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4-03
朱彦夫：一个老兵的三场战斗
他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英雄：朝鲜战争的重残军人，回到家乡做了25年村支书，退休后又成了作家，对他来说，战斗还在继续。他的时光，每一分钟都是用来战斗的！
新华网北京4月2日电(记者 郭小天)1956年，23岁的朱彦夫从朝鲜伤病荣军休养所回到老家山东沂蒙山脚下的张家泉村。他的右眼看到的是人多地少，贫瘠愚昧的家乡，和1947年他参军离开时没有什么两样。他的左眼早已不在了，一起留在朝鲜战场的还有他的双手，双腿。
2014年3月，中央媒体“时代楷模”报道团一行来到张家泉村的时候，这里果树环绕，水源充沛，水泥村道井井有条，甚至能感受到一种军营般的纪律感。朱彦夫当村支书的时候带大家整治的山沟，挖掘的机井，还在继续造福着这里的百姓。而他的故事和精神，更是被几代村民津津乐道。
这个老兵，一生中打了三场战斗。
第一场战斗：与死亡搏斗
1947年，14岁的朱彦夫参军入伍。他先后参与过淮海、渡江、解放上海等多次战役。而让他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抗美援朝战争。
1950年12月初，朝鲜长津湖，争夺250高地的战斗打响了。朱彦夫所在连队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与装备精良的两个营敌人殊死搏斗，激战3天3夜，全连官兵都牺牲了，仅剩下他，头部中弹，胸部、腹部重伤。昏迷中，他口渴如焚，竟将自己被炸出挂在脸上的左眼球吞进肚里……
朱彦夫有着惊人的生命力，他在雪地里爬行多日侥幸遇到中国军队，此后先后进行了47次手术，昏迷了93天后，朱彦夫竟然奇迹般地醒了过来。苏醒过来的他想伸胳膊，却发现两只手都不见了；一伸腿，又发现两只脚也没有了；用残臂一触左眼，眼眶成了空洞。“我才17岁啊，失去了四肢和左眼，我以后还能干什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朱彦夫陷入了疯狂的绝望。
万念俱灰的朱彦夫时刻都在想：怎么死！经历了多次自杀未遂，他遭到了荣军医院马政委劈头盖脸的怒斥：“朱彦夫，你没良心！你死了，对得起牺牲的战友吗？对得起给你治疗的医生、护士吗？你知道为抢救你输了多少血吗？你这软骨头！你还算个党员吗？
朱彦夫渐渐想通了，虽然疼痛每天伴随着他，虽然已经没有了拳头，但他还是要做个战士！
第二场战斗：与命运搏斗
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啥？先做个能自理的人吧。
（资料图片）对朱彦夫来说干任何一件情都很艰难装卸一次假肢也很不容易。
他最先是试着用残臂自己吃饭，把饭碗、碟、勺子、窝头摆在断腿前，模拟吃饭。一个动作每天要琢磨练习成千上万次，一气练了几十天，终于自己能吃了！接下来，还要训练自己站起来！摔倒，爬起；再摔倒，再爬起。四肢的创伤面刚结痂，又被磨破，鲜血直流，浸透了衣服和腿套。等他终于能用残臂为残腿戴上假腿站起来，他又有了心事。
是一辈子在疗养院里被人伺候着，还是回到老家，像个战士一样活着？“去”还是“留”，如当年的“生”还是“死”一样，摆在了他面前。
他失眠了。最后，他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不能让国家养起来，我要回家。
1956年春，朱彦夫回到了阔别9年的故乡——沂源县张家泉村，由此展开了人生中的第二场战役！
那时候的张家泉村除了荒山就是三条大沟，好年份尚可糊口，一到灾年就到处讨饭。而且全村500多口人，大多是文盲，农闲时节不是聚众赌博就是结伙打架。
要想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就要先和贫困作斗争。朱彦夫认为，要想消灭贫困，必须首先把乡亲们的头脑武装起来！知识贫乏，是他朱彦夫在家乡的第一个敌人！
朱彦夫腾出自家四间草房中的一间，用母亲做寿器的木板做书架，用一家人省吃俭用积攒的一点钱买了200多本书。就这样，办起了全村历史上第一个“图书馆”！
