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6-10-27
10月23日,有外媒报道称,中国“百名红通”5号逃犯、吉林通化金马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闫永明将从新西兰回国接受调查。而不久前的10月初,“百名红通”29号逃犯、云南云电同方科技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张大伟回国自首。张大伟涉嫌贪污犯罪,于2013年9月逃往美国,云南省检察机关组建专门工作组,开展了大量基础调查工作,成功规劝其回国投案自首。
“百名红通”2号逃犯、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百名红通”4号逃犯黄玉荣、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自2014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全国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以来,截至目前,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归案数已达150余人。
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有关负责人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全国检察机关深入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健全与相关部门协作配合机制,加强与有关国家、地区司法合作,拓展追捕犯罪嫌疑人和追缴腐败资产的渠道,因案施策,取得累累战果。今后,检察机关还将进一步强化工作措施,积极开展国际检务合作,再突破一批重点案件,决不让海外成为中国贪官的“避罪天堂”。
“百名红通”归案仅三分之一
2015年4月,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中纪委、监察部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即“百名红通”逃犯。
李华波位列“百名红通”2号,是典型的小官大贪。在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岗位上,李华波伙同他人共同贪污9400万元公款,并将其中2700余万元赃款转移境外后,携家人潜逃新加坡。
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此案办理一开始就面临两个现实难题:中国与新加坡既没有缔结引渡条约,也没有缔结司法协助条约,通过引渡方式开展追逃不现实；新加坡已就李华波的跨国洗钱立案,也主张司法管辖,不会轻易放弃其追诉权。
通过积极协商沟通,两国总检察长直接磋商该案解决方案,最终,中新两国检方达成了解决李华波案共识,确立了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互惠原则开展的务实司法执法合作。
其间,中方9次向新方提出刑事司法协助请求,新方5次向中方提出司法协助请求,中方还安排办案检察官赴新加坡法庭协助新检方指控李华波的罪行。中方8次派工作组赴新开展工作,新方两次安排警方和检方办案人员来华取证。双方还通过电话会议、传真和电子邮件等加强沟通与联络,讨论涉案问题,通报和交换案件进展情况和信息。
2014年7月,李华波在新加坡终审被判有罪并被收监。随后,新方启动撤销李华波及其家人永久居留权程序；当年12月,李华波妻子主动向鄱阳县人民检察院写了投案自首信,并于去年1月回国投案自首。2015年2月初,李华波在新加坡监狱向鄱阳县检察院写了自首书,并于今年5月在新加坡服刑期满后被遣返回国。
值得一提的是,此案办理过程中,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检察机关对李华波夫妇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调查,法院就李华波违法所得没收案作出一审裁定,确认李华波在新加坡用于项目投资的150万新元系违法所得,应予以没收。该案也成为我国检察机关海外追赃第一案。
据了解,截至今年7月,“百名红通”逃犯中已有三分之一归案。仅2016年1月至9月,全国检察机关即劝返遣返、缉捕潜逃境外的职务犯罪嫌疑人34人,其中包括裴健强、陈祎娟、付耀波、周世勤等13名“百名红通”人员,涉及美国、加拿大、英国、几内亚等17个国家,涉案金额2.6亿余元人民币。
劝返后主动归案占67.1%
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从总体上看,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成果呈现六大特点:
归案人数多。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共抓获在逃境外职务犯罪嫌疑人150余名,是近10年来的总和。
最高检挂牌督办的重大案件取得了突破。如李华波案,河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书记、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长黄玉荣案等。
办案检察官回忆说,黄玉荣涉嫌贪污、受贿犯罪,于2002年8月逃往美国。在最高检督办下,河南省检察机关制定了详细的国际追逃劝返方案。检方组织搜集大量黄玉荣犯罪事实证据资料的同时,积极营造劝返条件和氛围,发出《致逃犯黄玉荣及其亲属的一封信》,与黄玉荣亲属真诚对话,促使其亲属积极配合劝返黄玉荣。
经过多方面艰苦细致的工作,黄玉荣终于放弃对抗,下决心回国投案自首。2015年12月,黄玉荣从美国乘飞机回国自首。
一批潜逃时间长的犯罪嫌疑人归案。潜逃10年以上的30余人,20年以上的7人。潜逃时间达24年的哈尔滨工商支行一分理处原副主任郑义,虽已经更名改姓,潜回国内,仍被抓获归案。
一批涉案金额巨大的犯罪嫌疑人归案。涉案金额500万元以上的42人,占总数的27.6%。比较典型的有河南省检察机关抓获的中信银行某支行原行长张朝辉涉嫌挪用公款3.2亿元案,浙江省检察机关劝返回国的玉环县供电局人力资源部原主任沈刚涉嫌贪污700万元案。
