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6-07-07
王立军家在村子东头，这间破败的泥土房，和周围邻居们的砖瓦房形成鲜明对比。
被刺伤的镇干部李坤仍未脱离危险。受访者供图
唐坊镇政府办公楼。王立军刀刺李坤的血案就发生在这里。
核心提示：
山东一低保户刀刺乡镇干部，当地人称嫌疑人多次以上访为名要挟政府索要钱物
6月29日上午，山东省高青县唐坊镇政府院内发生血案，29岁的镇干部李坤身中9刀。
根据县政府通报，犯罪嫌疑人是该镇东王家村62岁的村民王立军。
高青县公安局已将王立军刑事拘留。截至记者发稿，李坤仍在淄博市中心医院救治，未脱离危险期。
据高青县政府通报，事件起因为王立军找到唐坊镇有关负责人，要求为其做贷款担保人，供王立军个人购买汽车。李坤对王立军进行说服劝阻时，突遭伤害。
唐坊镇政府干部说，作为村里的低保户，王立军以上访要挟，向政府要钱救助成了他生活的重要来源。
有学者认为，信访压力下，当地镇政府与救助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平衡。这种脆弱的平衡下，凸显了乡村贫困救助难题。
“我要贷100万”
在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蔡普敏、王仕军都表示，不管贷款多少，王立军一定是有贷无还的，他们做担保人，一旦贷款成功，还钱恐怕就要自己承担。
6月的高青县唐坊镇，乡野间笼上一层薄薄的雾气，麦子、玉米、棉花延伸在灰色的天际线里。
6月29日上午8点多钟，有村民看见王立军开着三轮摩托来到了镇政府。13里地，大约要20分钟。车上放着两个铁笼，一个大铁钳，是他用来装狗贩狗用的。夏天不是贩狗的季节，他的笼子是空的。
镇政府没有门禁，王立军开着车进去，没有人拦他。
进了镇政府大院，依次经过食堂、宿舍、会议楼，就是办公楼。办公楼只有两层，镇委副书记王仕军在一楼。
王仕军回忆，他当时和县里派下来的驻村干部陈强等人正在办公室谈事情，王立军进门后，开门见山，表明来意：“我现在没钱，你给我担保贷款，我要买车。”
镇干部们事后了解，在找王仕军之前，王立军已找过很多人。提的要求都是：他想买车，自己没钱，要找人做贷款担保。
多位东王家村村民说，这个62岁的老汉，在村里问了一圈，没人搭理。
村民说，王立军曾被判刑，加上名声不好，借钱借东西从来不还，没人愿意给他担保。
唐坊镇政府提供的信息，王立军在1980年代与1990年代，先后因为盗窃罪，扒窃罪两次被判刑，两次被劳教。
唐坊镇分管信访的蔡普敏回忆，自己也被王立军找过一次。
王立军问他：“能不能给我做贷款担保？”
蔡普敏问：“你要贷款多少，干什么？”
王立军答：“我要贷100万，买个车收狗，再找个媳妇。”
蔡普敏拒绝了：“这个我担保不了。”
多次碰壁后，6月29日这一天，王立军找到了镇党委副书记王仕军。
王仕军也没有答应王立军的要求。
在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蔡普敏、王仕军都表示，不管贷款多少，王立军一定是有贷无还的，他们做担保人，一旦贷款成功，还钱恐怕就要自己承担。
见王仕军不答应，王立军坐在办公室不走。不多时，李坤走进了办公室。王立军所在的东王家村属于申家管区，李坤是管区书记。
“你看你平常也有低保，平常照顾的也挺好，你现在的条件不允许贷款。”王仕军记得，李坤正在劝阻的时候，没有征兆，王立军突然拔出了刀，捅向李坤。
29岁的李坤，是体育特长生，一米八多的个子，身子壮实，但事情来得突然，他没有丝毫防备。
李坤被王立军捅了9刀，脖子、胸口、腹部、手臂，大腿都中了刀。鲜血涌出，染红衣服。
一切发生得太快，王仕军缓过神来时，李坤已经捂着肚子，向门外跑去。没跑几步，他跌倒在走廊里。
王立军拿着刀，呆立在现场。很快，被出警的民警制服。
“他会赖上你”
唐坊镇多名工作人员均对王立军印象深刻，他们表示，这些年里，王立军一直用各种理由，找镇里要钱，有时水管坏了，房顶漏了，他也到镇政府要求政府出钱维修。
东王家村在高青县北部，57户，200多人口。
王立军家在村子东头，门口一片杂草，院里狗吠声起伏。这间破败的泥土房，和周围邻居们的砖瓦房形成鲜明对比。
村民们说，王立军没有正当职业，他有时做贩狗生意。就是把收上来的狗卖到饭店。但这是门季节性生意，冬天有活儿，夏天萧条，收入不稳定。
