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sciencehuman.com 科学人 网站 2018-06-
中国足球改革已经开展多年，但从结果来看，成效并不显著。“几十年的国家行政管理习惯和公务员优越感，导致现在足球管理者的思维停留在‘我们怎么管好’而不是‘怎么动员大家把事做好’的层面上，没有深究足球到底是什么。”中超之父郞效农多年前的观点依然是如今众多业内人士的心声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行 蔡如鹏
世界杯开幕了，没有中国队，但中国公司却在世界杯赛场大放异彩。据市场研究公司Zenith的数据显示，2018世界杯期间，各国企业投入的广告费用共24亿美元。其中，中国企业投入达8.35亿美元，占比近35%，高于美国的4亿美元和俄罗斯的6400万美元。“这么说吧，俄罗斯世界杯，除了中国足球队没去，其他该去的都去吧。”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调侃道。
虽然没有中国队，但中国球迷对一些参加世界杯的球员并不陌生。据国际足联公布的32强名单，736名参赛球员中包括9名中超球员。这一数字刷新了历届中超外援参加世界杯的纪录。毋庸置疑，这些广州恒大、北京国安、上海上港等中超豪门高价买来的外援为中超职业联赛带来了更高的观赏性。媒体数据统计，2015年以来，场均上座率维持在2.3万人以上。
与此同时，中超联赛的IP价值也水涨船高，2015年，中超公司曾宣布体奥动力以80亿元的天价拍下了未来5个赛季(2016～2020赛季)的中超联赛全媒体版权。
但自去年以来，中国足协出台了如球员限薪、U23政策、限制外援上场人数等一系列新政，球迷认为中超联赛的竞争性和观赏性受到损害。也使得体奥动力与中超公司商议后将版权周期由五年80亿改为10年110亿。虽然新协议摊薄了每年的版权费用，“但与前一周期的合同价格相比，仍上涨了近20倍，这给我们的运营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也是因为2015年以来足球改革的一系列方案出台，我们认为中国足球仍然是有巨大商业潜力的IP。”体奥动力总经理赵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国足球的现状，一方面是“金元”足球下职业联赛的风生水起，广州恒大、上海上港等俱乐部多次闯入亚冠联赛四强，广州恒大还两次夺得亚冠冠军，刷新了历史纪录；另一方面是男足国家队成绩的止步不前，自2002年韩日世界杯小组出线和2004年亚洲杯的亚军之后，男足国家队再也没能进入亚洲杯四强。奥运会成绩更加难堪。男足国家队仅1988年汉城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借东道主之利进入奥运会，但未尝胜绩。
2015年3月16日《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下简称《足改方案》)发布，之后，中国足球改革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担任组长，显示了高层对足球改革的充分重视和改革的决心。
《足改方案》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探索发展职业足球，改革一度带来活力，但由于对足球的价值和规律认识不足，急功近利的思想行为严重，组织管理体制落后，人才匮乏，监管缺失，导致足球发展的社会基础薄弱，行业风气和竞赛秩序混乱，运动成绩持续下滑。
“改革方案50条的出台，指出足球现状的同时，也给足球改革提供了具体的方向，如体制上的管办分离，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主抓青少年足球培训等。配合各部委出台的细化方案，中国足球在这几年中确实在基础层面有了明显的进步。”中国足球协会执委辜建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管办分离
足球历来被认为是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和“试验田”。这一轮足球改革也不例外，始于中共十八大后，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对建设体育强国，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的总体要求。
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以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为切入点，加快发展普及性广、关注度高、市场空间大的集体项目，推动产业向纵深发展。
