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6-01-29
李克强主持召开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界人士和基层群众代表座谈会
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三五”规划纲要的意见建议
张高丽等出席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1月26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界人士和基层群众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和《“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
会上，8位代表结合各自经历与思考对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三五”规划纲要有关内容谈了看法，提出建议。李克强不时插话，与他们互动交流。他说，做好政府工作必须充分倾听各方面声音，全面体现人民的意志。今天请大家来提意见，就是为了使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和举措更符合基层实际和群众普遍期望，更具有操作性。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孟庆国就解决中西部特别是困难地区职校教师短缺、提高职业教育水平提出建议。李克强向他询问，目前职业教育哪些专业最受市场欢迎，学生就业情况如何。中国铁路总公司何华武建议完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李克强希望他就未来如何更好发挥铁路在综合交通中的作用深入研究。北京医院曾益新就推动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加强基层全科医师队伍建设谈了看法。李克强说，推进医改要把医疗保障和医疗保险结合起来。今年中央财政将继续增加投入，用于大病保险，这将进一步减轻大病患者就医用药负担。
作家莫言提出要重视科普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影视演员李幼斌建议提升影视剧创作质量，推动更多中国文化产品走向世界。田径运动员苏炳添希望国家加大体育事业投入，重视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李克强说，人们的追求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我们的发展要实现社会富裕，也要提升文明素质，离不开文化支撑。文化不仅体现在知识素养上，还包括道德力量，这本身也是生产力，而且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要夯实国家、民族发展的文化基础，增加文化的积淀，提升全民族素质。政府要加大这方面政策支持，推动教科文卫体各项事业更好发展。
南京壹千零壹号自动化科技公司李获鼎谈到，要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制造业连接到一起，让更多好创意变成好产品。河南新田地种植合作社李杰希望政府在人才、专用设备等方面加大对农民合作社的帮扶。李克强说，国家发展、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来自亿万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实干。这也是我们战胜困难挑战、实现升级发展的信心所在。政府要做的就是为群众干事创业提供便利，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把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
李克强最后说，政府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是为了人民，最终要落到便民、利民、惠民上，这是必须牢牢把握的原则，否则政府工作就失去意义。我们要从群众的愿望和遇到的困难出发，努力为群众排忧解难，让人民在改革发展中增强获得感。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刘延东、汪洋、马凯和国务委员杨晶参加座谈会。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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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大督查坚持鼓励有作为和整肃不作为并重
第三批督查问责和督查表扬工作完成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了大督查第三批督查问责和督查表扬工作汇报。20个市（州）、20个县（市、区）受到国务院表扬，1148名干部因庸政懒政怠政和不作为被相关地方严肃问责。
为推动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2015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国务院组织开展第二次大督查，随后在跟踪审计和专项督查的基础上，连续开展了三批督查问责和督查表扬。根据督查情况完善激励和问责机制，以奖惩分明促勤政有为。
从督查和审计情况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各项重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漯河市等20个市（州）、霍林郭勒市等20个县（市、区）落实有关政策措施成效较明显。
为鼓励主动作为，国务院决定对上述地方予以表扬，并在2016年对这些地方采取多项激励措施。一是国家在资金上对其重点项目建设给予支持。二是2016年督查收回的中央预算内投资和专项转移支付沉淀资金，用于奖励上述市（州）、县（市、区）发展。三是对其企业申请发行企业债减少审批环节。四是统筹实际需求相应给予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支持。五是实行“免督查”，不纳入2016年大督查范围。
同时，在前两批督查问责的基础上，第三批督查问责聚焦教育、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不落实不作为的情况，针对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进度慢、公租房分配迟缓、安全生产隐患整改不及时和重点民生项目拖期等问题，经过认真核查，相关地方对1148名责任人依法依纪进行问责，分别给予开除、撤职、降职、记过等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地厅级31人、县处级311人。
根据国务院部署，相关部门还对问题突出、工作不力的7个省级政府职能部门和6个地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开展了督查约谈。
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督查问责的目的是改进作风、转变职能、推动工作落实。国务院第二次大督查以来，各地区和有关部门立行立改，切实落实重大决策部署，取得了预期效果。大督查确定的132项整改催办事项，近90%已经完成，三批次问责涉及的400余项突出问题，绝大多数已整改到位。
各有关地区和部门普遍认为，大督查加大整治庸政懒政怠政和不作为的力度，形成了整肃不作为的上下联动局面，同时又加强正向激励，有助于调动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形成竞相有为、主动作为的良好氛围。
