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6-03-31
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题：财政部回应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存在“信息不对称”
新华社记者韩洁
今年3月初，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发布报告，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Aa3”，但将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财政部金融司负责人30日回应说，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是在当前异常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对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的问题表示一定的担忧。但这些问题实际上并不构成下调评级展望的充分理由，说明评级公司对中国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全面了解，消除“信息不对称”。
回应“三难困局”担忧：投资者仍对中国市场有信心
穆迪在后续的报告中提出，中国可能会出现经济增长、推进改革、市场稳定的政策“三难困境”局面。
对此，财政部金融司负责人说，经济增长、推进改革和市场稳定，三者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只要把握好任务的轻重缓急，权衡好短期和长期增长、局部和整体利益，调整好政策和措施的时机、节奏和力度，三者并不是互斥的，反而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他指出，2016年中国经济增速已明确目标为6.5%-7%。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实际的，属于能够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合理区间，且具有宏观调控创新手段和政策储备支撑，并不以推迟改革为前提。相反，经济保持稳定增长，有利于推进结构性改革，也有利于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
从推进改革视角看，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力度不断加大，结构调整成果显著，消费、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在促改革、调结构的同时，我们也注意防风险，通过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实现各方面的平衡。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是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市场稳定的客观需要。
从市场稳定的视角看，2015年面对股票市场的波动，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市场的举措，有效避免了系统性风险。面对金融领域的风险挑战，采取必要措施进行防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是为推进改革和经济增长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并不需要也不意味着推迟改革。
这位负责人表示，从市场影响看，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以后，境内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人民币汇率走势并未受到展望下调的影响，境外主权债券收益率、离岸人民币汇率也未因此出现波动，说明市场投资者还是保持了较强的信心和良好的预期。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国经济处于上行周期时，评级公司往往会提升其信用评级，很难预警经济增长中的潜在风险；在经济下行周期，经济增长潜在风险就会显得突出，评级公司就会调降一国的评级和展望。”财政部金融司负责人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相关评级公司分别连续下调希腊等欧洲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对市场预期和投资者信心产生负面影响，在欧洲债务危机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回应债务风险担忧：政府负债率约40% 仍安全可行
对于外界担忧的债务风险问题，财政部金融司负责人说，目前，中国政府负债率约为40%。2016年，中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扩大财政赤字规模，提高赤字率至3%。考虑到中国政府负债率和财政赤字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均处于较低水平，适当提高仍然安全可行。同时，政府适当加一点杠杆，也有助于支持实体经济企业去杠杆，实现稳增长、调结构和去杠杆的平衡。
这位负责人介绍，新预算法实施以来，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也得到加强。下一步将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债务上限约束，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管理，加快推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和融资，更好防范财政金融风险。2016年，预算安排的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余额限额合计约17.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率预计仍将低于100%的风险警戒线水平，风险总体可控。