《意见》的出台，打破了制约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之间平衡发展的壁垒，开拓了发展体育产业的新思路，被认为是打响了中国体育深化改革的“第一枪”。2015年也被许多体育人称作中国体育产业“元年”。
2015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足改方案》，从国家层面明确了足球改革的战略意义，其高度和力度前所未有。这也是国务院第一次就一项体育项目，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出台改革方案，下发文件。
这份《足改方案》尽管只是总体纲领，但仍有11大项50条款的篇幅，涉及总体要求、主要目标、管理机构、职业俱乐部建设、完善竞赛体系、校园足球、社会足球、人才培养、国家队建设、场地建设管理、完善投入机制等足球领域的各个层面，充分说明了这轮改革范围之广，环节之多。
《足改方案》提出了中国足球“三步走”战略，即近期目标是要理顺足球管理体制，制定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创新中国特色足球管理模式；中期目标是要实现青少年足球人口大幅增加，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国家男足跻身亚洲前列，女足重返世界一流强队行列；远期目标则是要使中国成功申办世界杯足球赛，男足打进世界杯、进入奥运会。
“这次改革方案提出管办分离其实并不新鲜，从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就一直被大家所关注，甚至爆发过几次事件。”两次参加国务院编制《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研讨会并完整经历中国足球历次改革的著名足球评论员张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体委出台了“奥运战略”。在奥运金牌对提升国家美誉度和影响力以及凝聚民族精神有较大作用的时代，追求奥运金牌总数而不是金牌质量对于基础较差的中国体育是一条捷径。于是，中国体育“避重就轻、避实就虚”，选择了在金牌数方面更容易得手的“小、灵、轻、女”项目作为突破口。从政策和资金上保障那些灵巧型、非身体对抗型的项目，这往往也是全球体育强国普遍开展不多、实力不强的项目。
找准全球奥运链的薄弱环节寻求突破是“奥运战略”的精髓，最后也取得了预想的效果。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起，中国军团的奥运金牌总数和金牌榜位次就稳步上升。但足球这类成本高、出成绩慢的项目就没有享受到这一时期的“政策红利”。
于是，足球被推向社会，任其自由发展。1992年，赶在十四大召开前的红山口会议开启了中国足球职业化进程。会议主要讨论中国足球工作报告及中国足协与地方足协实体化方案等问题。在足球究竟应否和能否实行职业化等问题上，与会代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幸运的是，当时的足球改革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的支持。李铁映在接见会议代表时强调：足球体制改革争取一步到位，建立职业俱乐部体制，主要以转播权、广告、门票、彩票、转会费等养活自己；中国足协及各地足协要实体化，足协不要搞成权力机构，应是服务机构。“中国足球也因此成为践行中国体育职业化的排头兵。但足协的行政、权力思维也一直被球迷所诟病。”张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1994年开始职业化到2003年结束，甲A联赛是中国足球市场化改革的第一个十年，2004年以后改制为中超联赛。“1994年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职业足球应该怎么搞，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在1993年推出的《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中就提出了管办分离的整体思路，后来，国家体委先后裁掉了所有的训练竞技司，设立了足球管理中心、篮球管理中心等20多个管理中心。这为中国的金牌战略提供了很大帮助，但足球管理中心领导兼任足协主席的惯例也让足球协会实际上成为从属地位。”张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04年，沈阳金德主场对北京国安的比赛，因不满主裁判周伟新判罚点球的黑哨，引发了国安队罢赛，随后以大连实德、北京国安为首的七家俱乐部投资人，发动以“政企分开、管办分离”为主要目标的足球改革，被称为“G7革命”，这也是中国足协组建职业联赛以来面临最大的一次危机。
