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6-03-15
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副主席赖明惊喜地发现,自己前一天刚刚提出的建议,第二天就接到了国务院相关部门的反馈意见。
3月5日,他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小组会议中提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劳动力与GDP数值不统一,需要补充相关解释说明。现场听会的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将这一意见记录下来,并根据部门职责分工,当天就迅速转发给了相关部门。
第二天,赖明委员就接到了来自国家统计局的电话,就数据计算口径等问题向他作出解释回应。
今年“两会”前,李克强总理明确表示,通过人大、政协广泛听取民意、吸纳民智,对政府工作有很大帮助,“代表委员的建议提案必须件件有着落,件件有回声。”
在总理要求下,3月5日—9日,国务院办公厅200多名工作人员分赴人大、政协所有团组,听会记录各位代表委员对《政府工作报告》、“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计划报告、预算报告这四份文件的修改意见和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建议,并转发各有关部门及时作出反馈回应。
“这反映出政府倾听民意、主动服务的意识在不断增强。我们对国务院的工作效率也有了更加真切的感受。”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说。
此前历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派出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听会”,范围主要集中在人大的代表团全体会议和政协的界别联组会议。这次是国办首次派出大批工作人员旁听会议,实现了人大代表团全体会议、小组会议,政协界别联组会议、小组会议的“全覆盖”。如何确保工作更加有质量、有效率,变得尤为重要。
今年“两会”开幕前,国办专门召开动员会议,明确听会的具体工作流程:每天上午、下午的讨论会前,听会人员要提前抵达会场,熟悉代表委员的发言主题,以便准确记录汇总。这些记录下的意见建议,在当天中午12:30和傍晚18:20前必须送回国务院办公厅,进行进一步汇总梳理。
“我们的原则是‘信息不过夜’。200多个听会人员,每天送回的意见超过1600条。我们必须以最快速度进行筛选、整理。”一位工作人员说,5天时间,一共记录了8000多条意见建议,最终汇总出538条具体意见。
这些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汇总,每天按时送到李克强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的案头,随后被分门别类送往相关部门。涉及政府工作报告等文件修改的意见建议,被转往报告起草组予以研究采纳;另一些具体建议,则按照职责分工被转到国务院相关部门。
“我们先后将近80条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转给不同部门,他们正在陆续作出回应。”另一位国办工作人员介绍,“我们请各部门必须在大会结束前以适当方式向提出问题的代表委员作出解释、答复,回应情况要向国办作出书面反馈。”
在3月6日的一次动员会上,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特别强调,对代表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必须认真研究,能吸收的要尽量吸收,实在难以采纳的,也要与代表委员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及时作出回应。
要把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真正整理好、带回来,不仅需要工作效率,更需要对政策文件的熟悉与把握。因此,国办每位听会的工作人员都接到明确要求:要认真学习《政府工作报告》、“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熟悉有关情况。
一位工作人员透露,为了确保记录内容真正有价值,国办还要求每位听会人员,只记代表委员提出的“干货”、“硬货”,同时尽量保持代表委员意见建议的“口语化”、“原汁原味”。
“代表委员们提出什么意见建议,我们就要尽可能准确地带回来。”这位工作人员说。(储思琮)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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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碰撞中找到改革突破口
曹鹏程
公众关注两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常有回应群众关切的声音、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
14日的“深化出租汽车改革与发展”主题记者会就是如此。现场媒体在提问时,点出去年两会部长“尽快出台出租车改革意见”的承诺,传递着社会的情绪和期盼。对于具体操作改革的政府部门来说,政策研究如果没有进展、解决问题如果没有干货,很难让公众相信已经“尽快”。
公允地说,政府部门对出租车改革保持了客观进取的势头。针对网约车管理,不仅明确了发展定位,依法实行许可管理,而且提出规范经营行为,建立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而对于整个出租车行业,目前也已经有了六个方面的改革框架。无论是明确应优先发展公共交通,还是建立运力规模的动态调整机制;无论是实行经营权期限制和无偿使用,还是给“份子钱”以更多协商和分配空间……这一难题,在保证群众获得感的前提下,在兼顾各方诉求的原则下,在逐步推进的方法下,解题正在逐渐展开。
在改革实践中,解决一个看起来很小的问题,常常涉及很多系统性矛盾,而且往往是做起来才认识到其复杂性。经过一年的紧张工作,交通部长杨传堂坦言出租车改革有“三难”:统筹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平衡公众当前利益和行业长远发展、提升城市公交供给水平和服务水平。三个难点,在去年对外公开征求意见时已经浮现。乘客要求更好服务体验、传统出租车承受内外压力、对政府的监管要求不断提高、规范网约车需要大量政策配套……新老问题叠加、新旧矛盾交织,既有观念体制束缚之绊,亦有利益固化藩篱之阻,又伴随着城市交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难处确实很多。
去年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和网约车管理两个文件公开征求意见,一个月里就分别收到了5008件、6832条意见和建议。交通部负责出租车改革的一位干部回忆,当时部里的同志是白天黑夜“两班倒”做归纳整理,就是为了不让任何一条意见“沉没”。各种利益群体共同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也是帮助利益各方去理解别人、认清全局、掌握自身处境的过程。很多事情的推动,都是先有碰撞,才有融合。有了这样的过程,把利害摆清楚,把原因弄明白,就容易接受什么是“不可抗拒的公众需求”,什么是“需要改善服务才留得住的利益”,什么是“不能放手的安全底线”,找到最大公约数、找出突破口,改革也就不是难事。
原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在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的改革时曾说,“当时中国的改革真是‘急不得、慢不得、左不得、右不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重大问题定性之后,这样的“四不得”迅速缓解。同样,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已三年,下一发展阶段的重大问题也已经有了清晰的判断,重要的四梁八柱已经明确标注,在接下来的落实中,最难的就是“改到深处是利益”,最重要的是改革者也要找到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交通部领导在记者会上表示,政府部门在改革中是没有任何利益的,也不存在与民争利的问题。这句话说得很对,也是当前几乎所有具体改革都需遵循的铁律。人民的支持是改革最可依赖的力量,要想顺利推动深水区改革,政府部门必须厘清自己的价值排序。说到底,解决人民群众最集中最紧迫的需求,才是政府部门在改革中最大的利益。
《 人民日报 》( 2016年03月15日 05 版)
【人民网-人民日报】
依法履职 消协维权开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