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4-22
解析黑老大与官场联系：有人硬抢官职
廉政瞭望记者发现，黑老大与官场的联系，按紧密程度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寻找官员充当保护伞，形态简单，属于买卖式交往；其次是在政治、经济方面与贪官结成租售同盟，涉及更高级的政经资源；走上前台攫取行政权力则是第三阶段，往往发生于基层、村级“黑政权”。
黑老大们的官场魅影
文_艾冰
3月31日，刘汉、刘维等涉黑案在湖北咸宁中院开庭审理。刘汉颠覆了人们对“黑社会”的固有印象。早在1994年，他就开始苦心编织覆盖黑白两道、横跨政商两界的大网。其与官员的交往及交易，正是大网中重要而隐秘的一环。
刘汉案虽是极端个案，但也确有黑老大对官场并不陌生。廉政瞭望记者从2011年来公开报道的涉黑案件中，挑选出15例与官场有密切联系的黑老大。他们或千方百计勾搭官员寻求庇护，或“以权压权”，让官场中人吃尽苦头。这还不过瘾，有的干脆自己当上了官，在公开场合大谈“致富经”……
怎样和贪官搭上线？
黑老大们要得到庇护，首先得和官员搭上线，那么，他们喜欢“勾搭”哪些领域的官员呢？廉政瞭望记者梳理15例案件发现，公安系统以及法院系统官员，充当保护伞的情况较多。
2011年落网的广东茂名黑老大李振刚，其保护伞包括市刑警支队三大队副大队长李永才、茂港区法院民庭庭长何铭杰等。市公安局2001年时曾侦查过李振刚涉黑案，身为专案组材料小组组长的李永才帮忙隐匿其绑架他人的证据，使其逃脱制裁。
而当李振刚放出高利贷，对方无力偿还时，何铭杰就会来帮忙，把受害人的合法财产以司法途径转移到李振刚名下，从立案、开庭到判决、执行，“一气呵成”。
不止公安、法院两家，其他部门官员也有“上钩”的。除了实权部门一把手外，还有基层干部。如深圳“龙哥”陈垚东，就找了时任沙井街道党工委书记刘少雄做靠山；有的保护伞更让人意外——正厅级女官员、原湖南湘潭人大主任符咏梅，竟然是黑老大欧建的干妈。
廉政瞭望记者还发现，在15例涉黑案中，相当一部分保护伞对黑老大的“忠诚度”颇高。究其原因，既是官员见利忘本，更与黑老大勾搭官员时手法“考究”(与商人勾结官员手段类似)，让对方“欲罢不能”有关。
一组湖南多地“打黑”时披露的故事或可说明。2006年起，欧建向湘潭市公安局原副局长蔡亚斌送钱之余，还发动了“毒品+美色”攻势。一边拿毒品给蔡吸食，一边费大工夫从广州找来“小姐”给他。用欧建的话说，是金钱、毒品和女色，让他与蔡亚斌成了“朋友”。
还有人做法更绝。曾横行衡阳5年多的当地“天上人间”夜总会老板尹健，得知市石鼓公安分局副局长陈小平和禁毒大队长贺航国也喜欢“泡吧”，便为其免费提供包厢，过年还会奉上红包。暗地里，尹健将二人受贿的情况秘密地拍摄下来，将二人变成自己的“死忠粉”。
株洲黑老大陈李林则省心不少。原为医生的他，偶然得知同事王晶是时任株洲市公安局长黄桂生的“女友”，遂动了心思。黄调任湘潭后，陈李林说动王晶一起入股，到湘潭开“A世纪酒吧”。经王晶的“枕边风”，黄桂生承诺给予关照，成了酒吧的大靠山。
得官员庇护，也庇护官员
有黑老大曾叫嚣：“养官千日，用官一时”。大抵是说，一到关键时刻，保护伞就会出马，助其成事，帮其解围。而黑老大对官员的“感情”，也颇为复杂。
2007年11月，时任湘潭市人大主任符咏梅的一个“招呼”，使欧建控制的宜华房地产开发公司，能在其承包的体育公园项目招标中简化程序，为欧建团伙串通围标创造了条件。其“内定”的中天公司中标后，欧建获利700多万元。
黄桂生对陈李林的关照，则是细水长流。平时，黄桂生常带领各公安分局多名负责人，浩浩荡荡到“A世纪酒吧”赴宴，还要求下属们对酒吧给予“支持”。当该酒吧因涉毒被查后，黄桂生又叮嘱办案部门，不要追究陈李林等的刑责。陈李林也“懂行”：逢年过节，少不了对一些职能部门负责人请吃送礼。
有了保护伞，情势再危急，似乎也能化险为夷。一次，陈小平得知市局要查“天上人间”，便先让尹健安排人进入两个包厢吸K粉，并打电话报警。接警后，陈亲自带队查处了安排好的包厢，拘留了11名吸毒者，对市局表示“已查过”。事后，尹健派人给被拘者送去被子、补助金，并给来查他的民警每人发了800元。
当“羽翼渐丰”，有的黑老大甚至自己当起官员的靠山，在政治、经济方面与其结成同盟。被称为“地下组织部长”的青岛黑老大聂磊就是一例。聂还有标准，专挑“能力和上进心较强，无靠山的普通警员”。目标一定，聂磊就会用人脉与金钱助其晋升，以图后者回报。
青岛特警支队一大队原副大队长王晓青曾受聂磊“栽培”，聂磊手下外出“办事”时，常叫王同行，王携带的110对讲机，让聂磊团伙在案发现场了解警方调度信息，及时抽身。