回应企业高杠杆率担忧：中国企业债务水平尚处合理水平
针对外界担心中国企业杠杆率有所上升，且存在的“僵尸企业”形成了风险隐患，财政部金融司负责人说，近年来，受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中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债务规模提高，杠杆率有所提升。但从资产负债率看，据有关统计，目前实体经济企业资产负债率约为60%，较2009年仅上升了约5个百分点。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70%相比，中国企业的债务水平尚处于合理水平。
这位负责人指出，为了解决债务方面的结构性问题，中国已采取了一些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如通过市场化债转股方式降低企业杠杆，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就债转股相关问题进行研究；采取兼并重组、债务重组等措施，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去除一批过剩产能。中央已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用于相关企业职工转岗安置。
此外，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进而降低企业负债率和融资成本。截至2015年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中直接融资占比为13.9%，较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
回应投资占比仍过高担忧：消费已成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力量
针对外界关注近年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水平，财政部金融司负责人回应说，从趋势上看，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有所下降。
“目前中国资本形成率在40%以上，比发达国家相对较高是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决定的。中国仍需要保持一定规模的投资，这是现状；但在长期内中国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依赖投资，这是共识。”这位负责人说。
据有关统计，2013年至2015年，中国资本形成率分别为46.5%、45.9%和43.8%，呈现下降走势。同时，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2015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66.4%，较上年提高了约16个百分点。此外，中国投资结构也不断优化，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投资。
这位负责人指出，主权信用评级涉及很多方面，不仅包括具体的、能够客观衡量的经济增长、财政收支、外汇储备等“硬指标”，还需要考虑政府体制机制等“软环境”，如政府效率、法治建设等。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这些体制机制方面的因素在长期内也影响着经济的潜在增长空间。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迈进，新的发展动能加快培育，持续增长动力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将保持长期平稳健康发展态势，为主权信用评级的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位负责人说。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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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行年报公布 日赚18.77亿为近十年最差
三大行年报出炉。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与中国建设银行日赚合计18.77亿元，但净利润陷入“龟速”增长。工行和建行的净利增速均跌破1%。在持续了多年两位数高速增长之后，三大行交上了近十年最差业绩。
工行今年利润增长难定
根据年报数据显示，2015年中行税后利润为1794.17亿元，同比增长1.25%，相当于日赚4.92亿元；工行实现净利润2777亿元，比上年增长0.5%，相当于日赚7.6亿元，这也是中行净利润增速首次“破1”；而建行2015年度的归属股东净利润为2281.45亿元，较上年增长0.14%，日赚6.25亿元，而其净利润增速也是昨天披露年报的三家大行中最低的。
工行行长易会满在昨天的分析师会议上表示，2016年利润增长是正是负还很难下结论，取决于内外部两方面因素。外部取决于宏观经济发展态势，以及国家有关政策的调整对银行的影响，如利率、营改增、存准率都会影响利润，内部取决于转型创新、风险管控，完成全年利润计划需要“天帮忙、人努力”。
尽管净利润增速全线下降，但三家国有大行仍然可算“家大业大”。
根据2015年年报，三家银行中，工行以总资产达到22.21万亿元居首，同比增长7.8%；其次是中行，资产总额达到16.82万亿元，增长10.26%；建行的资产总额则达到18.35万亿，较上年增长9.59%。
中行需“每天赚够五亿”
在香港业绩会上，中行行长陈四清表示，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利润增速两位数的时代已经过去，目前仅有极少数小体量银行可以保证高增速，银行业现在需要适应增速个位数的“新常态”。
陈四清表示，中行利润增速的下降，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另一方面，银行也很难在支持实体经济的同时，又保持利润高速增长。
