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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民网北京8月4日电（赵竹青）7月31日，科技部通过官网公布《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各项科技活动违规行为予以清晰界定，并明确具体处理措施。
该《规定》适用范围涵盖科学技术活动受托管理机构、受托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实施单位、科学技术人员、咨询评审专家、第三方科学技术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其中，科学技术活动实施单位的违规行为，包括隐瞒、迁就、包庇、纵容或参与本单位人员的违法违规活动；未经批准，违规转包、分包科研任务；截留、挤占、挪用、套取、转移、私分财政科研资金；开展危害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危害人体健康的科学技术活动等。
对于科学技术人员来说，12种行为被列入违规范畴。比如在科学技术活动的申报、评审、实施、验收、监督检查和评估评价等活动中提供虚假材料，实施“打招呼”“走关系”等请托行为；故意夸大研究基础、学术价值或科技成果的技术价值、社会经济效益，隐瞒技术风险，造成负面影响或财政资金损失；抄袭、剽窃、侵占、篡改他人科学技术成果，编造科学技术成果，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违反科技伦理规范等。
科学技术活动咨询评审专家的违规行为包括：采取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获取咨询、评审、评估、评价、监督检查资格；引导、游说其他专家或工作人员，影响咨询、评审、评估、评价、监督检查过程和结果等。
对上述违规行为，《规定》明确，将采取一系列处理措施，包括警告，终止、撤销有关财政性资金支持的科学技术活动，追回结余资金、已拨财政资金以及违规所得，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等。造成严重影响的，将对违规单位和个人取消5年以上直至永久相关资格。
该《规定》将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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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研不端“零容忍”不能只是口号
一向被认为是不太可能出问题的数学论文近期也爆出论文批量造假事件：65篇论文被认为涉嫌造假，包括虚构合作者、使用虚假数学公式、反复抄袭等，其中20多篇已被期刊撤稿。有媒体统计，涉嫌造假的论文署名作者达到77人，分别来自国内44家高校。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而学术不端行为是科学研究的对立面，不仅是阻碍科学进展的大敌，更严重损害科学界的声誉，败坏了科学研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科学研究不是绝对正确的，它总是在不断地修正和发展中。在这个过程中，每个错误都有它的价值——有时，这些错误甚至比正确的结论更有意义。但是，如果这种错误是有意为之，它不是科学家的发现或创新，而只是为了发表而发表的“皇帝的新衣”，那么，这些论文不仅对科学研究本身没有任何推动作用，反而会极大地危害科学的发展。更有甚者，将会给整个社会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厦，在不同程度上都要建筑于科技发展的根基之上，只有基础牢固，才能层层夯实，并且让我们屹立其上去眺望更远的未来。反之，如果基础不牢，那结果一定会是地动山摇。
诚如卡尔·萨根在《魔鬼出没的世界》一书中所言，科学是在犯错误并一个一个地改正错误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但如果这种错误是蓄意、故意或恣意的，科学研究又该如何回到正轨？又该如何让公众真正地相信科学研究没有出现问题？
当然，科技系统有其自己的纠错机制，学术期刊的撤稿决定就是其自我纠错的方式之一，引导着科学研究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但是，科学如今已经融入生活的各个角落，它并不能独善其身，我们也有必要去探究出现这种行为背后的原因和驱动力，进而多管齐下，从源头根除这种侵蚀科研纯洁性的行为。
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杨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大环境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科研考核方面，比较注重短期效应和形式上的东西，而忽略了科研最根本的内涵。”应该说，某些科研单位在政策制定时，仍然存在忽视研究内容本身，“以论文论英雄”、盲目追求发表期刊的影响因子的情况，并将之与科研人员的薪酬、奖励等挂钩。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科学研究的功利主义倾向。
