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6-05-16
央行有关负责人：稳健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
5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4月份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央行有关负责人就主要数据及当前货币政策取向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当前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仍较强
数据显示，4月份，人民币贷款新增5556亿元，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少增8173亿元和1523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7510亿元，分别比上月和上年同期少1.65万亿元和3072亿元。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4月份人民币贷款少增，首先是受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加快的影响较大。据初步掌握的数据，今年4月份置换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规模不低于3500亿元，比2、3月份大幅增加，而去年4月份无置换贷款。地方政府存量贷款置换为债券，相应冲抵了贷款增量，但实际上并不减少融资规模，若还原这部分置换因素，今年4月份新增贷款超过9000亿元，同比多增约2000亿元。
其次，从季节性因素看，一季度贷款往往增加较多，银行项目储备大量消耗，使得4月份成为传统上的贷款小月，基本上只有3月份增量的50%—60%。今年仍延续了这一季节变化模式。此外，风险管控压力和不良贷款核销也有一定影响。在资产质量管控压力加大的背景下，银行贷款投放比较审慎，尤其是产能过剩领域的贷款。有的银行在4月份集中核销了数百亿元不良贷款。
“社会融资规模环比少增，除了受贷款变化影响外，还与企业债券融资下降有关。”该负责人指出，4月份企业债券净融资2096亿元，比上月少5094亿元，这主要是受近期债券市场违约增多、企业推迟发债影响，但比去年同期仍多480亿元。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中并未包含地方政府债券。从我国情况看，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债券获得的融资很大程度上也是用来支持实体经济的。若加上4月份地方政府债券净融资额1.06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将达到1.82万亿元，同比多7574亿元。
由此可见，总体上当前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仍然较强。
M2增速放缓与当月财政存款增加较多有关
广义货币M2方面，4月份同比增速比上月有所回落，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认为，这与当月财政存款增加较多有关，而财政存款不统计在M2内，未来财政支出增加时对M2的影响就会逆转过来。
同时，同业业务增长有所放慢，4月份股权及其他投资同比少增1195亿元。这与今年4月份股市比去年同期明显降温，以及监管部门进一步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业务有关。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考虑上述因素后，当前货币供应量增长仍是平稳较快的。
该负责人指出，由于去年二、三季度股市波动较大，为维护市场稳定注入了较多流动性，使得当时的M2基数大幅抬高。初步预计，未来几个月在M2正常增长的情况下，其同比增速仍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下降。但这主要是特殊的基数效应在干扰同比数据，并不代表真实的增速。随着基数效应逐步消失，9、10月份之后M2增速将回升。
“稳健货币政策取向并没有改变。”该负责人表示，当前总体上货币信贷总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仍是平稳正常的，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各种市场利率也保持在低位平稳运行。
马骏认为，货币政策的基调仍是“稳健”的，未来货币政策操作既要保持稳增长力度，继续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又要充分考虑货币政策对未来价格的影响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 （记者 王观）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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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实现运行平稳、民生改善较好开局
文/郭同欣
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4月份主要经济指标符合预期目标，结构调整深入推进，民生事业继续进步；1—4月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积极变化不断累积，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一、结构调整稳步推进，消费和服务业发挥增长主动力作用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稳增长的基础上，调结构、转方式步伐明显加快，结构调整优化大势所趋，不可逆转。4月份统计数据进一步表明，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内需又主要靠消费拉动；产业发展主要由服务业支撑，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都比较快，这表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正在显现成效。一是从需求看，消费起到第一拉动力作用。在需求结构转型中，信息、绿色、住房等六大消费工程持续推进，旅游、文化、健康、养老、体育等五大幸福产业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消费快速扩展，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升。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3%，与1—3月份持平，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一季度核算数据看，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4.7%，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为35.8%，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的贡献率为-20.5%。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比上年同期提升22个百分点。
二是从生产看，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在产业结构转型中，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两个指导意见先后出台，财税、金融、土地政策对服务业的支持力度加大，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服务业发展。据初步测算，4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幅保持在8.3%左右。用核算数据观察，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7.6%，增速比第二产业快1.8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6.9%，比第二产业高19.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3.5%，比第二产业高29.3个百分点；服务业税收增长12%，占全部税收比重达56.5%，比上年同期提高2.8个百分点。高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文化产业等重点领域发展继续向好。其中，规模以上互联网信息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4.3%，快递服务业增长27.4%，电影放映业增长27.0%，电影和影视节目制作业增长26.5%，软件开发业增长24.6%。服务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对稳增长、保就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1—2月、3月、4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5.4%、6.8%、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2%、10.5%、10.1%，固定资产投资同比累计分别增长10.2%、10.7%、10.5%，波动中平稳向好。4月份这些指标增速虽较3月份略有回落，但考虑到工作日因素（3月份工作日比去年同月多一天，4月份工作日比去年同月少一天）及其引起的基数效应，与一季度相比仍是平稳的。
