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3-09
公安部部署29地公安机关统一行动 摧毁犯罪团伙440余个
人民网北京3月8日电 据公安部网站消息，近日，公安部部署指挥29地公安机关对跨区域流窜侵财犯罪团伙开展集中抓捕行动，成功摧毁犯罪团伙44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390余名，破获盗窃、抢劫、抢夺、诈骗等案件12300余起，涉案总金额达3.4亿元，追缴汽车、电脑、手机、首饰等一大批赃物，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近年来，盗窃、抢劫、抢夺、诈骗等跨区域系列流窜侵财犯罪呈现多发高发势头，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要求各地“既要破大案，又要管小案”， 严厉打击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盗抢、诈骗等侵财犯罪，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去年12月16日，公安部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各地公安机关集中开展打击跨区域流窜侵财犯罪行动。
根据公安部的统一部署，各地公安机关迅速抽调精干力量，多地区、多警种协同作战，全面开展侦查工作。经过近3个月艰苦细致的缜密侦查，警方查清并锁定了400多个跨区域流窜侵财犯罪团伙。近日，公安部部署指挥29地公安机关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摧毁跨区域流窜侵财犯罪团伙44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390余名。云南省公安机关通过情报研判、串并侦查，成功打掉流窜10市县盗窃汽车、摩托车、耕牛、山羊等系列盗窃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名。贵州省公安机关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成功破获诈骗600多人的网络诈骗团伙，涉案总值2000余万元。山东、天津两地公安机关通过区域警务合作，分别打掉流窜多地盗窃摩托车和入室盗窃系列犯罪团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中。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进一步加大对跨区域流窜侵财犯罪的打击力度，深入研究跨区域流窜犯罪的规律特点，坚持“什么犯罪突出就严厉打击什么犯罪，老百姓最痛恨什么犯罪就严厉打击什么犯罪”，不断创新侦查方法，努力提高打击跨区域系列流窜犯罪的能力水平，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为深入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人民网]
张春贤：对暴恐犯罪严打高压，绝不手软
3月6日下午，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新疆代表团全体会议向中外媒体开放。会后30分钟的记者提问时间已过，但“老记”们仍然意犹未尽，把张春贤代表团团围住，一系列有关新疆改革发展、信息化建设、反恐维稳的问题一一抛出。
张春贤不回避不搪塞，逐一回答了提问。
谈改革
香港文汇报记者就深化改革方面向张春贤提问。
“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唯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激活各类要素，释放出巨大动力活力。”张春贤说，今年初自治区开展了“深化改革创新 聚力长治久安”系列活动，主要目的就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张春贤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坚持变化变革、敢于担当、务求实效，坚持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在很多方面进行探索创新。从实践来看，新疆的改革创新促进了经济活力，提升了人民素质，提高了政府效率，改变了固有观念。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今年将重点推进50多项改革。
比如，自治区大力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自治区本级清理行政审批事项1294项，取消调整下放481项，压减率29.3%，在全国走在了前列。 “新疆正在朝着审批事项最少、效率最高、服务最优的省区之一迈出重要步伐。”张春贤举例向中外记者介绍新疆深化改革创新的具体举措。
谈大数据
“中央电视台的《‘据’说两会》栏目就是大数据的成功应用。”张春贤对时下最热门的互联网技术发展应用十分关注。
2011年的全国两会上，张春贤开通了微博，与网民互动，收集到了许多真实信息，还向中外记者畅谈了使用微博的四点感受。在他的倡导下，现在新疆已经有6000多个党政机关和公务人员在使用微博，利用这个平台发布信息、听取民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张春贤以刚刚开通的“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公众微信平台为例谈起信息化手段所发挥的作用。
“大数据这个概念，现在已经被全社会越来越熟悉，它利用海量的数据进行归纳和统计。通过这种信息化手段，我们能便捷准确真实地了解群众所想所需，了解民意，体察民生。”张春贤说，从大数据我们也得到启发，可以用信息化手段来提升新疆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谈稳定
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一直是中外媒体最关注的话题。
“暴力恐怖犯罪是国际化现象，它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是社会毒瘤。”张春贤说，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对暴恐犯罪严打高压，绝不手软。
“对暴力恐怖犯罪分子不能施仁政，要以雷霆之势把他们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张春贤对记者们说，对暴力恐怖分子和暴力犯罪，就是要严打高压；对各族人民，我们则倍加热爱，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改革发展带来的实惠。（姚彤 张雷）
