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4-14
解读“军内打虎”：集中在基建领域 多经历七个环节
导读：3月31日，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一案，由军事检察院向军事法院提起公诉。
中国军内有哪些“老虎”曾被打落？落马后又经过哪些法律程序？随着中央反腐力度的全面推进，中国军内反腐正经历着对社会公众而言更加公开透明的过程。
梳理
军中“大老虎”多涉基建
在此前解放军的军内反腐历史中，最为知名的“老虎”王守业。
王守业在2005年12月23日被中央军委纪委“双规”。2006年，63岁的王守业因贪污1.6亿元人民币，包养五名情妇，被中央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一同涉案的4名少将和7名大校中，5名被责令退伍，6名被降级。
资料显示，王守业长期在军内基建系统工作。其中，与近期被通报的军内落马高层相比，都曾经担任过解放军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该部门主要负责军队的营房、港口、机关等基础设施建设。
而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的违法乱纪行为，主要发生在1995年至2001年——执掌总后基建营房部大权期间。
从北京军区后勤部基建营房部工程师到总后基建营房部部长，再到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的升迁之路曾让外界感到诧异，他的仕途简历也被镀上了一层“传奇”色彩。
“军队腐败有其特殊性，一般容易发生在工程建设、物资装备采购、经费使用管理、军官选拔任用等领域。”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领域，恰恰是军队权力最为集中、与经济往来联系最为密切的。”此前，军队系统内也有“大老虎”因经济问题落马。
2003年3月两会期间，军方人士证实曾担任兰州军区副政委的肖怀枢因为经济问题已被查办，在当时见诸媒体的报道中，肖怀枢被描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军队系统中因经济问题治罪的最高级别的将领”。
原任海军北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的孙晋美，曾任青岛海军流亭机场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负责流亭机场改扩建工程，1988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后因受贿被“双开”。原解放军第38集团军政委邵松高，因贪污受贿被免职，于1996年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北京青年报记者根据公开报道不完全统计，近十多年来至少有两位数的将军级别高级军官被惩处，其中不少人的贪腐行为集中在基建等领域。
庄德水发现，军内这些腐败行为的发生具有垄断性、封闭性和交易性，“即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以权力运行为手段，以破坏军队战斗力和纯洁性为消极后果。”
机制
军委纪委负责协调反腐
“中国军队反腐主要依靠军委纪委，由其负责组织协调反腐工作。”庄德水说，除纪委外，军队政治机关对党员要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腐败军官由军事检察院提起公诉，并送到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军队纪委是军内反腐的“主力军”。根据中央军委2010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军队团级以上单位都要设立纪委，同时对各级纪委组成人员有明确规定，如军级以上单位纪委由9至13人组成，设书记1人、副书记1至4人。
同时，作为一项有着悠久传统的举措，政治思想教育被视为中国军队反腐倡廉的一大“秘密武器”。但仅靠教育来遏制军内腐败显然不够，从制度设计上预防反腐早已开始。
2006年2月，中央军委颁布《军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若干规定》，标志着军内预防职务犯罪开始进入法制化轨道。
更为深入影响中国军队反腐进程的是审计制度的全面铺开。作为反腐预防性举措之一，2007年3月修订后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审计条例》对审计制度有全面清晰的制度设计。审计对象范围突破了此前的大军区级高官任职和离任前审计，扩大至团级军官。而2012年4月，在中央军委层面设立专门的全军审计工作领导小组，意味着军队审计监督工作“更上层楼”，给各级军官的权力运作带上了“紧箍咒”。
依据审计小组的工作部署，工程建设、房地产管理、大宗物资采购、医疗合作被列为监督的重点领域，而作战部队主官、专项建设负责人、机关部（局处）长等则是重点监督对象。
此外，派遣军委巡视组开展巡视工作则是近年军队反腐的一大创新。和地方巡视相比，军队巡视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的地方。比如，根据军队工作的保密需要，军队巡视组无法做到与中央巡视组一样，把联系方式到巡视结果的信息都对社会进行公开。
