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5-16
昨日（5月14日），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发布消息，历经十个多月的侦办，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下简称GSKCI）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单位行贿、对单位行贿等案已侦查终结，于日前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据介绍，GSKCI在中国销售的药品大多冠以海外原研药名义，在药品进口前通过转移定价的方式，增高药品报关价格，在将巨额利润预提在境外的基础上，设定高额销售成本用于支撑贿赂资金。
GSKCI药品的价格远高于在其他国家的价格，最高的达到其他国家的7倍。GSKCI能够将真实成本仅10余元的药品，在中国卖出10倍以上的高价，实现数以亿计的销售收入；但销售收入逐年飙升的同时，却是微利甚至亏损。
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高管指认，该公司从2009年开始，调整销售策略，涉嫌用金钱贿赂开道，提高销量。另外，该公司为应对工商部门调查，成立专门危机公关小组，采取涉嫌商业贿赂的方式拉拢工商人员，意图逃避处罚或减轻处罚。
昨日下午，葛兰素史克（中国）方面在发给新京报记者的邮件中引述“葛兰素史克公司发言人”的表述称，“今天我们与公安部进行了会面，其间他们向我们通报了调查的进展，我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指控。这让我们非常担心，它们违背了葛兰素史克的价值观。公司将继续就此案全力配合政府相关部门。”
招数1 “转移定价”
同一药品中国内地出厂价是韩国七倍
新康泰克、芬必得、贺普丁……提起GSKCI旗下的“明星”药品，中国老百姓十分熟悉；它们在中国高昂的定价，也令人印象深刻。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得的一份2012年5月GSK《专利药品（含专利过期药品）境外市场价格填报表》中，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
以知名药品贺普丁为例，在中国的出厂价是142元人民币，而在韩国只有18元，在加拿大不到26元，在英国不到30元，在德国、日本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其出厂价也远远低于中国内地。这并非个例。GSK的另一种药品贺维力也呈现同样的情况：相较于日本的103.5元和中国香港的59.92元，它在中国内地的出厂价高达182元。
GSKCI的药品价格为何如此之高？价格又是如何确定的？
多名涉案的GSKCI高管供述，新药进口到中国前，大多冠以海外原研药名义，在药品进口前通过转移定价的方式，增高药品报关价格，将巨额利润预提在境外。
犯罪嫌疑人、GSKCI原副总裁兼疫苗部总经理陈洪波说，这是跨国公司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一种主要方法。在原产国分公司把要赚的利润确定好，把确定后的（原产国）零售价作为销往另一个国家分公司的成本价。在这个基础上，再实行一套价格策略，确保在另一个国家能够盈利。
“对GSKCI而言，除了进口成品药，还有一种方式是进口原料再加工。”陈洪波供述，西力欣的原料由GSK在塞浦路斯的分公司做，瓶装是在意大利分公司，从塞浦路斯到意大利进行一次价格转移；从意大利分公司到中国贴标签，再进行一次价格转移。多次价格转移之后，每个分公司都赚钱，总利润相当可观。
犯罪嫌疑人、GSKCI副总裁兼企业运营总经理梁宏在供述中称，GSKCI的这种做法不仅大幅提高进口药品价格、获取巨额利润，而且将应当在中国境内产生的大部分利润留在境外，达到少缴税的目的。
因此，GSKCI财务报表上的数据也就不难理解——2009年至2012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约为39.78亿元、48.62亿元、55.29亿元、69.75亿元；而同期的营业利润约为1.09亿元、﹣0.47亿元、0.6亿元、﹣1.88亿元。
