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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科技期刊怎样留住高水平论文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伍鲲鹏
人们衷心期待对相关制度的积极改革，能推动国内中文科技期刊走出“多而不强”的困境，使高水平论文投向国内期刊，让媲美《科学》《自然》的顶级科技期刊得以不断涌现，成为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发布平台。
前不久，在北京举行的香山科学会议第633次学术讨论会上，我国科技期刊“多而不强”困境引发热议。中国科协组织编纂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在办的科技期刊数量已达5020种，总量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位居世界第三。但与会者认为，我国科技期刊质量参差不齐，存在优质稿源枯竭、在学术交流中被边缘化的风险。
科技期刊是科研成果交流和展示的载体，也是国家科技竞争力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近年来，随着中央对科技创新工作高度重视、科研经费投入持续增加，我国学术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力都增长迅速，给科技期刊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国302种英文科技期刊中，有99种为2010至2016年之间创办。
不过，虽然我国在数量上已是“科技期刊大国”，但与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相比，当前我国科技期刊的质量和水平还有待提升。数据显示，2007年至2016年，我国SCI收录期刊发表的论文仅占同期全球论文总数的1.68%，我国SC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的“引文影响力”不足同期中国全部SCI论文的一半。
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在于，我国很多优势学科的高水平论文大多发表在国外期刊上。在学术界，甚至流传着“一流二流论文投国外，三流四流论文投国内”的说法。改变我国科技期刊“小、散、弱”的局面，让高水平科技期刊不断涌现，使之成为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发布平台，已成为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共同的呼声。
我国中文科技期刊也曾有过辉煌历史。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以及青蒿素等重大学术成果，都是发表在国内中文科技期刊上而被世界广为认可。但业内人士指出，过重的行政干预、“重国外轻国内”“重英文轻中文”的科研评价制度、陈旧而僵化的管理体制，让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与科学研究的进步之间不再协调，并陷入“学术影响力低—缺乏高质量稿源—学术影响力难以提升”的恶性循环，甚至沦为灰色论文产业链肆意张狂的舞台。
科技期刊是原始创新的重要发布平台，是科研成果的主要载体，承载着传播和交流先进科研成果的重要作用，并推动着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及应用。科技期刊“多而不强、多而不优”，带来了科研经费的大量浪费，也无助于国内科技工作者更方便地表达和交流最顶尖的科研成果。大量优质稿件发表在国外出版机构的期刊上，更拱手交出了科技成果的首发权，不利于提升我们在国际舞台的科技话语权。
要想让我国科技期刊出现“万马奔腾”的局面，需要以改革彻底去除束缚它们进一步发展的缰绳。
具体来说，要在办刊过程中尽量去除不太必要的行政干预，在办刊中充分发挥科学家们的作用；要推广科技成果的分类评价，完善逐渐跑偏的科研评价体系；要倡导开放竞争的办刊机制，促进多个期刊“集群化”联合发展。如此，多措并举才能让我国中文科技期刊真正成为顶尖学术成果表达、争辩和结论的舞台，成为体现我国科技发展和学科建设的风向标。
当然，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恩哥所说，国际上一些知名的科技期刊已有上百年甚至数百年历史，而我国科技期刊的繁荣与飞跃仅用了不到40年时间，“建立期刊的影响力和信誉，形成成熟的运行管理、传播的模式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积累”。事实上，中国科协2013年已经启动“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着重加大对国内英文期刊支持，目前已卓有成效。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期刊则是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我国科学文化建设的重要工具。人们衷心期待对相关制度的积极改革，能推动国内中文科技期刊走出“多而不强”的困境，使高水平论文投向国内期刊，让媲美《科学》《自然》的顶级科技期刊得以不断涌现，成为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发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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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期刊：戴着行政化脚镣跳不了市场化的舞