也许是有了更大权力的“庇佑”，黑老大对一些官员的态度很是嚣张。如河北曲阳县黑老大刘会民手下曾殴打县城建局宫姓副局长；而当湘潭禁毒支队民警检查“A世纪酒吧”时，竟被反锁在酒吧1个多小时，直到特警支队30名队员强行破门，酒吧里的民警才得以脱身。
不过，多数黑老大对自己的“靠山”都很恭谨。2013年6月，深圳沙井黑社会案二审，黑老大陈垚东与街道办书记刘少雄当庭对质时，陈垚东说，他是为了公司利益才去找刘书记。陈仍尊称对方落马前的官衔。
“我就是不在现场，这个书记也是我的”
廉政瞭望记者发现，黑老大与官场的联系，除了找官员当保护伞；在政治、经济方面与贪官结成同盟外；有人还挤身体制内，以图用权力保护、壮大自身利益。
他们走的第一步棋，就是将自己包装成热心公益的企业家。在本刊统计的15人中，有“企业家”身份的达80%。如江西新余黑老大李军民，曾成立“恒发贸易”等多家公司，2009年获评市劳模。同年，欧建则成为湘潭岳塘区“光彩之星”、“最受职工欢迎企业家”。
有了这些头衔，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似乎顺理成章，这也是他们能想到的进入体制的最好方式。15名黑老大中，曾任各级代表委员的达9人，其中2人曾是省人大代表。
“该同志具有较高的参政议政能力，多次提出科学建议。热心公益事业，累计为助学，助残，救灾等捐款捐物800多万元……”一份推荐黑老大袁诚家为辽宁鞍山市人大代表的资料如此写道。该市人大官员张明利解释，企业家当选人大代表，“就是根据纳税，热心公益和支持地方建设，他这些方面确实表现不错。”
曾任两届省人大代表的江西横峰黑老大兰林炎，还给其手下骨干也谋了身份：兰风标为横峰县人大代表；陈德云为县政协委员……
然而，黑老大戴上“红顶”也非易事，有时还得“拼靠山”。河南漯河黑老大王华当市政协常委就费了番周折。媒体曾披露，当时市委常委讨论政协常委名单，有人以王华涉黑为由提出质疑，但一名与王华关系很近的人却力挺王华，使其如愿以偿。
也许因其“草根”身份，不少当选代表委员的黑老大都曾受媒体关注。兰林炎到南昌参加省人代会时，曾对记者称赞大会新使用的短信系统贴心方便。作为横峰县蓝子畲族村村支书的他还透露，该村探索出了“基地+农户+合作社+企业”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新路。
事实上，近些年查处的黑老大中，不少人都拥有村支书这一身份。兼具“能人”与“强人”特征的他们，在发展村域经济的同时，也为所欲为，堪称村霸。
已赴死的河北曲阳县黑老大——七里庄村原村支书刘会民，任职期间犯下受贿、寻衅滋事等大罪11桩，村民对其稍有异议就遭殴打。不过，在刘掌村期间，七里庄发展成“曲阳第一村”和保定市“生态文明村”，刘倒台后仍有村民感叹：“现在七里庄建设得不错。”
还有人更胆大。山东临沂黑老大李振山看上了老家的村支书一职，他的手段是“硬抢”。村选举期间，李带地痞走家串户，扬言党员谁不选他就揍谁，并说：“我就是不在现场，这个书记也是我的。”竞选当日，李振山果然不在现场，而在邻居屋里喝茶。第一轮选举下来，他就“全票当选”。
可是，李振山不是党员，根本不具有参选资格。镇党委拒绝任命他，官瘾上来的李振山干脆自封为村支书。很快，民警的到来终结了李振山的“官场漂白之旅”，李振山后被判处死刑，当官的美梦，只能留待下辈子了。
[新浪网-廉政瞭望]
广东科技系统超50人涉贪腐案 多为高官高知
据新华社电 广东科技系统多名官员纷纷落马，不断刷新涉案人员数字已超50人。这场近年来“涉案人数最多、涉案范围最广、涉案金额最大”的科技领域系列案件令人震惊。一些科技系统离任干部下海成立“中介公司”帮企业贿赂官员获取资金扶持。而封闭运行、自由裁量权过大等科研资金管理弊病，使科研腐败成为专业骗局，亟待“刮骨疗毒”。
“高官高知”频涉案 “科技中介”拉拢贪腐
去年以来，广州市科信局原局长谢学宁，广东省科技厅原厅长李兴华、副厅长王可炜、党组副书记张明等科技系统官员接连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调查。
据广州市检察院披露，该院反贪局与海珠区检察院反贪局2013年共立案查处科技信息系统系列贿赂案件25件29人，其中包括1名局级干部和7名处级干部，总涉案金额共计5000余万元。而且，科技系统的涉案人员多为“高官”、“高知”。广州市纪委统计，广州市科信系统违纪违法系列案件共涉及45人，涉案人员多为科信、发改、人社、卫生等掌握科技信息资源调配权的单位和部门，其中“一把手”有10人，占58.8%。具有博士学位的占29%，涉案企业负责人中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资格的也占到29%。
