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6-08-25
新华社北京８月２３日电 题：京沪周边落户政策收紧，大城市人口调控向外“划圈”？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杨毅沉、何欣荣
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四大城市的积分落户政策均已落地。这几个特大城市同时纷纷表示，积分落户政策与人口控制密切衔接。
“新华视点”记者了解到，近期，一些大城市的人口控制政策有向外“划圈”趋势。由于房地产市场快速上涨、资源承载力不足等原因，北京、上海周边小城市的落户政策明显收紧。规划专家表示，大城市的人口疏解不能孤立开展，城市圈的配套规划和产业布局亟待推进。
京沪周边部分中小城市“买房就落户”政策不再
记者了解到，虽然大部分省区市已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基本没有门槛，但从今年４月１０日起，紧邻北京的河北省三河市的落户政策已全面收紧。
根据今年一季度印发的《河北省居住证实施办法（试行）》，北京周边的三河市、涿州市市区及下辖建制镇，香河县、固安县、怀来县政府驻地镇及其他建制镇等，可综合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参加社会保险年限等因素，合理确定落户条件。其中特别明确提出，“城镇综合承载压力大的，可结合本地实际，建立居住证积分落户制度”。
《三河市促进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规定，购买商品住宅且在三河市缴交三年社会养老保险的外地人，准许迁入三河市户籍。这一政策意味着，原先在燕郊买套房马上就能落户已成为过去式。
在紧挨上海的苏州，今年年初也出台实施了《苏州市流动人口积分管理办法》，外来人口如果想要落户苏州需要首先申请参加流动人口积分。苏州每年将根据公共资源的实际情况，安排一定数量的流动人口迁入户籍。
京沪虹吸效应仍在加强，“大城市病”向周边蔓延
北京、上海周边人口政策收紧的重要原因是飞速上涨的房价。
北京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２０１５年８月北京通州出台最严格限购后，很多资金外溢，开始炒作环北京楼市，导致当地房价暴涨。据记者统计，河北燕郊的房价已经从２０１０年前后的每平方米４０００元左右，最高上涨至每平方米２万元以上。
同样，苏州的房价也在一路飙升。今年上半年，苏州房价同比上涨超过２０％。
事实上，随着京沪划定人口红线，人口调控疏解的压力越来越大。从北京、上海划定的到２０２０年的人口红线看，今后五年京沪常住人口增长空间分别为１２９．５万人与８４．７３万人。北京、上海“承接不下”的流动人口大多转向周边小城市。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趋势带来的后果，直接导致房地产企业继续“摊大饼”式开发，京沪周边房价暴涨。去年以来，北京、上海房价持续上涨，不少“北漂”“沪漂”选择在三河燕郊、昆山花桥等环京、环沪地区购房。
让当地政府担忧的除了增长过快的房价，还有人口激增带来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的巨大负担，资源承载力呈现严重不足。
据记者了解，由于大部分住在燕郊的居民都在北京上班，潮汐式往返于北京和燕郊之间的人流持续增加，每天多条进出京道路均“车满为患”。还有专家曾对苏州昆山市进行测算，按２０１４年末该市流动人口达１７５万人计算，如果每个外来人口市民化社会成本约为１５万元－２０万元，政府需要投入超过２６００亿元。
多位专家表示，上述现象折射出，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资源虹吸效应仍在加强，这令“大城市病”有向外蔓延的趋势。
人口调控应放眼整个大都市圈，产业布局平衡需要高度重视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提出，大城市人口调控并不能简单地向外“划圈”，而应放眼整个大都市圈进行统筹规划。
在上海一家美资企业工作的销售工程师卢俊波，每周五都要搭乘高铁返回无锡的家中。“还是在上海才能找到比较理想的工作，但是上海房子太贵了。无锡的房价比较低，我买时每平方米不到１万元，无锡到上海坐高铁只要４０多分钟。”这位新“长三角人”说。
这些现象集中反映了都市圈中“睡城”的形成原因，即中小城市产业规划与发展不足，不能让大量人口在居住地就业，以至于外围中小城市仅仅成为大城市核心区“摊大饼”的一部分。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相对来说，珠三角的深圳、广州、东莞、佛山、中山等构成的都市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日趋均衡，人口与产业布局趋于平衡，对“大城市病”扩散蔓延产生了积极作用。
张车伟认为，城市在向外扩张的同时，相应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适时跟进，合理配置，才能促进人口的空间优化。在都市圈，应加强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密切联系，加快同城化进程，促进公共资源在城市间和区域间的合理分布。
每天乘坐“８”字头公交车往返于河北燕郊与北京国贸之间的孙先生说，住在燕郊的数十万“白领”基本都在北京工作。但是在北京、河北现行的落户政策下，教育、社保等问题都很难在两地解决，这一人群既“漂”在北京也“漂”在燕郊。
专家建议，在疏解特大城市中心城非核心功能的过程中，应积极对接产业转移，合理规划产业布局。选择在人口居住密度高且规模较大的区域附近布置相关产业，吸引就业人口从中心城区向郊区新城转移。“在人口调控中要统筹都市圈的产业布局、经济活动和公共服务，引导人口合理聚集。”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认为。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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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返乡潮子女陷“归来”之困 返乡求学难适应