科技期刊发展是中国科技界心中的一根刺。
近期的一次香山会议再次聚焦“中文科技期刊”。记者十多年前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报道时，委员们就在讨论这一话题。近几年，从政府主管部门到出版社，再到科技界，召开过各种会议，希望推进中国科技期刊发展，但收效甚微。
“我们也想改变啊，可哪有那么容易。”来自中科院某所期刊联合编辑部的文杰（化名）道出了大家的无奈。为什么会“原地踏步”？在业内人士看来，行政化管理是制约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科技期刊不是由科学家说了算
“我们研究所有3种期刊，几年前就在考虑将它们分成不同层次，分类发展满足不同受众需求。但报到上面不同意，不是编辑部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文杰说，有关部门对期刊的管理甚至细致到每个编辑每年要有多少个小时的业务培训，而且培训内容都有严格规定。
“我感觉国内科技期刊的压力近几年越来越大。”一家中文核心期刊的编委陈冬（化名）告诉科技日报记者，“究其原因还是期刊没有自主权，这就导致层层管理和限制，几年前我们就考虑出英文期刊，但由于领导意图、审批等原因，这件事现在还没做成。”
正如陈冬所说，长期以来，我国科技期刊实行主管、主办和出版的三级管理体系。“很长一个时期，行政化配置刊号资源，考虑部门需要多于考虑学科发展和期刊产业需要。办刊过程中没有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还存在一些不太必要的行政干预，连改个刊期都要层层报批。”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胡升华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所谓的质量管理则停留在编辑规范层面，比如错别字、印刷错误等，重点不是学术把关。
办刊人员缺乏积极性 质量堪忧
“通常在这些挂靠单位中，期刊部门是最不受重视的，工作人员也没什么动力把期刊做好。”陈冬坦陈，“以前主管部门对期刊有一定拨款，但现在这部分经费基本没有了，基本都要自负盈亏，有些甚至要求盈利。”
他说，在行政化管理让市场化运作受限的背景下要求赚钱，这让期刊管理团队疲于应对。“很难静下心来思考下一步怎么做，怎么吸引好的稿源，只能做好眼前的事。”
“我们的主管部门是要求期刊上缴利润的，而且每年的指标都在增长。”一份材料领域核心期刊的负责人周木（化名）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我们这里，期刊被当成一个创收的部门。”
受行政管理和利润指标双重约束的期刊很难放开手脚发展。“像我们这样的杂志收入主要靠版面费，但也不太可能一直提高版面费，这样就更难吸引到稍微好点的稿源了。现在这种状况下，更不太可能扩充团队，去做更多事情，只能得过且过。”周木说。
周木所在的这类期刊虽艰难，但大多依托一个行业或挂靠在掌握一些资源的院所、行会下面，尚能勉力维持，还有一部分大学学报类期刊的质量和生存更是堪忧。
“中国大概有500种大学学报，这类期刊在中国知网分类体系里被归为科技综合类刊。历史上看，它们主要功能是为所属高校服务，专业定位模糊，往往成为教师晋升、研究生毕业借用的工具，要提高它们的质量很难。还有刊名为‘地域+科技’这类期刊，也是同质化严重，很难办出特色。”胡升华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这类期刊的诞生有其历史背景。上世纪80年代，国家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出书难、发表成果难的问题，创办了一批这类期刊。它们现在已经完成历史使命，如果一些期刊论文质量和办刊经费都难以为继，应该设计合适的退出机制。”胡升华认为。
生难死也难 期刊难以集群发展
但期刊退出并不容易。“前两年一直都说转制，成立独立出版社，但好像刚开始就结束了，我们去年就准备了材料，后来就没动静了。”周木说。
“因为刊号需要严格审批，所以它成为一个稀缺资源。很多质量差的期刊不愿意退出。”胡升华分析，有些期刊将刊号或版面转包出去，而承包这些期刊的人当然是以赚钱为目的，搞起了买卖版面的交易，根本不看论文质量，错误百出。
更有甚者，造假情况也不少见。“我们曾经申报一个叫《建筑遗产》的期刊，我们还在做创刊准备时，社会上就有不法分子假冒该刊编辑部，大张旗鼓开始卖版面、出假刊，有不少人上当。”胡升华觉得这样的问题能够出现，说明市场秩序非常混乱。
胡升华介绍道，近年来每年获批的新刊约50种，远不能满足学科发展需求。“想办刊的不一定办得了，办不好的也死不了。生也难，死也难。”
“刊号成为稀缺资源，有的人想办期刊，有热情、有能力，但就是申请不下来刊号。”中国科学技术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武夷山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办得不好的期刊，可以把刊号有偿利用起来，将期刊经营权“转让”出去，一样可以赚钱。