“图书馆”建起来后，朱彦夫又发现一个问题，许多村民根本不识字，可以免费借到书却看不懂，干着急。他便拿出自己的抚恤金，办起了张家泉村的第一所夜校，利用在荣军院学习的一点文化自任教员，义务教乡亲们识字。夜校离朱彦夫家1公里多的山路，开始是妻子背他去，后来他坚持自己去。有一次，由于天黑路滑，仅存的右眼视力只有0.3，朱彦夫走到半路就摔倒在雪地里，使尽全身力气挣扎了几次都爬不起来。晚上7点半多了还不见朱彦夫来上课，学员们等急了，顶着凛冽的寒风去迎他。突然，学员们发现路旁雪地里一个黑影在蠕动，他们慢慢靠近发现是朱老师，便一起围上去，看着朱彦夫脸被划破、满身泥水、残臂断截处受了伤、两只假腿也已脱落，这些男子汉们都掉下了眼泪。他们脱下棉袄包起朱彦夫，把他抬回了家。
这个夜校，竟坚持了8年，让夜校成了张家泉村的“黄埔军校”。如今，这个夜校的“毕业生”仍是这个村子的骨干。
开图书室、建夜校，这在解放初期的山区小山村里绝对是个新鲜事。乡亲们看他是条硬汉子，一心为群众办好事，于是在1958年，选举他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这一干就是25年。当选村支书后，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村里的乡亲父老吃饱穿暖。当时村里700多口人，只有500来亩地，人均不到1亩，而且多是贫瘠的山地。人多地少，就是朱彦夫在家乡的第二个敌人。
他拄着双拐，爬山间，进田头，带领全体村民大干了3年，第一年先在村北山上开山造地，开出的石头砌成堰，把土推平，经过一个冬天的奋战，硬是在山坡上开出了80多亩”大寨田”。第二年冬天，朱彦夫又和乡亲们开始了向山沟要地。有了经验，这次他做了充分的准备。为了省钱，他在村里建起了铁匠房、木匠房，村民们自己制造、自己修理各种工具。当时村里有三条大的山沟：赶牛沟、舍地沟、腊条沟，自古以来就是只长荒草无法种粮。朱彦夫指挥村里的青壮劳力，削高填低，硬是把舍地沟和腊条沟改造成了平整的良田。在填沟造地过程中，朱彦夫也充分考虑到了对生态的保护，在改造最深的赶牛沟的时候，他就想到这是夏季泄洪的主要通道，不能像改造舍地沟和腊条沟那样一填了之，既要平出土地，还不能影响夏季泄洪。经过反复的察看地形地势，他决定采用起碹的方法，保留赶牛沟的泄洪功能。于是，在他的指挥下，乡亲们从村北1公里外的褚家山运来石头，先在赶牛沟上碹起一条高约两米、宽约三米，长达一公里的涵洞，然后再削高填低，在涵洞之上平出一块旱涝保收的60多亩小“平原”。经过6个冬天的奋战，朱彦夫带领乡亲们通过开山、填沟，为村里新增200多亩良田，全村人均达到了1亩地，解决了张家泉村祖祖辈辈都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
有了地，庄稼人就有了寄托，可是小山沟里的农田，还是要靠天吃饭。“有女不嫁张家村，挑水跑到西山根。去时穿双绣花鞋，回来磨破脚后跟。”张家泉村虽然有个“泉”字，但穷山恶水，十年九旱。每年春、秋、冬三季，连村民的生活用水都十分困难，更不用说用水浇地了。缺水，又成了朱彦夫的第三个对手。
朱彦夫去县城请来水利工程师帮助测量和规划选址，修建水池。朱彦夫带领村子里的壮劳力又大干了两个冬天，建成了两个大水池，保证了来年的春播用水，附近的村子也跟着受了益。在此期间，为带领村民们找水，他身体力行，带头跑在前面，有时候累的实在拖不动假肢，就用膝盖跪行。村民们被朱彦夫的诚意感动了，纷纷加入了找水打井的队伍……到1960年，张家泉村先后打井9口，解决了村民的生活用水问题。到上世纪70年代初，张家泉村终于打出了当地历史上第一眼大口井——龙王庙大口井，之后的几年里，张家泉村又接连打了两眼大口井，并修建了一条1500米长的水渠，实现了多年以来灌溉浇田的梦想。
就这样，苦干几年，他组织人打了三眼机井，修了水渠，把300多亩旱了怕干，涝了怕冲，产量低而不稳的山坡地，全部治理成平展展的梯田，还开辟了40多亩果园，绿化了千亩荒山。
媒体采访团来到了朱彦夫生活工作过的张家泉村。我们实地察看了朱彦夫当年带领乡亲们在村北山上造出的”大寨田”、赶牛沟里碹起的1000多米长的石头涵洞和平整出的60多亩良田、村西南龙王庙大眼机井、1500米的高架引水渠。可以想像当年朱彦夫利用冬闲时间带领乡亲们挖井修渠、开山造地的艰辛。特别令我们震惊的是，这些工程都是利用自制的简陋工具完成的，连砌井和修水渠用的水泥都是村民们自己烧制的。