二、简政放权和营改增激发了市场活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效应初显
今年以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不断深化，投资审批制度和商事制度改革步伐加快，事中事后监管持续加强，“营改增”有序展开，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积极推进，市场主体的潜力和活力得到有效激发。一是市场主体大幅增加。1—4月份，新登记企业157.2万户，同比增长27.5%，平均每天新登记1.3万户。其中4月份新登记企业50万户，掀起一个创业小高潮。新登记的服务业企业占总数的80%左右，带动了服务业较快发展。1—4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初步测算同比增长8.3%左右。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边际效应开始显现。去产能方面，1—4月份，粗钢产量同比下降2.3%，原煤产量下降6.8%。去库存方面，4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72690万平方米，比3月末减少826万平方米。去杠杆方面，3月末，占全部工业产值90%左右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持平，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7.7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为56.9%，比上年同期降低0.3个百分点，杠杆率降而未升。降成本方面，企业负担切实减轻。去年以来降税清费为企业减负超过4000亿元。自5月1日起“营改增”全面推开后，预计全年将为企业减轻税负5000亿元。三是企业效益增长。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3422亿元，同比增长7.4%，扭转了上年全年下降2.3%的状况。
三、创新驱动发展不断深化，新经济茁壮成长
今年以来，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导下，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措施连续出台，“互联网+”行动计划和《中国制造2025》扎实推进，国家新兴产业引导基金、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力增效，为推动经济平稳发展增加了新动力。一是创新成果大幅增加。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在2015年比上年增长61.9%的基础上，今年1—4月份又增长63%。二是新产业加快成长。在一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增速比规上工业快4.2个百分点的态势下，1—4月份，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分别达到12.1%和32.6%，分别比上年同期提高1.1和1.7个百分点。三是新业态不断壮大。1—4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27.5%，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25.6%，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快15.3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11.1%。四是新产品增势强劲。1—4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92.5%，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增长47.3%，智能电视增长25.0%，光电子器件增长22.4%，工业机器人增长24.7%，智能手机增长10.8%。五是新服务方兴未艾。以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渗透到传统产业领域，网络约车、在线医疗、远程教育等新服务的涌现，正在改变相关行业的供给格局，促进服务效率大幅提升。
四、财政政策积极、货币政策稳健，为改革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近年来，面对持续下行压力，宏观决策保持战略定力，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没有搞强刺激和大水漫灌，而是创新宏观调控，实施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抉择、精准施策，保证了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一是财政政策加力增效。财政收入平稳增长，1—4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8.6%，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2.8个百分点。财政支出进度加快。1—4月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12.4%，增速快于同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8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全年预算支出的28.3%，比上年同期提高1.9个百分点，增支与减税一起发力，体现了财政政策的积极性。中央预算内投资已下达70%左右。有效投资起到了补短板作用。通过实施重大工程包、下拨专项基金以及扩大债务置换规模等方式，将有限的财政金融资金主要投向公共服务与产品、资源环保、新兴产业等领域。1—4月份，水利、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19.0%，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1.8个百分点，比全部投资快8.5个百分点；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2.4%和15.1%，增速分别比全部投资快1.9和4.6个百分点。
二是货币政策松紧适度。货币供应量增速回落。4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2.8%，增速比上月末和上年末分别回落0.6个和0.5个百分点。从总体上看，货币信贷总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仍是平稳正常的。融资成本下行。3月份，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30%，与上年12月份基本持平，比上年同期下降1.26个百分点。信贷投向更趋合理。加强相机调控和定向调控，促使信贷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和棚改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4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4.1%，比社会融资规模增速高1个百分点；占比为67.3%，同比提高0.6个百分点。这些都体现了货币政策的稳健运用。财政、货币、产业等宏观政策理念、方式和工具的创新，提高了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精准性，有力地促进了投资和消费需求回升，稳住了增长，也保住了就业，稳定了居民收入。