2001年甲B联赛发生的“甲B五鼠案”、以及此后足球管理中心主任谢亚龙、南勇和俱乐部球员申思、祁宏等人的系列腐败案例的舆论声讨都指向了政企不分的足球管理体制。“假赌黑的本质是什么？两个方面说，一方面是社会风气的影响，让足球内部的腐朽浮出水面，沉渣泛起；另一方面也是深层次的就是体制，他们总是力图用行政管理市场。”中国足协原联赛部主任、中超设计者郞效农如此说。
中国职业足球联盟
2016年2月，根据《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国足协将彻底成为社会组织，拥有机构设置、计划制定、人事管理、国际交流等全方面的自主权，与体育总局“脱钩”。足协领导将免去事业单位职务，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将按规定撤销相关事业编制，告别“一套班子、两块牌子”。
随即，“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宣布撤销，这意味着中国足协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局面将不再存在。中国足协将以社团法人的身份对中国足球各项事务进行监督、管理。
“脱钩”后，中国足协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调整组建了27个职能部门，对中层管理人员也进行了重新选拔任用，力争让管理更扁平化、精细化、专业化、科学化。比如，裁判工作从原协会技术部门“独立”划拨出来，具体业务由全新的裁判管理部负责。
另外，联赛管理机构也进行了全面的细分。原中国足协职业联赛理事会执行局(以下简称执行局)被撤掉，成立全新的中超联赛部、中甲联赛部和中乙联赛部，每个级别的联赛都有了专门的管理机构。
尤其是最受关注的中超联赛的管理，原来由足协下属单位职业联赛理事会管理。职业联赛理事会由中国足协代表、俱乐部代表、地方协会代表、中超公司代表及特邀专家代表组成。由中国足协于2012年设立，得到中国足协授权后负责职业联赛相关事宜。中国足协对职业联赛理事会的议案拥有否决权。
《足改方案》中，明确提出成立全新的职业联赛管理运营机构。这也是管办分离的具体体现。按照这个方向，新成立的中国职业足球联盟与原来的职业联赛理事会有着本质区别。新成立的职业联赛理事会具有独立社团法人资格，在法律地位上是全国性的国家一级社会团体，和中国足协是同级社团。
在中国职业足球联盟方案制定过程中，俱乐部代表与中国足协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此前，足协上报总局深改小组的计划是在2016年年底前成立职业联盟，但在与俱乐部沟通中，足协始终坚持要对联盟进行督管，要求在主席等职务上拥有人事权，与俱乐部方面无法达成一致，严重影响了职业联盟的筹备工作。对此，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足协应该放手，让俱乐部成为职业联盟的主体，不该插手俱乐部事务，这是“与改革精神不符”的，总局还表示，联盟主席不能由足协任命。
俱乐部方面最初希望采用英超职业联盟的作法。英超的版权收入属于英超联盟，这是因为，英超联赛不是英足总来办的，是当年22家一线球队在英足总的支持之下从原来的联赛、联盟里面脱离出来组建了英超联盟，并由他们组建的英超公司来运营版权。英足总并没有取得英超版权的收入，他们的权限只在于国家队，对俱乐部完全不具备生杀予夺的权力。
但中超是由中国足协组织举办的，所以中超职业联赛所有权在中国足协，足协与中超俱乐部共同成立了中超公司。由中国足协占股36%，16家俱乐部每家4%。“因此我们只能效仿日本、韩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和中国足协之间互相牵制、互相渗透、互相支持。”长期关注国内外足球改革的行业记者肖良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6年以来，召开了多次中国职业足球联盟筹备会议，苟仲文和蔡振华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许下职业联盟成立的日期，至今依然没有消息。
也有观点认为，可以把中超公司的功能强化到类似日本的“职业联盟”。日本职业足球联盟(J联盟)则于1991年11月成立，从成立之初就是一个运作独立的社团法人组织，也就是说日本足协不干涉联赛运营和组织。当然日本足协规定，所有比赛只要有收入，都要向足协按照比例缴纳管理费。
一位参与其中的内部人士表示，足改中，成立职业联盟被认为是技术上可操作性最强的，毕竟只是足协和常年参加中超中甲联赛的32家俱乐部的事，但如果连职业联盟成立都遇到这么大的阻力，其他各项牵扯面更广的改革，更无从谈起。
专业人干专业事