“值得注意的还有主营业务成本，与主营业务收入一样，也呈逐年猛增之势。”侦办GSKCI案件的专案组民警介绍，2009年至2012年，公司主营业务成本（进货成本）分别约为30.39亿元、37.13亿元、43.16亿元和50.3亿元，这其中就包含通过转移定价预留在境外的利润。
以贺普丁为例，2012年，贺普丁真实成本为15.7元，转移定价后到中国GSKCI工厂的口岸价是73元，GSKCI出厂价（不含税）为142元，经物价部门核准的最高零售价为207元。
除了通过“转移定价”把利润留在国外之外，GSKCI还在国内进行了另一次“价格转移”，其报关进口虚高价格的药品后，通过其设在中国的工厂加工包装出售给GSKCI。在这部分“价格转移”中，不仅实现了其中国工厂的利润，也通过GSKCI药品出厂价与GSKCI中国工厂出厂价中间的差价，预提了在中国的贿赂销售费用和目标利润。由此可见，把虚高价格的药品卖出去是GSKCI的最大目标，表面上看GSKCI微利或亏损，实际上卖得越多赚得越多。
招数2 “黑金营销”
为让医生多开药 借“讲课费”行贿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贵得离谱的药品怎么能打开中国市场，甚至坐上行业老大的位置？
李某是此次被移送审查起诉的46名疑犯之一。身为湖南某市级医院的肝病中心副主任医师的他，涉嫌非法收受GSKCI医药代表谭某送达的现金数万元以及GSKCI提供的免费旅游。
据李某供述，从2012年3月起，GSKCI为刺激贺普丁的销量，每开出一盒给他20元，每增加一名病例入组（给一名新病人开贺普丁）给他100元。他每月可以开出150到200盒，增加5到8名病例。而谭某在每次按月送钱的同时，还会递上一张“讲课单”让他签字，言明这是“讲课费”。
“我一年分12次支付讲课费。实际上，李某总共只讲了两三次课，其他大部分都是虚构的。”谭某供述。“讲课单是我按照公司发的模板打印出来的。这些钱要以讲课费的名义在公司报销。”
“有的医生回避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但希望提高自己的业内名声。这时，学术会议的作用就体现出来。”另一名涉案的GSKCI医药代表王某说，邀请医生参加会议的费用由公司支付，礼品由公司提供，会后的旅游也由公司埋单。她的上级主管曾经明示：“认钱就给钱，认学术就给学术机会！”
葛兰素史克中国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监张国维称，GSKCI出现大量涉嫌商业贿赂行为是公司近年政策导向的必然现象。他供述称，以原GSKCI总经理马克锐2009年来华掌舵为分水岭，公司的经营理念和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张国维称，2009年，葛兰素史克全球总裁上任，对销售增长提出很高的要求，为此，总部向GSKCI派来实际控制人马克锐。马克锐到中国第一项任务就是转变政策，提出“销售为王”的口号。从利润为主变成销量为主，销售指标每年不断增加，以弥补美国、欧洲市场的大幅下降。
“没钱就别想提高销售增长。”张国维说，财务出身的马克锐向销售人员了解情况，他们反映用钱跟医生拉关系，销售才能增长。而GSK原来在这方面的资金较少，市场活动也不是跟销售挂钩，这样就不可能提高销量。马克锐了解这些信息后，马上研究制定新政策，把市场费用和销售挂钩。
原GSKCI疫苗部总监张继国也证实了这一说法。他说，不仅销售部门要一切以销售为主导，所有的部门也都要为销售提供支持。按照马克锐的要求，独立的市场部被分解到各销售部门，以学术推广为主的市场活动转变为与销售挂钩；陆续组建市场准入部、处方药医学部、多元化部和大客户团队辅助销售。
同为犯罪嫌疑人的人力资源部招聘总监郭建华感受更为明显：2008年基本维持在900－1000人的销售队伍，2009年突然开始加速“扩军”，每年招入数百到上千人不等，至今为止，销售人员总数已达5500人。
梁宏交代，在财务预算方面，医药代表每月有3000～5000元可以用在医生身上。“当然这是不够的，还可以申请更多费用，总的不超过药价一定比例。例如，肝炎业务部的比例是5%到8%。”
为了挖掘销售潜力，GSKCI还设定了上不封顶的超额销售奖金，以及“精英俱乐部”政策，俱乐部成员每年涨两次工资，可以得到更多奖金和出国旅游；反之，如果完不成销售指标，则面临着被解雇或无法升迁的命运。
