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3-30
历史学家耄耋之年请辞资深教授：为了得到自由
4个月前，史学家章开沅教授——辛亥革命研究的开拓者，在耄耋之年正式向华中师范大学陈书，请辞资深教授。
北京青年报记者获悉，校方日前已经讨论通过，章老4月起正式退休。这意味着，章开沅成为人文社科界首位退休的资深教授。
章老说，现在的大学就像一座围城，体制就是围墙。“我想出去透透气，所以先拆了自个的围墙。”他带头自我革命，希望能够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
他请辞的“资深教授”，是人文社科领域的最高学术头衔。资深教授由高校自我评选，在教育部统一报备。资深教授享受与院士同等待遇，且同样终身制。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介绍，章开沅先生于2002年受聘，是该校仅有的两名资深教授之一。
名额稀少，也是他要退出的原因之一。“我这么大年纪了，做不了多少工作，不应老占着位子，拿着优厚待遇。应该给青年人让路。”
老先生说，要退的念头源自2007年，当时身体第一次敲响警钟，劳累致腿疾，行走困难。但总有各种事务，让他还脱不了身。2011年筹备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2013年是华中师范大学110周年校庆……直到4个月前，他把念头付诸坚决行动。
章老的行动获得一致喝彩，这与公众对院士终身制度的诟病形成鲜明对比。目前，唯一获准退休的两院院士是秦伯益，还是10年前的事。去年有媒体曝出，八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申请退休，但被所在学校以“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为由婉拒。
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院士制度提出了改革要求，表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章开沅直言，体制改革应该向国外学习，将学术与利益切割开。
“我没有专车，也没有豪宅。”章开沅先生笑称，自己没有舍不得割舍的东西，就连当校长时也没有过特殊要求。至今，他同太太仍住在校内的博导楼4层，没电梯，每天上下爬楼。
“他境界很高的，对我们后辈也很扶持。”章老的学生、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教授称，章老开辟了很多研究领域，然后抽身而退，让他们独立去做，比如教会大学史等，结果学生们在这些领域各有建树，自成一家。当选资深教授后，当时校方规定跟院士享受同样待遇，除了津贴，如校方可以派车，但章老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没提过。
马敏教授告诉北青报记者，该校领导层经过开会讨论，已同意章先生的请辞，将在4月中下旬为他举行荣退会并颁发“荣誉资深教授”证书。马敏表示，学校准备探索建立资深教授弹性退休制度。另外，“章先生退出了，接下来，校方要再选几个资深教授，名额要扩大，并会制定资深教授的遴选办法。”
对话章开沅
关于请辞
北青报：您主动请辞资深教授，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很大。
章开沅：我想社会关注的也不是我个人，而是整个院士制度。
北青报：资深教授享受与院士同等待遇，是个什么概念？
章开沅：院士待遇也没有一定的标准，根据政府规定，津贴只有数百元。像我，评上资深教授，最主要的好处是一年有10万元补贴，相当于特聘教授的级别。
北青报：当初受聘时，您什么想法？