针对足协的体制问题，《足改方案》第五条规定：调整组建中国足球协会。按照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原则调整组建中国足球协会，改变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构架。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脱钩，在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制定、财务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国际专业交流等方面拥有自主权。
中国足协在内部管理机构和管理机制方面进行了改革。首先是机构改革，青少部细分为青少部、男足青训部和女足青训部，实际上是细分青训功能，青少部更多承担国字号青少年球队的建设，而男足青训部和女足青训部，会承担青训的基础建设任务。注册管理部、准入审查部、裁判管理部的设立，都是专职管理机构，以便为联合机制补偿、裁判等焦点问题提供支撑。法务部，则是为了及时修订中国足球的相关法律法规。
联赛管理机构也进行了全面的细分，原有的执行局，细分为中超、中甲和中乙联赛部，每个级别的联赛都有了专门的管理机构，“而在此前，职业联赛理事会执行局更大的职责是为中超服务，中甲和中乙经常无所适从，很简单的例子，中甲扩军就因为没有完善的管理机制而被搁置，现在中国足协在逐步推进中乙扩军之后，已经重启了中甲扩军。”原中国足协职业联赛理事会执行局局长马成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引进专业人才方面，中国足协引进李树斌、克里斯蒂安·达米亚诺、肇俊哲、徐根宝、博拉-米卢蒂诺维奇为各青训部门负责人。
自苟仲文履新国家体育总局以来，在他的建议下，姚明成为篮协主席，在篮球领域进行了国家队分红、蓝两队，成立CBA公司全面接手联赛，增加球队数量、比赛时间，推出裁判报告等一系列改革后，篮球改革效果显著。足协主席的改选也成为球迷议论最多的事情。他们希望足协主席也能有姚明这样的全能专业人才担任。
“足球是个职业联赛，所有的管理者、经营者、运营者，应该是专业人士。说管办分离，分离了吗？分了足协主席在哪？蔡振华是个官员啊。一个当官的，怎么可以做行业管理者？你当你的官，做你的行政工作，怎么可以谁官大谁来说呢？”著名退役国脚郝海东不久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对官员任足协主席的不满。
原定于2017年12月底召开的足代会换届选举会议一直推迟。这并不是第一次足代会的推迟。作为中国足协选举任命领导班子并对足坛重大事宜进行战略部署的最高权力机构，本应4年一届的全国足球代表大会在以往也经常推迟。第10届足代会于2014年召开，距第9届已经过去了10年，选举了蔡振华为新任足协主席。蔡振华上任后宣称此后每年开一次会议，也未做到。“官员们根本就不想开足代会。就算开会，目的也不是为了推动足球改革，而是为了那些职权和职位。”中超之父郞效农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说。
据《足球报》报道称：对于新任足协主席，高层和总局也都在考虑人选，目前苟仲文在总局业务分管中主管足球业务，足协在职业联赛政策和青训等方面都开始执行苟的理念和意见，这被外界猜测认为是苟仲文担任足协主席的前兆，但是这仅仅是猜测，目前还不能确定，猜测同样落在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身上，有声音猜测他或许是足协新任秘书长的人选。
地方足协改革
“从1996年我担任成都足管中心主任、足协秘书长，已经20多年过去了，那时没有一分钱，就是白手起家。靠从社会筹措资金、动用个人积蓄来支撑成都市足协发展。最困难的时候推着车子到体育场卖盒饭。到现在我们只有5个人拿财政的人头经费。自己造血能力还不错。”成都市足协主席辜建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制定的《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和《关于推进地方足球协会调整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具体人事制度上，足球中心领导班子成员作为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代表进入中国足协工作，免去事业单位职务，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管理。足球中心在编在岗人员，可根据个人意愿一次性选择去留。选择进入中国足协工作的，将所有关系转入中国足协，原在编在岗人员级别、职务等进档封存；不进入中国足协工作的，由体育总局在系统内统筹安排工作。