张国维称，如果员工不那么做，就没有办法完成指标拿不到奖金，甚至有可能导致失去工作。
“这对一线销售人员的影响力和诱惑力非常大，导向作用是非常强的。”梁宏估算，GSKCI为打开销路投入的行贿费用占到药价的30%，每年的总金额高达数亿元人民币。这也换来丰厚回报，2009年到2012年，GSKCI的销售收入从39亿元增长到近70亿元。
招数3 “以贿掩贿”
公司审计部门教员工“如何行贿不违规”
“公司从上到下，把‘合规’当成一层老虎皮披在身上，而不是真正建立机制、采取措施，所谓‘合规’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犯罪嫌疑人之一、GSKCI法务总监赵虹燕说。
一些GSKCI的员工证实，公司一方面制定有各种规章，经常组织员工学习；另一方面则是教他们如何使不合规的行为看起来“合规”。
“医生讲课用的课件，市场部、医学部已经准备好了，一般有5到6套，我们在报销单上写某医生用了某课件，可以做到一个月不重样，看起来不会太假。”前述的涉案医药代表王某说。
王某供述，用发票报销“讲课费”时，虽然公司有过培训，还是担心做得不够真。“财务部、审计部有时候会打电话来，指出哪里不合规，教我们怎么改，改好了再寄回去。”
“包括马克锐本人，许多高管、中层都知道医药代表向医生行贿的做法。但自身还是会受到限制，不超过（药价的）10%，而且通过很多手段才能把钱套出来。”GSKCI多元化产品部负责人兰省科供述，为了扩大贿赂销售规模，GSKCI推出了“第三方管理模式”。
“实际上就是包销。比如销售复达欣时，我们支付推广服务费给第三方公司，第三方公司再把费用给医生，还是变相的行贿。”兰省科说，“这种合作不仅可以规避风险，还能大大增加给医生钱的幅度。”
虽然从上到下极力掩饰，但GSKCI涉嫌商业贿赂的行为还是引起了北京、上海等地工商部门的注意。面对危机，GSKCI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加以应对。
“策略主要有四条，其中两条是马克锐提出的，一是要公关，大事化小，二是以商业贿赂避免处罚。”GSKCI法务部总监赵虹燕承认涉嫌贿赂工商人员的做法。
赵虹燕说，他们法务部主要工作包括应对举报引起的工商调查。
赵虹燕等曾处理上海市工商查处的一个案子。赵说，当时她收到GSK总部某负责人指示，要她获取举报信的原件，从而确定指纹，以锁定举报人。总部也让她把这个指示转达给处理上海工商案件的张继国，张时任GSKCI抗生素部总经理。
张给赵虹燕回复称，获得原件很困难，只能获得复印件。后来他用手机拍下举报信，发给了赵。赵把邮件进行翻译，发给GSKCI总裁马克锐和总部另一负责人。
看到了举报材料，马克锐等人制定了原则和策略。
其中，马克锐提出两条，第一是将大事化小，第二是不能以商业贿赂进行处罚。其他管理层也提出，要销毁涉及商业贿赂的证据，另外要以拖的方式来少提交或者不提交证据，避免公司被以商业贿赂为名进行处罚。
按照马克锐的指示，赵虹燕等涉嫌用贿赂的方式拉拢工商人员。
另外，GSKCI安排对各行政负责人进行培训，销毁证据，指导他们怎么样来销毁电脑里和桌面上纸质的文件从而隐匿商业贿赂的证据。
赵虹燕说，他们还对调查采取拖延，不配合的方式，躲避查处。
她说，北京工商在调查GSKCI时，工商特别关注他们的财务明细账。他们知道这个明细账里涉及太多信息，担心一旦工商获得了这些信息就去找医生调查，GSKCI高层就指示赵虹燕“就是找借口，借口系统在印度，调出来要很多时间等来拖，最后就是不提交”。
2012年2月至11月，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连续两次立案调查GSKCI涉嫌商业贿赂问题，梁宏等人通过中间人找到了办案人员，以财物打通关系，换来对涉嫌商业贿赂不调查、不处理，改成不正当竞争，罚款30万元。
“纵观如今的医药市场，患者看病难、用药贵等现象，医药领域的商业贿赂是根源之一。”赵虹燕在接受采访时如是感叹。
身陷囹圄多日，一些涉案GSKCI高管进行了深刻反思和忏悔。他们坦承，公司的商业贿赂行为无论是对中国的广大患者、政府还是国内药企，都造成了巨大危害。
葛兰素史克案大事记
2013年6月28日
长沙警方表示葛兰素史克有高管涉嫌经济犯罪而被当地公安机关调查。
7月11日
公安部网站发布消息，葛兰素史克部分高管在华行贿被立案侦查。
7月23日
葛兰素史克称在华公司的部分高管可能会通过逃避公司流程和监管进行不当操作触犯中国法律。
7月29日
报道称有18名与葛兰素史克在华贿赂案相关的人员被拘捕。
