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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记者陈菲）最高人民检察院29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级检察院因地制宜，全面开展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工作，今年年底前实现全面铺开。
当前，公安派出所承担了大量刑事案件侦查工作，总体看，办案质量是好的，但仍需加强与检察机关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相互制约工作。根据最高检部署，检察机关将对主城区、城乡接合部、刑事案件高发等重点地区的派出所，采取设立派驻公安派出所检察室或检察官的模式；对办案量少的小型派出所，采取定期或者不定期巡查模式；对于辖区公安派出所办案量小的，可以探索在区县公安局派驻检察室，统一开展对辖区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工作。
对公安派出所刑侦活动监督的重点将是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和谐稳定、违法动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的案件，侦查活动中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非法取证案件，以及采取强制措施、强制性侦查措施可能侵犯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案件。
建立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机制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要求。据介绍，2015年以来，最高检选择山西等10省市进行试点，1064个基层检察院、8370个公安派出所参与了试点工作。
在公安机关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试点期间，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派出所立案5243件，对违法侦查活动提出纠正意见15162件次。很多地方通过加强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案件质量明显提高，不捕率明显下降，捕后撤案判无罪的减少，对公安派出所信访量减少。
公安派出所办理的案件多是“轻罪”案件，有的进入不了批捕起诉环节，仅仅依靠办理审查逮捕案件的监督难以发现其立案、撤案等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容易成为监督“盲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表示，检察机关对公安派出所刑事侦查活动监督，目标就是要保证证据的合法性，确保指控犯罪的效果，实现国家法律统一正确适用。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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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案件放在聚光灯下，不是坏事
徐 隽
今年全国两会上，“内蒙古农民王力军无证收购玉米案”被写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这起案件最早由媒体报道引发社会热议，继而引起上级司法部门关注并最终再审改判。
近年来，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许多案件成为舆情热点后，不仅个案本身最终得到公正处理，有的还影响了立法、司法。例如，孙志刚案直接促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聂树斌案确立了对历史遗留案件纠错的证据规则。
然而，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呈现出的并不全是良性互动，有时也有“舆论审判”带来的被动。彭宇案中，媒体一边倒谴责摔倒的老太太，而让“做好事反被讹”一度成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标签，多年后，媒体才披露，彭宇确实撞人，但因案件是调解结案，调解书依法不需要公开，所以真相不为人知；唐慧案中，连篇累牍的煽情性报道，让公众对涉案被告人深恶痛绝，好像“不判死刑不足以平民愤”，好在最高法坚持法治标准，没有核准死刑判决。
这些案件，引人深思：如何把握舆论与司法的关系？怎样才能实现媒体与司法的良性互动？应该说，媒体和司法机关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探寻事实真相，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但两者实现目标的路径大为不同，媒体是通过把案件放在聚光灯下，让公众评说，从而达到舆论监督的效果；而司法是依照法定的程序，根据事实、证据和证明规则得出结论。处理得好，舆论监督可以为司法机关“查漏补缺”，达到匡扶正义的目的；处理不好，舆论审判可能损害司法公信力，徒增矛盾纠纷解决的成本。
把案件放在聚光灯下，不是坏事。案件办得对，舆情热点就变成了一次全民普法教育；案件办错了，这就是一次改正错误、回归公正的良机。因此，舆论监督不仅是必要的，对舆论监督还应该有充分的雅量，给予尊重鼓励。司法机关依靠司法公开，充分释法说理，坚持实事求是，坚守法治定力，重视舆论而不为舆论干扰，才能真正维护和提高司法公信力。
同时，也应看到，舆论监督更加规范，公共讨论更加理性，少一些先入为主、多一些证据意识，少一些急不可耐、多一些程序观念，才能让司法机关少一些法律以外的压力，才能让公平正义来得更从容些。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