村民们告诉新京报记者，王立军曾因为盗窃罪两次被判刑。刑满后回到村里，他不种地，也不打工。四处借钱借粮，但通常有借无还。
一位村民说，王立军好吃懒做，他有九亩地，自己不种租给别人种，每年收4000多元。
王友国住在王立军斜对门，一次见王立军实在揭不开锅，就送了一袋麦子过去。不曾想，吃完麦子后，王立军依然问他要。
“我是好心，又不欠你的。”王友国有点生气。
“你不欠我的，当初为什么给我麦子呢？”王立军的回答令王友国哭笑不得。
村民们说，王立军小偷小摸的毛病也没有改，一次偷邻居家的电被发现后，他一锤子打掉了邻居半颗门牙。
王立军有一个姐姐王丽凤，外嫁邻村。王丽凤说，对于这个弟弟，她已经寒心了，王立军借粮借钱，却总是有借无还。两人已有多年没有联系。
王丽凤说，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2010年春节前，王立军又来借粮，在争执中把姐姐、外甥打伤。
按照村里人的说法，从监狱出来后不久，王立军成了家，他的“老婆”是原来一位狱友的妹妹。说是成家，但两人并未办结婚证。
2005年，王立军的女儿小雨（化名）出生。
在村里人的记忆中，王立军还是很珍惜这个家，对老婆孩子都很好，一家人过了几年安稳日子。
唐坊镇副镇长梁文宝告诉新京报记者，转折出现在2009年春天，王立军在滨州打工时，他的老婆女儿出了车祸。“人在路边沟道里被发现，三轮摩托翻了，大人死了，小孩还活着。”
失去女人之后，王立军的生活似乎回到了从前，他不再外出打工，每天游荡在村里，四处借钱借粮。
这一年，镇里给王立军办了低保，每年4600元。根据低保材料显示，给王立军低保是“和小女相依为命且女儿年幼需人照料，致使一人无法正常劳作，生活特困难。”
梁文宝说，也就是从办低保后，王立军开始频繁向镇政府伸手要钱。
一位唐坊镇干部分析，因为王立军和亲戚、村民们关系紧张，很难再“借”到钱物，他就把施以援手的目光盯住了镇政府。
唐坊镇多名工作人员均对王立军印象深刻，他们表示，这些年里，王立军一直用各种理由，找镇里要钱，有时水管坏了，房顶漏了，他也到镇政府要求政府出钱维修。
唐坊镇信访办负责人蔡普敏记得，王立军“几乎每一星期都到镇上来”。在把女儿小雨送到学校后，早晨或傍晚，王立军就骑着三轮摩托，来镇里一趟，说说家里缺钱的事。
梁文宝告诉新京报记者，对王立军合理的诉求镇上会尽量满足，但也不会满足王立军所有的要求。
蔡普敏说，镇里的安抚救济，王立军没有表现出知足。在一次次要钱成功后，他依然会接着要钱。
“我跟他说了，并不是每次要钱都能给你，都是有程序的。”
对于王立军，蔡普敏也有自己的矛盾，一方面，“看到他生活真的很困难”，但是另一方面，“想帮助也不敢主动，因为他会赖上你”，况且，“我们也不能对他太过迁就，要不然别人会怎么想”。
根据蔡普敏的说法，出事前王立军的低保和各类救济，每月从镇政府领取的金额接近1000元左右。
“要挟式”上访
蔡普敏告诉新京报记者，王立军与普通的上访户不一样，既没有上访材料，也无上访单位，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以上访为要挟，找政府要钱。
2012年11月的一天，王立军没有通知任何人，带着女儿去了北京。
据蔡普敏讲述，王立军在住店登记时，主动告知自己是来上访的。
第二天凌晨一点，蔡普敏带着管区书记、村支书一起，开车赶往北京。
清晨六点，他们见到了王立军，问他，究竟有什么诉求来上访？
王立军回答，低保的钱不够，养不活自己和女儿，希望来要点钱。
当天下午四五点，王立军被接回了村里，同时得到了镇政府的几百元钱。
一位镇干部说，从北京回来后，王立军似乎找到了镇政府的软肋，每当重大节日，或者全国重要会议的时候，他会通知镇里，准备去北京上访了。
由于在镇里分管信访，蔡普敏对王立军十分熟悉。他告诉新京报记者，王立军与普通的上访户不一样，既没有上访材料，也无上访单位，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以上访为要挟，找政府要钱。
最令蔡普敏头疼的是，除了要钱，王立军并没有其他问题反映，但他频频地往北京跑，也令镇干部们无所适从。
按镇干部的说法，王立军需要的也不是大钱，两三百元就能满足。有时，在全国两会等时期，镇里给他安排在申家管区打扫卫生，每天50元工资，也算是变相给予补助。
镇里也会派人帮他接送女儿小雨上下学，目的也是通过小雨“留住”王立军。