今年，国务院还将开展第三次大督查，健全和完善政策落实的责任机制、奖勤罚懒的激励机制、常态化的督查问责机制，进一步推动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新华网】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简政放权改革的启示
新华社北京１月２８日电 题：“壮士断腕”打造发展新动能——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简政放权改革的启示
新华社记者陈炜伟
再取消１５０多项审批事项，扩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点……新年伊始，接连几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都涉及同一议题——简政放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始终是改革发展的一大高频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坚强领导下，旨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索和实践，在中国全面推开，蹄疾步稳。
三年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成为稳增长促改革的坚实基础。简政放权之于中国，不仅是审批的减少、权力的下放，是“壮士断腕”的自我革命，更是政府治理方式革故鼎新的跨越。
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打造中国经济新动能
从今年１月１日起，重新修订的《中央定价目录》正式实施，其最大变化是政府定价项目砍掉八成左右。
“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说，这一改革规范了政府定价行为，将政府定价权“晒”在了阳光下。
价格改革破冰，就是要矫正政府“有形之手”的错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这是基于历史的启示，特别是我国３０多年来改革开放内在成功逻辑的启示。
经济发展史表明，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管得过死，就会抑制经济发展活力。而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我国取得的成就，正是不断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逐步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王小广认为，当前我国正进入必须依靠质量效益提升、创新驱动才能保持健康发展的新阶段，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要通过深化政府的行政改革和宏观调控创新，为市场和企业的发展创造公平稳定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使巨大的发展潜力不断释放。
三年来，简政放权系列举措稳步推出。国务院相继取消和下放了大量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本届政府承诺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审批事项的目标提前两年多完成。投资核准事项中央层面减少７６％，境外投资项目核准除特殊情况外全部取消。资质资格许可认定和评比达标表彰事项大幅减少。特别是工商登记实行“先照后证”，前置审批事项８５％改为后置审批。
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我国不搞强刺激，而是抓住了政府和市场关系没有理顺的“病根”，用改革的办法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激发经济的内生动力。
２０１５年，全国新登记企业４４３．９万户，同比增长２１．６％，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１．２万户，创历史新高，创业创新蔚然成风。与此同时，商事制度改革通过为商事主体准入“减负”、为创业者“松绑”，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成为经济运行的“稳定器”。
“三年来，国家始终坚持和积极推进简政放权、商事制度改革，将宏观调控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以激发活力增强创新动力。”王小广说，未来要进一步把政府改革引向深入，最大化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加快消除市场准入限制，继续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
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简政放权肩负重任。将改革推向纵深，就要坚决把该“放”的彻底放开、该“减”的彻底减掉、该“清”的彻底清除，用政府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
以改革促开放，助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这是来自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最新成绩单：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底，跨境电子商务交易规模从２０１４年不足２０００万美元快速增至３０．４亿美元；新建的各类跨境电子商务园区１２个，引进企业３３０家。
跨境电子商务被认为是提振外贸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借鉴杭州经验基础上，国务院近日批复在天津市等１２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为推动全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积极稳妥扩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点，是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张骥说，这既可吸引大中小企业聚集，促进新业态成长，又能便利有效监管，推动创业创新，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
用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扩围，是我国简政放权改革促进开放发展的最新注脚。
开放是国家繁荣的必由之路。近年来，世界经济处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深度调整期，我国国内则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别是随着国际经贸格局调整和国内资源要素条件变化，我国传统外贸竞争优势弱化。
面对复杂严峻形势，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简政放权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和扩大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在贸易便利化方面，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高含金量的政策举措——