开展专项整治活动是打击军内反腐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例如，由于近年来多起军内腐败案涉及到房产交易，军内最近的一项专项活动是去年开始在全军开展的房地产资源普查工作，试图把建设行为和管理秩序纳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
程序
军内打老虎一般经历七环节
梳理王守业等高级军官的落马过程可以大致得出军内“大老虎”被惩处的过程，简单概括为“军队纪委介入、军队检察院提起公诉、军事法院审判”。
庄德水进一步对军队落马高官的查处流程解释说，根据办案程序，军内“打老虎”一般要经过案件受理、案件初核、案件立案、案件调查、移送审理、提起公诉、司法审判等基本环节。
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于2005年12月23日被中央军委纪委“双规”，2006年5月，军委检察部门介入了对王守业案的调查。由于王守业是军方人大代表，对他的批捕，须首先终止其人大代表资格。
2006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发布公告，接受了王守业提出的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请求，王守业的代表资格终止。当年，解放军军事法院一审宣判。
由军事审判机关管辖军人犯罪的案件，是世界主要国家通行的做法。在我国，军事法院作为专门人民法院，是国家设立在军队中的审判机关。根据国家司法权统一行使的原则，军事法院依照法律规定或授权确定管辖范围，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监督指导下履行审判职责。
在管辖范围方面，军事法院对军内人员犯罪的案件依法行使审判权，军内人员主要包括现役军官、文职干部、士兵等。
根据现行体制，中国的军事法院分三级设置：基层军事法院，大军区、军兵种军事法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是最高审级，其职权包括审判正师职以上人员犯罪的第一审案件等四类。
有媒体报道认为，无论是军事法院还是地方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都要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律规定。因此，军事法院在庭审过程中的主要程序和一般法院大同小异，也有法庭调查、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等必要环节。刑事诉讼法还规定，案件受理后两个月内宣判，最迟不得超过三个月。对于重大复杂案件，如果经上一级军事法院批准，还可以延长三个月审限。
因涉军事秘密军内反腐案较少公布细节
2010年，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刘镇武上将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军队一直重视反腐问题，打击腐败的力度甚至比地方还要严厉。外界对军队反腐力度感受不够，主要是因为反腐案件都是在军队内部系统查办，不对外公开。
不公开审理符合国际惯例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
该报道显示，军事秘密作为国家秘密的重要内容，关系国家安全，法律规定不公开审理此类案件，也符合国际司法惯例。比如，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因道德、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的理由，可不使记者和公众出席全部或部分审判，但任何判决都应公开宣布。
“公开是最好的反腐剂，这适用于地方政府反腐要求，但并不适合于军队反腐，军队反腐更重视纪律权威和惩治力度，层级性和权威性比较明显。”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
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亦撰文指出，军队的职业特性与职业特权制约着监督所必需的公开透明。军事行动的保密与非保密的界限并不清晰和严格，更不为社会大众所了解。
不涉及国家秘密应适当公开
既然军内反腐和公众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是否意味着军内反腐和公共利益关系不大？庄德水并不赞同：“军队的力量源泉是人民群众，军队离不开社会支持，而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军队加以捍卫。军队反腐直接关系到军队本身的公信力和战斗力，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军队切实开展反腐，不仅可以保证军费的合理使用，让军队取信于民，而且可以整肃党纪军纪，保证军队不改变其政治颜色。”
庄德水认为，对于军队腐败案件的审理，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这个前提，可以在适当范围内向社会公众进行公开。提升军队反腐透明度，充分发挥军事发言人和新闻记者见面会的制度优势，公开相关反腐进程和结果，对军队内部的腐败分子形成威慑力。