在企业与科技部门之间还有一群“科技中介”负责拉拢贪腐。海珠区检察院披露，省科技厅干部郭丹丹下海经商后，成立了广州市德山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担任法人代表。该公司按照委托企业所申报专项资金的20%至50%收取“服务费”，帮企业向多人行贿，金额达100多万元。广州市科信局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处原主任科员曾国兵离职后成立了科技咨询公司，为取得市科信局软件和信息服务处处长张实的支持，向张实的情妇杨旎贿送了公司干股。
科研资金管理暗藏“专业欺骗”
记者调查发现，科研资金管理领域存在诸多乱象：不少企业为争夺稀缺资源“跑部钱进”，暗藏三大“专业欺骗”：
一、审批封闭运行，“给谁不给谁”权力说了算。在广州市科信局原来的19个处室中，具有项目管理职能的就有14个。据知情人士透露，能否立项基本上由处室和分管领导确定。广州市科信局现任局长马正勇坦言：“4000多个项目申报，可能相当大一部分符合申报的要求，给谁不给谁，容易出现权力寻租的空间。”
二、信息公开不充分，外行只能看热闹。据办案人员介绍，腐败行为主要集中在科技资金的使用分配以及信息工程的立项发包等环节。一位科技系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前信息公开不够，只公布成功立项的项目。至于项目通过、不通过的原因，专家的评审意见等，外部完全不知情。”
三、内部监管流于形式，外部监督缺位。南方医科大学一位教授告诉记者：“虽然科技部门也设立项目审批的专家委员会，但是专家意见基本上是走过场，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科技部门。”业内人士还认为，资金拨付后也普遍存在监管缺失的问题，“重立项，轻管理”不仅给了项目承担单位带来较大的利益支配空间，也为行贿受贿提供了条件。
科研经费管理亟须“阳光再造”
广东省科技厅厅长黄宁生认为，对科技系统的“阳光再造”，需要建立分权制衡、权责统一、科学合理、公开透明的制度流程。去年下半年以来，广东、广州市科技部门已把科研项目的规划、评审、监督等环节拆分到不同的部门负责，建立起权力分置、相互监督的行政审批流程。此外，还实现网上申报、留痕管理，推动项目、资金和行政审批事项的信息公开工作。
马正勇等人认为，需探索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的机制，凡是市场和企业能做的都交给市场和企业，科技行政管理减少对具体项目、技术和产品的参与和干预。马正勇说，“应当逐步减少无偿补助资金比例，增加‘撬动性’资金的比例。引导社会的研发投入，一举多赢。”
(原标题：逾50人涉案 多为高官高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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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信托董事长刘惠文19日去世 坊间传闻系自杀
新浪财经讯 4月21日下午消息，据财新网报道，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惠文于19日晚间去世，坊间有传闻称刘惠文系自杀。
刘惠文生前，于2005年12月起任职北方信托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惠文还曾任天津市计划委员会干部，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干部，天津泰达集团总经理，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天津市泰达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根据公开资料，2007年12月11日，天津市泰达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注册资本106亿元，已整合了渤海银行、渤海证券、渤海保险、恒安标准人寿、天津信托、泰达宏利基金等多家金融机构的市属国有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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