目前，成都市足协有全职员工一百多人，加上与U12至U17年龄段的13个精英梯队签订的培养合同。每年的运营费用在一千万左右。“基本上每年市教育局支持的校园足球专项经费、体育局支持的足球专项经费、中国足协支持的专项经费，一年下来能覆盖我们大部分的运营经费，其他的一小部分需要做足球项目，和政府、企业合作，通过办赛事、办活动创收，但这对成都来说不是问题。”下设在成都足协的校足办副主任吴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2年，成都被评为“中国足球发展试点城市”，不久前又成为首批中国足球改革试点城市之一。成为试点城市，成都每年拿到中国足协200万元专项基金，一部分用于推动城市足球活动的开展和组织，另一部分专门用于鼓励有足球特长的退役运动员能够走向青少年训练。
至于评价体系，中国足协副秘书长、城市足球试点改革工作组组长朱和元表示，过去的考核方式比较简单，就是全运会成绩，现在我们主要看城市各级足球联赛的规模和建设、人才成长框架的搭建、对球迷的服务、城市足球氛围的营造等。
目前成都足协已经建立了涵盖老、中、青、少、儿童11个年龄段共18项38个组(级)别的城市足球竞赛体系，社会和校园足球竞赛活动基本实现满覆盖。预计2020年突破25000场次。2018赛季也已累计为中超、中甲输送球员超过20位。由成都足协发起的“熊猫杯”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已经连续举办5届，成为颇具观赏性、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国际青年足球赛事。
“原先地方足协办赛需要层层审批，需要向总局申请经费，过程繁琐，经费还有一定的限制，很多想办的比赛到最后未必能办成。现在管办分离，足协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自筹经费，自己办赛。”一位地方协会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据媒体报道，在中国足协的引领示范下，各地足协陆续跟进，拉开了地方足协改革的帷幕。到2017年初，中国足协44个会员协会中，有33个地方足协实现了实体化，基本完成了制定本地区足球改革发展方案和足协调整改革方案、积极落实协会组建与发展的人财物等方面的工作。
“但是这两年上边也不像前两年那样一味强调地方足协的脱钩了，他们也认识到地方足协造血的难处，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地方政府重视的，足球资源好的地方有条件地方足协逐步脱钩。”上述地方足协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例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足球基础较好的试点城市如武汉、大连、青岛、广州也都在地方足协的积极改革下带动了当地足球的发展。但更多的地区经济发展一般、足球基础薄弱，一旦脱钩就将面临“生死”考验，这是地方足协改革的最大阻力，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均表达了类似观点。
“地方足协是中国足协的重要抓手，需要生存，更需要扶持。脱钩不能放权不管。一方面地方政府体育部门应该对地方足协有政策、资金支持，最重要的是想办法调动地方足协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地方足协也不能只是等靠要，更不能像以前那样用红头文件去监督、指导地方足球。应该转变心态，先做好服务，让别人认同你了，再去指导、监督。”成都市足协主席辜建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青训与校园足球
中国职业足球的未来在青训，青训里边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校园足球，这是全球公认的足球规律。据中国足协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以青少年球员为主的业余球员中，安徽、内蒙古、山西、湖南等12个省市区业余球员注册人数为0。在足协备案的各年龄段的青少年球员只有37490人。而德国是600多万人，泰国有28万人。今年历史性地进入世界杯决赛圈的冰岛全国只有33万人口，其注册球员也超过2万。
“足球运动最根本就是两条，第一个是基础，就像盖房子一样打基础，基础就是要把青少年发展上去。第二位是联赛水平，要把联赛组织好，并形成产业化，这样才能有青少年运动员的出口，才能进一步鼓励青少年参加足球运动。但就像《足改方案》里说的那样，要‘久久为功’，不可能一蹴而就。”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不久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此说。