归案人员分布广泛。既有从美国、加拿大等美洲国家被劝返的,也有从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等欧洲国家引渡和主动回国投案自首的。
劝返比例大。经反复劝返后主动归案的占比67.1%。如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从美国主动回国投案自首,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在办理王国强案过程中,辽宁省检察机关成立专案组,将王国强已浮出水面的犯罪事实作为重中之重,查证固证、查深查实。办案检察官多次前往丹东凤城、福建厦门、北京等地调查取证,形成卷宗20余册,并对王国强相关的涉案财产采取查封、扣押或冻结等措施。
办案检察官筛选出与王国强关系密切的某公司作为案件的重要突破口,通过政策攻心,促使公司负责人积极配合专案组规劝王国强回国自首。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最终促成王国强回国投案。
全面摸底排查外逃职务犯
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后工作安排时说:“我们将组织人员力量全面摸底排查外逃职务犯罪案件的具体情况,研究制定工作方案,确定重点案件,逐案成立专案组,明确分工,责任到人。最高检将认真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真正做到查办职务犯罪与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检查、同落实。
境外追逃追赃,形成合力才会给力。最高检将加强对内协调、对外协作机制制度建设,积极依靠党委、纪委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进一步加强与公安、外交外事等部门的协作,凝聚职务犯罪侦查、侦查监督、公诉、国际合作等内设机构的力量,推动形成工作合力。
这名负责人说,从实际工作情况看,国际检务工作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开展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最高检反贪总局将注意多研究、多总结、多探索,切实为各地开展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在国际检务合作方面,今后主要有三项重点工作要做:
充分发挥最高检作为我国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司法协助中央机关和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国际合作中央主管机关的职能作用,积极运用双边或多边刑事司法协助、引渡等国际条约或公约,切实提高履约合作率。
认真研究和运用国际司法合作的规则和规律,依托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等平台,积极运用G20反腐败协作机制等多边机制,以及中美执法合作等双边机制,有效发挥最高检与其他国家检察、执法机构签署的126个合作协议、谅解备忘录以及业已建立起来的司法执法合作机制的独特作用,切实加强与外国检察等司法执法机关的业务交流与办案合作。
进一步发挥部分边境地区检察机关在开展边境区域性合作中的便利与优势,有效加强同邻近国家或地区司法执法部门在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方面的合作。
在国内,杨秀珠案、乔建军案、“二许”案等一批案件备受关注。这名负责人说,最高检将继续把这些案件作为国际追逃追赃的重点案件,根据各地上报的情况再筛选一批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重点案件,进行重点突破。
据介绍,最高检将实行“一重点案件一专案组”,一案一档,实行挂牌督办,案随人走,长期跟踪经营,一抓到底,归案销号。将强化“二次侦查”,强化查封、冻结、扣押措施,完善法律文书,区别不同情形分别采取劝返、遣返、缉捕、引渡等不同方式,逐案突破。（□ 本报记者 周斌 文/图）
【新华网-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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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笼子’覆盖面越来越宽”
十八届六中全会今天闭幕。根据此前通报，会议将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这是自中国共产党出台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以来，再次聚焦党的建设，制定党内规章制度。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各项制度尤其是党内规章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作风明显改观，反腐败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谢春涛认为，六中全会将要通过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要在方方面面明确规矩准则，把中国共产党最重要最基本的规矩，通过准则明确、强化、健全。未来，党规党纪将越来越严。
“党的建设”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新京报：十八大以来，为何中央如此强调“党的建设”？