五、就业物价收入形势总体稳定，民生事业持续进步
看经济，看发展，最终要看民生，稳增长是为了保就业、保收入。今年以来，各项社会事业不断发展。一是就业形势基本稳定。尽管受经济增速回落和去产能等因素影响，部分地区失业人员有所增加，但在服务业发展较快和创新创业带动下，就业形势继续保持基本稳定。4月份，全国城镇又新增就业125万人，1—4月城镇新增就业443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44%。一季度，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16799万人，同比增长2.9%。3月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4%，略有下降。4月份，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5.1%，比上月下降0.02个百分点。二是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1—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2%，其中4月份同比上涨2.3%，涨幅与上月持平。近几个月价格涨幅虽有所上升，但主要是受春节及特殊天气影响，部分食品价格上涨较多引起的，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同比上涨1.5%左右，仍比较平稳。三是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和就业形势稳定为收入稳定增长奠定了基础。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619元，同比增长8.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其中，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578元，增长9.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0%，继续快于城镇。
六、预期稳定，信心增强，微观经济主体发展的活跃度明显提高
去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6年经济社会政策五大取向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重点任务，将社会预期引导到改革创新和稳中求进上。今年3月份召开的两会审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十三五”规划纲要，聚焦改革发展，指明今后五年的发展思路和方向，增强了各方面对我国经济近期稳中有进和长期向好基本面的认识和信心，对市场预期稳定提升起到了重要引导作用。3、4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结束了去年8月份以来的收缩状态，进入扩张区间，分别为50.2%和50.1%，其中新订单指数上升到去年以来的高点。与此同时，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月度同比降幅连续4个月收窄，4月份PPI同比下降3.4%；3月份PPI环比在连续几年下降的基础上首次出现上涨，4月份环比又上涨0.7%，这些积极变化表明企业家对未来发展信心趋于增强，生产活动趋于活跃。
总的来看，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亮点纷呈，是改革发力、创新增力、转型给力、政策助力、预期蓄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应当看到，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疲软，国际经济金融市场动荡、国际贸易低迷的外部环境短期内难以改变，国内正处在结构调整的关键阶段，传统产业调整的阵痛在陆续释放，以新经济为代表的新生动力虽然加快孕育，但短期还难以对冲传统动力的衰减，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因此，对前进中存在的困难和挑战不能低估，对发展中潜在的问题和风险仍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下阶段，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更加注重以“进”求“稳”，既要看到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余地大的基本面，又要看到经济运行基础不牢的客观事实，不过分看重一时得失，而应下大力气解决经济运行中的供给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和《政府工作报告》总体安排，适度扩大总需求，坚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注重把握重点、节奏和力度；坚定不移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眼于矫正供需结构错配和要素配置扭曲，全面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注重引导良好发展预期，增强各方面对经济发展的良好信心，全力抓好政策落实，积极释放改革红利，努力巩固积极变化，促进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为“十三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作者 郭同欣
【新华网-人民日报】
货币政策渐显央行调控新思路
文/杨芮 董希淼
【编者按】5月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的文章，这是自去年5月以来“权威人士”第三次在人民日报“发声”谈中国经济。《开局首季问大势》一文提出了五个问题，均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包括经济形势怎么看、宏观调控怎么干、供给侧改革怎么推、预期管理怎么办、经济风险怎么防。人民网金融频道与业内多位专家约稿，就相关金融话题进行解读。
日前，“权威人士”多次现身《人民日报》，就我国经济运行及宏观调控等发表看法，引发全社会热议。货币政策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备受关注。权威人士指出，要确保中央已定的政策不走样、不变形。要全面、准确、不折不扣地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稳健的货币政策就要真正稳健。
5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指出，第一季度我国稳健货币政策取得较好效果，保持流动性合理适度，促进实际利率基本稳定。应该说，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现状，体现了1月8月央行在2016年工作会议上提出“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决议。我们认为，下一阶段我国将继续实施灵活适度、适时预调微调的稳健货币政策。
2016年货币政策执行现状
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美国加息时间点多次延后；欧盟量化宽松政策持续推行；新兴市场国家增长乏力，疲态尽显；亚太地区充满活力但有高杠杆隐患……在这情况下，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经济形势与走向必然备受全球关注。
从2016年一季度各项宏观经济指标上看，我国经济企稳回暖的迹象逐步显现。投资增速同比增长10.7个百分点；通胀压力有所缓解，制造业和非制造业指数双双回升，同时，M2同比增长13.4%，新增贷款实现较快增长，中长期信贷占比较高；资本净流出形势有所好转，人民币汇率基本平稳。这些指标的变化，一定程度上源于我国货币政策进入平稳期，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较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而对于可能下行的经济风险，央行通过统筹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完善货币政策传统机制，将外部经济或资本流动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负面影响程度降到最低。
2016年中国货币政策解读