在《关于印发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的通知》里，对校园足球提出的近期目标(2016～2020年)是：校园足球加快发展，全国特色足球学校达到2万所，中小学生经常参加足球运动人数超过3000万人。全社会经常参加足球运动的人数超过5000万人。全国足球场地数量超过7万块，使每万人拥有0.5～0.7块足球场地。
自2014年下半年教育部接手主管校园足球以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对近万名中小学校长、体育教师的调查显示，影响校园足球发展的五个主要因素依次是：师资队伍滞后、时间不足、经费缺乏、学训矛盾、场地不够。调查显示，91%的校长、68%的体育教师认为：影响校园足球发展的首要因素是师资问题：一方面，在一些地区，体育师资配置不足；另一方面，在一些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虽然体育教师不缺，但高水平的足球师资相当缺乏。“不要说高水平的，就是会一点足球的老师都很少，所以培训力度需要加大；其次， 场地设施严重不足，未来校园足球、学校体育真要大发展的话，这是最大的瓶颈。”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说。
2015年1月，教育部联合体育总局、财政部等相关部门成立了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各级地方政府则陆续成立了校足办，作为协调地方各部门合作的执行机构。
三年时间，教育部已经认定两万所校园足球特色校，102个试点县，12个实验区。去年年底建成了4个满天星的训练营。国家级的教师培训近3万人，加上省市的培训，共计20万人参训。
2017年初，足协又发布了《中国足球青训体系建设“165”行动计划》，即完善中国足协与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全国“校足办”)在统一规划下的工作机制，推动青训中心、职业俱乐部梯队、社会足球青训机构等6个平台的建设，同时强化技术服务、青少年竞赛训练体系等5个方面的保障。这一计划旨在打破体育与教育两个系统之间的壁垒，让青训体系具有更广泛、更扎实的底座基础。
“校园足球这几年的发展确实很好，但过于求速，也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网络上流传的‘足球操’等流于形式的足球课，地方对中小学过于看重竞赛成绩，挑尖子。它既破坏了足球普及，破坏了足球人口增长，很多有天赋的人失去了踢足球的机会，根本没办法露头，同时，也导致了足球人才的匮乏，导致国家队整体水平的落后。这就是方向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方向错了，一切都错了，底下再努力没有用。”张路作为教育部校园足球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委员，也为中小学足球课编制视频教学片，对此深有感触。
对于校园足球，张路有一套完整的思路。现在正与老东家国安俱乐部一起，向北京各地区的一百多所小学提供小场地围栏、服装、管理系统，并通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给予足球老师每人400元/年的补贴。预计今年投入1500万。
国际足联对草根足球、6岁到12岁的小学生的规划是，建立4v4、5v5的小场地围栏。“为什么这样才有效果？因为在小场地围栏里边，空间小，有围栏，不用跑那么远捡球，每个球员的触球次数就多，时间长了，反应能力也就快。就是让他们瞎踢，这种对战的方式不要求有那么高的教练水平，在对战的同时也能提高他们的创造力、合作意识、足球思维。这是国际足联总结出来的足球规律。”张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他认为，小学阶段对学生搞好足球普及和启蒙非常重要，在初中、高中、大学阶段，则应该注重 组建校园梯队，进行校际间的足球竞赛，并从中选拔优秀人才。但不能完全丢弃学习，在有着完善校园足球体系的韩国，每个在不同联盟踢球的小球员，都可以在毕业后进入更高级别的学校继续足球生涯，但是有一个前提是，如果没有完成必修课程，无法继续升学和踢球。所以韩国足球职业联赛的运动员几乎都是大学毕业生。“但足球是淘汰率很高的运动，我们不应该像以前的足球培养方式那样，种了一棵树，毁了一片林。”张路说。
改革进入深水区
中国足球想进世界杯，还要多少年？采访中，有人说15年，有人说20年，有人说30年。
无论如何，大家的共识是，10年之内，中国足球都是打基础的阶段。围绕着《足改方案》出台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之下，国内的足球场地明显增加，校园足球开展火热，青训梯队也在逐步建立。面对良好形势，此前在德国受到习近平接见的志丹县足协主席丁常保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行政力量用好了，对足球是有帮助的，但好的政策一定要坚持，有延续性，如果还像以前，一个领导上来一个思路，那就完了。”
