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6-01-12
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新华社北京１月１１日电
新华社记者张晓松、华春雨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凝聚了党心民心，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心和信任。”
近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２０１５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出高度评价。
把握党心民心所向，担负兴党兴国重任。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召开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一步步引向深入。
正视严峻复杂形势，勇担从严治党重任——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串起历史的瞬间，更能感知潮涌的指向。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主要是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
一年前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依然振聋发聩。
自１９９３年后，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的判断一直沿用“严峻”二字。新一届党中央见微知著、窥斑知豹，做出“严峻复杂”这一新的判断。
“加上‘复杂’二字意味深长、影响深远，体现了一种政治清醒和政治自觉。”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一方面腐败现象多发，另一方面反腐机制不够完善、思想防线没有筑牢，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
新形势下，党面临着“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党风问题和腐败问题关乎人心向背，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正是站在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内容，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支撑。
出席中央纪委全会，专题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９次听取巡视情况汇报……习近平总书记就从严治党、严明纪律，改进作风、惩治腐败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这是反腐不取胜绝不轻言收兵的政治定力——
开弓没有回头箭，反腐没有休止符。面对国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奇谈怪论，新一届党中央认准了党的宗旨使命，认准了人民的期待，不畏浮云遮望眼，踩着不变的步伐，把握节奏和力度，把党风廉政建设一步步引向深入。
这是敢于正视问题、勇于解决问题的鲜明态度——
严肃查处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问题，点名道姓曝光“四风”问题，实施“全覆盖”式的党内监督制度……在正风反腐、严明纪律问题上，新一届党中央向全党全社会表明了零容忍的态度、猛药去疴的决心、壮士断腕的勇气。
这是持续推进、不断深化、标本兼治的清晰思路——
正风反腐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破题，自上而下“打虎”“拍蝇”，由内而外追逃追赃，力度不断加大；巡视、派驻由创新汲取力量，进度不断加快；既挺纪在前，又以德治党……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了一大批实招硬招，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
这是必须依靠的强大力量——
抓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以上率下，一级抓一级，层层传导压力；紧紧依靠人民参与支持，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加强纪检监察机关自身建设，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全党全社会同心协力，激荡起正风反腐的蓬勃力量。
从筑牢思想防线到扎紧制度之笼，从指明道德高线到划出行为底线，从注重抓早抓小到着力治病救人……
一年来，面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有决心、有信心，有章法、有招法，敢担当、善作为，领导广大党员群众，不断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进展。
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２０１５年中国反腐败的强度“正在进一步加大”。
在创新中实践，在实践中创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亮点纷呈
“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干扰、妨碍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长期搞迷信活动；严重违反组织纪律，违规选拔任用干部……”
新年伊始，新版纪律处分条例刚刚施行，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邓崎琳就因在党内六大纪律上全部违纪被开除党籍。