[人民网-新疆日报]
聚焦四川代表团开放日：个别腐败分子不能代表党员干部队伍主流
3月6日下午，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人头攒动，气氛热烈。今天是四川代表团开放日，第三次全体会议向中外媒体开放。
过去一年，对四川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带着对四川的关注，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网、中新社、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香港大公报、路透社等130多家中外媒体记者到团采访。问改革、说民生，谈发展、道未来……40多分钟时间里，中外媒体记者争相提问，王东明、魏宏、葛红林、唐利民、谢开华等代表一一作答。
谈保障和改善民生：
久久为功，持之以恒推进民生工程
人民日报记者：请问王书记，您多次强调，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请问四川在民生工程方面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事，今年会有哪些惠民举措出台？
王东明：我们始终坚持把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党委、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具体推进过程中，我们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力。
一是通过抓发展惠及群众，也就是把“蛋糕”做大、分好。去年，全省民生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64.1%，达到3970多亿元。二是突出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去年继续实施“十项民生工程”，投入了1680亿元。三是对特殊困难群众予以特殊帮助。比如在刚才有的代表发言中提到的彝家新寨、藏区新居建设和棚户区改造等，都属于这一类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四是大力实施扶贫攻坚。截至2012年底，四川有750万农村贫困人口，其中秦巴山区、乌蒙山区、大小凉山彝区、高原藏区“四大片区”就有450万人。要实现全面小康，重点在农村，难点在贫困地区。去年全省扶贫攻坚成效明显，有125万以上的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现有思路和做法，更加注重通过制度安排做好民生工作，持之以恒推进民生工程，久久为功，使全省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改革发展不断得到提升。
谈经济体制改革：
深化改革，四川定会有新作为
新华社记者：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请问四川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上，有什么样的考虑？
魏宏：四川是我国改革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我们率先在全国探索了农村改革，率先推进了国有企业改革，率先进行了城市综合改革试验，率先开展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在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中，四川必定会有新的作为。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对其他领域改革有牵引和带动作用。最近，四川省委、省政府全面研究和梳理了全省重大改革工作，确定了253项重大改革措施，其中，经济体制改革是重要方面，涉及国企改革、市场体系、开放体系、财税体制改革、城乡统筹改革等方面的内容。
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有三个基本思想：
第一是坚持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产生的。我的理解就是，改革的价值取向一定要着眼于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改革没有意义。我们坚持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从群众最期盼解决的问题改起，抓住问题，研究问题，解决经济体制方面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第二是注重形成新的制度体系。新一轮深化改革和30多年前的改革相比，其历史条件和改革基础发生很大变化。新一轮改革中，我们将高度重视形成新的制度体系和程序规范，不应该再强化“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要防止改革的碎片化倾向。省委、省政府在推进改革时，将加强全面统筹和全局性的把握，防止改革政策、制度出现部门行为、地方行为和短期行为。
第三是努力推进各项建设发展工作。改革是要破解发展的“瓶颈”，是要解决影响发展障碍。因此，改革要推进工作。我特别注意到，总理在强调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时，提出了要把握好的重大原则和政策取向，其中第一项是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我的理解是，就是要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实现。深化改革一定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如果改革不能推进建设发展各项工作，改革就失去作用。有些改革方面的工作，如果现阶段对建设、发展直接关联度和作用不大，可以放缓节奏。
谈财富论坛后续效应：
更加彰显西部大开发潜在的市场与机遇
中国网记者：请问葛市长，去年在成都成功举办了华商大会、财富全球论坛以及西博会，这些会议给成都带来哪些后续效应，给成都改革开放带来哪些新的发展变化？
葛红林：去年6月，成都成功举办2013财富全球论坛。从反馈来看，世界500强企业负责人对下一步来四川、来成都发展增添了信心，最关键的是，他们看到了西部大开发潜在的市场与机遇。
纵观这十多年，得益于西部大开发政策，包括四川在内的西部地区，发展速度远远高于东部沿海。从目前情况看，到成都落户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已达到252家。严格来讲，我们对这个数据不是很满意，因为我们认为企业还能够更多一点，所以特别欢迎世界500强的现代制造类企业到成都来发展。