第三场战斗：与精神缺钙作斗争
从张家泉村村支部书记的岗位上退休，原以为朱彦夫能就此放松下来，过几天悠闲日子。可是，这一次他来自精神领域的对手找上了门。
有一次，朱彦夫应邀去一所中学作报告，一个孩子会后问他：“朱爷爷，有的同学在议论，当年你们打仗那么拼命，不是太傻了吗？现在办啥事都讲钱，你拿了学校多少钱？”这话深深地刺痛了朱彦夫，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自己必须告诉孩子们，世界上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还有很多安身立命的道理。书！只有写书！把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甘愿牺牲的凛然正气写出来，把一个特残军人自强不息、挑战生命极限的精神信念和奋斗历程写出来！浇灌那些干涸荒瘠的心田！
但是，真要动笔，谈何容易。肚子里“墨水”不够，写字又困难。朱彦夫很早就有个念头，自己攒钱，到时候雇个”秀才”写出来，也算了却指导员的遗愿。但是，想来想去，还是不行。
写还是不写？又如当年的“生”还是“死”一样，摆在了他面前。
“写，可能不是最好的，但我写出来了，就是最好的。”
1987年，在专程来看望的迟浩田将军鼓励下，朱彦夫终于拿起了笔。他把被子叠成“方块”，垫在大腿上，再把写字板放在被子上，弓背低头，用嘴含着笔尝试写字。口水顺着笔柄往下流，浸湿了稿纸，换一张重新写！再湿再换，开始每天只能写十几个字。长期的弯腰弓背让他头晕目眩，各处伤口疼痛难忍，似乎又经历了一次手术台上的洗礼。
朱彦夫走火入魔了。有时嘴上叼着笔，却当成烟去点；在床上点烟，烧着了蚊帐或被子；夜里突然想起什么情节，爬起来记在纸上；有时喊着“冲啊……”从床上滚落下来，甚至爬出门外，自己还浑然不知。
整整七年，2000多个炼狱般的日日夜夜，朱彦夫这个一天学都没上过的人，翻烂了四本字典，用掉半吨稿纸，终于在1996年7月出版了33万字的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
拿到新书的那天，朱彦夫把自己关在屋里，恭恭敬敬地在扉页上写满了战友的名字，然后双膝跪倒，将其点燃。蓝幽幽的火苗里，他仿佛看见，字字句句化成了一曲悲歌、一幅挽联，唱给了烈士们期盼已久的心灵，飘荡在浸透着他们生命和忠诚的山河间。他长舒了一口气，卸下了背了46年的千斤重担。
老兵的战斗还在继续
自2010年心脏病发作，头部、前胸被放入5枚支架后，朱彦夫老人大多数时间都是躺在床上修养。81岁高龄的朱老现在仍然像个军人一样严格遵守时间表，说7点起床就1分钟也不会晚，说9点吃药就1分钟都不会迟。虽然中风之后说话不再流畅，但思维依然清晰。如今，老人每日坚持看新闻，记笔记。每天8点到9点，下午14点到17点的时间，都是阅读和写作时间。其实朱老是一个活泼爱玩的人，当村支书的时候开会，说好10点散会，就看着表，10点一到，桌子上文件一推就嚷着要打牌，没办完的事情明天继续开会处理。那时候他自己编快书、写歌词、说相声、演小品、吹口琴，农闲的时候，朱彦夫就自己编歌领着大家唱，还在村里编排话剧，自己没手没脚，却演杜鲁门。
朱老现在盘算着写自己的第四本书。第一本书《异人梦》在文革中被毁了，第二本是《极限人生》，第三本是《男儿无悔》，第四本书主要想记录现今的好生活。
人应该怎样活着？生活仍然是一个战场，是腐朽还是燃烧？
他是一个幸存者。他又不仅仅是一个幸存者。他活着，像一个最强壮的巨人，或者这样活着才能抗衡来自身体的痛苦，才能放下痛失战友的仇恨。
每天早晨睁开眼，发现自己还活着，然后继续战斗。也许这就是这个老兵给出的答案。
[新华网]
山东张家泉村原支书朱彦夫：用重残之躯撑起村庄
见过朱彦夫的人，都会被这位没手没脚、只有一只眼睛的重残军人所感染、震撼。
18岁在朝鲜战场受伤，回家乡担任了25年村支部书记，用残臂撰写了几十万字的自传体小说，如今81岁的老英雄朱彦夫因脑梗瘫痪在床，但他仍用心在工作、在战斗！
不屈的斗士
“父亲最喜欢谈的话题，是1950年冬天，二五〇高地那场恶战。但每次说到牺牲的战友、指导员、连长，父亲的眼眶都红了。”朱彦夫的大女儿朱向华说。
朱彦夫是二五〇高地那场战斗中唯一活下来的人。