一年来，中央坚持加强纪律建设，把规矩意识深深刻印在８７００多万党员心中——
除党的纪律处分条例外，去年中央同步修订了党的廉洁自律准则。前者删除原条例中７０余条与现行法律法规重复的规定，抬高了纪律底线；后者以３００字的精简篇幅，标明了道德高线。
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
为在实践中切实把纪律挺在前面，中央纪委提出，要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数，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是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是极极少数。
“‘四种形态’是党内监督的创新理论成果和重要实践遵循。”中国社会科学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指出，落实“四种形态”关键在于压实“两个责任”，通过抓早抓小、层层设防，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白吃两个苹果被诫勉谈话，不承担主体责任受到严重警告，违规打高尔夫球被撤销党内职务……２０１５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谈话函询、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数量均比上年有所增加，起到了抓早抓小、治病救人的作用。
一年来，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反腐、追逃、正风全面发力、驰而不息——
随着京沪“首虎”的落马，全国３１个省区市“打虎”全覆盖，所谓“反腐转段”“一阵风”等论调不攻自破。
２０１５年，“打虎”力度不减，每个月都有中管干部接受组织调查。与此同时，反腐压力向下延伸、剑指“蝇贪”，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开展专项治理，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吃拿卡要、与民争利、侵吞国家和集体财产等典型问题快查严处。
反腐败国际合作和追逃追赃全面提速：摸清外逃党员、官员底数，清理违规出国证照，“天网”越织越密；集中公开曝光的１００名已发布红色通缉令的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分解到各省挂牌督办，加大追逃力度，压缩贪官生存空间。
一方面扼制腐败蔓延势头，一方面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从具体抓起，从小处着手，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地抓，积小胜为大胜，是监督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纠正“四风”的成功做法。
２０１５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继续紧盯重要节点、持之以恒抓作风，同时不断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强烈信号，“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成为案件通报中的高频表述。
一年来，坚持全面深化纪检体制改革，党内监督制度不断完善——
中央近日决定，中央纪委设置４７家派驻纪检组，对１３９家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实现派驻全覆盖。
加大综合派驻力度是这次改革的一大亮点。４７家派驻机构中的２７家为综合派驻，“吃一家的饭，管几家的事”，负责监督１１９家单位，地位相对超脱，有利于增强监督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真正做到了精简高效。
在新版巡视条例指导下，同样依靠创新，巡视“利剑”更准、更快、更灵活。
２０１５年第一轮中央巡视首次实行“一托二”——一个组巡视两个单位；到第三轮巡视时，巡视组数量增加到１５个，并试点“一托三”模式，进一步增强了巡视组多管齐下、密集出击的能力，巡视单位数量比上年多出一倍多。
打铁还需自身硬。
为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干部队伍，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用”。同时，中央出台旨在加强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领导的三个提名考察办法，为纪检干部硬起腰杆、板起脸来开展监督执纪问责提供了制度保障。
回应群众期盼，巩固执政之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２０１５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回应了人民群众期盼，巩固了党的执政之基。
回眸历史，数字往往是最好的注脚：
——“打虎”，２０１５年，３０多名中管干部被立案审查，４０多名中管干部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件数、处分人数均多于前两年；
——“拍蝇”，２０１５年全国共查处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８万多起，处理９万多人，近２万人被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猎狐”，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天网”行动共追逃８６３人，追赃１２亿元，首次实现追回人数超过新增外逃人数；
——查违纪，２０１５年前１１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３万多起，处理４万多人，给予党政纪处分近３万人，其中包括８名省部级干部；
——抓巡视，２０１５年，中央一级完成任务８４个，实现对央企、金融单位全覆盖，半数以上中管干部问题线索来自巡视，省一级也完成任务２５１２个；
