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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新闻分析：形成5个规模10万亿元级新支柱——解读《“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新华社记者 安蓓
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0年，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生物、绿色低碳、数字创意等5个产值规模10万亿元级的新支柱，并在更广领域形成大批跨界融合的新增长点，平均每年带动新增就业100万人以上。记者19日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打造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新引擎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是重大科技突破和新兴社会需求二者的有机结合。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战略性新兴产业将突破传统产业发展瓶颈，为中国提供弯道超车、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的宝贵机遇。”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说。
规划提出，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5%。2015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8%左右。未来5到10年，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从蓄势待发到群体迸发的关键时期。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其发展事关全局和长远。”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姜江说，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谋篇布局，确保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支撑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新动力，引领产业迈向中高端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数字创意纳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五大领域
在《“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明确要加快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薛澜说，“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选择与“十二五”一脉相承，在前期发展基础上根据科技创新前沿发展情况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整合创新为五大领域。其中，数字创意近年来有突破性发展，被纳入“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
“这五大领域表现出很好的发展态势，选择支持其发展更多是顺势而为。”姜江说，规划结合大量产业新增长点更迭涌现、产业融合态势明显等趋势，将“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涵盖的“7大领域24个重点方向”合并增补为5大领域8大产业，明确提出到2020年形成5个产值规模在10万亿元级别的新的支柱产业，将“壮大”作为未来五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作的核心要务。
以创新、包容、开放推动发展
规划提出了完善管理方式、构建产业创新体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深入推进军民融合、加大金融财税支持、加强人才培养与激励等6方面政策保障支持措施，并部署了21项重大工程。
薛澜指出，创新、包容、开放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现既定目标的关键因素。“创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灵魂；建立更加包容性的政府监管规范模式，为新产业新技术发展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坚持开放理念，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技术资源推进发展。”
姜江说，21个重点工程作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抓手，通过政策落实和试点等带动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取得发展，推动我国形成全球产业发展新高地。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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霾、堵车、高房价…一线城市“大城市病”愈演愈烈
当前，不少城市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割裂越发突出。不但青山绿水难寻，而且空气污染、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等问题突出。近日在天津举行的中国(天津滨海)国际生态城市论坛上，与会专家呼吁，面对日益突出的“大城市病”，亟待按照生态城市的规划理念，采取疏导为主、限制为辅的相关举措，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恢复宜居的城市生态环境。
“大城市病”愈演愈烈