章开沅：我可以很坦率地讲，2002年被评上时，还很高兴的，并未推辞，“资深教授”也算一个小小的补偿。人文社科领域不设院士，而按目前规定，没有院士头衔不能评一级教授。重理轻文在社会上是普遍现象，但从制定设计上不应该如此不合理。我跟我的学生，学生的学生都是二级教授，“三代同堂”。高校可自评资深教授，起码说明教育部正视这个问题了。
学术头衔终身制是大学的围墙。我想走出去透透气，所以只能先拆自家的围墙，让特殊待遇“退休”。有人退休后不印名片或只有一个名字，但也有退休者的名片上有好多头衔，终身制是个问题，要改革。
北青报：既然资深教授是终身的，别人都挤破头想得到的头衔，您怎么还主动请辞呢？
章开沅：为了得到自由。背着这个头衔，总觉得欠了债一样，拿着优厚的待遇，做不了那么多事情，总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学校只设两个名额，这也是我要退的原因之一，我这么大年纪，也做不了什么事了，应该给青年人让路。
北青报：所以您反对学术头衔终身制？
章开沅：坚决反对。学术头衔终身制是大学的围墙。我想走出去透透气，所以只能先拆自家的围墙，让特殊待遇“退休”。有人退休后不印名片或只有一个名字，但也有退休者的名片上有好多头衔，终身制是个问题，要改革。
北青报：有观点认为体制改革不能靠个人道德自律，您觉得自我革命的作用多大？
章开沅：如果都没积极性、都被动、都观望，体制改革哪年能成熟？所以我只是来开个头，更重要的是制度改革。
北青报：周围人包括您家人是什么意见？
章开沅：家里不存在阻力，我太太不在乎钱，在乎的是我这个人，这个老伴儿。首先提出退休的就是她，她早就说我不该接这么多工作，因她最了解我的身体状况。当时我还怨她，太不理解我的“报国心切”，我还想在学术上有追求。
北青报：那您第一次萌发请辞念头是在什么时候？
章开沅：应该是2007年。大病一场后，身体不如前，就有了请辞的想法，但总有事务要忙。2011年辛亥革命百年，要筹备纪念活动，一些项目申请也要用我的名义，客观形势不允许我退了。2013年又是华中师范大学110周年校庆，所以真正下决心是去年11月。
北青报：其间会有思想斗争吗？
章开沅：还是有点思想负担的，别人没提，怎么就你提？感觉怪怪的。现在想，之前一直没正式提，还是没有勇气，或者决心不够。到了去年，我就想，再拖要拖到什么时候？走了走了，一走百了。不走，总有人来找你。
北青报：听说您请辞多次才有回应，校方不愿您退？
章开沅：之前有媒体说我请辞了4次，有点夸大了。之前一直没有正式写报告，也没有到处讲。去年11月，我给学院写了一封书面请辞报告，校党委书记马敏找到我，最初他还不是很清楚我的意图。在这间办公室里，我们谈了近一个小时，他本人原则上同意了。12月底我到广州过冬，年后他到北京参加两会，一直到最近，校方开会通过。
现在的院士制度已经畸形了。所谓相当于省部级，不是中央规定的，是各个地方自己定的“土政策”，其实就是官本位。后来越抬越高，最后变成了院士崇拜。
北青报：以后待遇不同了，不会有心理落差吗？
章开沅：外人以为我一退，丢掉了很多东西，我实际只丢掉了10万块钱。我原来就是校长，也没有专车，没有豪宅。我的房子分配早，还没有我的学生房子大，连电梯都没有，每天爬4楼。现在是有点费劲，但7楼还有九十多岁的老教授呢。知识分子都很容易满足。
北青报：停了待遇，工作呢？
章开沅：退休不影响我的工作，但是可以得到内心的宽解，可以心安理得地当退休人员。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有书稿要编，有文章要写，有学术研究要做。
北青报：有人说您动了别人的奶酪，不怕给别人造成压力吗？
章开沅：我想得不太多。资深教授退休制度最重要的是个人自愿。校方同意的，也是我自愿退休的。每个人自身条件不同，别人也可以选择不退，一刀切不对。
北青报：接下来没人接棒怎么办？
章开沅：那我也没什么，反正已经引起大家注意了。我们也要尊重别人的智慧和良知，我相信多数人还是有良知，都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退不退、何时退、怎么退，是一个问题，但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制度建设问题。制度早就该改革了，有关方面不要消极、放任自流、过一天算一天。学术应该跟利益切割开。