作为革命老区，没有任何足球资源的志丹县，搞竞技体育并不现实，早在2003年，时任国安俱乐部副总张路就建议丁常保踏实“发展校园足球、举办学生联赛”。县足协在2003年成立后，丁常保到处拉赞助，但这只是杯水车薪。后来经过张路的引荐，志丹县在2009年11月被纳入“中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发展计划”。次年，中国足协又授予其“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目前，志丹县的足球普及率高达30%，成为国内草根足球的代表。
丁常保的担心不无道理，中国官员管理足球的历史由来已久，为了2002年的世界杯，官员阎世铎两次暂停联赛升降级。2008年奥运会，官员谢亚龙搞联赛南北分区，韦迪提出国奥打中超。2003年甲A联赛改成中超的最后一年，官员南勇作为足协的领导制定了有漏洞的联赛积分规则。差点导致“输球保级”国际笑话。
2017年1月18日在武汉召开的第十届中国足协第三次会员大会原则通过“2020行动计划”。计划提出，到2020年，青少年足球注册人口达100万，其中女足10万；构建涵盖校园足球、职业足球等领域的业务发展体系；FIFA世界排名男足进入前70位，女足进入前10位。男足各级国家队设置的大赛目标为，2019年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亚洲杯打入四强，2017年22岁以下(U22)亚锦赛小组出线，2019年U23亚锦赛打入八强。
为了进一步提升本土球员实力，充实国家队实力。2017年以来，中国足球对中超联赛连续发布引援调整费(控制外援转会价格过高)，限薪政策(控制队员薪水过高)，U23政策(为了让本土23岁球员有更多上场机会)，“梯队捆绑俱乐部注册制度”等政策。
依据“梯队捆绑俱乐部注册制度”制度，中超和中甲俱乐部必须独立拥有U19、U17、U15、U14、U13五级梯队，中乙俱乐部则必须拥有U15、U14、U13三级梯队，这些梯队必须是俱乐部自己拥有所有权，不允许过去的“挂靠”方式，否则中国足协将不给相关俱乐部进行注册。
这一政策很明显是为了完善各俱乐部的青训建设。在此之前，俱乐部“重视青训”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句口号，吆喝声多、行动者少。中国足协“补短”青训体系的措施，还包括增加青少年培养发展预算，建设青训中心，在全国青少年联赛中推行单年龄段建队比赛，避免以大打小和双年龄段球员缺失现象。
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在2018赛季联赛动员大会上表示，中国联赛虚火必须降下来，要敢于向顽疾开刀。他说，“盲目投资、恶性竞争等联赛的虚火必须降降温，只有这样职业联赛才能走上良性的健康轨道。我们深知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但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敢于涉深水区，啃硬骨头。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
“目前来看，基本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政策都没有跟俱乐部有过深入沟通，这必然不会达到政策制定的初衷。我认为市场行为应该让市场来调节，而不应该用行政手段。足协在制定政策前一定要多与行业人士沟通，不要自己拍脑门，听某人出个主意觉得不错就去执行。举几个例子，因为去年的中超联赛射手榜前10名只有一个本土球员武磊，有领导竟然打算提升本土球员的进球积分。还有些具体问题，职业足球运动员上学问题，包括税收优惠问题。这些到现在都没有很好解决。”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该人士认为管办分离以后，体育总局对中国足球的管制反而更严了，“急于出成绩啊，要不然没法交待啊。”
“几十年的国家行政管理习惯和公务员优越感，导致现在足球管理者的思维停留在‘我们怎么管好’而不是‘怎么动员大家把事做好’的层面上，没有深究足球到底是什么。”中超之父郞效农多年前的观点依然是本次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的心声。
随着中国足球改革进入深水区，更多的“硬骨头”摆在改革者面前，这份足球大考有待时间的检验。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23期
[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