昏迷了93天，好不容易从死的边缘被拉了回来，却发现自己没有了双手双脚，还没有了一只眼睛。“这样的命我不要！没手没脚，活着又有什么用……”朱彦夫也曾绝望过，想过放弃。
1952年清明节，一场跟学生们分享自己战斗经历的报告会，彻底改变了朱彦夫。现场热烈的掌声和呼喊声，让他明白，一个战士，一个重残人，仍然还有巨大价值。“这么多人理解我们的壮举，并把深深的爱和尊敬给予我，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着？”
为了锻炼自己的生活自理能力，也为了那一方养育自己的水土，朱彦夫回到了家乡——山东淄博沂源县张家泉村。
重拾自理能力的艰难超出他的想象。为了全身心投入锻炼，朱彦夫躲开众人，藏匿在一间破旧的小屋里独自练习。首先必须突破吃饭难关：餐具搬运，困难重重，吃碗里的饭，难度更大。每“吃完”一顿饭，他都大汗淋漓，气喘吁吁。
装卸假肢又是一只“拦路虎”。他用嘴咬臂抱的方式，从生到熟，单缠衬布这一道工序就折腾了几百遍。终于，他站起来了！他忍不住大笑一声：“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关键在于毅力和恒心！”
重新获得生活自理能力的朱彦夫，早已不满足于这些：“一个大活人，学会了吃喝拉撒，有什么可以炫耀和骄傲的！我要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用重残之躯撑起一个村庄
时隔60多年，走进张家泉村，到处都是朱彦夫当年留下的痕迹。龙王庙大口井、“赶牛沟”防洪洞、夜校旧址、壮观的梯田……25年的村支书生涯，朱彦夫拖着17斤重的假肢，走遍全村的山山水水，为老百姓的生活东奔西走，一个重残军人撑起了整个村庄。
在张家泉村人心中，朱彦夫是最关心群众疾苦的好书记。村民张太元说，全村父老乡亲几乎都受过朱彦夫的资助，他每个月36元的伤残抚恤金成了全村人的“小金库”。
朱彦夫工作起来很较真儿。为了摸清村干部工作汇报是否属实，又要避免乡亲们的左扶右搀，他决定晚上出去勘察。村里南山脚下那条沟，足有五六米宽，沟里布满大大小小的石块，这条“堑壕”让朱彦夫吃尽了苦头。上山容易下山难，朱彦夫干脆顺着山坡滚下来，结果全身是伤。妻子陈希荣心疼得不得了，可朱彦夫像是有了一个新发明，兴奋不已：“原来滚坡速度这么快！”
朱彦夫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在朱彦夫的日记中，有一篇大队党支部“洗澡”记，“洗”出了100条问题，最多的人达到51条，朱彦夫本人也有4条。“残废也容易使人产生侥幸心理，滋长居功骄傲情绪，如果不严防戒备，也会变成坏事。”朱彦夫要求自己时刻用毛泽东思想去化验、衡量和透视思想上的“敌人”，从而抓住要害，消灭它。
朱彦夫公私分明，从不贪一分便宜。朱彦夫的四女儿朱向欣回忆，有一次，正在地里干活的大婶掰给她四个青玉米，玉米还没煮熟，朱彦夫拄着拐杖进了家门。“谁给的玉米？集体的东西为啥给咱？”朱彦夫的语气很严肃，“我家有特等残废，但不允许出特等公民。如果我家出了特等公民，我哪里还有脸管别人？”最后，硬是从锅里捞出四个湿漉漉的玉米，还给了公家。
残臂写出53万字自传体小说
写作，源于指导员临终前的一句嘱托：“只要你能活着回去，就要想办法把我们的英雄壮举照实记录成文，传给今人后代……”
“这件事一直装在我心里。”1996年，朱彦夫第一本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问世。7年，33万字，朱彦夫用汗水、用泪水、用赤心、用生命写出了这本时代巨作。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对于一位从未进过学堂、没有手脚的人来说，写作要付出比常人多几倍的代价！见过他写字的人都认为，那不是在书写，而像是用其全部身心在拼命捕捉、揉搓一只跃跃欲飞的蝉虫。有时为了一个词甚至一个字，他会搬来字典，一查就是几十分钟、几个小时。
1999年，朱彦夫出版了第二部20万字的自传体小说《男儿无悔》。“读者能从中感悟到先烈的不屈、残废军人的自强、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从而汲取做人的力量，那么我也就不会因空耗时光而羞愧了。”朱彦夫说。