关于院士制度
北青报：您是请辞成功了，但之前还有院士想辞也辞不掉。
章开沅：单位不让辞，一辞单位的评估体系里就少指标，会减分。这是没有道理的。
北青报：问题出在评估体系上？
章开沅：评估体系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你把中国的指标体系拿到国际上衡量，很多都是笑话。而且我们现在的学术头衔名称繁多，不只是院士、资深教授，还有长江学者、珠江学者，各个省份都有自己的名称。这些客观上就会造成不公平，捞上的名利双收，捞不上的别人会认为你没本事。所以，有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这个东西。
北青报：比如原铁道部的张曙光，被曝曾花2000多万元贿选院士？
章开沅：院士贿选不是假的，一个院士拿下来，现在估计得7位数花费。本来选院士是个人的事情，但现在变成单位、政府行为，单位、地方政府帮着争取、搞关系、出钱。这就造成很多不公平，比如很多一流学者难以入选。
北青报：国外的院士是怎么评选的？
章开沅：在国外院士都是个人申请的，评审手续没有这么繁琐，评审过程绝对保密，但在国内，谁当评委我们都知道，所以就有了院士贿选。要在国外，一旦被发现，这个学者就完了。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一般都没有学术丑闻。此外，国外学者不会过于追逐院士称号，他们还有“大学教授”等头衔，地位也很高。
北青报：国外的院士、大学教授也能获得很高的待遇吗？
章开沅：国外对于院士、资深教授只授荣誉称号，不给其他待遇。华裔科学家李远哲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供职于加州伯克利大学。他告诉我，在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后，校方在停车场里划出一个车位，标注“李远哲先生的优先车位”。仅此而已。
北青报：但在国内，评上院士不仅有光环，还有利益？
章开沅：现在的院士制度已经畸形了。国家规定的院士补贴并不太高，但有些人评上院士后，一下子变成风云人物，全国四处兼职、巡回演讲。很多学校没有院士，拿不到项目，所以要引进，给予优惠的条件。所谓相当于省部级，不是中央规定的，是各个地方自己定的“土政策”，其实就是官本位。后来越抬越高，最后变成了院士崇拜。
体制就是围墙，用一整套指标把你控制住了。不是说高校不应该有指标，但是现在的设计不合理。制定指标的人本身就是外行，他们是官员，不是做学术研究的。
北青报：您对院士制度改革有何建议？
章开沅：可以像国外一样，把荣誉与物质利益切割开来。
关于高校评估
北青报：您说体制把大学变成围墙，怎么理解？
章开沅：体制就是围墙，用一整套指标把你控制住了。不是说高校不应该有指标，但是现在的设计不合理。制定指标的人本身就是外行，他们是官员，不是做学术研究的。比如项目申请，就有申报、评估、检查、验收等一整套繁琐程序，而且每年都要做。教育管理部门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太多了，总要找点儿事做。
我看过一张合影照片，简直可以说是教育史上的一个丑闻。一个被借调到教育部的小秘书，就因为能接近评估关键人士，高校的主要领导——六个大男人陪着这名年轻女职员，巴结人家。
北青报：您也当过校长，对“围墙”的弊端是否有更深的体会？
章开沅：就说现在的高校评估，每次评估都是大灾难。全校动员，花很多时间，每个人都要参与作假，特别是对青年人，影响太坏了，他们在人生起步阶段就受到沾染。这是高校的堕落。说起来叫管理严格，其实，这不是糟蹋学校吗？
每次评估委员会的人员就跟钦差大臣一样，我看过一张合影照片，简直可以说是教育史上的一个丑闻。一个被借调到教育部的小秘书，就因为能接近评估关键人士，高校的主要领导——六个大男人陪着这名年轻女职员，巴结人家。
北青报：行政化管理模式，让高校不免沦为这样?