总体上讲，2016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优化增量，保持灵活适度，推动金融改革开放，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促进经济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发展。
从流动性上看，央行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具有周期化和结构化特点。目前，央行主要通过及时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以及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引导流动性投放。SLO、SLF、MLF和PSL四种操作，是央行近年来对货币政策调节工具的创新。例如，央行在2016年一季度曾频繁使用“MLF+逆回购”模式，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从实际利率上看，央行通过提高公开市场操作频次以稳定货币市场利率，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这有助于将货币市场利率更加有效地维持在基准利率附近，提高公开市场操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此外，央行目前正在积极探索“利率走廊”机制，通过向商业银行分别提供一个贷款便利工具（上限）和存款便利工具（下限），促进货币政策框架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充分运用价格杠杆稳定市场预期，引导企业融资成本下行，真正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从信贷投放上看，央行通过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这一创新性渠道，盘活商业银行存量信贷资产，增强货币市场流动性。基于这样的创新，可将央行基础货币投放与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紧密结合起来。除此之外，央行也积极通过扩大内部评级试点、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等措施，扩大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三农”和棚户区改造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投放，引导社会融资成本降低。
2016年货币政策未来方向及影响
下一阶段，央行将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综合运用数量、价格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优化政策组合，改善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从量价两方面为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我们认为，未来我国货币政策将可能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将更加注重货币政策多重目标的平衡。权威人士指出，利用货币扩张刺激经济增长边际效应持续递减的情况下，要彻底抛弃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对各类金融市场存在的风险隐患，金融监管部门要密切配合，摸清情况，做好预案。目前银行坏账处于上升趋势，是经济问题在金融部门的必然反映。因此，未来货币政策需要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需求管理，将货币政策调控与深化改革紧密结合起来，为结构性改革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这要求在运用货币调控工具和疏通货币传导机制时，一方面需要为市场提供更多的流动性，以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增强金融运行效率；另一方面又需要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防范流动性大幅扩张而导致资产泡沫的产生，将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控制在合理增长的区间内，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新时期，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最终要实现“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四大目标的齐头并进。
二是需弱化人民币国际化对货币政策的负溢出效应。权威人士指出，汇市要立足于提高货币政策自主性、发挥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在保持汇率基本稳定的同时，逐步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双向浮动、有弹性的汇率运行机制。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理论上讲，在一国资本项目未完全实现自由可兑换的情况下，一国的货币政策可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相反，当资本项目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时，一国的货币政策将收到更多的外部冲击，并受到其他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对货币政策可能产生负溢出效应。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如何在加快发展外汇市场，稳步拓宽人民币流出和回流渠道，平衡好资本流动和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减少资本流出压力，防范货币贬值风险，还需要央行对货币政策灵活而谨慎的把握。
三是金融创新工具将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调控能力。自2014以来，对冲外汇占款已经不再成为我国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依据。主要缘于对冲外汇占款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货币增长的需要，同时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也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丰富了市场流动性投放的渠道。随着我国国债规模不断扩大，货币市场发展不断成熟，可供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所需要的大规模未到期债券为央行创设多种政策工具提供了可能。近年来，公开市场操作正在逐渐成为货币政策操作的最重要工具。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对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及SLO、SLF等流动性工具的不断创新组合与频繁使用，央行在调节市场短期性、缓和关键时点流动性紧张和货币市场利率波动方面的能力将愈加增强。
（杨芮系恒丰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董希淼系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
【人民网-人民日报】
CCG智库专家：中国企业走出去并非大量“资本外流”
人民网北京5月15日电 （记者 覃博雅）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5月15日北京落下帷幕。在此次智库云集的盛会上，嘉宾们深入讨论了新形势下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遇到的机遇与挑战。CCG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王辉耀主持开幕式。
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成立于2008年，总部位于北京，并在全球多个城市设有办事机构或海外代表，拥有全职智库研究和专业人员近百人。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15》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位列全球智库综合排名第110位，并入选全球最值得关注智库百强。