我们还发现一个情况，包括欧洲、美国的一些城市市长，开始来成都招商引资，希望我们过去发展，办工业园区。这充分说明西部、成都，不仅能够吸引世界500强企业进来发展，我们也有能力走出去到国外发展。
此外，成都正在推进国际航空枢纽建设，近年来新增的国际航线也特别多。现在看来，成都只有第一机场是不够的，还要加快建设第二机场，2014年世界航线大会也确定在成都举行，届时欢迎媒体到成都来采访。
谈扶贫开发：
贫困地区的面貌发生了可喜变化
中新社、中新网记者：四川有四大连片贫困地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继续向贫困宣战，请问四川的扶贫工作取得了哪些新进展？
唐利民：四川省委、省政府对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期扶贫工作的要求，态度坚决、措施有力，精准扶贫性强，效果明显。2013年，全省在各个方面投入的扶贫资金达334亿，脱贫125万人。
主要做法有：一是扭住主战场不松手，突出关键点不放。具体实施了基础扶贫、产业扶贫、新村扶贫、能力扶贫、生态扶贫“五大扶贫工程”。二是在扶贫工作中创立新机制，培育新能力。坚持以扶贫的规划为统领，以扶贫的项目为抓手，整合各类扶贫资源，打好政策项目资金的组合拳，并且深化了“领导挂点、部门包村、干部帮户”的活动，确保了扶贫工作实效。三是积极落实好中央国家机关和浙江、广东支持我省贫困地区和藏区、彝区的扶贫工作，注重提升贫困地区的发展能力。优先布局和推动川藏铁路、巴中机场、南巴高速、嘉陵江亭子口水利枢纽工程等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此外，我们还加快改善贫困地区发展条件，加大力度推动藏区的文化旅游，发展现代草原畜牧业，加大了对彝区特色、优势种植业的支持力度等。
到目前为止，贫困地区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得到改善，农民人均收入增长14.3%，明显高于全省。如今贫困地区老百姓的精神面貌积极向上，对未来美好生活充满信心。
谈“两带一路”战略：
抓住难得机遇，四川必将大有可为
经济日报记者：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公布西部大开发九大重点领域，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战略，请问四川对此有哪些考虑？
谢开华：国家提出建设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将为四川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区域合作提供难得机遇。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各地各有关部门也在抓紧研究、精心谋划，总体想法是充分发挥四川经济、区位和西部综合交通枢纽优势，以加快对外通道建设、产业合作为重要抓手，促进我省与相关省份、与有关国家地区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我认为，四川需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加快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以国际大通道为依托，加速国际物流网络建设，全面实现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的互联互通，构建四川对外经济走廊。二是加快产业的合作与发展。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和上游城市群建设，积极开发和利用优势资源，大力引进和培育优势特色产业，推进服务业集聚发展，增强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的竞争力。三是加快对外开放机制体制创新。以经济改革和经济转型开发开放试验园区为先导，加快开放合作的载体和平台、海关特殊监管区建设，支持成都建设内陆自贸区，进一步推进贸易投资的便利化，创新双向投资和服务业开放合作的新路径新模式。
谈反腐倡廉：
个别腐败分子、害群之马，不能代表党员干部队伍主流
中国青年报等媒体记者：去年以来，四川陆续有不同级别的党员干部受到党纪国法惩处。请问如何看待？
王东明：我们党历来对反腐败坚定不移。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力度进一步加大，以零容忍的态度，有贪必肃，有腐必反，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不同层级的党员干部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这当中也包括曾经在四川各级领导岗位上工作的党员领导干部。对此，四川省委的态度非常鲜明，坚决拥护中央提出的“老虎、苍蝇一起打”，高举反腐败旗帜，严格落实惩治和预防腐败责任制，一方面狠抓惩处，严肃处理了一批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另一方面加强教育，重点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同时着力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今后，我们将从这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大推进落实力度，为四川改革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环境。
虽然出现了个别腐败分子、害群之马，但毕竟是少数，不能代表党员干部队伍主流。这些年，四川党员干部队伍经受住了大灾大难的考验，在带领全省各族人民推进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付出了艰辛努力，很好履行了职责使命，是一支可以信赖、值得信赖的队伍。
[人民网-四川日报]
让法治呵护公平正义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尔梅委员
加快制定反家庭暴力法
家庭暴力不仅侵犯公民基本人权，影响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且将代际传递给未成年人，建议立法机关加快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建议立法机构在反家庭暴力法中建立人身保护令制度，违反或者拒不执行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且在反家庭暴力法中建立强制报告制度；建议立法机关对刑法中的虐待罪进行修改，删除告诉才处理条款，改为既可公诉也可自诉，同时对本罪情节恶劣的具体情形作出明确规定。