章开沅：这套教育系统，我认为全盘错了，教育部要彻底改组。我的话有人听了会很不舒服，但我还是要说。高校应该是净土。在旧社会，毕业时，家长都叮嘱孩子，要注意保持自己的品格，不要被社会大染缸污染了。现在没人讲了，因为不需要到社会，在学校本身就被染黑了，包括小到学生会干部竞选，大到教学评估。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为这些感到很痛心。
北青报：现在很多青年教师反映压力很大，因为在各种职称评审上，即使课上得再好，不发表论文也白搭？
章开沅：这就是岗位指标体系设计不太合理，比如规定一年两篇在核心刊物发表，哪有那么多核心刊物？至于发表论文有多少作用，很难讲。这就很容易造成学术不端。我也问过现在的校领导，你们当青年教师时，我们有过那么多要求吗？他们说现在上面有规定。我当时就不客气了：你们也层层加码。对年轻人来讲，精神压力确实很重。
北青报：青年学者获取科研成果好像也挺难的？
章开沅：我觉得不公平就在这个地方，只要位子比较高、年资比较久的，拿项目就容易一点。为什么青年人有想法也只能当助手？一本著作，第一作者往往是名人，靠他拿项目，不干活也要占一个位子，实际靠第二甚至第三作者实际操作。但现在学术评估时，第三作者就不算数了，也不看人家实际发挥的作用。
数量化、数字化、排位化，不考虑实际学术水平，就光看表面名字。学术评估到这个地步就没意思了。文/本报记者孙静
[新华网-北京青年报]
中国请辞资深教授第一人:请辞是自我革命
■ 人物
章开沅 88岁，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资深教授。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多个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
2014年寒假前递交书面申请，请辞“资深教授”待遇。现今，很多高校评资深教授、终身教授，报备教育部通过，享受院士待遇。
■ 对话动机
再过半个月，章开沅的“资深教授”身份就彻底没了。
他主动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请求退休，辞去“资深教授”的名称和所有待遇，包括每年10万元的津贴。
他曾自嘲说：“人文社科领域的资深教授，后边带着括弧，标注‘等同院士待遇’”。
资深教授请辞，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意味着不再享受同等两院院士待遇——章开沅是第一人。
在章开沅看来，高校现今的体制像“围墙”，他想打破这堵墙，出去透透气。
“让年轻新鲜的面孔出现”
新京报：最近华师大同意你请辞，什么心情？
章开沅：很高兴，你看我现在说话老是哈哈，很愉快。我酝酿退休很久了，表达也有两三年了，现在正式书面提出，学校答应也比较爽快。
新京报：3年4次请辞，听起来过程并不顺利。
章开沅：前3次只是嘴上讲，没有正式提出，当时我和领导谈，他们都劝我先别辞，赶上一次重大活动，有资深教授参与申请资助方便一点。后来又赶上校庆，担心这时再提老校友有情绪，只能装着高高兴兴又过了一年。去年下了很大决心，正式书面请辞。
新京报：请辞有遇到来自学校的阻力吗？
章开沅：学校有自己的考虑，现在对一所学校的评价都是看有多少院士、资深教授、长江学者，这些都是有权重的。
但后来学校也考虑到大环境，中央提出大学教育改革、院士退休制度的问题了，再遇到我这个事，总要迈开这一步嘛。
新京报：健康问题也是你请辞的原因？
章开沅：别人都说我身体好，讲话中气很足，但我疲劳、狼狈不堪的一面，只有我太太看得到，她觉得我每天去处理各种事情，累得可怜。我有心血管的毛病，现在只有一只眼睛能看见，0.6的视力。听力也下降了，所以我宁可让出这个头衔，让年轻、新鲜、有朝气的面孔出现。
待遇停，工作不停
新京报：担心请辞给别人带来压力吗？
章开沅：我就是担心这样的结果，所以开始不希望张扬。但现在也想开了。我没有说让别人一起退，华师大的马书记也讲了，一定要建立在院士和资深教授自愿的基础上，有人身体很好，100岁也希望工作。你看周有光，到现在写东西讲话都很有水平。
新京报：周围的人理解你的行为吗？
章开沅：我觉得我的同事、同辈人会理解我。我给自己一个称号，叫千年老二，我当不了冠军，也最怕当第一个，我在湖北提倡敢为天下先，但并不等于要第一名，别落后就行了，就是脾气有点小古怪，但其实很好相处。