他建议，军队管理层本身要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反馈和利益表达，畅通军队信访举报渠道，让基层军官的一言一行处在人民群众的监督视野内。（本组文/本报记者孙昌銮桂田田）
[新华网-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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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经济下滑与楼市政策瞎折腾有关 大量决策失误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破8”时代到来，原因是什么？如何看待本届政府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容忍度增加？地方债和影子银行会不会引发危机，对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增长造成系统性影响？如何评价过去运行了近20年的城投公司模式？本届政府宏观调控的思维为何是以调结构为主？如何判断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增速等，就这些问题，南都专访了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
“调结构是本届政府的基本思路”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中国这一轮经济下滑的原因是什么？
张军：原因很简单，之前几年靠刺激需求推得太高了，不能维持下去。中国经济近两年的增速开始逐步回落，现在跌破8%，首先要想的一个问题是，经济的增速可以由超高的需求来维持吗？我说的需求，即是凯恩斯所说的总需求的问题。当然不可能。因为可能有很多原因导致被刺激出来的需求不能持续维持，与吃兴奋剂一个道理。难以支撑之前高速增长下供给方面的产能。结果就是产能过剩，企业开工不足，投资意向下滑，财务和盈利状况恶化，包括之前很多行业，像钢铁、家装等。最近公布的五大商业银行的盈利状况也不如预期。
所以，中国经济这两年增速下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总需求在此之前被刺激，推得太高了。2008年之后，政府出台了4万亿刺激政策，进行大规模的信贷投放，通过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平台，推高了投资的需求。这些资金大部分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和房地产业，房价飙涨。因为打了这针力度很大的兴奋剂，经济出现了短期内的繁荣。不仅地产业，还包括与此相关的钢铁，家装，建材等行业，这些派生的需求都被拉起。这不是一个正常的需求增长，当然不能维持。
只要政府回过头来采取一个相对比较冷静的低力度干预，经济增速自然就会回落。需求的背后是信贷，信贷的背后是债务，所以一旦经济下滑，马上就会出现地方债务会不会有风险，债务链条会不会断裂，支付上会不会有问题等。现在中国就进入了债务的收缩期。
第二个原因是政策在短期内是维持需求的一个很重要的变量，经济回落时，政府可以动用货币或财政政策，阻止经济下滑。但过去两年，经济下滑的势头没有扭转，回头看是政府没有动用政策，搞宏观调控呢？基本没有。中央政府容忍了这次经济的下滑。虽然它不是袖手旁观，但显然不想重复前届政府的那种做法。这就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本届政府为什么会作出这种选择？
南都：这里请允许先打断一下。2007年底发生金融危机后，中央政府迅速放宽了购房政策，在信贷利率优惠和首付等方面刺激房地产需求。房价迅速飙涨，后政府不得不又回头重新调整，在2010年底搞严厉的限购限价政策。这轮经济下滑与政府对房地产业调控的思路不清，来回搞折返跑，有没有关系？
张军：当然有关系。先刺激后抑制，会导致企业大面积的决策失误，很多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后限购限贷，控制地方政府的债务，甚至限制银行的信贷方向，总需求当然会迅速回落。
南都：本届政府为何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容忍度增加了？
张军：这反映了本届政府对经济的基本思路和取向。中国经济增长到今天这种状况，速度稍低一点未必是什么太坏的事。但我认为大幅度降速肯定是坏事。速度低一点可以进行一些结构性调整，把经济拉到产业升级的轨道上来。经济不是原地踏步，可以慢一点，但慢一点不是没有方向，而是要着手产业升级。当然，这是一个良好的愿望，经济能否成功升级现在还不清楚，但调结构，促升级是一个基本的思路，所以就增大了对经济下滑的容忍度。
李克强总理也给出了一个经济增长的上下限问题，这种思路是过去30年中，中央政府没有出现过的。只要经济不滑出下限，中央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调结构，而不是稳增长。若经济增长滑出了下限，才会回到稳增长上来。
地方债是一个可化解的问题