谢春涛：我们党历来重视加强党的建设，这可以说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一大优势。虽然过去没有提“全面从严治党”，但党的建设尤其是战争年代，不可谓不严。像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这些问题，在执政以后会表现得更为突出。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环境的变化，我们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这四大考验。党的建设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面对这些不解决不行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正是因为环境变化出了这些新的问题。
新京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具体是针对哪些问题？党中央有哪些举措？
谢春涛：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因为它有着鲜明的针对性。就是因为党内作风的问题、腐败的问题比较严重。第一是因为他知道党建的极端重要性，“打铁还需自身硬”，就这个意思。第二就是看清了党建存在问题的严重性。像“四风”问题、包括腐败，显然过去都很严重了。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一届政治局常委见面会上，就讲了党建面临的问题。上来就抓党的作风，通过“八项规定”，接着反腐败，而且越抓越严，措施越来越有力，举措也越来越全面。
新京报：你讲到“四风”问题更严重了，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谢春涛：像中纪委现在通报的这些违反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例，负面影响显而易见。有的地方，领导干部一顿饭公款吃十万八万；还有的地方出现公款吃喝喝死人的事，成了丑闻。
除了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问题，还有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刚宣判的白恩培，受贿就2.4亿，还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这些问题对党的形象带来了极大的损害，离间党群关系。
权力不能滥用，否则就会付出代价
新京报：十八大以来，在党建方面，给你印象最深的举措是什么？
谢春涛：当然就是反腐败。但我想不能因为这个“最”字，就忽视了其他方面。如果就腐败反腐败，腐败也是反不好的。
全面从严治党，一是体现全面，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五个方面都要从严抓。就腐败而言，也是标本兼治，不光是惩处。
第二个就是从严，不光说的坚决严厉，实际做的也坚决严厉。包括八项规定，违反八项规定的处理了那么多人，而且都通报。你比如说发个月饼，过去哪有因为这个处理过人？出差，风景区逛一趟，过去也没有因这个事受处分。因为有了八项规定，党的作风有了明显的改观。
新京报：为什么说只就腐败反腐败，腐败也反不好？
谢春涛：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比如说思想建设，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这是个补钙的问题。出问题的人不就是“缺钙”吗？就是丧失理想信念。
作风建设关系党的形象、党群关系，当然要严抓、长抓。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制度建设，就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制度建设，就是总书记说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包括约束权力、监督干部，还包括在选拔干部上的一系列措施。
制度建设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党内规章的制定，十八大以来制定了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哪些事不能干，都明确作出规定。
新京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十八大以来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谢春涛：比如简政放权，政府下放甚至废除一些审批权。像一些荒唐的证明，证明“你妈是你妈”，还有一些职业资格认证，连美甲师还分颜色、分等级。这些东西都废除了。
这一方面是“放”，另一方面，权力保留的就是公开透明，比如办事程序、办事过程、办事结果公开。如果全公开，你想搞猫腻不就很困难了吗？另外是加强党内监督，抓作风、反腐败、巡视，派驻纪检组，党内监督这种方式方法多了、健全了，效果提高了。会让每一个领导干部清楚，在各方面的监督之下，你要不检点、不谨慎，就会付出代价。
除了党内监督外，还有群众监督。“四风”问题也好，腐败也好，鼓励群众举报啊。中纪委搞的手机举报客户端，一分半钟就有一个举报。只要实名举报，有图有真相，就有回应。
所以说“笼子”的覆盖面是很宽的。通过各种方式使有权力的人明白，权力不能滥用，否则就会付出代价。因此，十八大以来制度建设可以从这些角度去观察。
新京报：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工作有哪些特点？
谢春涛：巡视制度十八大以前也有，但十八大以来在下面几个方面都有所改进。
第一，巡视组的规格提高了。过去叫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现在叫中央巡视组，是代表中央巡视。巡视的情况向中央汇报，中央认可之后再去反馈，是代表中央跟各个地方各个单位指出问题，要求改进工作。所以权威性大大增强。
第二，组长一次一授权，而不是固定让你巡视某一个地区。这一轮巡视组组长可能不知道下次要到哪里巡视，但很清楚的是，一定不会让你到你成长的地方巡视，一定不会让你到你长期工作的地方巡视，一定让你去一个跟你没多少瓜葛的地方巡视。这个方式就避免了跟谁有情面、有勾结的问题。
第三，巡视的职责是政治巡视，不是业务巡视，往往都是去找问题的，还包括发现腐败线索。巡视反馈后还不算完，还盯着你整改，整改得怎么样，弄不好又来个回马枪了啊。所以我想这几条是非常有效的。
党的执行力相较以前，肯定是大大增强了