新京报：退休后有何计划？
章开沅：除了一些基本项目长期坚持以外，个人的事就收山了，把残留的稿子整理整理。给年轻的学生或教师做辅导，我也不会拒绝。
新京报：你的待遇停止了，但工作还在进行，可以这样理解吗？
章开沅：是这样，工作同过去差不多，过去我不好长时间离开，得写报告，以后就不存在这问题了，我是闲散人员，是退休金的领取者，那我就非常自由了。
新京报：退休金的领取者，是种自嘲吗？
章开沅：这不是自嘲，别人先用了。北京有个退休教授对我很有好感，在路上碰到我，认出来了，留了名片。这是个奇人，名片上没说是教授，印的是“退休金领取者”。
“打破这堵墙，出去透透气”
新京报：你2002年被评为资深教授，当时怎么理解这个头衔的？
章开沅：坦白交代，我当时还是很高兴的。2002年我还不到80岁，雄心勃勃，全世界到处跑，一个人到很多国家去做学术交流，觉得评这个头衔心安理得，代表自己能胜任工作。
新京报：这头衔给你带来利益了吗？
章开沅：我不争个人利益，争群体利益，当时理工科都有院士，文科没有。评我当资深教授，我想着为文科出了一口气。
新京报：但现在想法不一样了？
章开沅：现在了解西方的各种评定，对比一看，我们都走样了，国外的院士、资深教授没什么特别待遇，台湾也是，就是给你一个荣誉，没有钱，也没有整套的福利待遇。
新京报：有人拿你请辞和季羡林相比(季羡林曾请辞自己头上的三项光环──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淡泊名利，你怎么看？
章开沅：其实是正好都处在院士制度改革的氛围里，才引起反响。我不能跟季老师比，他是泰山北斗，我是底下一个小土堆，但偏偏搞得沸沸扬扬的。
但这次我不怕，我是拥护院士制度改革、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是“自我革命”了。
新京报：也有人说你的做法是倒逼院士制度改革。
章开沅：我只想安安静静退下来，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多的反响。其实只是想打破这堵墙，出去透透气。
“我是既得利益者，内心很不安”
新京报：你说现在的大学变成了一座围墙，怎么理解这座“墙”？
章开沅：这墙就是一个体制，目前大学的体制需要改变。比如官本位，现在叫“去行政化”，这讲法不太科学，大学不能没有行政。严格来讲是去官僚化，那样比较准确。行政不是取消，是要加强，提升层次、科学管理，这是我们的软肋。
新京报：官僚化带来哪些问题？
章开沅：等级观念很强，贫富差距扩大。位置高的不仅待遇高，很多资源好处都往高处汇集。特别是层次低一点的学校，申请项目资金非常难。
因为官本位，出现很多非学术因素，不仅是年轻人，年长者、教授也达不到公平。有些教授有钱有势，拉到几个项目就挥金如土；有些教授在孤独清贫的状态下挣扎。
新京报：你一辈子生活在这体制里，所以感受更深？
章开沅：这体制很可怕，也很奇怪，过去学校是清水衙门，现在不完全是了。高一点的高校，特别是985、211，就是航母舰队。
体制是座金字塔，爬到塔尖就有享不尽的福。但那也是少数人的享福，青年教职工被压榨，用各种东西来管制他们，逼他们出成果。
这就是体制，我所理解的，就是这个“围墙”。
新京报：可你自身很顺利，没遇到这些问题，为什么还想打破围墙？
章开沅：你问我为什么要突破围墙，人生活在这里，如果不瞎不聋、还有点意识、有点良知的话，是很不舒服的。
这围墙很厚，它跟过去不同。过去是靠政治大棒来管制我们。现在是用钱管住，钱很可爱，很多人喜欢。你只要顺着这个围墙，一步步攀升，确实能得到很多好处。
在这个圈子里，我也是既得利益者，已经得到够多好处了，所以内心很不安，希望改变这个体制。
新京报：很多人不愿意承认是既得利益者，你为何很坦诚？
章开沅：其实大家关注，就表明我看到的这个围墙大家也看到了，我想推倒别人也想推倒。里边人想出去外边人想进来，但首先这个墙要拆掉，这才能成为正规的、符合现代要求的高等教育。
“做与不做，大不一样”
新京报：会期待自己主动站出来后，这座“围墙”会出现松动的迹象吗？
章开沅：有些事改变更难。但这次我觉得我请辞多少会起到促进作用，不指望很大，因为拆围墙太困难了，只能一点一点来拆，但松动一些，就能让更好的局面出来。
新京报：这些年来有关建立院士正常退出机制的呼声一直不断，很多人会归因于制度，你觉得制度改变之外，需要个体的努力吗？