南都：伴随着这一轮的经济下滑，去年有两个问题引发普遍关注，就是地方债和影子银行问题。在你看来，这两个问题会对中国经济下一步的增长构成多大的影响，会引发危机吗？
张军：地方债和影子银行的确构成一个问题。当经济增速下滑，收入下滑，地方债务的偿还能否持续，银行表外的的信贷业务扩张会不会带来危机，自然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现象，引发普遍的关注。其实，回头来想一想，这些都是当初打兴奋剂的恶果。
会不会带来危机？其实是说地方债和银子银行问题有没有解决？会不会对经济造成系统性的影响？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现在国际上的一些投行，包括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唱衰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这两个问题，说中国解决不了。这种说法多少有一点夸大其词。
地方债近年累积的速度确实比较快，各种不同的统计口径是总量大致已高达17万亿，但实际上占GDP的比重连30%都不到。与全球其他国家比，在规模上并不大，是可控的，也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的100%以上。但规模不大，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一些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县市的确欠了不少债，这些债务怎么解决？发达地区相对要好很多，所以地方债的问题，反映在中国各地是不对称的。这些债务的风险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的县市。
其次，若出现风险，中国有没有办法解决。在我看来，中国有足够的办法解决。这些办法包括转移支付，因为中国政府的财务状况远远好于其他发达国家。二是可以展期，这些债务的债权人都是来自国内，而不是国外；上世纪90年代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出现了大量的三角债，当时为了处理这些债务，也累积了不少的经验，即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进行债务重组。这种方式中国仍旧可以再用。
地方债和影子银行的问题，在其可能引发风险之前，要当做一个问题事先化解掉，早解决比迟解决要好。从去年的动作看，中央政府对此也是足够重视的。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这些债务产生的机制，把源头断掉。从中长期来看，地方政府的投融资体制要改革。地方政府为了增强竞争力，融资去搞基础设施建设是可以的，但这种以土地做抵押的城投公司模式可能要改，要转向利用金融和资本市场，以市场化的方式公开发行债券。
公开、透明是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基本准则。这就牵扯到影子银行的问题。现在的这种城投公司的城市化模式，问题就集中在不公开透明上，以至于审计署花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搞清楚。这比债务规模本身的风险更高。
南都：也有一种声音，是认为地方政府以平整后的土地作抵押，向银行或资本市场融资，风险不足为虑。因为现在的银行早已不是国有的银行，而是独立核算的股份银行，产权界定清晰，若借钱给地方政府有巨大的风险，它们不会那么蠢就借了。恰是中央政府的这轮限价限购的严厉调控，致使地方政府的土地卖不出去，整个的债务链条才有了问题。
张军：让人担心的就是，银行在评估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时，会考虑道德风险，会认为这个债务最终会由政府来买单，会由中央政府来托底。中国整个投融资系统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不能假设最终政府会买单。现在民众去买理财产品，也是假设买国有银行渠道的理财公司会刚性兑付，不知风险要部分自我承担。这个道德风险必须去掉，而这一轮的金融改革恐怕就是要打破这个神话。今年年初中城公司30亿元的信托兑付危机，据说最终政府没有出手，据说就有这方面的考量。
南都：你如何评价现在的这套已经运转了近17年的城投公司的城市化模式？
张军：经济要发展，土地是最重要的要素之一。而中国的土地使用权在地方政府手中。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增值税分成，高效使用土地双方皆得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此问题上激励兼容。而中国有近3000个县，各地竞相发展经济，竞争激烈，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升迁考核又与地方经济增长挂钩。所以，各地县市之间都在想着如何盘活土地资源，高效配置，产生更高的租值。
过去近20年，地方政府补偿征地，平整好土地后，以此作抵押向银行融资，并配套建设好管线道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出售给开发商。有了盈利后再进行新一轮的滚动开发。这是一套很高效的城市化模式，城市扩展很快，民众居住条件改善飞速。