从《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到《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从《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到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各项政策正在促外贸“优进优出”，打造外贸竞争新优势。
在投资便利化方面，一系列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对外开放新体制构建初具模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已公布，随之取消外资三法确立的逐案审批制管理体制，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大幅减少限制性措施；２０１８年起，中国将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到建立“负面清单”，简政放权向纵深推进，为中国融入全球、开放发展带来勃勃生机。
一方面，我国继续保持第一贸易大国地位，出口国际市场份额稳中有升。“十二五”前四年，我国货物贸易年均增速高于全球同期４．２个百分点。２０１５年前三季度，我国跨境电子商务增速超过３０％。另一方面，２０１４年我国利用外资跃居世界第一，２０１５年利用外资稳中有升，同时外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服务业占比超过６０％。
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冲击仍将发酵演进，我国重塑外贸竞争优势、开拓对外开放新局面绝非易事。
“要打造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需要有体制的保障，需要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说，要完善双向投资布局，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协调发展。
在引进来方面，要全面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促进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在走出去方面，要完善境外投资管理，健全对外投资促进政策和服务体系，提高对外投资便利化水平。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日前撰文指出，要通过与开放型经济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优化职能，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在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新起点，新征程。以开放倒逼改革，简政放权将助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构建，促使我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放管服”三管齐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１０多个工作部门，８０多个环节，３００多个工作日……以往，在北京办理建设投资项目审批，不仅需要各部门“分头跑”，各部门互为前置还有可能“反复去”。如今，审批环节减少到５０多个，各事项办理集中在一个大厅，审批时限平均压缩到１０９个工作日……
“投资项目审批实现了从‘跑断腿’到‘一站式’的转变，源于北京市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扎实推进。”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徐熙说，尤其是２０１５年北京市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正式运行以来，投资项目审批实现了线上线下的“齐头并进”。
简政不是减政，放权不是放任。北京市的探索，阐释了简政放权的全貌：在“放”的同时，深入推进监管方式创新，着力优化政府服务，做到“放、管、服”三管齐下。
政府通过简政放权，实际上是强化了其服务职能，突出其“公共”角色，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三年来，简政放权改革从重数量向提高含金量转变，从“给群众端菜”向“让群众点菜”转变；更加注重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创新市场监管方式；力求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和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建设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全国一张网”，实行综合监管，探索“智能”监管。
“在放活微观市场主体的同时，坚持宽进与严管相结合，以企业信用监管为核心，初步建立了企业信用约束机制。”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说，未来要进一步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强化消费维权，加大市场监管执法力度，为经济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
三年来，我国着力划定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的权责边界：以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能做什么，“法无授权不可为”；以责任清单明确政府该怎么管市场，“法定职责必须为”；以负面清单明确对企业的约束有哪些，“法无禁止即可为”。
从破除审批“当关”到打破证明“围城”，从减少公章“旅行”到消减公文“长征”，简政放权的足迹由点成线，“三张清单”不仅厘清了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更成为政府治理的基本遵循。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简政放权有没有效果，不能只看数字上取消下放了多少，关键要看群众和企业办起事来是不是程序更明白、手续更简单、沟通更顺畅。
群众的“获得感”，正是来自于政府治理的改善。
“通过简政放权，政府减少了对经济领域的微观干预，把精力更多放在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搞好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说。
政府有所不为方能更好有所为，这或许是简政放权改革带来的最重要启示。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基本建成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特别是明确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力推行“三张清单”、加强市场监管、优化公共服务等政府依法履职的具体举措。
未来，进一步推进政府将不该管的事交出，集中力量把该管的事管好、该服务的服务到位，将会更有效推进政府的治理创新，让市场“无形之手”更好地施展，更好地遂民意、促发展、利和谐。
