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4-05-29
八旬婆婆赴东京法庭控诉成都大轰炸
下月4日在日本第29次开庭审理成都大轰炸受害者索赔诉讼，有望产生最终判决
新闻背景
7·27惨案
成都之殇
成都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和成都市国防教育学会联合编著的《成都大轰炸》一书显示，从1938年11月8日起，到1944年12月18日止，在长达6年零40天里，成都先后遭遇31次大轰炸，造成5337人死伤。其中，1941年7月27日，日本对成都的轰炸达到抗战以来最严重。当天，日军出动108架轰炸机，分为四批，对成都盐市口、春熙路、少城公园一带进行惨烈轰炸，历史上称为“7·27惨案”。
下月3日，84岁的老人苏良秀将从成都前往日本东京，并将于次日站上东京地方法院，对73年前发生的“成都大轰炸”进行控诉。这也是自2004年来成都大轰炸受害者正式向日本提起索赔诉讼以来的第29次开庭，并有望产生最终的判决结果。十年诉讼，成败在此一举。
除苏良秀与小女儿，四川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世龙，以及四川君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斌也将一同前往东京。
伤痛往事：
73年前空袭 家人6死4伤
苏良秀出生于1930年，当时全家住在成都市八寺巷（现西华门街）。1941年7月27日，成都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也就是在那一天，苏良秀失去了自己5位亲人。苏良秀回忆，当天快到中午时，空袭警报突然响起，家人及亲戚赶紧躲在院子里一棵核桃树下。不幸的是，一颗炸弹正中核桃树，炸出一块六米见方的弹坑，躲在树下的10人，有的被土埋掉半截，有的手足炸断。事后确认，苏良秀的祖母苏黎氏、母亲苏贾氏、小姑妈苏绍群、表姑达凤英、大弟苏良兄、二弟苏良酬等6人当场炸死，苏良秀本人及另外3人身受重伤。
苏家这段遭遇，不仅被收入《成都大轰炸》一书，同时也已作为证据向日本法庭递交。 昨日，84岁的苏良秀撩起裤腿，膝盖上一条六七厘米长的伤疤赫然在目。
索赔长路：
十年诉讼 终于能站上法庭
2002年8月28日，苏良秀在《晚霞报》上读到一则新闻：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走上索赔之路。她立即通过媒体，与重庆大轰炸民间诉讼团取得联系。
2007年7月，日本东京一濑律师事务所的元永修二和优理总和律师事务所的宣野一树专程来到成都，无偿援助大轰炸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诉讼索赔。苏良秀也由此成为成都大轰炸受害者第一个与日本律师签订委托书的对日民间索赔原告。
按照目前行程安排，苏良秀将于下月3日从成都启程，并于4日出庭，以受害者身份进行陈述。预计10日返回成都。
考虑到老人年岁已高，家人大多不赞成她如此奔波，但苏良秀本人却非常坚持：“即使我看不到胜诉的那一天，这场诉讼也要‘子子孙孙打下去，不获全胜不收兵’。”
律师说法：
受害者若败诉 日本无异自扇耳光
在此次前往日本的成员中，还有四川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世龙。下月4日开庭时，他将以中方专家学者身份，第一个出庭陈述“成都大轰炸”的诸多最新证据。目前，这部分证据资料已经向法院提交。
四川君益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斌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法律程序上，中方学者进行证据展示和陈述，意味着这一诉讼已进入最后阶段，有望产生最后判决。
如果开庭当天产生最终判决，会是怎样的结果呢？徐斌分析，与慰安妇、华工问题不同，大轰炸事实确凿，无可辩驳。早在中日战争之前，国际法就明确规定，不能对普通平民进行无差别轰炸（注：出于非军事的需要，以敌对国的平民和非军事设施为目标进行的空袭）。类似轰炸，在1945年，美国陆军航空队也曾对日本东京发起过，并造成近10万人死亡。
徐斌介绍，战后，日本方面曾就“东京大轰炸”在日本国内对美国提起诉讼，最终，日本法院判决日本胜诉，其判决理由认为，美国所采用的空袭，正是无差别轰炸。不过，目前这一判决的实际赔偿还没有执行。
鉴于此，徐斌分析，如果这次“重庆大轰炸”（在东京地方法院立案中，“重庆大轰炸”事实上也包括了成都大轰炸、乐山大轰炸、自贡大轰炸和松潘大轰炸。）日本法院判决中国受害者败诉，那么，同样是无差别轰炸，日本将无法解释此前东京大轰炸的判决结果。并且，无法向东京大轰炸的受害者作出交待，也无法向美国要求执行赔偿。
成都商报记者 蒋超 摄影记者 王红强
实习生 扎西娜姆
[新华网]
“日对华罪孽深重 几辈子都还不清”
——记浙东抗日战争史研讨会在浙江上虞举行