新京报：有人说过去是“政令不出中南海”，讲的是执行的问题。十八大以来确立的这些制度，如何确保执行？
谢春涛：“政令不出中南海”这句话说得有些过分了，过去也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如果真的是政令不出中南海，损害的岂止是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连旧的政权都能推翻，使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肯定是党有执行力啊。如果没有执行力早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现在，八项规定也好，其他也好，说了就得兑现，就得执行。所以党的执行力相较以前，肯定是大大增强了。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关键在于执行。如果执行不了，制度再漂亮不也就是一纸空文吗？
制度的执行，包括监督、执纪、问责。制度经过教育培训广为人知，然后就要执行。不执行就要收拾你。这就是管党治党的尺子。对老百姓而言，也可以拿这个作依据去举报违法乱纪的干部。
新京报：中央提出不仅要遵守党纪，还要遵守党的规矩，其中提到“不准妄议中央”，这是对所有党员提出的要求吗？
谢春涛：两项党内规章刚公布的时候，有些人就拿这个做文章，好像一议论就是妄议了，好像中央不让人说话了。其实这是有人故意曲解。不准妄议，就是在基本问题上，不得公开发表与中央不一致的东西。
作为普通党员，对中央某一个决策，咱们大家讨论讨论，这算妄议吗？但是对于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当然不能在媒体上公开地反对。这个要求对所有的党员都是不例外的。领导干部，更要自觉地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新京报：近年来，一些高级别的党员领导干部出现了妄议中央的问题，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危害？
谢春涛：高级别的领导干部，不能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甚至妄议，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中央一再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一致。如果一个政党没有这样的一致，可以为所欲为，可以公开、放肆地反对中央的东西，这个党还能团结吗？还有凝聚力和战斗力吗？
既然加入这个组织，你一定要认可组织的规定，遵守组织的规定。包括如果对某个问题有不同意见，可以内部提，前提是必须行动上坚决遵守。
反对八项规定的往往是有问题的人
新京报：有人说，八项规定对党员的要求过于严格了，你怎么看？
谢春涛：不存在八项规定对干部的要求过高的问题。有的人抱怨要求严了，但老百姓肯定是拥护的。从严治吏对老百姓、对国家肯定是有好处的。从广大党员、老百姓来说，他们肯定认可八项规定。
对八项规定有抵触、不理解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往往是自身有问题的人。八项规定不就是对付他们这些人的吗？会所不能去、公款吃喝不允许了，他们当然不舒服。
而且从现在落马的这些干部来看，他们今天肯定不会这么说了。他们清楚之所以落马，就是因为对自己放松了要求。对这些规定重视不够甚至漠视，小问题越来越严重，就出了大问题。
所以有些人落马之后就忏悔，甚至抱怨组织，你一开始对我要求严，我有作风问题，给我个处分，没准我就老实了，就不会有更严重的问题了。
新京报：今年年初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反腐败这3年以来取得了哪些成果？
谢春涛：总书记讲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我理解，应该说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离全面胜利还有距离。3年来，反腐败取得了重大成果，反出了这么多人，尤其是那几个特别大的，点名那几个。
另外通过反腐败对全党的震慑和警醒的作用也很大，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包括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反腐败的局面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
十八大以来顶风作案的不能说没有，但可以说是越来越少了。更多的案子还是以前的事了。从反腐败的成绩、党内环境、社会和舆论环境，都表明这种压倒性态势的形成。
新京报：你说反腐败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体现在哪？这是否也意味着党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谢春涛：我们现在力求达到三个效果：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敢腐的效果已经很明显了；不能腐，就是靠权力约束，现在不能说已经做到，但已经在过程中，笼子也在编。
不想腐就是标本兼治的问题，一个是严厉惩处，让干部意识到你要腐败，很可能就是这个下场。再就是确定干部合理的待遇，你单靠自己的合法收入，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你也不能贪啊。还有就是思想教育。作为党员、干部，必须怎么样，不忘初心这个道理不能接受吗？想发财你就别做公务员啊。你做公务员，你就得接受公务员的待遇。国家再怎么提高待遇也不能跟私企大老板一样的待遇。任何国家的公务员的收入都不会很高。愿意入党，就应该尽党员的义务，就应该对国家、对人民有奉献，这个效应也是形成得非常好的。
此外，就是形成一个有利于廉政的社会氛围。过去我们看，有的人他没机会腐败他骂腐败，他有机会也腐败。他吃不着的时候骂，他有吃的时候也吃得心安理得，不就是个氛围的问题吗？甚至是个文化的问题。
新京报：作风建设和反腐败取得了不少成绩，是不是意味着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八项规定”还会实施多久？