[新华网]
2016年我们能否告别“奇葩证明”？
新华社北京１月２８日电 题：２０１６年我们能否告别“奇葩证明”？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罗沙、白阳
２０１５年，一张被简称为“证明你妈是你妈”的证明，引发公众对种种“奇葩证明”的“吐槽”。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简化优化公共服务流程方便基层群众办事创业的通知》，要求坚决砍掉各类无谓的证明和繁琐的手续。
那么，具体到国家部委层面，它们到底出台了哪些清理措施？效果如何？“新华视点”记者就此进行了了解。
公安部、民政部、外交部等已出台措施，还有部门也将推出政策
记者梳理发现，从２０１５年至今，公安部、民政部、外交部等部门均已出台多项措施治理“奇葩证明”。这些措施主要分为三类：
－－梳理证明清单
２０１５年８月，公安部向社会公布了派出所能够出具的两大类证明，并明确指出亲属关系证明等１８项证明应由哪些部门出具或者不应向个人出具，同时进一步简化了有关公民申请办理出入境证件申请材料的规定要求。
民政部也于去年８月下发《民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相关工作的通知》，明确今后除办理涉台和哈萨克斯坦等９国的公证事项外，民政部门不再向任何部门和个人出具（无）婚姻登记记录证明。
－－简化办事流程
外交部依托中国领事服务网公布办证须知，明确要求各驻外使领馆认真梳理本馆业务流程及办照规定，一律取消超出规定范围的材料。同时将“健在证明”更名为“在境外居住人员领取养老金资格审核表”，申办该表时仅需提供本人有效护照、居留证即可。
公安部于２０１６年初再次推出了简化优化服务流程方便群众办事创业的２８项措施。
中国保监会则发布《保险小额理赔服务指引（试行）》，简化小额车险和医疗保险理赔的表单凭证，包括２０００元以下的维修发票、气象证明、减免意外事故证明等。
－－提升信息化水平
公安部简化了有关公民申请办理出入境证件申请材料的规定要求，公民申办因私出入境证件不再需要提交户口簿。同时大力推进网上预约服务，进一步便利公民出入境。
国家税务总局要求各地税务机关要逐步实现税务行政审批事项的网上办理；有条件的地区，充分借助金税三期纳税服务平台等信息化手段，逐步实现网上审批。
有的部门虽然还未推出具体措施，但明确表示将针对问题出台政策。如国家旅游局表示，旅游部门将进一步提高便利化水平，并针对游客反映的少数旅行机构要求公民提供循环证明、重复证明，甚至借机收费等，大力推行信息公开、流程公开、告知承诺，严格服务标准，规范市场秩序，做到公开透明可查。
有地方将需要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由５１种减少到９种，民政部门和居委会压力明显下降
“国务院对‘奇葩证明’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各地各部门也提出了不少具体措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于安说，“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各种措施能不能贯彻到位。”
今年年初，长春市民王先生９５岁的父亲突然去世。在处理老人留下的银行存款和房产时，王先生感慨道：“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证明‘我是我’，不用再到派出所去开公民姓名证明、同一人身份认定等多种证明，只需去公证处公证一下即可，方便了很多。”
令王先生感到便捷的改变，缘于吉林省公安厅、教育厅、民政厅、司法厅等１１个部门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份联合下发文件，将需要派出所出具的证明由５１种减少到９种。此举在减轻群众负担的同时，各地派出所出具证明数量也大幅减少。初步测算，“简政”后，吉林省每年需要办理的证明数量将由２０余万份下降到３万份。
清理“奇葩证明”的成效不仅仅在吉林一地。记者采访发现，随着各部门开具证明的“新规”落地，许多地方民政、社区居委会等机构面对的各种“证明”压力都有了明显下降。
武昌区黄鹤楼街彭刘杨路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如今，居民到社区办理各类证明的数量明显减少。“像亲属关系证明、无房产证明等２１项以往常见的证明都被取消了，更别提上环、引产等‘奇葩证明’了。”
不过，记者也听到一些群众反映：“有些事过去需要跑腿费劲儿，但现在干脆办不了。”虽然公安、民政部门明确了哪些证明不再给开，但一些保险公司、银行、公证部门等机构在办事时依然需要提供相关证明。专家表示，部门清理证明的措施真正落到每一个办事环节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另外，一些类似“无犯罪记录”的证明虽然相关部门不再出具，但特定行业和办理事项依法仍然需要提供，这就有赖于相关部门及时加强沟通，将这些证明改为“公对公”办理。
“现在的问题是，一部分政府部门的职能仍然不清晰，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的时候仍缺乏有效协调。”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再加上政府部门信息化程度无法满足当下社会治理的新形势，部门之间信息不联网、数据不共享，增加了当事人的负担。”
政府要明确服务边界，简政放权是关键
专家认为，“证明”实际上是对办理事项前提条件的确认程序。这种程序从法律和行政上都具有重要的合理性——即通过对事实依据进行确认，保护办事双方的合法权益。但是，一些行政机关设置不合理、不合法的证明事项，再加上人为流程繁琐，令一些证明变得“奇葩”。
“行政机关在办理事项的时候需要有前置条件，但相当数量的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把‘证明’当成了办事许可，并将确认这些事项的责任无限制转移到当事人的身上。”于安认为，这是当前“奇葩证明”问题存在的一大根本原因。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不高，服务意识不强，工作人员为了推卸责任让当事人来回跑路，更加剧了群众对“奇葩证明”的不满。
要在２０１６年告别“奇葩证明”，必须着手根除“奇葩证明”生存的“土壤”。
“过去一年国务院接连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清理一大批行政审批、许可事项，说明这些事项本身就不是必要的，给公众带来了太多麻烦。”马怀德说，“所以说简政放权很关键，行政机关取消、下放审批许可，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各种无谓和不合理的证明事项。”
于安同时认为，行政机关把所有的证明负担都推给当事人，不仅是工作作风上的问题，也来自于风险分担机制的缺乏。他建议，首先要从法律的角度明确各类证明事项的范围，而不是由部门自己来规定办事需要哪些证明，从而有效降低当事人的负担。同时要对这些事实依据证明的风险分担作出制度设计，通过让当事人承担提供虚假依据的责任，促进行政机关提高工作效率。
“治理‘奇葩证明’信息化是一个关键手段。各个机构和部门之间做到信息共享，电脑上一点击就能联网看到需要的信息，‘奇葩证明’自然就会越来越少。”竹立家说，“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一定要明确服务边界。要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先把需要人民提供的证明说清楚，多一些责任意识，少一些互相推诿。”（参与采写：齐中熙、何雨欣、王慧慧、周立权、贾雪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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