此外，建议政府出台规定和扶持政策，由民政、司法、妇联等部门，为受害人提供庇护、法律援助和经济援助，为施暴人提供强制矫正、医疗和心理辅导等服务，并将这些配套措施落实到社区。
（本报记者 巩育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宪忠代表
真正在立法中体现民意
在当今利益多元化、民意碎片化的背景下，法律怎样反映人民的意愿？从我的理解来看，首先，立法的方案、规划要及时告诉老百姓，让普通老百姓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一定程度的决定权，以此来解决人民群众意愿表达的问题，真正在立法中体现民意。
比如改革的指导思想。在目前的市场经济体系下，有些人强调把蛋糕切得更有效益，但没有想到把蛋糕切得更加公正。改革一开始确立的思想就是要让老百姓获得实际的利益，真正实现改革既要有人民的参与，也要把利益跟人民共享。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措施，归根到底法律后果都由老百姓承受。老百姓对于改革的措施怎么看，最后是不是符合自己的要求，在这方面，要建立很好的民众意愿表达渠道。
（本报记者 曹玲娟 姜泓冰）
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大进代表
法治建设应再务实些
依法治国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依法治国提出多年了，从一个人大代表或者执业律师、法律人的角度看，我更期待怎么能够让法治的概念进入到全社会所有老百姓的心里边，让人们对法治社会的期待可以变成开始行走的脚步。这几年确实能够明显地看到法治社会的构架，包括法治政府的提出、全社会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都在往前走。但是，从国家的角度，以及老百姓的期待来讲，法治建设应该再务实些，再快一点。比如，环境保护实际上并不那么难，关键是我们怎么去对待环境保护的问题，重要的是全社会都有自省的意识。
（本报记者 吴撼地 贺 勇）
江苏省南京市政协主席沈健委员
加快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立法
我国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在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实行行业自律、提高市场配置资源效率，以及协调政府和企业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法律，长期困扰其发展的一些困难和壁垒一直无法打破。
建议将行业协会商会立法工作列入国家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如果近期出台法律有难度，应先期修订出台相关国务院规章，保障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化运作。
立法应包括以下内容：明确行业协会商会的法律地位和职能定位，明确政府部门职能转变的范围、事项、时限和要求，明确行业协会商会的运行机制。
（本报记者 刘维涛）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委员
制定协商民主建设纲要
协商民主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民主建设选择上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对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鉴于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极端重要性，有必要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进行系统规划，尽快制定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纲要，以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建议由中央政策研究室或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邀请相关部门的同志以及有关专家学者，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进行深入调研，尽快着手制定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纲要。
（本报记者 盛若蔚）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龚曙光代表
加快互联网金融立法
互联网推动的跨界商业模式创新，正在颠覆和重塑众多传统行业，但由于法律缺位制约了其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建议加快互联网金融立法，以立法形式回应其迅猛发展的重大机遇，让互联网金融由“野马”变“驯马”。
互联网金融面前，全世界其实都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由于相关法律的滞后与缺位，互联网金融已经凸显出多重风险。国家应尽快针对互联网金融特殊性，修改现有法规，制定新法规，以形成包容互联网金融的特定法规体系。相关立法可包括保障各利益主体间利益关系均衡、保障相关主体法律权益、风险防范、互联网金融技术安全性规定等内容，可以通过列“负面清单”的形式，明确互联网金融合法边界，若今后形势发展不适应了，再做相应修改。
（本报记者 颜 珂）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梁明远代表
制定专门网络交易立法
与网络交易火爆相对应的是，过去一年间，全国超过6000万网民因网络诈骗等损失300多亿元。我国在对网络交易行为规范方面的立法相对滞后。涉及网络商务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主要是部门规章以及行业自律性规范等，具体的保护措施和处罚力度不够，不足以对网络交易行为形成强有力的法律规范和约束。
为此，建议制定网络交易法。可以由工商行政部门建立网络交易监管平台，与所有网络交易平台建立数据对接，对网络交易从准入到运营实施全程监控。网络交易经营者须按照营业规模交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并与信用等级考评挂钩。对违法和失信经营者采取没收保证金、信用降级、列入黑名单直至退场等惩戒措施。
（本报记者 银 燕）
安徽省合肥市市长张庆军代表
强化行政问责监督