但任何一种模式都不是一劳永逸的，都会随着条件的变而变。城投公司的模式有一个前提就是政府拆迁征地补偿的成本低，现在经过20年的发展看，这个条件不具备了。而且很多地方可用的土地也越来越少了。当政府平整好土地批租的收入不足以弥补拆迁补偿的成本时，这套模式就玩不下去了。我的判断是，中国的沿海发达地区已经接近这个阶段了。现在一些发达地区，土地财政的收入占比是快速下降，也表明了这点。而在中西部一些不发达的县市，这套模式还是可用的。这就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带给中国的独特之处。
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乐观的理由
南都：是你最早指出李克强的经济学不是通缩经济学而是结构经济学，影响很大。后被国外的投行总结为不刺激、去杠杆和调结构。为什么本届政府会形成以调结构为主的思路？
张军：这是一个好问题。这个政策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学界的共识。经济学界一个共识是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可从与中国经济增长类似的东亚经济发展的历程上，观察到一些相似之处。任何一个经济体，高速增长的时间都不是永续的。在什么时候会减速，中国是不是到了一个减速期，这就要看中国经济的人均G D P和发展到了一个什么阶段。经验上的一个大数统计是，当人均G D P达到发达国家一半的水平时，经济增速会换挡，当然这不是绝对的。
经济增长由生产率决定。随着与发达国家生产率的差距缩小，学习效应递减，经济的增速会下来。当然学界现在有争论，就是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是多高，有的悲观，有的乐观。我个人是比较乐观的，认为还是在7%-8%之间。有的悲观的可能认为会在5%以下。接下来经济增速会下滑这种共识会影响本届政府的思路。
李克强总理提出了换挡期的概念，潜台词也是认为会出现两个高低不平的增长阶段，中国经济会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速增长。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可能都处于这种换挡期。转换就意味着产业的升级，意味着结构的调整。原来的一些低附加值、高污染的企业可能要迁移，或被淘汰。产业升级过程中，人力资本、研发、管理、市场开拓能力等能否跟上，现在还看不清，因为这是要与欧美日生厂商的需求市场展开直接竞争了，不是那么容易的。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承载力出现了拐点。过去高速增长时期，使用的资源、能源多，污染也多。去年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的雾霾天气是个重要的信号。虽然污染是各国发展必经的阶段，但雾霾的出现，标示中国要进入治理阶段了。治理也意味着要调整产业结构。
南都：你为什么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速如此乐观？
张军：一是中国经济一直在发展增长的轨道上，没有脱轨；二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在，人均G D P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中国的人力资本增长，民众的知识更新还很快；三是中国与当年的东亚经济增长有比较类似的体制。政府把经济增长当做解决其他问题的基石，这是东亚成功转型国家或地区很独特的一种政治思维。经济增长优先于社会和政治转型。这种思维认为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再谈政治转型会是因为后者实际上是前者内生出现的现象。而且，经济发展需要很好的秩序，但秩序并不容易建立起来，所以，先不能乱了秩序，不然经济不能发展。像南亚、拉美等国，把这个顺序倒过来，为了经济增长，而先进行政治转型，往往就失去了应有的秩序。没有秩序的体制是很可怕的，经济发展步履艰难。所以，我认为，东亚的不同就在这个方面。
南都：回头来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36年，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经验可以总结？这些经验构成的知识，构成的因果关系现在还在不在？能否对中国接下来的经济增长有一些启示或借鉴？
张军：现在总结中国经济增长或转型成功的经验，个人认为还是有点早。中国当然积累了一些经验，包括刚才讲到的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的排序选择上。但另一点，也是我有时在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崛起是非同一般的。通常一个后发国家可能在某一个产业上，比如韩国是电子、日本是电器和汽车，但中国市场规模大，在制造业的每一个链条，每一个区段上都参与了全球化，参与了全球分工，这个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什么含义要深入研究。中国经济不增长，对全球经济来说当然是灾难，中国经济增速太快，也会造成全球很多国家的恐慌。如此全面参与全球分工，中国收益巨大。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国受到的冲击最小，也是因为这个世界对中国的制造和产品越来越依赖了。