“最初刚回老家时，总觉得迷茫困惑，心里扭着个劲儿。”对于8年前自己返乡求学，23岁的杨江仍感叹是无奈之举。
不同于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农民工返乡子女是在2008年后，伴随农民工“返乡潮”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社会漂移和迁徙中，陷入从他乡到故乡、流动与留守、出离与融入的文化冲突，他们在新的环境中迷茫、挣扎、无措，深陷“归来”之困。他们不仅仅是8年前的“杨江们”，在今天，同样关乎更多农民工子女的未来。
返乡求学却难以适应
杨江的老家位于四川广元旺苍县农村，90年代末，因家庭困窘，无力供养两个孩子和四位老人，杨江的父母与乡邻结伴到沿海务工，最终落脚江苏。当年仅有7岁的杨江被父母带走，姐姐则留在老家由祖父母照顾。整整8年时间，杨江一直在江苏读私立学校，读初二时考虑到作为外地生无法在当地参加高考，杨江重新回到旺苍县读书。
始料未及的是，回乡最初的一两年，对杨江而言十分艰难。
江苏饮食偏甜，四川饭菜喜辣；江苏老师说标准普通话，四川老师的“椒盐”普通话难懂……作为一名四川人，初回乡的不适令杨江不知如何向外人道。尤其是基于南北方经济发展的差异，他感到之前所在的江苏私立学校环境大大优越于家乡县城中学，并曾为此担心自己未来的学业。
“总之很难适应，甚至感到格格不入。”杨江说，江苏从小学阶段就开设了英语课程，而四川的英语教育是从初中才开始的。这让他觉得英语学习被拖慢了许多；江苏和四川的教学大纲有差异，这造成他有些知识点不得不重复学习，而一些错过的新知识点则只能靠自学完成。诸如此类的情况叠加起来让他倍感压力，原本一个性格颇为外向的男孩开始变得少言寡语。
“不想和同学接触，他们也不愿意和我做朋友。”杨江告诉记者，那真是一段苦闷的日子，他不知道如何与身边的人交流，包括亲人。于是他开始泡网吧打游戏排解孤独，好在未影响到中考升学，“大约一年半以后才算真正调整回来，变回了四川人。”现在，杨江是四川当地一所高校的大四学生，他时常想，如果当初没有回老家读书，自己或许会拥有更好的学业。就在他回老家的第三年，江苏开放了异地高考政策，“没办法，生活总有一些无可奈何。”眼神中透出些许落寞。
返乡后学校角色缺位明显
作为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四川，许多孩子曾经或者正在经历着杨江的故事。
据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国流动儿童中县内跨乡流动的比例最高，跨省流动儿童比例位居第二。研究称，这一农民工子女“社会漂移”的新趋势，必然带来农民工返乡子女呈现多类型化的特征。
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张烨和叶翔两位教授十分关注这一群体，他们调查了四川省237位教师，对数十位返乡子女的就学和生活情境以及7位孩子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深度追踪研究发现，长期跟随父母在他乡生活的农民工子女在返乡后，很难在短时间内入乡随俗，同时认为他们在教育过程中受到的显性或隐性不公平待遇突出。
在他们所调查的79个班级、3502名学生中，返乡子女人数呈现出在各类农村学校“小聚集、多散落”的样态。其中为数不少的返乡子女只能在相对条件差的民办学校就读，即便进入公办学校，也存在着单独编班或者在座位上实行划块管理的情况。由于农民工返乡子女对学校制度规则及系统差异感受明显而直接。加上学校物质设施的差距、人际交往的障碍和角色身份的调试等都很容易牵出他们的负面情绪。此外，课程设置、实施方式带来的教育理念差异也影响着返乡子女能否快速融入故乡生活。
“在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如果没有得到良好的情感照顾，就会演变成一种隐性伤害。”叶翔在她实际接触中发现，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返乡子女很难建立积极的人际交往圈，“大多数返乡子女很小的时候随父母外出，重归故里会面临艰难的调整和适应期，这个时候亟须外界的安抚和扶持，家庭和学校扮演的角色显得尤为重要。”
亟须精准帮扶助成长
张烨教授从事教育政策分析多年，他认为农民工返乡子女难以入乡随俗，在很大程度上与就学政策执行低效有密切关系。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的急促动员和有力政策执行集中在2008至2009年“返乡潮”时期。随着经济形势好转，政策影响力迅速衰退。因此在确保“有学上”后，返乡子女就学质量公平等深层次政策目标并没有在后续政策中得到拓展和深入。
“只要我们把农民工返乡子女照单全收，这政策也就算执行了，至于放什么学校、是否要做到区别对待，有针对性关怀，这些都属于倡导范围了。”这是一位基层教育部门负责人对贯彻执行农民工返乡子女入学政策所持的观点，张烨在调查中发现这是基层教育部门的普遍性做法。毋庸置疑，学校的态度也直接决定了班主任和科任教师的行为方式。对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执行动力总体不足的问题，张烨建议从政策对象的精细化、政策边界清晰程度、政策网络成熟度等影响政策效能的诸多因素综合考量，加大异地高考政策执行力度，实质性推进削减户籍制度的深层制约，最大限度消除因升学原因造成的被迫返乡现象。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农民工返乡子女相当一部分是因在城市难以获得平等升学机会而无奈返乡，要化解农民工返乡子女入学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当前亟须从政策设计和教师队伍提升方面进行精准化帮扶。“具体的教育问题，最终还是要落到教师身上。精准帮扶留守儿童、农民工返乡子女，必须精准帮扶乡村教师。”他说。
【中新网-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