新华网上虞5月26日电 （记者 雷东瑞）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上海新四军研究会和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26日在浙江上虞联合举办浙东抗日战争史研讨会。 据悉，这是在日本安倍政府不断否认二战侵略罪行的背景下，国内首次召开的地方抗日战争史研讨会。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会长糜振玉告诉记者，自安倍晋三2012年末上台后，日本政府不断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再次伤害了亚洲人们尤其是中国人民的感情，给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笼罩了阴影。“此次研讨会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更多的了解历史事实，警惕安倍等日本右翼政客的险恶用心和企图。”
在研讨会上，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汤重南教授说，除在东北实施各种惨无人寰活体解剖等化学细菌实验外，日军还在中国20多个省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细菌战。据不完全统计，仅此一项就造成了大约1200万中国人死亡。
在1940至1942年间，日本731部队在江浙一带进行了三次细菌、化学“远征”战役。汤重南说，日军丧尽天良，采取飞机投弹、部队释放、村庄投毒等方式，进行化学武器的研发与试验。例如，日军在浙东投放鼠疫病菌时，由于防护不周，日军一次竟死亡5000余人。由此，可想见到中国人民深受灾难之重。“日本罪孽深重，对中国军民的罪行不容抹杀，几辈子也还不清。”
日军遗留下来的化学武器，现在仍在毒害中国人民。据汤重南介绍，根据1997年正式生效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日本应在2007年前将中国境内200余万件遗弃化武处理完毕。但日本政府寻找各种借口，故意拖延至今，现在八年过去了，日本还没处理完。
为何日本拒不承担历史责任，拒不承认历史罪行？汤重南认为，一方面是由于美国背后支持或暗中怂恿，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并未彻底清算；另一方面是日本人信奉的现世利益信仰主义和“宁可死 不承认罪”的武士道精神影响。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秘书长俞源认为，应该从遗留的化学武器问题，深刻认识中日斗争的长期性、严重性；应该看到中国国家安全在东部发生的新变化。他还表示，今后，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将把对日斗争问题作为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课题来研究。
在研讨会上，绍兴市上虞区党史办原主任、上虞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任建春介绍了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有关情况。军事科学院史学部原副部长支绍曾将军对浙东抗日根据地给与高度评价。他说，1942年，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谭启龙、何克希等新四军将领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浙东抗日根据地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典范，是全国敌后抗战的一面旗帜。”
此外，参会专家学者还参观了浙东抗日司令部纪念馆和浙东抗日北撤会议纪念馆，并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缅怀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浙东英雄。
[新华网]
国防部：日本F15抵近中国军机34分钟 距离仅10米
记者：24日，日本官房长官在记者会上指出中国军机和日方军机非常接近，可能最近距离达到30-50米的区间，他认为这是非常容易造成双方误判的动作。请问中国军方对此如何评价？
耿雁生：依据东海防空识别区识别规则等政策规定，对于进入东海防空识别区活动的外国军机，中国军队视情出动战机进行必要的识别查证，符合国际通行惯例。在这次中日军机相遇过程中，中国军机飞行员的操作是专业的，符合中方相关政策规定。谈到可能引发事故的危险行为，我们要指出，自中国公布东海防空识别区以来，日军机已 10余次对中方执行巡逻任务的空军飞机实施长时间抵近跟踪监视，危险接近并干扰我正常飞行活动。例如，2013年11月23日，中国空军一架运-8飞机遂行东海防空识别区巡逻任务时，遭遇日航空自卫队2架F-15战机抵近跟踪监视，持续时间长达34分钟，日机距中方飞机最近距离仅10米左右。对日军机抵近侦察的危险行为，我们进行了有效应对，并掌握有确凿证据。