南都评论记者 陈建利
[新浪网-南方都市报]
“老房子”如何让人踏实住？——“80后”“90后”房屋质量安全几问
新华网北京４月１２日电（记者马姝瑞、白靖利）浙江奉化民居坍塌事件发生后，引发了社会对类似的“８０后”“９０后”老旧房屋质量安全的普遍担忧。
这些产权期内已使用二三十年的“老房子”现在到底安全不安全？如何确定？一旦经鉴定为危房，又该如何处理？业主的利益如何维护？
问题一：“老房子”是否安全如何鉴定？
近期，河南、江苏、安徽等许多省份都做出了排查“危房”安排，如安徽省要求，对辖区或所属管理范围内的危旧直管公房、使用年限超过２０年的砖混（砖木）结构房屋、尚未解危的危险房，墙体倾斜开裂变形、抹灰突然大面积脱落或新近出现门窗突然不能自由开闭的房屋等进行重点排查。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孙先春告诉记者，现有的“８０后”居民房屋不少是砌体结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砖混结构，由于本身的结构特点，砌体结构的房屋一般不超过６层。“单就砌体结构的房屋本身结构安全和质量来说，只要按照规范设计、施工、验收，后期正常使用的话，应该是不存在安全问题的，不用过于紧张。”孙先春说。
但房屋经过常年使用后，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毛病”，要确定其安全状况该怎么做？对此，安徽建筑大学教授孙强告诉记者，如果居民怀疑自己的房子有质量问题或安全隐患，可以首先向物业反映，由物业与开发商联系鉴定、处理。一旦这一程序衔接出现问题或走不通，就应该向政府部门反映，由政府部门出面协调。
孙强介绍，目前全国通行的危房鉴定工作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一是地基，也就是房屋基础；二是主体结构，比如承重等；三是维护部分，也就是阳台等。其中，以主体结构为最主要部分。而在鉴定的标准和程序上，也有比较规范的流程。
一般来说，危房鉴定由房屋产权人（使用人）向当地鉴定机构提出鉴定申请，鉴定机构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现场查勘、测试、检测验算等，进行全面分析，论证定性，作出综合判断，提出处理建议，签发鉴定文书。
问题二：房屋鉴定为危房，怎么定责处理？
如果居民房屋真的出现了质量问题，并被鉴定为危房，下一步应该怎么处理？
曾参与汶川地震灾后危房鉴定工作的合肥工业大学教授柳炳康认为，明确责任是第一步。他说，可能造成危房的责任主体有很多，开发商、施工方、设计方，甚至业主的不当使用，如野蛮装修、改变用途、乱搭乱建等，必须确定责任后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安徽省住建厅房地产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房屋被鉴定为危房后，责任主体应根据危房成因区分情况、责任法定。如危房成因于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违反了《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和强制性规范要求，工程招标、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质量监督等单位都要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云南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承蔚表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如果责任主体缺位，而相应的监管主体或相应主管部门已经履行了监督管理职责的，由所有人或使用人承担责任；若相关主管部门疏于履行相应职责，则应承担相应责任。
但在原因明确、责任确定之后，危房的维修、加固却也面临着重重考验。记者调查了解到，我国现行的物业维修基金主要针对的是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保修期满后产生的维修、更新和改造费用，如屋顶渗漏、外墙剥落、电梯、消防设施等维修。而“危房”特指建筑本身的主体结构出现问题，也就是说，危房所需要解决的主体结构问题应该由终身质保方承担，维修基金是不能用在危房维修加固上的。
“从法律角度看，业主和开发商存在房屋买卖的合同关系，如果危房的成因不是业主和他人损害所致，也不属于不可抗力的话，那么房屋主体结构终身质保责任、危房的维修加固费用也要由开发商来承担；如果造成危房的原因是设计、施工的问题，开发商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设计单位、施工方索赔。”安徽中天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袁维平分析说。