武夷山认为，国内科技期刊品种的数量增长与科技论文产出量的增长严重不匹配。他说，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去年统计结果，中国科技人员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上发表了49.42万篇论文，在SCI收录期刊上发表了32.42万篇论文，即国外发表量占国内发表量的2/3左右。
“假定我们的科研人员一篇稿子都不往国外期刊上投，假定每种期刊的平均发文量不变，则国内质量较高的科技期刊总量要比原先增加约2/3才能满足科研人员的发表需求。但在目前这种期刊管理体制下这是不可能的。”武夷山说。
胡升华分析，市场化不足严重制约了我国科技期刊集团化、规模化发展道路。
据此前发布的《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统计，我国科技期刊的主管、主办和出版单位较为分散，5020种期刊共有1375个主管单位、4381个出版单位。平均每个出版单位出版1.15本期刊，仅出版1种期刊的出版单位就有4205家，占期刊总数的84%。
“期刊都有主管、主办、出版单位，且受属地化管理，刊号资源流动极为困难，尚未形成优胜劣汰的动态调整机制。”科学出版社总经理彭斌举例，他们出版社曾经想与中国科学院一家外地研究所合作，对该所一份科技期刊进行升级改造，要将期刊出版单位变更为“科学出版社”，却遭遇阻碍。
“期刊是属地管理，我国相关规定要求出版单位与主要主办单位必须在同一地区，出版单位不是当地单位怎么行？”彭斌说，这份合作只能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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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期刊多“鸡肋”，但“死”在谁任上成谁责任
实习记者 崔 爽
“国内很多科技期刊都是鸡肋，主管单位领导觉得这本刊物已经活了几十年了，在我任上死了不是成了我的责任吗？所以放任自流，任其成为摆设。”采访中，某国内英文期刊编辑忍不住“揭底”。
一方面，为了保刊号甚至研究机构的颜面，大量低质量的科技期刊不死赖活，靠卖版面发“横财”，大而散的乱象下潜藏着一条条灰色产业链；另一方面，少数优质期刊戴着行政化镣铐负重前行，在迈向高精尖的征途上举步维艰。
于是，优秀论文竞相“出国”、科研人员“先问西东”。作为科技成果最好的展示平台，国内科技期刊难承其重，加上国际一流期刊的竞争，“穷者愈穷”之下如何破局？
明确管理 优胜劣汰
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主任彭以祺从办公室的柜子里拿出厚厚一沓蓝皮书，分别是国外科技期刊研究、中国科技期刊评价研究等。“基本都是十几年前做的研究，由于重视程度不够，这些研究都中断了。如果可以持续做到现在，当下很多问题应该早有解决办法。”
面对困境，彭以祺特别强调管理。他认为，目前国内管理科研期刊的职能有所弱化，主要体现在管理部门及职责的模糊。
在彭以祺看来，管理上重视对办好科技期刊有决定性作用：有职能部门牵头进行，可以形成统一的长远规划，有效解决同质化严重的问题；期刊发展中共性问题研究、关键问题研究、相关政策研究等，也需要管理者组织开展，比如如何从纸质版发展到电子版、如何拓展优秀稿源等。
目前科技期刊缺乏必要的评估和退出机制，导致烂刊活不好又死不了的局面，也需要由上到下解决。如灵活有效地管理刊号，通过对期刊进行定期评估，优胜劣汰，减少刊物数量，提高质量。
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胡升华表示，要想实现破局，首先要清除一批完全以谋利为目的的害群之马，“卖版面，不遵守学术出版规则的这一类要严肃处理”。他认为，应给大批低质量、同质化的科技期刊设立合理的退出渠道。同时，要支持一批有潜力的期刊和期刊出版机构发展壮大。“国家重点学科领域的期刊，国家一级学会的会刊，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领域的期刊都是非常有希望的。”胡升华说，中国卓越论文最多的化学、生物学、材料科学等学科领域都有办出好刊的潜力。
纠正评价制度 吸引优秀稿源
“稿件质量是科技期刊的生命线。”《科学通报》编辑部主任安瑞表示。彭以祺也强调，要不断找好的稿源，稿源好、读者多、引用多、影响因子上升，这是一个正反馈。
安瑞表示，有很多科研工作者长期和期刊编辑一起努力，把优秀稿件留在国内，但只有科学家的情怀和编辑的热情是不够的。“我们经常遇到一些热情支持国内期刊发展的老师，他自己想把稿件给我们，但他的学生坚决不同意。”在接到的大量投稿咨询中，“是SCI吗？影响因子多少？中科院期刊表的几区期刊？”都是必然遇到的问题。对此，彭以祺表示：“稿源好坏有客观评价标准，也有主观的评价引导，不能在评价上首先让中文矮英文一截。”
在安瑞看来，影响因子是期刊评价的指标，将其直接用于评价论文是不科学的。“最初对一些期刊分区是给图书馆的分类购买提供参考，并不是用来评价文章好坏。”据她介绍，《科学通报》英文版在国际同类期刊中排名前25%，但按照某些国内分区表，甚至达不到二流学校博士毕业要求。这些导向下，国内科技期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处境尴尬。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武夷山表示：“我们中国的科学家也要正确地看待自己的实力，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要通过积极投稿、审稿、订购等点点滴滴的方式支持国内刊物的发展，这些事不能靠硬性规定，只能等待我国科技期刊质量的逐步提高和人们认识的逐步转变。”