对于未来的盈利增速预期，陈四清称：“我‘渴望’在2015年的利润水平上，做到收入更多，成本更少，希望利润在稳定基础上有更好的表现。”但他同时表示，如果要达到上述目标，2016年中行每天至少要达到“每天净利润5亿元”的盈利水平。
三大行不良贷款率持续增加
2015年国有银行的不良率与不良贷款余额备受关注。年报显示，工行2015年全年的不良贷款率为1.5%，比上年末上升0.37个百分点。不良贷款增加较多的地区分别是长江三角洲、西部地区和环渤海地区。
工行董事长姜建清昨天表示，现在存在的不良贷款的问题完全有能力解决。据姜建清介绍，下一步工行将组成专门的团队清收不良，加大核销力度，尝试更多的不良处置通道，不良资产证券化在开展试点。
中行方面不良贷款率达1.43%，较上年末上升0.25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为1308.97亿元。这是中行不良率的第四年连续攀升。其中，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不良贷款率0.31%，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领域不良贷款率0.04%，房地产行业不良贷款率0.80%。
中行2015年度新发生不良贷款行业集中在制造业、商业及服务行业、房地产业，分布地区集中在山东、浙江和广东省。
建行的不良贷款率为1.58%，较上年上升0.39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为1659.80亿元，较上年增加 528.09亿元。
■ 焦点
国有银行高管百万年薪降约五成
又到了一年一度看别人家的年薪的时候了，不过，五大国有行的高管百万年薪已成为历史，2015年年薪均骤降至百万元以下。不过，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高管年薪有望继续保持百万以上级别。
昨日，工行、中行、建行三大行均发布了2015年年报。相比2014年的年薪，三大行高管年薪进一步缩水。
中国银行董事长田国立、行长陈四清的年薪缩水近5成。中国银行年报显示，2015年上述高管的税前年薪分别为61.79万元和61.33万元，相比2014年的118.08万元和108.32万元分别缩水了47.7%和43.4%。
3月29日晚间发布年报的交行年报显示，该行董事长牛锡明、行长彭纯的年薪均为52.57万元，分别较2014年的105.85万元和100.76万元下降50%和48%。
建行董事长王建章、行长王祖继的税前年薪分别为59.88万元和36.46万元，分别较2014年年薪115万元、113.2万元下降了48%和67.8%。
分析认为，高管百万年薪已成为国有大行的历史。2014年8月央企高管薪酬改革新规出台，央企、国有金融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将削减到现有薪酬的30%左右，削减后年薪不能超过60万元。并于2015年1月1日起执行。
不过，相对国有行的高管年薪，股份制银行略显“土豪”。光大银行和中信银行虽然均未披露该行董事长、行长的年薪，但是，副行长级别的高管年薪已经披露，均保持100万级别以上。光大银行五位副行长和副监事长的薪酬为税前129.6万元。中信银行常务副行长孙德顺税前年薪为197.80万元。
此外，多家股份制银行今年略显谨慎，尚未披露高管年薪。去年靠835万年薪夺魁的平安银行行长邵平，尚未披露2015年年薪。招商银行在2015年年报中表示，公司高管税前薪酬总额仍在确认过程中，其余部分待确认发放之后再另行披露。
新京报记者 金彧
■ 相关
13家券商董监高平均薪酬超200万
截至2016年3月30日，共有13家券商发布年报。据新京报统计，13家券商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去年平均薪酬超过200万。
虽然经历了股市大跌，去年仍是券商的“丰年”。
中信证券的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实际获得的报酬合计7127.37万元，在已披露券商中是最多的。除去从公司关联方获取报酬的董监高，共有19名高管披露了去年的报酬情况，去年中信证券董监高平均薪酬为375万元。仅次于国金证券。
国金证券董监高去年的平均薪酬为368万元，去年董监高平均年薪最低的为西南证券，人均86万元。在同一家券商，董监高的薪酬差别很大，差距甚至达到几百万元。
新京报记者统计显示，2015年薪酬最高的券商高管为国金证券总经理金鹏，金鹏去年年薪为972.44万元，高于中信证券执行董事殷可。此前殷可已经连续四年蝉联券商业“打工皇帝”，2014年，殷可的薪酬为1336.7万元人民币，位居券商高管榜首。不过，去年中信证券披露殷可的薪酬为933.1万港元，合779.14万元人民币。目前殷可只能排在第四位。在他之前的均为国金证券高管。
2015年国金证券的高管收入令很多券商高管难以望其项背。董事长冉云去年薪酬为879万元，副总裁纪路844万元，居于券商业高管收入前三名。
国金证券在报告中称，公司的薪酬按照市场化原则设计，以证券行业市场薪酬水平及公司业绩为基础。根据员工能力及绩效水平进行薪酬差异化，拉开绩效差距。
据多家券商年报披露，证券公司高管的绩效年薪40%以上采取延期支付的方式，且延期支付期限不少于3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报告期内从公司领取的报酬总额包括2015年度实发的工资、福利及奖金等。
新京报记者 李蕾
■ 调查
一线员工：压力大工资低 全靠责任感撑着
“自从工资全线下调以后，我们基层员工其实生活质量受到很严重的影响，感觉现在工作全靠责任感撑着了，每天无偿加班也不少。”
随着银行业寒冬期的到来，各大银行的净利润下滑趋势不减，而从行长到基层银行员工的收入也受到严寒的侵袭。
在东北地区某大行支行担任柜员的吴小姐对记者表示，自从去年开始降薪以来，行内从中层领导到基层员工，都或多或少地遭遇了工资削减，工资稍低一点的基层员工，现在每月生活都很成问题。随着东北地区经济增速放缓，当地银行的业绩也受到很大影响。
“因为上级分行很重视，也在限制不良贷款的产生，所以现在连信用卡的发放都非常地谨慎，个人和民营企业背景的申请人，很难申请到信用卡，也变相加重了我们的业绩负担。有时候不得不自己来想办法冲业绩，赔钱也要完成任务。”吴小姐表示。
吴小姐告诉记者，虽然支行内中层以上领导基本稳定，但身边已经有多位基层员工离职，“有些离开当地了，有些去了待遇更好的企业。”(记者陈杨 苏曼丽 金彧)
[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