一位镇干部坦承，对于王立军的这种“要挟式”上访，唐坊镇政府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信访制度的压力下，又不能听之任之。他们只能采取访前看，访后接的方式，但总有疏忽。
2012年之后，王立军又去了两次北京。最后一次是在今年春节之前，村支书王庆林说，按要求，他应该和蔡普敏一起去北京接王立军回来，但那时正好是大雪天，高速都被封了。没有办法，他们只能通知北京方面，帮忙先给王立军买张票送他回来，车票钱再转过去补上。
“他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蔡普敏说，全镇像王立军这样的低保户不少，但真正给镇上带来麻烦，以缺钱为理由靠上访要钱的，只有王立军一人。在2013年信访排名还没有取消时，镇里出了王立军，作为分管干部，他的压力尤其大。
乡村贫困救助难题
有学者称，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乡村贫困救助也呈现复杂局面。发展为暴力事件虽然是王立军的个人问题，但是类似的以上访为砝码的求助者却不是个案。
2013年3月，申家管区书记换成了李坤，他也成了这几年与王立军接触最多的镇政府公务员之一。
李坤生于1987年，烟台大学法学专业、运动训练专业毕业，2009年8月，考取大学生村官，到唐坊镇工作，任唐坊镇和店村党支部书记助理。2011年8月，李坤考取山东省委选调生，再次分配至唐坊镇。
李坤在当地有不错的口碑，唐坊镇干部们介绍，这个年轻人上进有为，曾被评为山东省优秀大学生村官、山东省优秀团员、淄博市优秀团员。
镇干部们说，比起旁人避之唯恐不及，李坤对王立军照顾有加，只要政策允许，他总是会满足王立军的要求，比如帮王立军买电话，充话费，看病，申请补助，在村里人看来，除了他，没有谁能对王立军这么好。
蔡普敏回忆，春节前王立军从北京上访回来，李坤给王立军带去了米面粮油，让他安心过年。
李坤对王立军的好，换来的是王立军越来越多的要求。镇干部们对此感觉明显，王立军来镇政府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早几年是一个月一两次，后来则成了一个星期一两次。
“他的胃口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多，难以被满足，直到这次一开口就让镇干部为他做100万贷款担保”。一位镇干部说。
最后，这位在旁人眼里对王立军最好的李坤，因为对他说服劝阻，被失去理智的王立军连捅9刀——就像他当年对姐姐外甥暴力相向一样。
李坤被送往了县人民医院，进入重症监护室，第二天凌晨，又被转至淄博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
据淄博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王世富介绍，李坤身上多处受伤，比较严重的是胸口与腹部的伤，由于伤及肺部、脾脏等器官，目前仍未度过危险期。
申家管区办公室，曾经李坤的工作地，现在王立军女儿小雨住在了里面。
由于父亲王立军被刑拘，唐坊镇政府派出四位工作人员，对小雨进行照顾。他们还不敢告诉这个小女孩，她的父亲用刀捅了人。
王立军事件发生后，有专家学者就此发表观点，认为此事件凸显了乡村贫困救助难题。
有学者称，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乡村贫困救助也呈现复杂局面。发展为暴力事件虽然是王立军的个人问题，但是类似的以上访为砝码的求助者却不是个案。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说，信访体制的特殊性，造成了现在的局面。“信访体制解决了绝大多数问题，但是它也产生了非常特定的问题。大多数上访者是为了解决问题，但是少数偏执的上访者，通过这个体系获得了不应该获得的好处。”
贺雪峰说，对政府救济有无限要求的群体在基层十分普遍。
“这个群体他看到了信访机制的软肋，你也不敢把他怎么样，他去上访，上面就要下面解决，基层往往只能用金钱、低保各种福利来安抚他。其中有些人就会发现，只要我上访，政府就会给我好处，最后小好处他还不满意，他要更大的好处。”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认为，解决此类困局的途径在于，利益分配的渠道机制要有变化，尤其是低保之外的非常规救助，决策权要由现在的镇政府下放到村里。