把好质量关 争取话语权
优秀的国内科技期刊注重吸收国际一流同行的经验，在挖掘稿源、保证稿件质量、培养专业编辑团队等方面不断改进。《光：科学与应用（英文版）》由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主办、与自然出版集团合作出版，是光学领域国内顶级期刊。据其执行副主编白雨虹介绍，6年前创刊时，所里拿出100万元，“当时在科技期刊界绝对是重磅支持”，如今17个人的期刊团队，均为所里事业编正式员工，超过一半有硕士以上学历，是国内科技期刊社的豪华配置。社里把编辑撒向世界各地，参加一流学术会议，去第一现场约稿。
不断发掘好稿源之外，安瑞强调了“严格公正的同行评议”的重要性。“期刊按照自己的发展目标，要对稿件质量有明确的要求，遵守国际评议规范。对于明显不符合质量要求的约稿、大科学家投稿等，也要能够严格把关。”安瑞说。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安诺杰强调，成功的期刊需要长期的规划和努力，不能从低质量起步，要从创刊第一天就坚持高质量发展。
在安瑞看来，虽然国际一流期刊的优势依旧明显，但国内期刊也不乏吸引力，“越来越多作者认识到了话语权问题。有尖端成果出来的时候，有的作者会受到国外期刊一些如审稿要求苛刻、拖延时间等不公正的待遇。国内外存在竞争”。研究者跟国内期刊编辑的交流也更方便畅通。“我们也不断学习国外一流出版集团和期刊的做法，为作者提供优质服务、提供快速出版通道、加强稿件报道传播等，尽量为作者争取首发权和话语权。”安瑞表示。
（科技日报北京9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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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论文争相“出国” 中文期刊望“洋”兴叹
“一流和二流稿件投国外，三流和四流稿件投国内，这是中国学术界的一种现象，也反映了我国科技期刊的尴尬境地。”在近日召开的香山科学会议上，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刘忠范院士的一句话引起与会者的共鸣。
“我们形成了一个怪圈：期刊水平不高造成论文外流，论文外流造成期刊水平下降。”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以化学领域为例，中国作者高被引论文占全球高被引论文比例为30.42%，但中国期刊高被引论文占比数只有0.37%。
在这次主题为“强化中文科技期刊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中的作用”的会议上，大家为中国优质论文成果外流而忧心忡忡。
中科院院士汪品先认为，我国科学亟待向“深加工”方向转型，摆脱从源头到出口“两头在外”的外包工处境，这首先要从提高汉语的科学“币值”、振兴中文科技期刊做起。
发表重大原创成果首选国外
截至2017年底，我国中文科技期刊 4599种，占我国科技期刊总量的91%。
“中文科技期刊总量可观，但产业规模小，发展滞缓；地域分布广，但同质化严重；学科覆盖面大，但不适应发展需要；学术指标上升，但对优秀成果的吸引力不大。”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斌这样分析现状。他举例，以“大学/学院名称+学报”命名的综合高校学报有519种，占中文科技期刊总数的11.29%，无论是刊名还是内容，都存在同质化问题。
“此外，中文科技期刊优秀稿源紧张状况始终未得到缓解。”彭斌透露，据相关统计显示，2016年，中国学者在全球SCI期刊发文32.24万余篇，在中国SCI期刊发文2.24万余篇。有30万篇论文发在国外SCI期刊上，可见中国科技期刊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整体较弱。
“目前我国在数量上可称为科技期刊大国，但远不能称为科技期刊强国。”《科学通报》主编高福院士认为，我国中文科技期刊发展与科学研究的进步、服务能力与科技工作者的期待、作用与其应承载的社会责任都不相匹配。
其实，中文科技期刊也有过辉煌历史。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水稻的雄性不孕性、高温铁基超导等以及我国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的论文青蒿素等重大学术成果，都是发表在中文科技期刊上而被世界认可的。
“但是，近30年来我国重要科研成果基本都是首发于国外期刊。”高福坦承。
影响因子等评价“魔咒”难破除
“导致中国优质论文外流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国内科研成果和人才评价过于偏重SCI影响因子。”刘忠范认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学传播中心任胜利编审举了一个例子：某研究所计算科研成果绩效奖励，赫然将期刊进行分类并依次折算成论文的得分，位于期刊分类金字塔尖的只有两份期刊——《科学》和《自然》。