10月25日
葛兰素史克公布了2013第三季度财报，数据显示公司在中国的药品销售额大幅下跌61%。
采写 新京报记者 涂重航 张泉薇
[新京报]
相关评论
葛兰素史克到中国就变坏？医药腐败须从制度入手
据报道，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G SK )涉嫌行贿案已侦查终结，于日前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他们将贿赂成本预先摊入药品成本，虚高药价，通过大肆贿赂医院、医生、医疗机构、医药相关协会组织等医药销售相关部门及其所属人员推销药品，牟取非法所得数十亿元。
不少网民指出，葛兰素史克一案披露出来的行贿受贿事实令人震惊，不仅干扰了市场秩序，也加重了广大患者的负担。法治欠缺和机制漏洞培育了医药腐败的土壤。唯有加快推进医疗体制改革，破除“以药养医”积弊，建立一个更加市场化的医疗市场，才能让医药商业贿赂绝迹。
葛兰素史克不是孤例
网民“白云峰”说，葛兰素史克卖给中国的药，价格是韩国的7倍，大搞带金贿赂销售。可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法治欠缺、机制漏洞、医护人员显性收入不高等问题，造成这样也不意外。
“葛兰素史克的利润转移、商业贿赂不是孤例，在大部分外企甚至部分民企中都存在类似问题。这些问题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只是以前有关部门装作没看见而已。”网民“邪神_一念成魔”说。
有网民指出，除与其他商业贿赂一样妨碍公平竞争、破坏市场秩序外，药品领域商业贿赂的特别危害还在于，药企向医院、医生、有关官员等行贿，相关费用必然计入药价，最终将转嫁到患者头上。
“葛兰素史克涉嫌商业贿赂，如果不予以违法所得数倍甚至数十倍的重罚，就对不起最终为高药价买单的广大老百姓和纳税人。”网民“我能”说。
市场规范不足让外企钻了空子
网民“姚倩”认为，葛兰素史克在中国高额定价的背后，是它一度在中国巨额行贿、使销售业绩屡创新高的现实。外企行贿，已经成为某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生存的“潜规则”，有些跨国公司甚至已形成一整套成熟的适应中国本土市场的“异化”策略。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原本管理严格的外企，原本“不懂人情”的老外，为何到中国之后就变了？
有网民称，外企在一些发达国家更讲规矩，并非天生的，而是受到了监管和法律的约束。在公司反贿赂方面，由于发达国家市场发展更快，制约体系比较完善，才规范了企业在市场上的不正当行为。而外企在中国市场上的肆无忌惮，正说明我们在市场规范上的空隙太大，才让外企钻了空子。
“葛兰素史克事件证明了中国医疗体制的市场化程度偏低。否则，用贿赂手段高价推销药品是不会成功的。”网民“吕建凤”说。
解决医药腐败须从制度入手
“行贿者抓了，大快人心，然而，受贿者是谁不能公布吗？如果受贿者不治罪，受贿体制不受到鞭笞，并不会减轻中国患者的负担，中国特色的医患矛盾也不会解决。”网 民“bwjdgtg”说。
网民“孟姣燕”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以药养医制度扭曲了整个医药行业的生态，是滋生医药腐败和商业贿赂的土壤。因此，在给外资企业敲响警钟的同时，更应该给存在严重漏洞的医疗体制当头一棒。解决医药腐败，应从制度、监管入手。葛兰素史克贿赂事件应该成为中国医药改革的重要拐点。
网民“潘洪其”说，从长远看，治理医药商业贿赂必须从源头防治。要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医药购销公开交易平台，强化多边监管措施；加快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切断医院与药品、医生与开单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善医疗服务价格体系，增加医务人员合法收入，增强医务人员拒腐防腐能力，等等。深化医改有切实进展，治理医药商业贿赂才有得力措施。(记者 陈伟 整理)
[经济参考报]
葛兰素史克行贿案背后潜规则：药越贵医院越欢迎