……
一组组数字，向世人证明中国共产党敢于直面问题、纠正错误，勇于从严治党、捍卫党纪，善于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的决心和能力。
一件件事实，凝聚了党心民心，坚定了立场方向，树立了必胜信念，在全社会营造出风清气正、遵规向善的良好氛围。
日前，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主办的“汉语盘点２０１５”活动揭晓，“廉”当选年度国内字。
一个“廉”字，延续和深化了上年榜首词“反腐”的热度，既是全社会对２０１５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进展新成效的充分肯定，也反映出公众对未来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净化社会环境、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持续期待。
相对于人民群众的殷殷期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果仅仅是阶段性的，而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从这两年查处的案件和巡视发现的问题看，区域性腐败和领域性腐败交织，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交织，官商勾结和上下勾连交织，“四风”问题转入“地下”，“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的现象普遍存在，基层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相当严重。
种种现象背后，既有党内监督制度不完善“牛栏关猫”的问题，也有“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等制度执行不到位的问题；既反映出纪律意识在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心中还没有立起来，也反映出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还没有压下去。
这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也注定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
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召开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题研究部署２０１６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为未来指明了方向：
——“力度不减、节奏不变，形成持续威慑，坚决把腐败蔓延势头遏制住”；
——“坚持不懈、一抓到底，决不能让‘四风’反弹回潮”；
——“坚决把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压下去，加大问责力度，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
——“全面加强纪律建设，党员要受到严格的纪律约束，党的领导干部职位越高要求越要严格”；
……
目标已经明确，号角即将吹响。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即将作出新的工作安排，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共同努力，人民群众参与支持，纪检监察干部奋发有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必将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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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基层窝案串案多发 党员干部相互勾结
京华时报讯（记者马金凤）昨天，中央纪委监察部网再次发布大数据，2015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80516起，处理91550人，其中，村（居）干部占被查人员比例超半数。一些基层党员干部相互勾结的情形并不鲜见，窝案串案多发。
基层党员干部就生活在群众当中，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直接关乎党的形象。在通报的979起问题中，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生冷硬推、吃拿卡要、与民争利、欺压百姓等“四风”问题116起，占通报总数的11.8%。执法、监管、公共服务等窗口行业和领域违规收费和收红包、购物卡等问题共通报183起，占通报总数的18.6%。两者皆为不正之风，合计达问题总数三成。
大数据显示，一些基层党员干部相互勾结的情形并不鲜见，窝案串案多发。通报的979起问题中，涉及窝案串案的共133起，处理389人。此类问题违纪违法主体一般是基层单位领导班子中两人或两人以上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值得注意的是，出纳、会计、报账员、财经委员等财务人员成为其中的重要环节。据统计，在7次集中通报中，财务人员单独或共同违纪违法被处理67起，此类人员成为易感人群。
[人民网-京华时报]
“天下第一司”贪官：抽好烟哭穷 收数十万黄金
编者按/ “他们和拿刀抢人没有区别！”痛斥药价高，以“改革派”示人的周望军，在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的位置上，有钱必收，也为包括医药企业在内的诸多企业，在价格上提供了便利，但“办成的事他都忘了，没办的事却记得很清楚”。周望军等人落马后，舆论认为价格改革有了较大推进。周涉案数百万，有望于近期宣判。
一线调查
“价格判官”周望军“掘金记”
被控涉嫌曾直接收受黄金