据环保部通报，从12月16日开始至21日，受不利气象条件影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发生大范围污染天气，本次重污染过程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污染程度重。15日，京津冀多个城市宣布启动重污染红色预警。而此前，入冬以来，京津冀多个城市已数度连续多日处在雾霾笼罩中。
雾霾问题只是随着城市不断扩张而涌现出的众多问题中的一点。近年来，国内众多一线城市陷入道路交通拥挤、房价居高不下、水源地污染突出等问题的怪圈。“摊大饼”式的病态发展模式在多个城市复制，新型城镇化建设难有根本性突破，大量居民集中在城市中心地带，“大城市病”愈演愈烈。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王亚平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应当是提高生活质量、减少资源消耗的，同时在交通、能源、废品回收利用等方面可以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按照这一标准，多数国内城市难以达到可持续发展城市的要求。
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黄孟复、南开大学教授毛洪钧等人士分析，我国工业化发展已进入中后期，但城镇化水平却远远落后于工业化水平。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了我国城镇化高度集中，人口大量集中在城市，“大城市病”因而越发突出。
应合理规划生态城市建设
专家、学者们呼吁，“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难以维系，应尽快科学、合理规划生态城市建设，让城市回归自然、理性、宜居，这就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摸清城市污染根源，制定协调发展规划。毛洪钧认为，一再出现的重度雾霾天决定了大城市应尽快摸清主要大气污染物在空间、时间上的分布，确定大气污染成因、主要污染物的输送迁移等特征规律，进而采取对策控制污染源。
与此同时，城市应有切实可行、又能关照长远的生态协调发展规划。它不能停留在纸面上，而应真正明确落实部门以及目标性的时间节点。黄孟复认为，这一规划应融入周边环境，例如京津冀协同发展就是使北京、天津发展融入同一轨道。规划须贯穿始终，与市民感受相结合。
探索试点碳预算管理。为真正使城市低碳落到实处，实施碳预算管理具有可行性。目前，全球碳预算只有一万亿吨。以天津为例，人均年碳排放量超过10吨，但在伦敦、纽约、东京等产业结构相似的发达国家城市，人均年碳排放量只有5吨。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发展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建议，选择试点地区、领域，真正推进碳预算管理。
“碳预算管理是推进低碳城市建设最为有效的途径。”他建议，可先从企业、城市入手，编制企业、城市碳预算，按照谁排放谁付费的原则，体现约束机制。在成熟的前提下，再向社区、学校、医院等扩展。
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降低建筑垃圾排放。住建部最新发布的《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纲要》中提出，到2020年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20%以上，到2025年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的比例达50%以上。不过，我国目前建筑施工仍以现场浇筑作业为主，新建建筑中装配式建筑比例不足5%，高房价下建筑垃圾大量产生，成为环境不小负担。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委员会秘书长叶明、北京市住建委科技促进中心现代产业化办公室主任郭宁等专家表示，推广装配式装修可以从本质上提升建筑工程品质，减少建筑垃圾排放和污染，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实现建筑业的可持续发展。
但由于经济、科技、观念等诸多因素影响，装配式建筑的推广目前比较缓慢，实现建筑可持续发展道路漫长。天津住宅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军华建议，在产业初期，政府应发挥推动和引导作用，加大全产业链龙头企业、产业集团培育，加强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让装配式建筑从理念成为现实。
政府引导与市场化手段形成合力
专家表示，发展生态城市，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政府引导与市场化手段形成合力。同时应做好科学规划，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加快绿色、低碳、节能环保技术供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表示，当前发展生态城市最大的约束，就是缺少绿色的、低碳的、节能环保的技术供给。他认为，建设生态城市应靠“两个发动机”：一个是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环境，提供源源不断的生态技术；另一个是政府应为生态城市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这都需要政府引导与市场化手段形成合力，催生更多环保技术的产生。
世界未来委员会荣誉委员、英国皇家建筑学院荣誉委员赫伯特·吉拉德特也认为，建设生态城市必须要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这就需要先进技术的支撑。他判断，未来仿生物性、绿色化学、工业和再生能源，以及绿色纳米技术都将成为技术创新的重点，它们也是建设生态城市的重要支撑。