历经10个多月的侦办，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葛兰素)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单位行贿、对单位行贿等案已侦查终结，于日前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侦查机关介绍，葛兰素在中国销售的药品大多冠以海外原研药名义，在药品进口前通过转移定价的方式，增高药品报关价格，在将巨额利润预提在境外的基础上，设定高额销售成本用于支撑贿赂资金。
中国青年报查询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发现，我国目前药品定价机制大体分三种：即国家发改委定价、所在省制定指导价和企业自主定价。其中，前两者制定的重要依据为企业上报的成本信息，相关部门在加上合理的利润之后，从而制定出相应政府定价。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告诉记者，由于国外药企制药成本难以监管，在提供定价的资料时，企业往往不如实提供成本信息，成为业内“潜规则”。
“但这并不是国外药企能漫天要价的原因。”于明德指出，如果要价过高，医院完全有理由拒绝采购它们，“但恰恰相反，现状是药品越贵，院方越欢迎。”
这背后存在着怎样一种畸形的供需关系？
于明德表示，国内现行的“以药养医”制度，医生靠开处方作为一大收入来源的现象，才是这些国外药企敢于给药标出“天价”的原因。“药价越高，医院获取的利润越高，开出处方的医生个人收益自然也越大。”
某跨国医药企业内部人士也向记者透露，中国医生不凭医疗临床数据说话，开药主观意识太强，给其滥用职权留下了空间。选择能带来更多收益的高价药，自然成为医生“合情合理”的选择。
正是这样的一条利益链将药价推高，最终损害了消费者权益和国家利益。
出于赚取更多利润的目的，在处方药和疫苗销售过程中，葛兰素下属各药品生产企业、与经营相关的各部门全面参与，建立自营药品销售、外包药品销售、“冷链”(疫苗)销售、大客户团队销售、危机公关五条“贿赂链”，形成了医药代表贿赂医生、地区经理贿赂大客户、大区经理贿赂VIP客户、市场部贿赂专家、大客户部贿赂机构的贿赂网，贿赂销售行为涉及全国各地。
这给葛兰素带来了高额的销售费用支出。据新华社报道，其有3成药费为行贿所用。
“一般而言，药品销售费用占到药价的30%～40%是比较普遍的。既包括了合理销售支出，也包括用来做关系的‘灰色支出’。”于明德表示，像销售人员的工资费用、差旅费和其他必须的杂费，都算合理销售支出，剩下就是所谓的“贿赂”。
葛兰素药价中有3成用作贿赂，在于明德看来，“肯定不是行业中最多的。”他说，根据药品的品种不同，“灰色支出”差别很大。“如一般非处方类，在药店直接售卖的药品就很少涉及贿赂支出。往往在医院由医生开具的处方药里，‘灰色支出’就十分常见。”
在葛兰素案中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其五花八门的贿赂手段。“讲课费”、免费旅游甚至性贿赂，葛兰素为达目的手段用尽。据新华社报道，涉案的医药代表王某说，针对贿赂对象，她的上级主管曾经明示：“认钱就给钱，认学术就给学术机会！”
于明德认为，这些腐败现象背后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建立良好的市场化体制，改革公立医院制度，放开对私立医院、个人诊所的限制，才是根治问题的方式。”
“葛兰素在国外也不是遵纪守法的模范。”于明德还告诉记者，在美国其曾因各种缘故遭受重罚。
面对国内公众长期诟病的“看病贵、看病难”，于明德指出，借本次查处葛兰素之机，应进一步加快对现行医疗体制的改革。“毕竟政府投入再多也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都办了，给医院充分的、作为独立法人的自主权，让医院去拼价格、拼服务，老百姓自然愿意去价格便宜、服务好的医院看病。最后在医保结算的时候按人头付费，医院的自主性就上来了，医药腐败的现象自然无处藏身。”
于明德说，同时也要严格法律法规，“收贿受贿见一个抓一个。”另外，还要建立良好的激励措施，“让肯于改革、敢于革新技术、让老百姓受惠的医院得到更多的利益”。(实习生 汪泉 记者 徐霄桐)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