要把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以更有力的措施，规划好、安排好、落实好各项依法行政工作。
推动依法行政，首先要加强制度建设。应结合本地实情，建立健全有利于推进依法行政的规章制度，逐步形成依法行政、按章履责的制度体系。其次要规范行政行为。让权力阳光透明高效运行，才能防止行政行为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第三，要推进政务公开，严格监督问责。既要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和司法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又要积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政府，逐步形成政府与社会有效互动的良好氛围。
（本报记者 钱 伟 吴月辉）
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荷城派出所社区警务中队中队长梁志毅代表
建立村居法律服务站
基层村居常因征地拆迁、股权分配、土地纠纷、村务问题、邻里矛盾等诱发了较多不稳定因素，影响了当地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根源在于村居普法工作滞后于社会发展，导致部分群众法制观念淡薄，“信访不信法”。其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不去找司法机关，而是通过“闹访”甚至以暴制暴来解决。
建议建立村居法律服务站，打造“半小时法律服务圈”，以此加快法治村居建设，探索社会普法教育新路。村居法律服务站是由政府设立在村（居）委员会内的常驻机构，成员由专职的村官及兼职的律师、司法工作者、社工义工、本地有威信人士等组成。
（本报记者 罗艾桦）
四川省甘孜州政协副主席甲登·洛绒向巴代表
依法行政需强化监督
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都一直在发展和完善，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有强大的监督机制。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对于促进依法行政意义非凡。
对于内部监督，要实行执法与执法监督的职能分离，同时建立和完善执法人员资格认证及行政执法督查等各项具体制度。对于外部监督，需要加强和改善人大监督，并加大司法机关的监督力度和范围。要充分发挥行政监督主体的广泛性，还必须对行政管理活动做到事先监督、事中监督、事后监督、步步设防，使依法行政的要求在国家行政管理工作中得到全面而有效地贯彻。
（本报记者 张 文）
安徽省滁州市市长张祥安代表
改革更加需要法治信仰
当前，司法改革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可是，一些司法工作人员在思想上还停留在过去式，还没有清醒认识到改革的紧迫性，对于改革的任务、要求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难以跟上司法改革形势任务的要求。因此迫切需要进一步转变观念，切实增强改革意识，主动迎接改革、尽快适应改革、积极投身改革。
在现实生活中，培养普通公民的法治信仰十分必要。如果大家都能做到自觉遵守法律、遵守社会秩序，那么就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也有助于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我们需要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引导人民群众依法办事、依法维权、自觉守法。
（本报记者 吴月辉 钱 伟）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学群代表
公开联动利于减少“老赖”
通过建立法院、金融部门执行联动机制，才能增强对“老赖”的威慑力。
2013年以来，云南省已有超过1000名被执行人被录入人民银行失信人员名单和最高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数据库，不少“老赖”主动到法院履行债务。建议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构建司法查控网，通过建设与银行、公安等部门的联动机制，完善查询被执行人账户、被执行人及其财产下落的流程。推广被执行人“黑名单”制度，加大对失信人的惩戒力度。通过曝光失信被执行人，使其在融资、投资、置产、出境、高消费等方面受到严格审查限制，从而压缩其生存空间，形成对“老赖”强大的司法威慑。
（本报记者 徐 隽）
湖北省武汉市市长唐良智代表
法治是城市的底色
法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本标志，也是现代化大都市不可或缺的特征和要素。
去年，武汉进一步简政放权，释放社会创新活力，该放的放到位、该批的简化程序、该管的管住管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做到放管结合，让看不见的手充分施展、看得见的手真正有效。我们畅通市民参与城市治理渠道，从市民中选拔了“布衣参事”，为政府决策献计献策。武汉近期将向社会公布政府的权力清单、程序清单和责任清单。三个清单一起公布，有助于老百姓监督检查、督促落实。
目前，武汉正加快完善法治体系，大力推进依法治市，营造政府依法行政、企业依法经营、市民依法行为、整个社会依法维权的良好氛围。
（本报记者 杨 彦 付 文）
重庆市政协副主席陈贵云委员
为社区减负，让居委会归位
我国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一直沿用“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模式，长期以来社区居委会与社区工作站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街道办事处”与“社区”角色的严重错位。
明确权责，实现角色归位，让居委会从“政府配餐”到“群众点菜”。严格规范政府各部门把行政任务下沉社区的行为，制定工作任务进社区的准入制度，大规模精简考核项目、会议文件、报表材料，减少临时性会议和突击性检查；对不属于社区但社区完成起来有优势、需要社区协助的行政事务，根据“费随事转、权随责走”的原则解决，明确社区协助的范围和权限；研究建立政府购买社区服务机制，通过服务外包、项目管理等方式委托社区承担。
（本报记者 潘 跃）
江苏省盐城市委书记朱克江代表
要管住“看得见的手”
政府工作报告对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充分用好市场“看不见的手”，借助供求、价格、竞争等机制杠杆，把有限的人、财、物以最优方式分配到社会生产各领域，促进生产要素高效配置，不断增强各类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