专家提醒，应警惕智慧城市建设成为空智慧。在生态城市建设中，率先推动智慧城市建设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途径。不过，国务院参事、原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指出，当前智慧城市的设计、建设存在不少误区：一是混淆了手段与目标。有城市提出，智慧城市就是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中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但这只是手段，并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二是混淆了政府的自身建设与服务能力。智慧城市不能只是电子政务、无纸化办公，这些与城市节能减排毫无关系，属于自身服务能力建设；三是把城市的商品与公共品混淆。有的城市提出发展电子商务、智慧产业，但这些属于“互联网＋”，对于治理城市病并无裨益。
“智慧城市的设计应聚焦城市的公共品，服务于城市节能减排，治理‘城市病’。”他提醒，要防止智慧城市成为不治“城市病”的空智慧，尤其不要被少数IT企业绑架，成为单纯的商业品的智慧城市。
[中新网-经济参考报]
中产阶层焦虑症加剧：缺乏稳定感 3成选择让下一代出国
缺乏“稳定感”“归属感”，三分之一选择让下一代出国
容易“掉下去”加剧中等收入群体焦虑症
今年以来，北京“雷洋案”、百度魏则西事件、房价高涨等热点事件及话题在网上广泛传播，引发中等收入群体强烈关注。透过他们在朋友圈中的表现，折射出这一群体在“公正”“法治”“保障”等方面的强烈诉求及背后的不安和焦虑。专家认为，中等收入群体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国家“稳定器”，应深化相关领域改革，提升他们的“稳定感”和“归属感”。
虽然收入并不算高，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李凤认为，自己应该属于网上热议的“中产阶层”的一员。她平时主要从事金融领域课题研究，对于时政和热门话题，也很关心。她觉得，今年热点事件频发，与中等收入群体有关的话题讨论比过去明显多得多。
程雨是一名在北京拥有住房的国企员工。北京雷洋案发生的那段时间，他通过朋友圈、微信公众号，密切关注事件进展。他给记者打开一篇文章《恐惧，你我都可能是“雷洋”》。“文章击中了我们的内心。名校本硕、体制内单位等标签反映出的身份地位、在社会中的阶层与我们太像了。”
《经济参考报》记者梳理发现，公共安全、社会公平、福利保障，是中等收入群体朋友圈中最关切的三大话题。四川省社科院教授胡光伟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让这部分人的公民意识率先觉醒，对于公共安全、社会公平、福利保障的呼声日趋强烈。与这些话题有关的事件，也就自然成为他们朋友圈里广为传播的内容。
与其他群体有所不同，中等收入群体在诉求表达上也更为直接。例如，微信朋友圈里此前流传着“年收入12万元就是高收入者，国家可能增加税负”的消息，一些人发文讽刺和反对，而他们大多就是中等收入群体。
记者采访发现，中等收入群体对于公共安全、社会公平、福利保障的关切，主要源于容易“掉下去”的变数催生的群体不安和焦虑。
在上海一证券公司工作的陆璐，自留洋回国已经3年。虽然在家乡安徽拥有自己的住房，目前年薪20多万元，但却称自己买不起上海的房子。前段时间，她在微信朋友圈里转发一些有关房价的文章，并附上评论“未来有房子的人与没房子的人财富差距会越来越大。年薪八十万不如在京沪有个三五套房子的。房价涨上去后，楼市可能就是有钱人的游戏，可以换可以卖。没有房，就别想搭上这艘船。”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分析说，中国很多大城市房价高，超出了很大部分中等收入群体能够承受的能力。频繁变动的股市，容易造成对许多中等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的“洗劫”。因此，当前中等收入群体对身份、手中的财富有着极强的不安全感与焦虑感，犹如行走在边缘钢丝上，充满着变数。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研究员邓博夫也认为，在国内，中等收入群体的各种变数特别多。在美国，你在就业市场上找到工作，只要干了1至2年，不用过多考虑会被公司辞退。然而，在国内，由于竞争非常激烈，个人的职位可替代性强，中等收入群体的忧虑感比国外要强得多。
UC此前发布的中产阶级大数据报告中，对“中产”关联热词进行了分析。“投资”“留学”“移民”等关联词，反映出中产阶层拥有相对体面的生活和经济能力，而“洗劫”“陷阱”等关联词，则透射出他们对未来的不安和焦虑。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4万人采样调查显示，仅3%的中等收入者有移民的倾向，但他们中的30%有将下一代送出国的意愿。邓博夫说：“这几年，中国阶层分化现象突显，他所教的学生中，农村的孩子越来越少。如果中国的中产精英阶层将自己的下一代都送到国外，未来中国将面临精英空心化的发展尴尬。”
对此，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CEO汤继强等专家认为，增强中等收入群体的确定感和归宿感，发挥其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要在多个领域率先破题。一是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增加中等收入者的工资性与财产性收入。同时推进结构性减税，加快个人所得税改革，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实际税负。二是完善资本市场分红制度，加大对中小股民的分红让利，并加强保护城乡居民的财产权，使中等收入群体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与抗风险能力。三是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建设。落实好依法治国战略，加快推进公安等综合执法改革，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营造安全公平的社会环境。四是构建责任边界清晰、分工明确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社会安全感和对未来的心理预期。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记者叶建平、张紫赟、周琳、毛一竹、翟永冠、林苗苗采写)
[中新网-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