与亲父断绝了关系。
周涵现居四川成都经营书店维生，周永康曾造访想看看小孙子，但周寒拒绝开门，说永远不想见“畜生父亲”。
在过去一年中，有关周永康曾涉嫌设计车祸将前妻害死，之后便立刻娶了小他28岁的现任妻子、央视女主播贾晓烨的传闻，早已遍布中文网络。
据知情人士讲，周永康与贾晓烨的婚外情，直接导致了周前妻的神秘死亡。前妻知道此事后，与他闹翻并分居，随后前妻在一起离奇的车祸中丧生。
曾有传闻称，周永康的前妻是在成都省委大院被军车撞死的，但也有知情人士称，周的前妻是在北京十三陵遭遇离奇车祸而死亡。还有网上传闻称，由于周的前妻知道周到处拈花惹草，提出离婚后也找到当年的旧爱，正是跟旧爱外出时，遭遇车祸而亡。
有知情者曾在网上发帖表示，“周和贾勾搭上时，想和原配离婚被拒，甩不掉才设计谋杀。周和原配是在北京石油学院读书时的同学，死时是石油科学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和她一起被汽车撞死的还有一位医务人员。”
周的前妻死于军车，也得到北京消息来源的证实。据可靠消息来源向明镜新闻网透露，撞死周永康前妻的是两名武警司机，后来都被判了十几年。“但诡异的是，只 有短短几年，这两名武警都离开监狱。其中一个，出了监狱以后，到胜利油田当汽车队副队长，另一人当了石化公司山东分公司的副总经理。”
据北京可靠消息来源证实，在两个月以前，跟周永康案有关的两个人也被调查并双规，他们都是武警出身，也是当年周的前妻遭遇车祸而亡的肇事者。
来自中南海的消息人士强调，“周永康谋杀前妻一案，现在基本上已是一个铁案，只从谋杀前妻这一个案子来收拾周，就已足够，何况他还有更多黑幕和阴谋都被揭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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