正确使用政府“看得见的手”，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建立政府的权力清单制度，做好行政管理权限“放、减、转”的文章，为市场松绑、企业添力，努力改出一个审批更少、服务更好、效率更高的政务环境。更多利用开放“有力的手”，以深度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和结构调整，在更大空间优化资源配置，解决改革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
（本报记者 王伟健）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院长王贵国委员
司法改革成就令人振奋
过去一年，中国司法改革取得的成就令人振奋，法院很好地扮演了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角色。引人瞩目的惩治腐败行动，在法律规范下稳步推进。即使是腐败分子，他的辩护权、聘请律师的权利，都获得尊重。法院办案的透明度，也空前提高，比如薄熙来案，通过微博直播，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一个社会为什么有腐败，原因就是法律不够细致，官员自由裁量权太大。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健全法制。比如审批一个企业，法律有规定，递交申请后，政府多少天内要答复，批或不批的理由，要告诉申请人，不服气的申请人，可以申诉，由客观、独立的第三方裁决。这就是法治社会，政府运作程序透明、标准公开，才能决策公正，也压缩了贪腐的空间。
（本报记者 尹世昌）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马新岚代表
深化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加强行政审判与依法行政良性互动，是依法有效化解行政争议、提高法院司法公信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
福建法院探索建立司法调解与行政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创新依法有效化解预防行政争议的工作机制。2013年，福建省政府与省高院建立府院联席会议制度，将行政机关出庭应诉情况以及司法建议反馈情况列入政府绩效评估管理。
建议不断推进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工作的制度化，健全完善司法调解与行政调解联动工作机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从源头上做好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工作。
（本报记者 余清楚 江 琳）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代表
以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
司法公开是对司法权行使的规范和约束，只有通过司法公开，公开司法审判的过程和结果，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使案件得到公正审理。
今年，我们将在河南三级法院官方网站上公开庭长、审判长、主审法官姓名及联系方式，让群众找得到法院的门、见得到办案的人。探索诉讼资产网上司法拍卖，借助网络透明度杜绝暗箱操作。大力推进减刑假释裁判过程公开，省法院2/3、中级法院1/2以上的减刑假释案件实现开庭审理。公开是实现公正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以公开促进公正，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本报记者 吕毅品 任胜利）
大成律师事务所主任彭雪峰委员
让司法公开的阳光更灿烂
前不久，我国开始实施裁判文书上网，接受公众监督，这是司法公开的一个进步。
要进一步提高司法公开质量，不仅应公布判决文书，还应该把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的观点和辩护观点一并公开，法院对是否采纳各方观点说明理由，这样的司法公开更让人信服。此外，有些案件办理“审而不判、判而不审”，一线承办的检察官、法官不能最终决定某案件如何处置，而是由上级的检委会、审委会作出决定。当上级处理决定和承办人意见相左时，谁来承担责任，这都需要进一步明确。否则，再好的制度也形同虚设。
（本报记者 巩育华 虞金星）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左世忠代表
改变“听汇报”重于“审案件”怪象
改革完善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是破解司法行政化难题的重要举措之一。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应成为制度改革的明确方向。
首先，当前审判委员会组成人员参与重点案件，“听汇报”重于“审案件”的现状应得到扭转。由于审委会与案件合议庭及主审法官之间事实上属于领导与被领导、管理与被管理的内部行政关系，其定案方式是开会而非开庭，决定过程是对“谁裁判、谁负责”基本原则的扭曲、异化，可能会成为发生瑕疵案甚至错案的制度漏洞。因此，将重点、复杂案件交由审委会委员担任审判长的合议庭进行审理，是改革的有效途径。同时，应注意优化审判委员会人员结构，提高一线资深法官的比例。
（本报记者 冀 业）
广西马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谢显术代表
增加贫困基层法院吸引力
2011年至2012年，广西有2个中院和16个基层法院共27名法官调离或者辞职，要么去做律师，要么调到党政机关或者经济发达地区。基层法官的流失，不利于利用司法手段及时化解矛盾，不利于深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通过调研发现，西部贫困地区法官流失主要原因有三：“案多人少”矛盾突出；西部贫困地区基层法院法官职级待遇低；招录法官工作难度大，年轻法官严重不足。2012年，广西有基层法官4600名，30岁以下的只有1%。国家定向培养，每年只有24个名额。为此，我建议：加强法官的职业保障，提高法官职业的吸引力；加大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法官、“双语”法官培养力度。
（本报记者 谢振华）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子龙代表
