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印度南部的琐罗亚斯德教教徒(Zoroastrian)，贝纳吉说，她站在“比其他印度女孩更高的角度,去探索精神生活”。琐罗亚斯德教的核心教义与她要求参与研究者区分好坏，有异曲同工之处。(琐罗亚斯德教就是我们历史上提到的袄教，或者说拜火教。他们相信世界有善恶两神，人有权力选择，而且应该选择遵从善神。)

　　-从在屏幕保护程序上使用黑人知识分子和女性运动员的图像做起，她同自身的内隐偏见作斗争，反对社会的刻板印象。

　　撰文 塞莉·莱尔曼(Sally Lehrman)

　　当高级主管一个接一个进入美国洛杉矶新线影业公司摄影棚时，马扎林·贝纳吉(Mahzarin Banaji)正在放映室里跟幻灯机“较劲”。这个11月的下午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他们被约来听取有关多样性(diversity)的报告，包括他们在设计银幕人物特征时所犯的错误。“我原本以为报告会十分乏味，”新线国际部总裁卡米拉·加拉诺(Camela Galano)承认。

　　然而，在中途休息时，新线的主管和他们的同道——时代华纳下属家庭影院频道(HBO)的人，却聚在贝纳吉周围，渴望从她那里听到更多。这位50岁的哈佛大学实验社会心理学家一开始就利用一系列图像，展示出在我们脑子里上演的花招。在一段录像中，一队人绕着一只篮球走过。观看录像的45个主管中，只有1个注意到，画面中有个女人带着一把打开的白伞，慢慢地穿过了游戏场地。通过更多的例子，贝纳吉让听众相信，这类感觉错误，或者叫“意识缺失”(mind bug)，随时都会发生，特别是在我们对其他人作出无意识反应时，更有可能出现。

　　“这是合情合理的，”贝纳吉告诉他们，“而且这是一个失误。”我们都期望公平，她解释说，但是在觉知(awareness)背后，我们的心会自发制造关联，并忽略对立的信息。结果显而易见：在一次书面测验中，主管们轻而易举地就把正面词汇与他们的母公司时代华纳联系起来，但他们发现，很难把正面词汇和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沃尔特·迪斯尼公司相联系。让主管们尴尬的是，他们还发现了自己的另一个倾向——把正面词汇赋予具有欧洲人特征的脸庞，却把负面词汇给了具有非洲人特征的脸庞。

　　20世纪80年代末，贝纳吉第一次与华盛顿大学的安东尼·格林沃德(Anthony Greenwald)合作，开始研究这些内隐态度(implicit attitude)和它们无意识的社会影响。格林沃德首先发明了内隐联系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简称IAT)，测试当人们看到屏幕上的提示后，能多迅速地作出反应，敲击计算机键盘。他们是否更容易把花朵的图片和正面词汇，比如“快乐”或“和平”联系起来？看到昆虫的图片，是否会想到负面词汇，比如“腐烂”或“丑陋”？事实的确如此。然后他开始测试与种族和种族划分有关的词汇和图像。参与者的无意识反应和他们自称的态度并不一致。社会心理学家不断寻找各种研究工具，“当时，IAT才刚刚起步，”格林沃德回忆说。

　　几十年来，贝纳吉、格林沃德和第三合作者——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布赖恩·诺塞克(Brain Nosek)不断寻找新途径，应用IAT和其他工具去探察偏见：它的本性，它源自何处，它如何起作用。例如，贝纳吉与神经科学家一起，把经典恐惧条件反射(classical fear conditioning，人和其他很多生物一样，在面临恐惧时，生理上会下意识地发生防卫反应，比如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和出汗等等)、内隐态度测试和人们自己对人种间交往的描述结合起来，研究社会群体如何变得彼此畏惧。下一步，贝纳吉希望与灵长类动物学家合作，从物种的角度研究反应倾向(predisposition)如何让偏见进入我们的感觉之中。