“有些上访者抓住了基层政府害怕上访的弱点，如果政府把一些权力下放到村一级社区，这些人有生活需要只能去村里面沟通，形成这么种机制。而一般来说，农村社会的社区精英对贫困群体是有影响的，因为熟人社会在小范围内会起作用，形成道德压力。”
党国英说，“如果还有极个别的人依然胡闹，那就没办法，只能依法办事。”
新京报记者 刘子珩 实习生 黄斌 山东高青报道
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 刘子珩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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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农民李某，因“无证无照”大量非法收购玉米，涉及金额21万元，被当地法院判决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2万元。
此事日前经报道后，引发轩然大波。很多网友大跌眼镜，误以为穿越到1986年那个打击“投机倒把”的年代。也有人认为，应坚持“违法必究”，既然《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规定，收购粮食应该取得行政许可，李某没有取得许可就收购粮食，当然是违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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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从2004年开始，国家将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当年制定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虽然写道：“国家鼓励多种所有制市场主体从事粮食经营活动”，却仍留了个尾巴：“取得粮食收购资格”后方可从事粮食收购活动。
哪怕在2013年以来经历了若干轮“放权改革”，收购包括玉米在内的粮食应取得行政审批，仍没出现大的松动。今年初《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修订后，也仅顺应公司登记制改革的大趋势，将之前的粮食收购“先取得许可证，后办执照”，改成了“先办执照，后取得许可证”。
应看到，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粮食的“统购统销”是僵化的计划经济的典型代表，在改革开放后，粮食统购逐渐瓦解。可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的“全面放开粮食收购”改革愿景，至今没能实现，这不能不让人怀疑，粮食系统部门利益太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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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粮贩子动辄追究“非法经营罪”，只是在固化陈旧、低效的粮食垄断经营。而在所谓“粮贩子”其实广泛存在的现实之下，相关执法很难是“一律化追究”，应警惕选择性执法，成为粮食部门固化自身利益的手段。
因“无证购粮”获罪，跟时代的进步诉求格格不入，已然是个黑色幽默。粮食系统本身的行政垄断经营，本就该尽快打破了，再用“非法经营罪”去强化这种不合理的行政垄断，更是问题重重，这类做法也应尽早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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