钓鱼台宾馆与国家发改委之间，有一家叫做山水立方的茶楼。或许这家茶楼老板至今不知道，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曾经多次在这里“受贿、打牌”，继而完成了“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来自知情人士透露，周望军因涉嫌巨额受贿被西城区检察院立案侦查，而周望军只是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多名落马官员中的一员。
这个湖南湘潭籍官员，任职期间曾以敢于接受记者采访、直陈定价改革机制而被媒体所喜欢。2012年，其因抱怨“公务员工资太低，平时只能抽一包60元的芙蓉王”，一时亦成热点。
时隔两年后，周望军在家中被有关人士带走。“当时来了8个人 。周望军很坦然地交代了十几笔受贿。”知情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他收到的钱多数都用来赌博了。“有剩下的才带回家。”
本报记者独家获悉，1966年出生的周望军，从2003年到案发，涉嫌在任职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政策法规处处长、副司长期间，围绕着“定价”为众多药企的药品，少降价或者提价提供便利。
接近案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生性豪爽的周望军基本有求必应，送钱即收。“按照周望军的说法，事情是否办好不知道，但他对没办好的事情记得很清楚。”
预计2016年年初即将宣判的周望军案件则反映了有号称“天下第一司”的价格司，在调价问题上缺乏透明和监督的任性。而价格司的窝案同时又暴露了以前在国家发改委这个封闭的大院里不断上演“同僚相互照应心照不宣”的秘密。
违法插手电价补贴
发改委价格司人员编制并不多，但他们掌控着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医药、银行收费等定价权。他们的每一项价格决定, 都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也因此，舆论将价格司描述为“天下第一司”，认为他们掌控着核心利益的切割与划分。
接近周望军案情的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周望军涉嫌分别在2003年和2005年为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获得农用电提供帮助，他因此获得100万元的“好处”。“钱进了国家发改委事业单位价格协会，周望军承认送钱是冲着他提供的帮助。”
获得帮助的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否符合农用电条件，以及最终获利多少，周望军不知道。“只听请帮忙的人说，当地电价高，企业不愿意来投资，影响经济发展。”当时承办该项工作的电力处副处长李才华，在副司长的任职上与周望军几乎同时落马。
过去，哪些企业应该需要优惠或者补贴，这在价格司是一本糊涂账，众多企业颇多怨言。
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资料显示，2012年年中,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曾联合对全国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费的分配情况，进行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次摸底。
最终发现，截至2011年底,资金缺口为107亿元。2009年至2011年的3年间，缺口不断扩大。其中2009年缺口为13亿元，2010年缺口20亿。若不进一步提高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预计2015年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缺口将达到330亿元左右。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及相关规定，当年的电价附加收入补贴，要给当年发电上网的新能源企业。但是中国不少光伏或风电企业发现，自2009年开始，他们领取到的这部分补贴资金的难度越来越大。他们经常被拖欠两年以上财政补贴资金，2012年时，有一些企业甚至都要破产了还没有领到前几年的补贴。
这种情况在2012年之前的两三年间越发严重，引起了诸多企业的不满。更重要的是，企业突然发现，这笔补贴经费从征收到分配，再到监管，竟然全在国家发改委价格司，而当拖欠补贴现象越来越严重时,价格司竟然不知道究竟缺口有多大,也不知道有多少企业没有领到补贴。
无奈之下，2012年，可再生电价附加的管理权和分配权,从国家发改委价格司转给了财政部相关司局。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曾与财政部等三部委为此联合制定了《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不过，截至目前，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在再生能源电价补贴上留下的缺口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帮助药企调整药价
自2004年起，周望军开始担任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并分管政策法规处、价格调控处、医药价格处和综合处等部门。在此期间，周望军涉嫌帮助诸多药企在调价上提供帮助获取好处。
有关人士介绍，我国的药品定价绝大部分通过市场定价，归口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医药处定价的主要是两种：一是医保目录药品价格的审批；二是麻醉品、毒品等等特殊药品的价格审批。
两者申报的程序基本相似，即企业有新药上市，则通过省发改局、物价局等部门向国家发改委打报告。
如果药品要纳入医保目录，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会将报告放入药品价格评价中心进行评审，然后根据意见进行定价。