　　贝纳吉和她的同事还发现，即使在那些持有真诚的平等主义观点的人中，偏见也司空见惯，而且在人们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在我们无意识的时候也仍然很活跃。无意识的态度每天都在影响我们的决定，当研究小组认识到这种力量之后，贝纳吉说：“我们知道，把这个结果公之于众才是正确的。”在一个IAT网站( implicit.harvard.edu/implicit/),使用者可以尝试14种测量手段——例如，发现他们是否自发地喜欢年轻人胜过喜欢年长者，或者喜欢瘦子多过喜欢胖子。10个新建的测试还包括了按国别制作的IAT，比如穆斯林-印度组、巴基斯坦-印度组。

　　迄今，至少有200万人在线参与了测试，其中一些人还提出了建议。贝纳吉发现：“一旦你将它公布于众，你就必须去倾听人们的意见——他们的想法是明智的。”她开始试着从实验室中走出，教给人们有关偏见、职场幽默、智慧和亲切的真谛，她提醒投资银行家、媒体经营者和律师，要埋葬那些会导致错误的偏见。

　　作为一种研究工具，IAT已经产生了接近300篇论文，内容涵盖从神经科学到行销的许多领域。当然，它也引起了学术挑战和争论，一些社会心理学家指责研究小组扩大了偏见的内涵，对结果的解释不够合理。一些批评者强调，这种测试并没有真正测试出无意识的偏见，只是一些无害的文化内容，这些与真正的种族主义是有区别的。心理学家对潜在的认知机制争论不休。一项测试方案发现，一些人恰恰因为害怕自己表现得不公平，反而显示出偏见。

　　然而，完成了61项研究的后期分析之后，格林沃德和贝纳吉仍然坚持IAT的真实性。测试发现了与刻板印象(stereotyping)及偏见有关的判断、行为和生理反应，这些并不是由于观点不同导致的。“在我自己的领域——微妙的偏见研究中，IAT帮助我们明确了曾经争论良久的观点，”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杰克·道维迪奥(Jack Dovidio)评述说。他还补充说，这是一种卓越的教学工具，当使用者体验到他们在做题过程中的不适和迟钝，就会对信息印象深刻。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心理学家苏珊·菲斯克(Susan Fiske)赞许道，马扎林的某些天才之处正是在于，她察觉到了IAT对真实世界中观念的潜在冲击。

　　最近，贝纳吉试图找出人的种族观点最初在什么时候形成，又是什么时候有意识的信仰开始从那些潜伏在表象之下的意识中分离出来。在儿童友好测试中，贝纳吉发现，6岁大的日本孩子和新英格兰白种孩子或公开、或含蓄地喜欢与他们相似的人。到了10岁，他们的潜意识态度和有意识的态度开始分离。虽然当他们长大后表现出更多的平等观念，但这两个社会的人都依然显示出对皮肤黑的人有自发性的偏见。对日本参与者而言，不论是内隐的还是外显的态度，他们对欧洲人的脸的评价都更加正面。

　　贝纳吉猜想，如果她能够检测婴儿的偏见，就能找到答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先天就具有偏见。的确，我们有这个心理机制，自发地对社会类别进行归纳和分等，她说，但是文化中包含了必要的信息。人们在小时候就吸收了种族身份的思想。例如，在面向234名西班牙裔美国人展开的调查中，孩子们喜欢把自己和非洲裔美国人进行比较。但当他们使用IAT去比较自己和白人孩子时，他们对自己群体的自然偏爱就消失了。“这项研究说明，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认为是好的东西，其实是没有根据的。”贝纳吉评论。这可能是通过一些事件促成的，比如父母通过紧紧地牵着一只小手，传达给孩子警告。作为成年人，我们不断观察环境，然后无意识地获得了我们后来一直坚持的刻板印象。

　　幸运的是，我们的大脑似乎不会永远固守偏见。强大的文化信号推着我们朝一个方向走去，但是认知、亲密的关系和经历会把我们拽回来。贝纳吉、格林沃德和诺塞克正在开展一个非赢利性的项目，帮助人们应用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设想以讨论会和演讲的形式开展项目，随后通过在线练习巩固学习成果。