朱彦夫还是名副其实的“报告大王”。自1952年第一场报告起，他作的报告场数达1000余场。他只想做一粒火种，重新点燃那些因种种原因而暗淡下来的生命之火。
命运给了朱彦夫太多的苦难，但他始终以战斗的姿态面对。在一场报告会上突然倒下的朱彦夫，虽然身体又受重创，但精神依然挺立。他说，只有最大限度地向社会贡献自己的潜能，才能使自己的人生重新充满光明！(记者 龚亮 赵秋丽)
[中新网-光明日报]
一个小县城草根道德典范何以层出不穷？
新华网杭州４月１日电（记者裘立华）“感动中国”候选人何小川；多年如一日的基层残疾人放映员陈云林；勇救１７人的“植物人英雄”陈立兴……浙江三门县从２００８年设立“道德红榜”以来，涌现了７名中央表彰典型、３０余名省级表彰道德模范。一个小县城，草根道德典范何以层出不穷？
建立“道德红榜”，让身边的感动感动身边的人
据统计，三门县从２００８年以来，已有２００多位“三门好人”受到县级以上表彰奖励。其中，中央级表彰奖励有７人，省级表彰奖励３０余人。
为何涌现如此多的好人？三门县委书记董服标说，从２００８年开始，三门县推出“红榜颂道德”活动，培育和挖掘群众身边的“三门好人”，弘扬“凡人善举”。５年下来，已评出５０００余名村级红榜人物、１３００余名镇级红榜人物和２００多位县级红榜人物，激发全社会的向善崇美之心，促进社会正能量集体输出。
在３月底举行的第三届“德耀三门”道德模范颁奖晚会上，１０名普通群众被评为道德模范上台领奖。
８０多岁的李小女因为３６年免费给路人烧水而荣获助人为乐奖。李奶奶在台上说，感觉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小事，没想到得到大家这么重的奖励。台下顿时一片雷鸣般的掌声。
“评选道德模范，不仅仅在于发现和树立几个道德标杆，而是把评选过程变为一个动员全社会参与道德建设的过程。”三门县文明办主任秦象选介绍，“红榜人物”让群众评、评群众，确保评出来的各级“红榜人物”公开、公平、公正。
除三级联动评选“红榜人物”，该县还增设城乡“动态红榜”，对在突发性事件中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第一时间上门送“红榜喜报”，并将其张贴于村、镇醒目位置，及时培育各条战线、各个领域涌现出来的道德典型。
只评不学，“好人效应”就会大打折扣。除利用报纸、网络、演出等传统平台进行宣传外，三门县在县城设立“好人墙”，将其照片、事迹及个人感言印制于各个建筑工地的围墙上，既美化了城市，又使好人事迹广为知晓。
“让道德模范站在流光溢彩的舞台上，在媒体的聚光灯下接受鲜花、掌声和赞美。这样的荣耀，他们自然当之无愧。事实上，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全社会的人心感受到来自道德‘民星’的光和热。”三门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吴善灵说。
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让“德者”无限光荣
为了救因一氧化碳中毒的工友，健跳镇农民陈立兴自己也中毒后成了植物人。他的先进事迹传开后，三门县立即发出“一个人感动一座城，一座城共助一个人”的号召，动员各级各部门及社会各界伸出援手。短短１个月时间就募集到善款２５万余元。让人惊奇的是，“沉睡”１年之久的陈立兴最后奇迹般地苏醒。
发生在陈立兴身上的故事，在三门县并不是个例。三门县建立了道德模范回访慰问制度和困难道德模范帮扶办法，“帮好人、敬好人”已在当地形成机制化与常态化。
“一人有难好人帮，好人有难大家帮”。今年以来，对身患癌症的公婆悉心照顾，对患精神病的丈夫不离不弃的云南籍好媳妇李贵美的事迹被发现后，当地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帮助李贵美解决了６万多元的债务
除提供物质帮扶，三门县还最大程度给予各级道德模范精神关爱：每年春节，县领导走访慰问道德模范，召开道德模范迎春茶话会，安排道德典型出席全县性重大庆典或文艺演出等活动。
把激情式感动转化为长期的感化
为了更好地发挥模范人物“正能量”的示范作用，三门县结合实际，并根据道德模范的自身特长与爱好，由县文明办牵头相关部门，成立以其姓氏命名的个性工作室，以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目的。