谢春涛：党的作风现在有了很大改观，确实跟十八大前很不一样。但是习近平总书记讲过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中央很清楚，就是要在这个问题上长抓不懈。而且越抓越严，对级别越高的干部越严。事实上这几年就是这个趋势。所以在我看不存在八项规定实行到什么时候就为止的问题。只会越抓越严。
我们讲，让好的作风成为一种习惯。现在对有的人来讲，可以说成为习惯了，自觉地照着做了。有的人可能还没有习惯。公款吃喝有偷偷摸摸的这种事，还是时有发生。所以我认为，作风问题肯定要持之以恒地抓下去。
反腐败将向基层延伸 党规党纪会越来越严
新京报：十八大以来，中央说“老虎苍蝇一起打”，中纪委也通报了许多党的高级干部违纪案例，打“苍蝇”是不是也应当加大力度？未来反腐败会有什么变化吗？
谢春涛：在今年中纪委的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明确提出反腐败要向基层延伸。事实上，很多地方在基层反腐上也在加大力度。“小苍蝇”也弄出来不少。比如有的基层干部在支农资金问题上打主意；在征地拆迁问题上打主意。这些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我们党都清清楚楚。像北京的“小官巨贪”的问题，就是巡视组巡视反馈中提出来的。
有的人讲，老虎离得太远，苍蝇碰头打脸。老百姓不太可能直接跟大老虎接触，碰到的是苍蝇。但苍蝇的祸害以及负面影响绝不能低估。中央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很多地方已有很大进步了。但这不是短时间能完全解决的。除了打击外，更多的就是建立健全基层民主制度，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有能力监督基层干部。这是个长期的任务。
新京报：六中全会将要通过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修订党内监督条例，你认为哪些地方可能会提出来，哪些地方会有修改？
谢春涛：党内政治生活中反对存在的一些问题，过去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总书记讲往往跟纪律规矩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有关系。有的方面可能有规矩没得到很好地执行。有的规矩在新情况下不那么适应、不那么灵了。还有的方面，我们没有制定出规矩来。过去没有这方面的情况，就没有这方面的规矩。
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就是要在方方面面明确规矩准则，把中国共产党最重要最基本的规矩，通过准则明确、强化、健全。
我相信这两个党内规章，包括此前出台的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一定是针对这些年出现的问题，一定会总结这些年管党治党的经验，把这些方面的规矩立好，健全好。至于具体有什么规定，我不好猜测，有待全会审议通过。
新京报：这是不是意味着未来党的规章制度会越来越严？
谢春涛：这是肯定的。党规党纪就是治党的尺子。未来，党内常规体系会越来越健全。另一方面就是监督、执纪、问责等党内规章制度的执行会越来越严。
而且，不光对于可能违反纪律的人执纪，还要强调两个责任，一个是各级纪检机关的监督责任，再一个就是主体责任，各级党组织尤其是主要领导，都负有主体责任。
过去有人认为，谁出事处理谁，我没出事好像就没问题。但是你当书记，你的单位出事比较多，哪怕你个人没腐败，没有违反八项规定，照样追究你未履行好管党治党的责任。作为党组织的负责人，党建没抓好，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主体责任的落实，还会使党建的氛围发生改变。
【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大事记】
2012年12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2013年5月
十八届中央首轮巡视启动，10组同时巡视10个地方和单位，至今中央共安排130个组次，对213个地方、单位进行了巡视
2013年5月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规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发布
2013年11月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
2013年末
中组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
2014年
中组部等部门先后印发了《关于严禁职数配备干部的通知》、《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责任职责岗位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出国（境）管理监督工作的通知》
2014年12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2015年3月底
中央纪委新设7家派驻纪检组组成，分别赴中办等部门任职
2015年4月起
中央决定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2015年6月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
2015年10月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016年2月
党中央决定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
2016年6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A06-A0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吴为
【新京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