继2015年成功举办了首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后，本次圆桌论坛会议设置了“G20、全球治理与中国企业发展”、“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互联网+催生新商业与新投资”和“产业转型升级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方向”等四大议题。龙永图、陈启宗、吴建民、王辉耀、崔明谟、郑永年、迟福林、刘永好、唐修国、徐小平、毛大庆等近百位官、产、学界精英出席论坛并发表精彩演讲。
全球化：“一带一路”是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CCG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致辞中表示，因为只有全球化的进程继续下去，中国的对外开放才有可能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平发展的时代里，只有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和平发展才能得以实现。这既符合我国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他表示，要以一种包容的、开放的、灵活的态度来对待全球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
CCG联席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陈启宗表示，全球化始于丝绸之路，而如今的丝绸之路正是“一带一路”。他认为，作为丝绸之路的创始国之一，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概念，是全球化极重要的一部分。也只有当中国真正进入全球化之后，全球化才比较完整。
全国政协常委、香港世界贸易中心总经理伍淑清表示，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是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地方，便于“让外国朋友认识中国故事”——外国朋友通过民间外交和企业家交流来认识中国的国情，了解中国对全球化做出的贡献，从而意识到中国通过全球化崛起是和平、互利共赢的。
“走出去”：并不存在大量“资本外流”
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表示，“一带一路”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如果企业没有“走出去”，“一带一路”和全球化就是空白。
CCG副主席、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表示，中国市场跟国际接轨是大势所趋，是国家的主体战略。既然处于这个国际化的格局里，中国的企业必须要“走出去”进行投资，因此把“走出去”说成“逃”的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走出去”是合法、合规的，是中国企业的必然之路。
陈启宗表示，中国的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13亿人口的意志是不能被抹杀的。虽然全球化遇到了一些挫折，但总体来说这个方向还是不会逆转的。中国需要好好的研究怎么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制胜。总而言之，好企业都是要走出去的。
真格基金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徐小平表示，“全球化的步伐不可阻挡”，中国的企业和投资人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在世界各地的所购资产，实质上都是“中华民族的海外资产”，并不存在大量的“资本外流”现象。
转型：政府应为企业走出去消除政策障碍
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表示，首先就是政府要适应变化。政府的部门要适应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法制规范、公平透明和开放的新形式。企业同样也要适应变化，企业家要从创业走向技术创新，包括企业国际化。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陈爽表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来源于我们自身的政策。因此希望国家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消除政策上的障碍，比如对外投资的问题和审批的问题。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中国要进行经济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如何以国务院市场开放来推动产业结构以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如何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来推动城镇化结构，由现在的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以监管转型为重点的政府改革。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表示，未来我们要从好几个方面来推动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包括继续发展绿色信贷，做大普惠绿色债券市场，发展绿色基金，建立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体制等等，通过这些努力来动员更多民间资金进入的绿色金融体系。
宝石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阮小明表示，中国的中小微企业是未来成长的主力军。新一轮的金融危机很强大，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非常艰难。要发展，中国应该首先发展中小微企业。
本土化：管理好海外资产进行全球资产配置
CCG常务理事、证大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戴志康表示，谈到在海外拓展的经验时表示，中国企业海外面临的本土化问题，归根到底看能不能在海外管理好资产、能不能组织好海外资源以及能不能组织好开发运营阶段。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崔明谟表示，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的时刻，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并存。一是企业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二是充分运用经贸合作区的优势开展全球化经营，三是切实做好本土化经营；四是努力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
三一集团总裁唐修国表示，今天全球的经济形势、政治形势不是特别好，尤其是汇率变化非常频繁。需要未雨绸缪，利用机会在全球进行资产配置。
互联网+：互联网公司应从技术上向全球看齐
阿里巴巴高级副总裁、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表示，原来经由批发零售到消费者的信息传递方式，改为由制造商直接跟消费者互动，中间的环节经销商这些中间人，必须被淘汰出局。在整个效应的推动下，整个价值链的福利一定会为制造商和消费者带来价值。
CCG常务理事、恒昌公司创始人、总裁秦洪涛表示，互联网金融无论是大数据、云计算，还是第三方支付技术，都在中国互联网金融领域得到了非常好的应用。但是中国的征信市场不透明，法律法规不完善，只有小额的借贷和信贷才能够适应中国这种经济的形势。
搜狗CEO王小川认为，由于互联网公司走出国门难度较大，应在技术上向全球看齐。
赛伯乐投资集团总裁王阳表示，整个地球是被一张网所覆盖的，不管是互联网还是物联网，后面存在的大数据打造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人工智能的大脑，在这个大脑当中谁不加入进去必将被摧毁。因此，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企业应该尽早布局。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