沿赤乡的“老蔡调解室”，便是这样的一个工作室。其主人蔡福宇原本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但他常年热心于调解纠纷，深受村民好评。在他获评县级道德模范后，县文明办根据其特长，联合沿赤乡政府在乡里设立“老蔡调解室”。２００８年以来，蔡福宇已调处矛盾纠纷４５０余起，化解群体性冲突２０多起。
董服标认为，“道德红榜”是构建良好家风、民风、社会风气的有效抓手，下一步三门县将继续深化“道德红榜”，为“最美现象”添砖加瓦。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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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不该是“无用”的代名词
老实人可以扬眉吐气了。近日，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践行“三严三实”要求的通知》，其中明确要求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做人实不实，看是否做到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带头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这，不仅恢复了“老实”的应有之义和应有之名，而且赋予了其应有的时代意义。
曾几何时，本该是褒义词的“老实”，却成了贬义词。“老实是无用的代名词”，这一流行的说法，不仅让一些善于投机取巧一向“不老实”者洋洋自得，而且让很多老实人也以“老实无用”而羞愧自惭。在不少机关单位，一些老实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勇挑重担，甘当“哪里需要哪里搬的一块砖”，却常常得不到重用；一些见风使舵善于钻营者，即使没干出多少业绩却能晋升提拔，得到诸多“实惠”。有一个现象发人深思：很多先进典型人物，其先进事迹往往都是在其遭遇不幸后才被挖掘出来，这些典型“奉献多而所得少”，让人在钦佩感动之余也不免唏嘘感慨。
“老实人常吃亏”的社会现实，让“老实”逐渐成了“无用”的代名词。于是乎，“做人不能太老实”，成了不少党员干部乃至社会上悄然奉行的信条——因为“不能太老实”，一些人干工作喜欢围着领导转，“下基层”变成了“跑领导”；一些党员干部喜欢做表面文章，追求看得见的政绩；一些领导干部开始浮而不实，工作还不怎么样就自我吹嘘、自我表扬，唯恐老实吃亏，等等。“做人不能太老实”的信条，浊化着社会风气，让踏踏实实、不事张扬、埋头苦干成为一种“无能”的表现，而投机钻营、溜须拍马、浮而不实却成了一种能得到实惠的“能干”，扭曲了社会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判断。
此次中央明确要求党员干部要“做老实人”，不仅切中了“四风”之弊的要害， 更表明中央对“老实做人”的党员干部的关注。“做人要实”，不仅是对党员干部提出的一种作风要求，也应成为全社会认同的价值标准。毋庸置疑，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每一个建设者都应老实做人、踏实做事。唯有如此，国家和社会才能在砥砺奋进中前行。
要让“做老实人”成为包括党员干部在内的全社会的共同追求，除通过教育实践活动营造浓烈的社会氛围外，还应加大改革力度，通过更加科学的制度设计，切实做到“不让老实人吃亏”。各级领导干部，除带头“老实做人”外，还应更加关注身边的老实人，尤其是在干部考核、晋升和使用时，切实做到公平公正，让“不愿提要求、不会讲价钱”的老实人扬眉吐气，得到更多“实惠”，发挥更大作用。当全社会逐步形成人人都想做老实人的良好风气，努力、踏实、敬业、诚信等价值追求，一定会为我们这个时代注入更多正能量。（耿 联）
[新华网-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