用制度“诊疗” 医患矛盾
医患纠纷的源头，在诊疗用药环节，过度检查、过度开药，以药养医的制度增加了医患双方的不信任感。此外，调解仲裁纠纷的机构也不合理。现行的医疗纠纷仲裁机构隶属于卫生部门，而医院也受卫生部门管辖，形成了医院和医患纠纷仲裁机构的“兄弟关系”，仲裁结果自然极易引起患者和公众的误解和猜疑。对医患纠纷中的违法行为处置力度不够，也都导致纠纷恶性升级。
要从根本上解决医患之病，还得靠制度来“诊疗”。前端杜绝以药养医，中间强化仲裁调解，末端加强违法处罚。除了加大医患纠纷中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加快推动医疗体制改革，尽早实现医药分开外，还要设立独立于卫生部门、医疗机构的第三方医疗仲裁机构。由该类仲裁机构具体负责医患纠纷的调解仲裁工作，有效化解医患纠纷，维护医患双方的利益。
（本报记者 白之羽）
《 人民日报 》（ 2014年03月08日 10 版）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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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副省长沈培平涉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
中新网3月9日电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简历：
沈培平，男，汉族，1962年2月生，云南施甸人，198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8月参加工作，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普洱市委书记。
1979.09-1981.08 云南省保山地区保山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中文专业学习
1981.08-1989.07 云南省保山地区施甸中学教师(其间：1986.08-1988.07在云南教育学院中文系中文专业脱产学习)
1989.07-1993.05 云南省保山地区施甸县政府办公室干部
1993.05-1995.02 云南省保山地区施甸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1995.02-1996.10 云南省保山地区施甸县委办公室主任
1996.10-1998.01 云南省保山地委副秘书长
1998.01-2001.06 云南省保山地区腾冲县委书记
2001.06-2003.01 云南省保山市委常委、腾冲县委书记(其间：1999.09-2002.07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在职研究生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2003.01-2004.11 云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
2004.11-2005.03 云南省思茅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05.03-2007.04 云南省思茅市委副书记、市长
2007.04-2009.12 云南省普洱市委副书记、市长(其间：2004.09-2007.07在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自然地理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理学博士学位)
2009.12-2013.01 云南省普洱市委书记
2013.01- 云南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普洱市委书记
九届省委委员
[中新网]
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3月7日电 (李源)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日前，中共中央纪委对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柏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检查。
经查，陈柏槐违规批准下属单位向有关房地产企业非法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其亲属收受巨额财物；道德败坏。
陈柏槐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违法，其中渎职和受贿问题已涉嫌犯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陈柏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陈柏槐简历
陈柏槐，男，1950年8月出生，汉族，湖北武汉人，197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11月参加工作，在职硕士研究生学历，华中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区域经济学专业毕业。曾任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农业厅厅长、党组书记、省政协十届委员会副主席。
[人民网]
山西省监察厅副厅长谢克敏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3月7日电 (李源)据山西省纪委网站消息，山西省监察厅副厅长谢克敏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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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朔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高世宝接受调查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3月3日电 (记者姚奕)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山西省朔州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高世宝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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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市人大罢免丁雪峰山西省人大代表职务