问题三：危房责任主体“消失”，居民权益谁来“兜底”？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尽管我国在建筑质量安全领域建立了比较完善、规范的标准和流程，在实际操作中，仍有不少房屋建筑领域的追责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的挑战。
如在浙江奉化的居民楼坍塌事故中，开发商目前处于“吊销未注销”状态，施工单位也经过拆分，主要责任主体均处于难以寻觅的“消失”状态。类似情况下，居民的利益应当如何维护，谁来承担“兜底”责任？
“如果维修加固甚至坍塌后的追责赔偿都找不到责任主体的话，那么政府应当出面承担更多责任，包括寻找责任主体、妥善安置居民、协调解决维修赔偿等。”孙强说。
记者了解到，当前，我国也建立了危房排险解危的救助渠道，如根据《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在房屋所有人进行抢险解危需要办理各项手续时，各有关部门应给予支持，及时办理；对于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危险房屋，并需要拆除重建时，有关部门应酌情给予政策优惠；对重大安全隐患房屋，启动应急预案涉及的人员撤离，如家庭是唯一住房，地方政府应优先通过保障性住房等解决撤离人员居住问题；对没有修缮利用价值的房屋，地方政府应优先列入危旧房或棚户区改造计划；产权人提取个人账户内住房公积金，向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部门修缮申请，应给予支持和配合等。
但众多业内人士和法律专家也提出，这种“兜底”只是最终的无奈之举，政府部门应当发挥更积极主动的监管作用，建立完善追责机制，防患于未然。云南衡炜律师事务所主任朱智律师认为，当开发商和建筑商都不存在时，政府应该承担一定监管不力的责任。“总的来说，产权期内房屋变危房怎么处理的问题，现有法律出现了空白，质保期内由开发商负责，质保期后没有明确规定。但是按照法理和惯例，房屋属于特殊商品，每个物业涉及到无数人的生命安全，开发商和建筑商应该对其主体结构质量终身负责，政府监管部门，验收部门应该永久负责。”
袁维平说，“８０后”“９０后”房屋未来很可能进入问题集中暴露期，而责任主体“消失”的现象也不会鲜见，政府不可能无限制地承担一切维修、赔偿工作，应当探索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建立“补偿机制”。“比如对这些老旧房屋的安全状况、责任主体现状进行排查后，从现在起就由业主、开发商、政府通过加购房屋保险的方式，为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构筑最后一道防线。”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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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的人”被查，表明中央的反腐意志，即便是“中纪委委员”也不是腐败官员的“护身符”。不管什么人，也不管他是不是“纪委的人”，只要敢于以身试法，就要“零容忍”，务求严厉惩处，发现一个坚决查处一个，反腐败本来就不应该存在任何“灯下黑”的情形。
一直以来，在外界看来，对纪委官员的监管往往存在“上级很难管，同级不好管，下级不敢管”的现象。而随着反腐的深入，“谁来监管监管者”，也就成了悬在民众中间的一个巨大问号。毕竟，纪律的监管者，其自身不应游离于监督之外。如不及时破解这种“灯下黑”的情形，听之任之，难有作为，则必将严重损害中央厉行反腐的效果，也很难真正传递给民众信心。
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各级纪委要解决好‘灯下黑’的问题，自觉遵守党纪国法，你们是查人家的，谁查你们，这个问题要探索解决。”
这需要内部监督制度的完善。从今年以来，中央纪委已经开始了积极的制度尝试。前不久，中央纪委增设干部监督室，专门负责监督纪检监察干部；3月28日，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披露，“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这种内部自上而下监督制度的建立健全，一方面，可以强化纪检监察干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促使其自觉遵守党纪国法，自我约束，以身作则；另一方面，也可在这一过程中，强化权力运行的制衡和管控，防止权力滥用。
当然，查处“灯下黑”，剑指“内部人”，也应该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弥补内部监督的乏力或失灵。特别是，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媒体监督的作用更加突出，网民的眼睛可以观察到制度难以抵达的任何盲区。此前，中纪委网站设置了“我要举报”网络举报板块，方便民众举报监督，这是个不错的尝试
这一切都需要最终落实为实际的反腐行动，一旦发现纪委系统内部人员腐败线索就依法调查，决不容忍。
申维辰的被查就是一个典型个案。这对纪委系统内部有警示价值，对其他部门官员也是一种震慑。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