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我们的科研评价导向在进行深入改革，相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指导意见和规定，提出对科研不端行为“零容忍”，希望能够以此为抓手，扭转学术评价的指挥棒，让科研真正地体现它的本质，营造出更和谐、更适合科学研究发展的环境，让真正优秀的科研人员、科研成果脱颖而出。
这样的努力并非一日之功，更不能运动式、口号式忽冷忽热。如果“零容忍”不来真的，就是对学术不端的放纵和鼓励。对科研不端行为的高压态势必须持之以恒，让那些试图蒙混过关的人无所遁形。唯其如此，科学研究的前景才会越来越光明，科学才能越来越多地获得人们的信任。那么，就从此事起，我们拭目以待，静待结论。
（作者：王大鹏，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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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改、伪造和剽窃是损害科研的“罪魁祸首” 专家呼吁进一步界定和判定科研不端行为
网络不好、播放不了幻灯片、操作不熟练……这场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中心生命伦理学研究所所长邱仁宗张罗的网络会议不那么顺利，但与会专家的研讨热情却没有被影响。
“现在毕业论文的查重越来越严，但也有不少人反映，一些合理的引用也被判定为抄袭，而同时，部分抄袭他人观点，将材料改头换面的行为却蒙混过关，甚至出现有针对性的反查重软件。”邱仁宗说，“鉴于此，我们应更加清晰地界定和判定科研不端行为。”
世界卫生组织前副总干事、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终身教授胡庆澧，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前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曹南燕等与会专家认为， 应将科研不端行为定义为“在项目建议、研究审查或报告研究成果时，进行篡改、伪造或剽窃（即FFP）”。
曹南燕解释说，篡改是指编造数据或结果进行保存或报告；伪造是指操控研究材料、设备或过程，改变或遗漏数据或结果，导致该研究与研究记录不能相符；剽窃是指将他人的想法、研究流程、研究结果或文字表述据为己有而未以任何方式承认原作者的贡献。
“这个定义就与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定义（例如美国和欧盟的定义）衔接了起来。科研不端行为是违反科研伦理行为中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行为，具有故意性和蓄意性，败坏了科学的核心价值——诚实。这样的界定可使我们集中精力和时间，将有限的资源聚焦于判定、调查、处理科研不端行为。”邱仁宗认为。
与会专家强调，应严格区分科研不端行为与其他违反科研伦理的行为，以及“无心之过”。
专家们分析，其他不符合伦理规范的行为很多，如在履历中提供虚假信息；在申请资助、递交伦理审查的申请书、评奖时提供的材料中存在虚假信息；不当署名；一稿两投或多投；重复发表等，将这些不属于违反伦理规范的不规范行为也列入科研不端行为，会使调查和处理科研不端行为的组织不胜其烦，弱化了对FFP的关注。“会议开得不少，但FFP并未有效减少。”邱仁宗说。
与此同时，如何判定科研不端行为一直是实践中的难点。“一些规定没有抓住剽窃的核心观念，即‘将他人的观念、成果、文字表述据为己有’。”邱仁宗分析，有没有标注或引注可以判定是否存在剽窃行为，但要求每段、过多、甚至不必要的引注，就可能模糊了“据为己有”这个核心概念，将剽窃扩大化。
专家认为，同样问题也出现在用查重软件判定剽窃的审查中。“查重软件会出现‘假阴性’和‘假阳性’，论文性质不同，出现的重合度比例也有不同。原创性论文不应出现过高的重合度，但评述性论文的重合度必然会很高。可是，依靠查重软件去认定剽窃行为，使得许多人不愿去写评述性论文。”邱仁宗认为，因此，在查重之后应该由专家教授阅读论文并做出是否构成剽窃的判定。
让邱仁宗担忧的是，如果不加强科学诚信教育，仅仅依靠查重软件来查项目申请和论文，学生就会找软件的空子钻。“查重软件培养不出科学的核心价值——诚实，也许会培养出更多对付查重软件的黑客。”
专家们建议，有关部门应根据维护科学诚信、反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对已有的规定进行评估、修改、补充和完善。
“目前大家关注的最严重和紧迫的问题有：买卖和代写论文（‘论文工厂’）以及‘工头式研究’（即本非该专业的人员通过关系获得资助招募专业人员进行研究，自己作通讯作者）。”曹南燕等专家认为，这些情况牵涉到多种社会因素和执法部门，需要专项处理，这就迫切需要减少行政干预，取消唯SCI论评价，制订合适的学术评估体系，通过政策法律引导，逐步形成学术共同体自律健康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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