人民网北京3月4日电 （唐嘉艺）据吕梁市政府网消息，3月2日，吕梁市二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三十七次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吕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罢免丁雪峰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并报省人大常委会备案。
据人民网地方领导资料库显示，丁雪峰此前担任吕梁市委副书记、市长，今年2月被免职。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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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让政府更透明、更有执行力
任俊明
加强自身改革建设，“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加强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努力为人民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是本届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政府工作提出的要求。
政府取信于民的根本之道，是要增强自身透明度、工作有执行力。百姓需要的、也是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也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带领人民走上富裕道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就是加快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国务院机构改革有序实施，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事项。各地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大幅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扩大‘营改增’试点，取消和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348项，减轻企业负担1500多亿元。”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本届政府对自身提出了更高要求，2014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基本完成省市县政府机构改革，继续推进事业单位改革。”这些政策的实施，将进一步释放政府手中的权力，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管的少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就能释放更多活力，发展动力和社会创造力也就能节节提升。
如果说“放权”是政府回应市场的需求，那么八项规定、反对“四风”、“约法三章”等政策规定的实施，则是政府对百姓呼声的回应。反腐倡廉已经多年跻身两会热词，这说明腐败问题易发多发，公职人员中不廉不勤现象仍然存在。公职人员腐败，不仅会给政府工作带来损失，更容易影响社会风气。在反腐倡廉方面，本届政府花费了大量力气，重点在加大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力度方面。2013年，本届政府“全面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决反对‘四风’，严格执行‘约法三章’。中央国家机关‘三公’经费减少35%，31个省份本级公务接待费减少26%。”2014年，除继续严格执行“约法三章”外，还要“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着力把所有政府性收入纳入预算，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各级政府预算和决算都要向社会公开，部门预算要逐步公开到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所有财政拨款的‘三公’经费都要公开，打造阳光财政”，“启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加强行政监察，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加大审计和审计结果公告力度。”
政府工作透明了，百姓的距离感才能减少，社会监督才能更全面、更深入。自我监督与社会监督的结合，才能有效管住贪腐的“手”。与此同时，加强作风建设，减少“三公”经费，对公车加强管理，就能避免公职人员假公济私，避免由奢侈浪费堕落为贪污腐败。“不以恶小而为之”，对公职人员来说，吃喝请送这些“小事”做得多了，往往就容易走向贪腐。政府对公职人员的严格要求，就是要筑起反腐倡廉的“堤坝”，从源头上杜绝贪污腐化行为。
政府让人民满意，不仅要廉洁奉公，还要勤勉尽责。“把政府工作全面纳入法治轨道，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行职责”，是提升政府工作执行力的解决之道。其具体措施就是，“加强政府法制工作，改革行政执法体制。创新政府管理理念和方式，健全决策、执行、监督机制”，“推广一站式审批、一个窗口办事，探索实施统一市场监管。”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虽然距离彻底解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问题仍有距离，但也不远矣。政府工作效率的提升，除了要有相应的制度保障，还要提高公务员素质。建立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才是保证公职人员尽职尽责的有效办法。
“我们是人民政府，所有工作都要充分体现人民意愿，全面接受人民监督”，是李克强总理对本届政府的要求。2013年的政府工作，让公众感到了变化，对于2014年，我们充满期待。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