章开沅：自然不能光依赖上边来改变，我对学校的态度就很赞赏，现在这个改革，不要光改别人不改自己，我把自己当做改革的对象。
新京报：你对未来的院士制度改革有哪些期待？希望能达到怎样一种目的？
章开沅：我有期待，这个就跟反腐一样，有个过程。做了未必成功，但做跟不做，大不一样。
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实习生 罗婷 北京报道
(原标题：章开沅：请辞资深教授是“自我革命”)
[新浪网-新京报]
相关评论
个人主动请辞，终究难以代替学术头衔终身制的打破。章开沅请辞，本质上，也是对院士、资深教授等学术头衔归位的倒逼。
经过3年4次请辞，华中师范大学校方终于同意了原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请辞资深教授的申请。
由于国内在人文社科领域没有设立院士头衔（只有学部委员称号），很多高校评资深教授、终身教授，报备教育部通过，可享受院士待遇。2002年被评为资深教授、现年88岁的章开沅勇于“自我改革”，毅然告别这一学术荣誉称号，这倘若不是具有清醒的自我认知，断然无法做到。这种高风亮节、大度豁达的学人精神，令人感佩至深。
不过，章开沅的主动请辞也会让有些人感到不快。两院院士、资深教授享受高额津贴，在出入、住行、医疗等方面还可享受相当待遇，是学界中人一生梦寐以求的最高荣誉。对于其所在的学术机构、单位，这非但能够提高学术声誉，还可在项目申请等方面获得不少实在便利。这意味着，一旦有人请辞相关职衔，不仅自己没有了这些好处，还将影响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何况，院士、资深教师是“一旦拥有，终身有效”的职衔，主动退出者因此也难免被人看成规则破坏者。
就此而论，如果有人因为章开沅的主动请辞，认为这可为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提供经验借鉴，那就未免过于乐观了。章开沅请辞成功，一方面有赖于自身坚持，另一方面则应归功于校方呼应，二者缺一不可。此外，章开沅曾担任华中师大校长，恐怕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据报道，此前也有院士主动申请退休，结果被所在学校婉拒。由此可见，以主动请辞作为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的可行路径，虽更为人性化，但在现有条件下很难实现。
换言之，若想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首先应剥离附着于院士、资深教授的不当物质利益，回归其学术荣誉的本位。这也是国外院士评选制度的通常做法。在欧美等国家，院士头衔虽说同样是学术最高荣誉之一，却不像国内这样，可以享受各种不恰当的好处。例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美国科学院院士李远哲，他在美国所任职大学得到的相关待遇，只不过是学校给了他一个“优先车位”，还不是专属车位。
评选院士、资深教授原本是对一个人学术成就的认可，不该成为学人的功利化目标。若能在评选院士、资深教授的过程中，严格进行学术评定，把好评选关；当选以后，在赋予其相应荣誉待遇的同时与物质利益脱钩，那么是否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作为一项具有终身荣誉性质的头衔，除非本人提出申请或出现学术不端行为，否则也不该随意剥夺其头衔。因为，这难免会让学者感到失落，从而不利于推动学术进步。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其重点应是落在“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上。改革与完善相关体制，难点又在于如何剥离院士、资深教授所享受的各种不当现实利益。如果不是往这个方向用力，别说让院士退休难，像章开沅这样想主动退出的人，都可能遭遇既得利益者的阻拦。
□魏英杰（媒体人）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