除申报之外，在价格司还有一种单独定价机制。所谓药品单独定价就是根据2001年国家计委（发改委的前身）发布的《关于单独定价药品价格制定有关问题的通知》，企业生产经营列入政府定价范围的药品，因其产品有效性和安全性明显优于或治疗周期和治疗费用明显低于其他企业同种药品、且不适宜按《政府定价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一般性比价关系定价的，可以申请单独定价药品。
业界认为，这其中存在较大水分。在药品价格改革倒逼下，一些企业则向周望军行贿获得药品提价或者“少降价”。相关人士介绍，安徽一医药集团董事长朱某，为获得疏风解毒胶囊价格扶持，涉嫌多次、累计向周望军行贿20余万元。而贵州某制药企业为了达到一款主导药品“少降价”，其董事长张某则得到了周望军的帮助，为此张亲自送给了周望军近20万元的感谢费。
接近案情的人士告诉记者，凡是办成的事情，周望军都不记得，而那些没办成的事情，周望军都记得。“无论办成还是没办成，只要有人送钱，周望军都会照单全收。”
知情人士透露，经人介绍香港某公司负责人严某第一次见到周望军后，就送了他1万美元。“公司研发了一种治疗小儿咳嗽的药，但药品成本很高，如果降价，企业就死了，希望能够获得到单独定价资格。”
按照业内说法，单独定价则意味着价格远远高于同类药品价格。2015年4月广东省药品交易中心官方网站公布数据显示，第一轮基药招标的“克拉霉素”目录里，西安大恒生产的克拉霉素软胶囊为5类新药，即只改变了剂型，但其用途、服用次数均没有改变，但价格就比普通胶囊高出22倍。
之后，周望军找到价格司医药处获得的答案是，单独定价已经暂停。时值2012年前后，严某先后送给周望军3万美元。“广东的习惯就是什么也不说，爱发红包。”在周看来，这3万美元只是红包而已。
没有办成单独定价的还有一家安徽药企，该公司号称研发了一种感冒特效药，可以治非典，但成本高，需要单独定价。不过，该公司董事长先后送了周望军十几万元之后，事情并没有办成。
但对于群众抱怨药价高，周望军在任时，曾公开指出问题出在“以药养医”的机制上。2006年底，发改委曾宣布对99种药进行降价，但不久之后，媒体即发现不少药品“旧药换新瓶”，在变更包装、名称等后，价格不降反涨。
2005年，黑龙江哈尔滨爆出550万元天价医疗费事件后，时任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痛斥道：“他们和拿刀抢人没有区别！”他还曾就医疗收费问题多次撰文，细致呈现背后所存在的问题。
曾以60元的烟叫穷
在落马前，周望军和他所在的价格司一样，始终毁誉参半。而周望军等人的落马，则证实了不少公众此前猜疑，也揭开了价格司及其任职官员背后一面。
若从绝对数据上看，价格司能参与定价的商品仅占全社会不到5%。历经30多年价格改革之后,中国实现了95%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由市场主导，但这5%的存在，能决定绝大部分人的生活成本和水平。
2008年11月，在中国价格改革30周年之际，价格司原司长曹长庆曾发表署名文章称，必须始终把促进发展作为改革的根本目的，必须始终把统筹兼顾作为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篇文章中，曹长庆说，“价格是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物与物的价格关系背后,是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因此，推进价格改革，必须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公开报道显示，曹长庆在一次闲聊时，曾指责说，中国的银行各种收费几千项，一年收费3000亿~4000亿元，比利息都高，有些该，但有些不该收，“我们找银监会清理收费项目，人家都不理睬，打电话也不接，去人也不见面，这是什么做派？”
因为公众议论“六部门管一头猪”，周望军曾公开细致回应：六个部门管一头猪就是生猪从生产到消费，吃到老百姓嘴里所经过的环节：养殖环节属于农业部门管；生猪养殖好了送到屠宰厂定点屠宰是商务部门管的；屠宰之后要检疫这个猪肉是否合格，是质检部门管的；猪肉到了超市后，是不是短斤缺两等，是工商部门管的；价格是价格部门管的；对生猪的储备政策补贴是财政部门管的。“这确实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头猪不是那么好管的。”
公开资料显示， 1987年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经济与管理系的周望军，在任时就价格改革问题曾多次公开接受媒体采访，并撰写了《价格传导问题综述及量化分析》和《中国水资源及水价现状调研报告》等多篇论文。
记者检索发现，周望军在价格司任职期间，著述颇丰，且曾多次以研究成果获得发改委内部奖项，比如2006年时，他与刘振秋等人合作的“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项目，即获得优秀研究成果三等奖。他还就我国水资源情况展开调研，并提议加快用水体制改革。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勇于面对公众的“改革派”，却和多位亲密下属“抱团”落马。据不完全统计，发改委价格司原司长曹长庆、原司长刘振秋、副司长周望军、副司长李才华、副巡视员郭剑英等多人落马。
其中，从周望军搭建的朋友圈可以发现，定价以及发改委的审批在一定范围内显得异常随意。
本报记者梳理有关资料发现，周望军的朋友圈主要包括同僚、同乡和熟人介绍的朋友。与周望军有关的，有价格司副司长李才华、副巡视员郭剑英等人，还有发改委其他部门人员。“相互照顾成为一种默契。”
熟人介绍的朋友，主要包括上述医药企业，同乡则主要来自老家湘潭。知情人士透露，周望军的一位同乡在2008年国家4万亿政策出台后找到周望军帮忙，希望能获得帮助。之后周望军则找到发改委环资司一处长，之后周望军涉嫌收受40万元现金和价值几十万元的黄金。“什么项目不知道，合不合规不知道。”周望军曾表示。
尽管如此，周望军在2012年因为“叫穷”一度成为热门事件。公开资料显示，周望军经常抱怨各种需要改革的内容，比如公务员工资。他说,公务员的工资低得实在可怜。他平时只抽一种烟，那是一种60多元一包的“芙蓉王”。
知情人透露，周望军案或将于近期宣判。 （原标题：价格判官陨落）
【科学网-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