在海空安全问题上，到底是谁在这一空域惹事生非，又是谁在制造危险行为？日方不但不检讨自己，反而倒打一耙，毫无道理。
[新浪网-国防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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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抗争艰难前行——“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再赴日本索赔
新华网重庆４月１４日电（记者牟旭 张琴“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索赔诉讼本月１６日将在东京地方法院开始以专家出庭为主的新一轮庭审，标志着诉讼进入新一阶段。然而，不论是受害者代表还是中方律师都对诉讼前景忧心忡忡，进入第十个年头的索赔历程一如往昔般艰难向前。
“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诉讼索赔团团长粟远奎老人已于１３日出发前往日本，作为原告代表对受害整体情况以及未参加诉讼的受害者情况向法庭进行补充陈述。
出发前，粟远奎说：“我是幸存者，也是受害者。我家里死了两个亲人，财产房屋被炸垮了。我还代表成千上万个（大轰炸）受害者到日本，为他们讨回公道。”
“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诉讼索赔团成立于２００４年４月，是自发组成的民间组织。诉讼的核心是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按每人１０００万日元的标准进行人身损害赔偿。
抗日战争期间，侵华日军集中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长时间的狂轰滥炸，从１９３８年２月到１９４４年１２月，持续时间长达６年零１０个月。其中，大规模的无差别轰炸持续３年（１９３９年－１９４１年）。
６年多的轰炸造成重庆３万多人直接伤亡、６６００多人间接伤亡，财务损失约１００亿元法币（当时中国的法定货币），平民居住区、学校、医院、外国使领馆等均遭到轰炸。史学界将这一事件称为“重庆大轰炸”。
索赔团中方首席律师林刚介绍，此次赴日本出庭的专家学者都是对大轰炸历史、文化、背景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他们出庭作证是对此前受害者作证的补充，将那段历史更全面地呈现在法庭上，而对历史事实的认定是胜诉的关键。专家出庭预计在２至３个月内结束，中国总共１０多名学者将陆续赴日出庭作证。
尽管诉讼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索赔团艰难的处境却让林刚和受害者们高兴不起来。
今年８３岁的受害者蒋万锡是索赔团的原告团团长。他介绍说，索赔１０年以来，陆续有几名原告去世，很多健在的也已经行动不便或者意识不清，丧失了活动能力。
林刚说，诉讼团大部分的经费来自向社会募集捐助的“重庆大轰炸受害人救助慈善基金会”，但是基金会的资金尚不能满足诉讼团赴日出庭与证据收集这两项主要开支。
更大的障碍则是日本政府的态度和日本的司法体制。已经参与诉讼１０年的林刚介绍，日本政府在他国二战受害者索赔问题上一直持拖延与冷漠的态度。此外，日本实行三审终审制，司法诉讼的程序与时间十分漫长，客观上加剧了拖延的效果。
林刚和蒋万锡都坦言，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间对日诉讼索赔胜诉异常困难。坚持十年是因为诉讼结果和过程同样重要，诉讼过程是探寻、固定、公布侵华日军大轰炸受害者真相的重要途径之一。
大轰炸期间，蒋万锡家里的房屋完全损毁，哥哥和怀孕八个月的嫂嫂在一次轰炸中双双身亡。蒋万锡说，索赔的另一重意义是让更多的日本人知道历史真相，共同维护和平。
林刚还表示，民间个人受害索赔权，是基本人权，专属于战争受害者及其遗属，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道原则。
西南大学潘洵教授是研究“重庆大轰炸”的权威专家之一。他认为，进一步加强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和遗址保护，以铁一般的事实让日本政府认罪十分迫切。
潘洵还建议适时建立“侵华日军重庆大轰炸遇难同胞纪念园”。潘洵说，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中，设立了“警示性文化遗产”这一门类。目前，世界上有三处警示性文化遗产，即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地和美国珍珠港。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