“很多科研机构的‘计分本’明确将一些外国杂志制定的指数作为依据，这很要命！这不是鼓励作者向这些杂志投稿，让政府背书吗？”一位科学家告诉记者。
“写文章看影响因子，发一篇高影响因子的文章，‘杰青’‘长江’等各种帽子都来了。有些高校发表一篇CNS论文奖励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风气堪忧。”中科院院士欧阳钟灿认为，看论文价值除影响因子，还要看它的“寿命”，即是否一直在被引用。欧阳钟灿用他老领导周光召先生的一句话说：“不要单一追求SCI论文和所谓的影响因子及热门课题，要做出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真正有生命力的科研工作，SCI各种因子中，引用的生命周期是最重要的。”
一方面，优质论文频频投向国外名刊；另一方面，低水平论文纷纷投向国内劣质期刊。“由于评职称、毕业论文等各种需求，劣质期刊靠收取版面费也活得很好，死不了。”刘忠范说。
内忧外患下国内期刊如何突围
任胜利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近年来，各大国际出版集团纷纷创办新期刊，抢占学术资源。“特别是一些大牌期刊社采取‘级联式评审’方式，品牌期刊如果不能录用，编辑就向稿件作者推荐转投其下一级子刊，通过逐级‘筛选’的方式消化了大量优秀科技论文。有些期刊一年就可以发表2万多篇文章。”
为了促进我国科技期刊成长，2015年五部委出台了《关于准确把握科技期刊在学术评价中作用的若干意见》，中科院学部也通过鼓励院士候选人在中文科技期刊发表论文等措施，提升国内中文科技期刊的影响力。
在此次会议上，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理事长朱邦芬院士建议，对中文期刊实行分类分级评估和管理，即以学术和服务功能为导向，鼓励期刊的差异化发展，对不同性质的中文期刊采用不同的评估和管理办法。
“关键是倡导开放竞争的办刊机制。”高福认为，要增强期刊出版机构的内生发展动力，同时促进以市场化发展为基础的资源整合。
刘忠范透露，此次会议围绕科技期刊去行政化、加强顶层设计、实行分类管理，降低SCI评估权重、增强科学家责任、借鉴国际一流期刊经验、促进集约化和数字化发展、加大对优秀中文期刊经费和政策支持等形成相关意见和建议。
（科技日报北京9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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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召开 “透明化是国内期刊的明显短板”
从去年《肿瘤生物学》撤稿107篇论文，到最近哈佛大学撤销31篇论文，科研诚信问题也成为科技期刊界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在今天（10月23日）召开的第十四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舰船研究》名誉主编朱英富坦言：“透明化是国内期刊明显的短板，也是阻碍国内期刊国际化的重要因素，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朱英富表示，伪造同行评议的行为值得引起期刊界的反思，尽管随着科研领域的日益细化，小同行评审专家不多，造成某些论文的评审专家不好找。“《中国舰船研究》通过更细致审核评价专家信息、建立动态更新的审稿专家数据库等方式规避这个问题。”
在科技部原副部长、《光：科学与应用（英文版）》主编曹健林看来，中国科技期刊环境建设很重要，“该摒弃的坚决摒弃”。
“为什么有些刊物办不好？是因为现在评职称要文章。”曹健林直言，如果期刊只是给评职称这支队伍提供一个平台的话，“一流刊物就别想了，如果再放放水，那么期刊就完蛋了。”
事实上，一些国内期刊在严格执行“双盲”的审稿制度，对于超过重复率指标的稿件，有明确的处理措施，以保证学术出版的透明化。
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被引用情况是评价的重要参考指标，“但有些时候，也存在这些指标被简单化、绝对化使用的情况。所以，科技期刊要进一步加强同行评审，探索合适的同行评审机制，正确客观的评价科研成果，有效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朱英富表示。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科技期刊的数量为5052种。随着中国科技进步，如何推进中国科技期刊跻身世界一流，促进科技期刊国际合作交流，也成为论坛聚焦的话题之一。
2013年，中国科协等部门启动了“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支持英文科技期刊发展。目前中国在数量已经跻身“科技期刊大国”，但与会专家认为，在科技期刊的质量和水平上还有待提升。
中国科学院院士、《力学学报》主编魏悦广表达了他的担忧：“目前我们的发展受到了来自SCI评价体系的冲击，同时，如何培养力学工作者文化自信、学科自信，吸引他们把重要的研究成果拿来发表，也是我们一直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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